 何如璋与早期中日琉球交涉发布日期：2014-04-24。 作者：戴东阳。 来源：《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摘要：光绪元年(1875)日本挑起阻贡事件后，清政府的对琉政策由被动而主动，一个重大的促动力是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积极建议。本文深入考察了何如璋的琉球建议，及其促使清政府对琉政策发生转变的前因后果。进而深入考查了何如璋在东京与日本政府的具体交涉，认为所谓的“暴言事件”（即照会事件）的出台，与寺岛宗则、森有礼为代表的日本方面的操作有一定的关系。宍户玑回国后，何如璋对琉球问题的关注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继续为重议球案作了不少努力。本文对现存何如璋琉球论著的写作时间，也作了相应的考证。 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是早期中日琉球案交涉的重要代表人物。 目前有关何如璋的个案研究均会介绍这一层面①，早期球案交涉史的研究也大都会涉及②，有学者还专门撰写了相关专题论文③。尽管如此，目前的研究还有深入考察的余地。如一些明显的歧意点尚可辨析；某些涉及何如璋在球案中独特地位的环节，包括东京交涉中照会事件的本相，自格兰忒调停，中经总署与宍户玑会商，及宍户回国以后何如璋为存球祀所作种种努力，均可进一步阐述；现存《茶阳三家文钞》有关何如璋论琉球问题的资料颇为丰富，写作时间尚需考实，具体论述也可进一步利用、阐析。 本文试在较系统地梳理何如璋与早期琉球交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示何如璋在早期琉球交涉中的作为及作用，以期对于更深入地理解早期中日琉球交涉有所裨益。 一、“琉球三策”与照会事件的由来 光绪元年（明治八年，1875）五月，日本大正官正式通告琉球，嗣后禁止向中国朝贡、受清朝册封，须奉行明治年号，实行日本年中仪礼、刑法等。琉球官员恳请公开其两属的国体，遭到日本严词拒绝。此后，琉球政府多次激烈辩论，陈请日本收回成命，均遭日本拒绝。 光绪二年（明治九年、1876）七月，日本政府命内务少书记官木梨精一郎率同属官二名驻扎琉球。④ 十月二十五日琉球通事”林世功“同陪臣紫巾官“向德宏”、都通事“蔡大鼎”等奉尚泰王之命，乘坐一条小船，密航中国求救。 因风色不顺，次年二月二十九日始抵福建，将国王密咨投递福建布政司，禀请吁恳给与咨凭，赴礼部沥情。⑤ 四月初四日，福建布政司将上述情形转报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臣”何璟“、福建巡抚臣“丁日昌”。 五月十四日，何璟等上报清政府。当时，正值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即将赴任。何璟等一面请示处理琉球来使事宜，另一面建议将阻贡事件委命何如璋，乘其前往日本之便，与日本“恺切理论”。同时又建议邀请西方各国驻日公使，按照万国公法，评判曲直。⑥ 琉球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由来已久，日本为何阻贡，清政府一时难以断定缘由。为此，命何璟等先将琉球使臣全部遣送回国，加强台湾海防。同时命总署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令抵日后相机妥筹办理。⑦ 清政府此时的对琉政策实际上不能说是积极的。日本对琉球施行阻贡历时年余，有迹象表明，在向德宏渡闽之前，清政府对此已有所闻，李鸿章还因此主张加强台湾海防⑧，但并没有采取积极举措。 其原因，固然由于清政府迫于外患不断，无暇也无力顾及。但也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清政府以为，琉球孤悬海外，救患不便⑨，没有充分意识到琉球所具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外，由于对日本的内情隔膜，还担心涉足琉球案会挑起边衅。为此，即使令何如璋前往交涉，也明确指示要用迂回之术，不敢直接质问：“何如璋等如据其密咨，与日本辨论，恐日本责问琉球，适启衅隙。不若由闽省以琉球贡使久延未至，风闻日本有阻扰情事为由，迳咨出使大臣就近查询，则日本无从寻衅琉球，而发端自外，亦复较易措词。”⑩清政府的对琉政策由被动而为主动，何如璋的积极建议起了关键作用。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何如璋登上“海安”号兵船离上海赴任。同行的有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杨儒”、“杨守敬”等。 十一月二十日与副使张斯桂进东京， 二十四日进见日本天皇呈递国书。 何如璋到任后，首要之事是探明日本阻贡的原因。 一到神户，就有球官前来谒见，何如璋令球官将阻贡后所有与日本往返文书全部抄录一分以供备览。 抵达东京，驻日球使“毛凤来”等又多次求见，面陈危迫情形，呈上各种禀文。 何如璋反复细阅球官所抄呈与日本来往文书，终于明了日本阻贡的原由。 可以说，阻贡只是托辞，并吞才是目的。(11)为此，他写了《与总署总办论球事书》(12)，提出了著名的琉球三策。 何如璋的琉球三策，包括可行三策、“无策”即“失策”几个层面。 可行三策分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一面辩论，一面派兵船责问琉球，征其贡使，暗示日本以必争。 中策是先据理与争，止之不听，再约球人对抗日本。 下策则是完全采用外交谈判的方式。 所谓无策，就是“坐视不救，听日灭之”，何如璋明确反对这一政策。 指出，如果数以万计的琉球人被日本训练成士兵，驱使为寇，则不出数年，福建沿海先受其祸，这“非特无策，又将失计”，所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非所宜也。” 可行三策中，何如璋倾向上、中两策。至于下策，他认为仅凭口舌之争，要想恢复原有两属关系，恐怕不易，不过是“筹一结局”而已。 对此他又提出三种具体方案： 一是退一步，维护琉球与中国次一层面的关系，“或贡不封”，或“封而不贡”，以维系中国与琉球的名分。 二是，若封贡关系也难以维持，则以“存球祀”为目标。建议邀请各国公使约定，让琉球世世代代为日本外藩，日本不得废藩改郡，使球祀不绝。 三是，若球祀也不能存，就采用西方各国的易地或偿金原则，将两属的琉球全归日本，像日俄互易桦太一样，交换领土，或者赔偿金钱。但索要领土和偿金并非本意，目的是让日本理屈，然后放弃赔偿，为将来的交涉留一口实。 他称这些均为“无可奈何之办法”，但总较当时的“隐忍不言，失体败事”为好。 何如璋主张争琉球，主要是基于他对日本国情的观察和分析。 何如璋到日本后，发现废藩后众多失职者日益贫困，藩阀对立，怨望日深，祸乱迭起。国用匮乏，通货膨胀，陆海军装备训练均不足。他感觉“中土虽弱，犹胜日本”。加上日本当时执政的并非主战派，因此，他断定日本还不敢“妄开边衅”(13)。 当时，清政府内部对于阻贡事件存在种种疑虑。有人怀疑日本派兵是球人求救于日本，其中有诈；有人怀疑日本挑起球事，又暗中放纵球人来中国求救，是观察中国的态度，“以此挑衅”。 对明朝以来倭寇骚乱的历史，以及几年前的台湾事件，也心有余悸。对此，何如璋一一释疑。 他指出，球人抄给日本的咨文，与原件多有“隐约”或隐瞒之处。 驻东京球使自由来往于中国使馆，日本未尝禁止，可见其所吐情实，并非受逼而来。至于当初倭寇骚乱中国沿海而无力处置，是因当时中国尚无兵舰，但现在情形已经不同。 台湾事件则是“西乡隆盛”等主战派所为，但主战派已经失势，执政的是非战派。 何如璋推定，日本在对琉问题上顾虑徘徊，是因为顾忌中国。 他强调，此时“隐忍容之，养虎坐大”，进而将危及朝鲜、台澎，后患无穷。总之，他认为琉球问题不能不争，遂向总署请示。(14) 何如璋的分析与判断说动了总署。 不过，总署鉴于其与“何璟”等人意见相左，决定先与“李鸿章”函商。 当时，李鸿章已收到何如璋来信，并在总署来函商议之前回信。 回信中，他认同何如璋对日本国情的分析与判断，认为争论球案不至开边衅，且于理于情均相宜。 但由于还不了解总署的立场，因此主张“仍候总署核示办理”。 信中，他还向何如璋传授诸项机宜，一旦展开交涉， 一是“援引修好条规第一第二两款，与相驳难”， 二是商请总署转咨礼部，将琉球数百年朝贡成案钞备崖略，“可以应答不穷”(15)。 接总署商议函后，李鸿章开始明确支持何如璋，主张争球案了。 只是对于何如璋的琉球三策，认为上策和中策“小题大做”，主张采用其下策。何如璋的下策具体包括三种方案，李鸿章不赞成最后一种易地偿金方案，认为中国无此体制，支持前两种。 其一，无论琉球是否还能恢复与中国旧日的封贡关系，只力争以制止日本的侵凌，以杜绝其进一步威胁朝鲜。 其二，如果“言之不听”，则由何如璋依据国际法邀请各国公使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如此可望阻止日本吞灭球琉。 李鸿章并非毫无顾虑，他也担心节外生枝。为此，他建议何如璋交涉时，声称是依据琉球使臣的告述，既不要挑明球使到福建求援之事，也不要称出自总署之意，以便“能发能收”(16)。 总署的意见与李鸿章相同。于是决定由何如璋依据琉球陪臣面述情况；先出面交涉，使日本不致迁怒寻仇，别生枝节。 六月初五日，获军机处同意。(17) 二、东京交涉及照会事件的由来 何如璋奉命与日本交涉球案，大致从光绪四年七月至十一月所谓照会事件，前后约半年。 具体分两个步骤： 先是婉转地告诉日本，中国力争琉球的缘故，留下转变的机会。万一不行，再公开、正式地据理诘问。当时正值暑期，日本外务省官员仿西例，大都请假避暑，一时未能与议。 期间，何如璋了解到咸丰年间，琉球曾与美、德、荷三国签订条约，均用中国年号。日本最信任美国公使，为此，他首先前往会见美国驻日公使平安，希望其相助。平安慨然应诺，答应转告本国政府。于是，何如璋让琉球官员前往拜见平安，平安收下了禀文，但不久回国。何如璋同时授意琉球官员，也向法、荷两国驻日公使递送禀函。但成效不著。(18) 光绪四年八、九月间，暑期结束后，何如璋开始造访外务卿“寺岛宗则”，实行其第一步骤。 八月初七日，首度造访，何如璋婉转地表达了商议球事的意愿。指出琉球为中国属国，希望日本遵从琉球的愿望，恢复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寺岛称，以往日本默视琉球外交，但现因担心被他国吞并，故而禁其私交。并称琉球是日本属地。(19)会谈中，何如璋提出是否可以用书面形式提出照会，寺岛宗则答应。 寺岛又问，何如璋前来会商，是出自清政府之意，抑或其本人意愿。何如璋答称，所提证据是琉球人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而前来商议则出自他本人意愿。这本是总署的指示，但这无疑使交涉限于被动地位。尽管何如璋同时指出，这一愿望并非始自今日，早在“森有礼”逗留天津期间，李鸿章已与其谈起此事，这一点，也来自李鸿章授意。会谈最后，何如璋建议尽可能通过会谈方式商议。寺岛同意。双方约定近日再次会商。(20) 此后，何如璋与寺岛至少还有一次会谈。会谈中仍强调中琉间传统的宗藩关系，转达琉球恢复旧制的愿望，抗议日本对琉球的逼迫。结果，日方“延不答复”(21)。 与寺岛第一次会晤，何如璋即曾提出是否可以书面形式提出照会，寺岛答应。 何如璋希望尽可能用会谈的方式商议，但由于日本“延不答复”，终使他不得不采用第二个步骤，公开、正式地据理诘问。 九月十二日，何如璋与副使张斯桂共同署名，向日本外务省寄呈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 照会强调，琉球从古至今自为一独立之国，中琉间数百年的宗藩关系载于史册。 日本阻贡既违背《中日修好条规》，也有背国际法精神。希望日本让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贡。(22) 正如所说，这份照会所阐发的意思，在前两次晤谈中均已“谆谆相告”，之所以又以照会形式重申，是因担心“言语不通，未达鄙怀”。的确，这份照会的基本内容并没有超出此前会谈的要旨。 照会中，抗议日本阻贡的主要依据， 一是礼部和琉球文献中所载琉球朝贡陈案， 二是援引《中日修好条规》的相关条款，这也正是所述李鸿章所授机宜。 与两次会谈的区别在于，照会措辞强硬，所谓“正论相诘”。 由此，引发了所谓的“照会事件”。 十月二十七日，寺岛复函，称琉球数百年来为日本所属，现归其内务省管辖，这一旨意在前两次会谈中已详细陈述。接着，对何如璋照会中“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废弃条约，压制小邦”等用语，予以强烈谴责，称为“假想暴言”，违背重邻交、修友谊之道。 称如果这是出自中国政府之令，表明中国政府已不愿维持两国和好关系。最后，要求何如璋将其旨意转达清政府。(23) 十一月初六日，何如璋回信解释。 他重申这份照会并非徒发之言，前两次面商已再三相劝，只因担心语言不通，未达心意，所以提出书面照会。而照会中“委曲以相告”，其意正在于“厚待邻交”，寺岛的反应使他感到意外。 他表示无论中国政府亦或其本人，均希望中日两国以《中日修好条规》为基础，“维持大局，永固和好”。而按照《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关于所属邦土以礼相待的规定，日本这种“发令琉球，却不以一言相告”的做法，不符合重邻交、修友好之道。 最后，他希望两国交往务须“一秉大公，推诚相与”，彼此不必以“虚词往复”，试图将寺岛的注意力从字面功夫中引开。 并提议既然寺岛认为“有理由”，请本着“准情酌理”的原则，再次“熟商”。(24) 美国前总统“格兰忒”后来在调停中，也曾首先向日本指出，凡是有约各国，遇到像琉球问题此等“重大事体”，必须按照《万国公法》公道商议。不然，“必致失和”（参下文详论）。可见，何如璋提出商议的要求，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精神的。 然而，何如璋的建议却被寺岛一口拒绝。 十一月初七日，何如璋提出照会次日，寺岛回信，寥寥数语，措词生硬，称关于琉球藩之事，他已给予答复，无需多言。(25)这实际上关闭了与何如璋商谈的大门。 早在何如璋首次前往会晤时，寺岛宗则就问何如璋，交涉琉球事件，出自清政府旨意抑或其个人意愿。何如璋因总署授意在前，回答是其本人意愿。这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交涉伊始，即被冠以照会事件制造者的一大原因。 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总署汇报出使大臣何如璋办理琉球案过程，谈到上述照会事件时说： 十月间何如璋等遂照会其外务卿，有“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等语。前驻中国日本使臣森有礼已告假回国，谓此数语未能谦逊，须另删改，否则将照会寄还臣衙门。何如璋等告以如贡事照旧，即将照会撤回，亦无不可。而日人惟含糊照复而已。(26) 总署称何如璋在日方提出“删改”照会时，声称“如贡事照旧，即将照会撤回，亦无不可”，态度依然强硬。 但据现今留存的日方档案资料看，情形似不同。 如上所述，何如璋再三强调重邻交、修友好之意，希望重开商谈。倒是日方的照复态度强硬。不过，总署的报告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即何如璋提出照会后，正好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告假回国，称何照会中“此数语未能谦逊，须另删改，否则将照会寄还臣衙门”。 也就是说，森有礼参与了对何如璋照会的评价和处理。 当时使馆与外务省之间的信函一般一、二天可到，双方一般也在数日间回复。 然而，何如璋九月十二日发出的照会，寺岛直到十月二十七日才回复，相隔一个半月，且突然指责照会为“暴言”。 而对于何如璋的辩解信，他则于次日立即回复，时间相差悬殊。这漫长的一个月，无疑是“暴言”事件酝酿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森有礼“作为驻华大使来华，本是带着探询琉球事件的使命，他曾为日本并吞琉球积极献计献策。 光绪四年（明治九年，1878）四月初九日，他上奏复命，内称，他就琉球事件照会总理衙门， 清政府答复，若持有日本凭照,即可认为是日本人。 为此，他建议，为了让琉球为清国属国这一事实流于无稽之谈，请速改琉球之名，并下令前来清国的琉球岛民配带日本出海凭照。如此，清国可无伤体面，琉球仍不失通商之利，而日本既可遂愿，又可永保与清国的交往。(27) 目前，关于照会事件的评价，所据主要来自二个方面： 一方来自日本，称其为“暴言”事件； 另一方来自清政府，尤其李鸿章《密论何子峩》的评价，称：“子虽甚英敏，于交涉事件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其第一次照会外务省之文，措词本有过当，转致激生变端。语云：出好兴戎，可为殷鉴。”(28)这段话后被广泛引用。 有学者还藉此评论道：“何如璋的后台是软的，发出一个措词强硬的照会，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持，而难下台，后来终于被撤职回国。”(29) 这里有与事实不尽相符之处。李鸿章的“密论”并非在照会事件刚刚发生之时，而是在格兰忒调停接近尾声时，其间存在相当误解，李鸿章本人也很快放弃这一评价。 从现有资料看来，清政府及李鸿章对日本提出的照会事件，总体一直有清醒的认识，并曾明确揭示是日方借端生事，别有用心（详参下文所论）。何如璋也并没有因此被撤职。在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他一直从不同层面参与球案交涉，且颇为清政府所倚重。总之，照会事件至此还远远没有作结。 三、提请美国调停 所谓照会事件后，日本开始着手并吞琉球。 光绪五年二月十九日，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以琉球王尚泰违命不恭为由，宣布废藩置县，以”松田道之“为琉球处分官，以”木梨精一郎“为冲绳县令心得，令尚泰等来东京。同时，内务卿”伊藤博文“命警视局派出警察百五十名随同松田赴琉。 何如璋得知情形，紧急向总署汇报。告知日本已派内务大丞松田往球，“欲废球为郡县”，建议“宜假兵威以示必争”。 同时又前往与日本政府交涉，希望其收回成命。 他先会晤内务卿“伊藤博文”，称球案尚在商议之中，现日本派员往球，“恐生枝节”。伊藤竭力声称“必无他事”。 何如璋又去见外务卿“寺岛宗则”，希望其阻止松田前往琉球。寺岛却称既经派出，非他所能阻止。又称两国议妥，即可撤回，仍等派员来商。(30) 日本实行废琉置县的同时，又派元老院议官夫”宍户玑“出任驻华公使，负责球案交涉。 为此，何如璋向总署提出多种建议： 其一，一面明令沿海各省严防边备，一面撤回使臣，认为如此日本使臣必随同前来乞议而事可成。 其二，如果事不至此，既然日本已遣使前来，借此可洞烛其情，秘密制定对策。 其三，如果日本未派使臣，则仍由他在日商议，但必须另立专条。据他得到的消息，此案结局，必在中国，日本不愿在日商议。(31) 然而，三月十三日，太政官公然宣示“废球为县”， 何如璋见此情形，主张“请召使臣归”。当时，宍户即将到京，他认为如此给日方以压力，球案交涉才可能“有结局”。 若不令他归国，即使与宍户商议，日方亦必仍如之前顽固。(32) 二十七日何如璋重申这一主张，请总署定夺。(33) 闰三月初二日，他再次表示“亟欲下旗回国”(34)。 得知日本废琉置县后，清政府命总署上奏说明处理意见。 三月十九日，总署经与李鸿章晤商，否定了跨海远征的设想，提出以保持和局为宗旨的处理意见。(35) 考虑到宍户玑已到天津，即将抵京，何如璋可在日本协助总署与宍户交涉，主张何“勿遽回华，以顾大局”。在总署看来，日本这次的举动与从前台湾一案大略相同，认为日本有可能以相同方式处理。总署计划静候宍户到后，进行辩论，相机办理。这一意见上奏后获准。(36) 李鸿章又在总署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在复何如璋信中“略参活笔”。先令其与驻日各国公使会商，如无成说，即准回京，随同办理。指出总署与宍户玑会谈，如有何如璋在坐，宍户无可躲避，容易相机酌办。至于驻日使馆及各口理事公务，可责成经手各员暂行照料，这是欧美通例。(37) 其时，宍户玑过天津，不与李鸿章会面直接进京，旋即与总署会谈。 但会谈中宍户声称“我系修好而来，不能预闻此事”(38)，“一味推诿，刁顽已极”，清政府甚为不满。为此，总署设想，一面仍与宍户理论，一面知照何如璋与日本外务省争辩。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请各国调停。 对于总署的这一新方案，李鸿章虽认为是一定办法，但颇有顾虑。当时正值各国使臣陆续来京商议修约免厘等事，李鸿章担心若以此事相告，恐各国借端要求。其时，李鸿章已向各使试探，各使“似皆袖手旁观”。 李鸿章认为，日本正效法西法自强，各国平日就多是日本，而非中国，请各国调停恐怕不易。 他寄希望于何如璋，认为何如璋与他们“平素联络似有交情”，“或能相机结纳，设法与论”。当时，日本虽已宣布废球置县，但所派县令尚未前往，为此，李鸿章还希望出现转机。(39) 总署和李鸿章的新设想，得到何如璋积极响应。他进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先请美国出面调停。 何如璋指出，西方各国有利则趋，有害则避。通商以来，想其推诚相与，固然不易。 但美国自修好以来，热心为我，胜于他国。至于英、俄两国，争雄海上，鉴于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也均有结好中国之心。 而各国之于日本，因无利可图，反而皆有鄙夷不屑之意。 琉球一案，日本灭人之国，绝人之祀，美国作为民主国家，颇为反感。 何如璋认为，如果中国援互助之条邀请美国，美国应该愿意出面相助。如果兵端将起，于通商有碍，即使英、德各国，亦将随声附和，出而调停。 对此，何如璋颇有信心。不过，何如璋仍然强调他的强硬立场。他指出，对于琉球问题，主要目标无疑是存球祀、保和局。但他认为，事至今日，欲保全两国和局，必须明确表示“不嫌失和，和始可保”。 他进而从日本立约以来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及其国力和内治状况分析，认为中国在处理琉球问题上立场绝不能放软。强调如果听之任之，将来养虎坐大，后果将不堪设想。(40) 正在何如璋与总署、李鸿章讨论请美国出面调停之时， 三月十七日，传来美国前总统格兰忒即将来华的消息，总署甚为关心(41)，李鸿章也萌发了将来或许请其协助调处球案的想法(42)。当时有传言，格兰忒两任总统，民心爱戴。此次游览回国，将再接任。(43) 格兰忒于四月初七日抵达天津。(44) 四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格兰忒会谈，提出请其调停的意愿。(45) 此时，何如璋在东京也积极向各国公使寻求帮助，有一定进展。 当时，美国驻日公使“平安”已回日本。据平安称，美国国会已声称，如果中国邀请，美国理应帮助。 四月初七日，何如璋将此事同时函告总署和李鸿章，李鸿章在与格兰忒会谈前夕收到来函。何如璋提出数条办法，内有专请美国调处一条，正好与总署及李鸿章旨意相合。(46)所以，在与格兰忒会谈中，李鸿章特意提到此事，“切托”格兰忒“相助”。并称，他将一面即致函何公使，嘱其等格兰忒到时谒商。希望格兰忒到日本后，由何如璋协同其办理。(47)同时，李鸿章又致函何如璋，告知因其在日本孤立无助，已请格兰忒推诚照应提挈，希望何如璋立即谒晤密商，并将球案本末缘起摘要译呈。同时也希望何如璋与平安公使“加意联络，妥商办理”(48)。 二十六日，特兰忒由津启程前往日本，格兰忒的助手、副将“杨越翰”，以及美国驻天津领事“德呢”等随行。(49) 四、照会事件的放大与澄清 与李鸿章的设想大大相反，格兰忒抵日后，不但不愿与何如璋会面，反而成为所谓照会事件的推动者。 首先重提照会的是日方。 先是在五月十二日，清政府正筹划请格兰忒调停之时，寺岛宗则向何如璋提出商请撤销第一次照会，何如璋表示“未便准行”(50)。 当时格兰忒即将来日，为此，何如璋试向外务省了解相关情况，致函询问日本对琉球封藩年月。 六月初一日， 何如璋接到外务复文，于所问一概不答(51)，却重申那份照会内有“欠雅字面”，并称日方从来没有向何如璋说明日本办理球案的原委，也就是说何如璋至此并不知道球案内情。 复文又称，总署曾为琉事照会其驻华大臣宍户玑，现已核示该大臣办复。(52)这是继五月十二日左右后又一次重提。当初宍户抵京，总署与其会谈时，宍户“一味推诿”，称“不能预闻此事”，如今格兰忒以调停者身份抵达东京，寺岛不仅重提照会，还表示宍户将承担与总署商谈的责任了。 这无疑表明，日本不希望何如璋参与到球案商谈中来。 格兰忒的助手杨越翰在为调停做前期工作中，即被告知照会事件。 当时，日本对于第三国调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尚未到此时候”。 当杨越翰等指出日本此前处理琉球问题未按国际法与中方商议时，日本尽管未加否定，却将责任完全推到一件小事，即何如璋的照会上。 称何如璋“不熟悉交涉体例，前行文外务省措词不妥，有羞辱日本之意，是以不便回复，置之不理。” “何公使照会不妥，羞辱太甚，殊为丢脸”，口径完全一致。 并提出，如果中国肯将此文撤销，日本还是愿意商议的。 为此，杨越翰将信将疑，认为照会一事之“真伪”，“尚未考校明白”。 德呢领事还将与何如璋会面，问是否有此不妥文书。 杨越翰对待照会的态度，与他此时的球案立场有关。他曾向美国驻日公使平安议询球事，觉得中国实在有理。 何如璋也于五月二十五日派参赞将琉球案始末问卷译送。格兰忒等再三详阅，深以为中国理足，毫无矫强之处。此时，英国驻香港总督到东京访问，与杨越翰“素与相好”，而与当时的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素不同心”，也参加到调停中。 杨越翰进而了解了日本并吞琉球的诸多背景。得知中日两国皆有背后挑唆之人，其中就有巴夏礼。而且，日本国内另有一班人挑唆生事，希望与中国开战，即使日本的当政大臣也畏势依违，不得不俯从。 为此，杨越翰出于对中国的“爱敬”，不仅对日方的说法包括照会事件表示存疑，表示要帮格兰忒“办好此事”，还诚恳提醒中国，当时日本对中国已存轻视心和攻击性，处理对日交涉的关键不在条约而在自强。(53)杨越翰是格兰忒的幕友，“左右用事，最为亲密”。(54)这样，杨约翰来信无疑也代表格兰忒当时的立场。 但事情的发展，却使格兰忒一行的立场渐渐发生改变，何如璋的那份照会也变得复杂起来。 格兰忒一行在日本的相关消息主要来自德呢。当时，德呢住在东京美国人"施博"处。"施博"以前曾担任美国驻天津领事，当时被日本外务省聘任襄助，已历两年，所谓“详知内情”。 德呢从施博处了解到的消息是，日人废灭琉球，系英国公使巴夏礼从旁挑唆。何如璋于交涉体例不甚熟悉，又误认巴夏礼为好人。凡何如璋背后所说的话，巴夏礼转告日本外务省，两边播弄，所以相持愈坚。 为此，德呢等认为，何如璋若久驻东洋，恐于公事无益。他通过副领事"毕格德"，将情形毫无保留地尽数告知李鸿章。(55)德呢本人从东京回来后，又当面对李鸿章说：“何公使馆内凡有机密要事，各国公使及外务省无不周知，恐有暗通消息之人。其正、副使不和，则通国皆知。”(56) 格兰忒对德呢非常肯定和赞赏，多次向李鸿章表明这一态度。(57)格兰忒本人自然深信德呢的消息，认定巴夏礼是琉球问题的挑唆者。为此，他在日本的调停工作尽量不在东京进行。 六月初六日，他特意选择日光山旅游之际，与日本内务大臣"伊藤"、将军"赛阁"等“密商球事”。会谈中，他对日本也不掩饰对巴夏礼的忌讳，明确表示：“我看此事在日本必办不了，既有英国公使在此牵掣，必了不成。应该在北京与恭亲王等，或在天津与李中堂商议办结。”(58) 六月十三日，格兰忒从日光山回来。 十四日，致函李鸿章，告知日本已决定与中国会商，“不必再请他国出为调处”(59)。 七月初六日，又致信李鸿章，就商谈的具体细节转达日方要求， 称：“从前两国商办此事，有一件文书，措语太重，使其不能转弯，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如肯先行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特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 所指“有一件文书”，即何如璋的照会。(60) 与此同时又附一信，专门评论何如璋及其照会，并不点名地矛头直指巴夏礼。 称风闻何如璋遇有交涉事件，“必与西国那一位公使商议”，为此，他在东京没有与何如璋商议球事。提到照会时，称：“何公使先前有一文书日本深怪，彼此不常见面，公事亦不能商量。我盼望中国要妥细商办此事，不妨将前次文书撤回，另派大员与日本议办，当可设法了结。”(61) 格兰忒已完全站到日方立场。此时，他对日本在琉球事件中的作< |
兰色凡尘 发表于 2015-1-14 23:12
所谓照会事件后，日本开始着手并吞琉球。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中国琉球网 ( 闽ICP备13003013号 )
GMT+8, 2024-11-25 23:10 , Processed in 1.689949 second(s), 11 queries , File On.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23 Discuz! T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