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诸岛图》的作者及相关问题之管见，兼论康熙年间对钓鱼岛的测绘
文章原载:《闽商文化研究》2014年01期。
二次编修:八重王
《琉球诸岛图》是一份研究中国钓鱼岛、属国琉球历史与主权的重要文献，学界普遍认为该图为洋人传教士「宋君荣」所绘制。
或许，《琉球诸岛图》的作者并非是「宋君荣」，「宋君荣」的原图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他的地图与当时西方的地图，表明当时台湾北部诸岛和钓鱼岛是中国的海防要地，从「鸡笼」至「那霸」的《中琉航路》历来是中国人在使用，钓鱼岛是中国最早开发和利用的，并非是日本殖民者所篡改与其歪曲的历史的“无主地”。
17世纪初，西方地图已经使用中国属国琉球诸岛、钓鱼岛的《闽南、福州语译名》。清康熙时期，全国地图测绘包括了钓鱼岛，这也证明了钓鱼岛属于中国。当时西方的有关地图均以《皇與全览图》为范本，其资料来源是清康熙全国地图测绘，说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已经为当时的国际社会所承认和接受。
《琉球诸岛图》的作者及相关问题略陈一管之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关于《琉球诸岛图》
1751年(清高宗乾隆十六年)，法国传教士R.P. Gaubil（1688-1759，汉名「宋君荣」，以下称 宋君荣），将康熙五十七年，奉皇帝钦命册封琉球副使臣「徐葆光」，于册封琉球世子为中山王后，回京述职所撰写琉球事务报告。康熙六十年，恭呈皇帝御览的《中山传信录》官府刊印本，法文节译本寄往巴黎，1758年（清高宗乾隆二十三年），发表于巴黎《耶稣会士通信集》第28集，该集附有一张《琉球诸岛图》(CARTE DES ISLES DE LIEOU-KIEOU, dressee sur les Memoires chinois par le R. P. Gaubil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Missionnaire a Peking)[1]。
《琉球诸岛图》是一份研究中国钓鱼岛、属国琉球历史与主权的重要文献，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中国研究钓鱼岛的学者「鞠德源」先生，则对此图有专门的论述：
“「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及该书所附的《琉球地图》、《琉球三十六岛图》、《针路图》等在官府刊印出版后的第二年(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即被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西名Antoine Gaubil，1688—1759年)所重视，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认为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一书所记琉球诸岛的位置和数量，琉球的历史、语言、宗教，以及中琉两地亲近的宗藩关系等，皆具有极高的价值，因而由他节译成法文，并参照《琉球地图》、《琉球三十六岛图》、《针路图》的图式与绘法，综合绘成一幅《琉球诸岛图》，于清高宗乾隆十六年(1751)，正式介绍到法国。
据「费赖之」(Pfister)著《入华耶稣会士列传》载有《宋君荣传》，内云：“宋君荣之《琉球回忆录》乃1751年，寄往巴黎者。”
时在，1721年(清圣祖康熙六十年)，册封琉球使臣「徐葆光」撰写《中山传信录》后交由官府刊印，还晚三十年。
这比，1785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年)，日本三岛的本州岛仙台人「林子平」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一书所附的《琉球三省 并 三十六岛图》，还早34年，(见后文)。
同比，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二年)，法国东方学者M．J．K1aproth出版的林子平《琉球三省 并 三十六岛图》法文本，还早81年。
由于，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宋君荣」等人的宣传介绍，使中国属国琉球的历史、地理、风俗、文化等知识，为西方各国所知晓。特别是宋君荣的法文节译本《中山传信录》所附之《琉球诸岛图》，对西方国家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援引，成为英法等国海军、或商船最初在中国东海航行及进行测量调查活动的指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西方陆续出版的世界地图、东亚地区图、中国沿海图，以及有关的海图中得到验证。(详见后文)其中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随后英法等国家编绘的、或实测的世界地图及中国地图，均特别注意标注中国福建沿海岛屿与属国琉球诸岛的地理位置及其「领属」关系，岛名的音译，也一仍《中山传信录》一书所记琉球三十六岛之名及中国属岛之名。
「宋君荣」译绘的《琉球诸岛图》，法文全名是《CARTE DES ISLES DE LIEOU-KIEOU》, dresssee sur les Memoires chinois par le R. P. Gaubil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Missionnaire a Peking.（《琉球诸岛地图》，据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戈毕尔(宋君荣)」回忆录绘制)这幅地图绘入了从”小琉球岛(台湾岛)”的鸡笼山到”大琉球岛(冲绳)”的那霸港口」的航路。其中居于中国皇权中央朝廷下《各级官府州县直接治理》与《境外边疆地方自治的间接治理权》:
台湾(小琉球)附属岛屿东北诸岛:有
《kilougch/鸡笼山》、
《poukiachau/彭佳山》、
《Hoapinsu/花瓶屿、花瓶山》、
《Taoyusu/钓鱼屿、钓鱼山 》、
《Hoan-oey-su/黄尾屿》、
《Tche-oey-su/赤尾屿》。
属国琉球(大琉球)的附属岛屿:有
《Gumichau/姑米山》、
《Isles Machichau/马齿山》。
注：…这六个岛屿，皆是「徐葆光」《针路图》上填注的中国岛屿。「宋君荣」译绘的《琉球诸岛地图》内，还包括了《琉球地图》、《琉球三十六岛图》两幅图内的全部岛屿，译名均照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一书与图上的地名音译。
自从清康熙年册封使臣「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一书刊印出版后，受到东西方各国有识之土的重视，特别是由于法国驻华 耶稣会士「宋君荣」将该书译成法文版本后，并在巴黎出版以后，更加引起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和藩属琉球的宗藩关系历史注意。从此以后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沿海图、中国与琉球地理图等，皆仿以「宋君荣」译绘的法文图版本把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即，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绘入图内，再则也视琉球的宗主权国为中国，这就表明「徐葆光」绘的《针路图》和中国历届册封使《使录》报告中，所记的中国岛屿、琉球的宗主权皆属中国皇权朝廷，早已经得到了西洋诸国的承认，因而也是最有力的国际性的历史证据。”[2]
「鞠德源」先生进一步论证「蒋友仁(法国传教士/Ｍｉｃｈｅｌ Ｂｅｎｏｉｓｔ)」绘制的《坤舆全图》同《琉球诸岛地图》的关系：
“据「蒋友仁」自称，他是根据从西方搜集来的“疆域梗概”，增补《坤舆全图》；但是，可以肯定，当蒋友仁在计划绘制《坤舆全图》之际，当必最先得到了「宋君荣」译绘的《琉球诸岛地图》，其中包括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与琉球诸岛。
对照「蒋友仁」绘《坤舆全图》与「宋君荣」绘《琉球诸岛地图》，两者不但图形上几乎完全相似，而且音译的汉字岛屿名称，也很相近。
例如，所绘中国直接治理管辖的台湾府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徐葆光《针路图》填写有鸡笼山、花瓶屿、彭佳屿、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宋君荣《琉球诸岛地图》译写的岛名有kitoug chau、poukia chau、Hoapinsu、Taoyusu、Hoan-oey-su、Tche-oey-su，其中poukia chau，写在Hoapinsu之前，因此对后出的世界地图、中国沿海图及英美等国的海图均发生不良影响；蒋友仁《坤舆全图》则照宋图依次译写：彭佳(山)、华宾须、好鱼须、懽末须、车未须，而漏写了鸡笼山。依据岛名的中西字音可以知道，宋、蒋两图相近，都是源于徐氏《针路图》上的岛名鸡笼山、彭佳山、花瓶屿、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的汉字语音。[3]
尽管有此缺点，但经仔细核对之后，仍可证明蒋氏虽然是参考宋君荣译绘的《琉球诸岛地图》，如果查其本源，其所绘之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乃是源于徐氏《针路图》，所绘之琉球诸岛乃是源于《琉球三十六岛图》。”[4]
从上所述，可以得出作者的结论：
1、《琉球诸岛图》的作者为「宋君荣」；
2、宋君荣是参照「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而绘制《琉球诸岛图》；
3、西方有关钓鱼岛的地图皆仿《琉球诸岛图》；
4、西方有关地图中钓鱼岛的闽南语译名均源于宋君荣的《琉球诸岛图》。
「鞠德源」先生的考证周详，逻辑严密，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多方征引，已成定论。如香港学者「王基文」亦云：“1751年，法国人R.P. Ganbil（汉名宋君荣），将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法文节译本寄往巴黎。1758年发表于巴黎《耶稣会士通信集》第28集，其中附图明确将钓鱼岛列屿标示为中国领土。后来，此图被西方出版的各式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所袭用，影响广泛深远。”[5]
目前，流传于世的《琉球诸岛图》地图均原出自《耶稣会士通信集》。然而，《耶稣会士通信集》并未声明《琉球诸岛图》为宋君荣所绘制。笔者检索宋君荣所绘之原图，认为鞠氏之说值得商榷。
二、宋君荣所绘之原图
宋君荣所绘之原图现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與图部(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Cartes et plans)，地图的标题是《国王是中国藩属的琉球诸岛图》(Carte des Isles de Liéou-Kiéou dont le roi est tributaire de la Chine) (图1)[6]，在标题下方题有：Cette Carte est l'ouvrage du P. Gaubil, envoyée à M. L'Abbé Jallier qui l'a reçue en 1752 et me l'a communiquée aussitôt（此图由由宋君荣绘制，寄给M. L'Abbé Jallier先生，他于1752年收到后立即发给我）。该图是一幅手绘的地图，上有宋君荣所作的大量注记，说明它才是宋君荣寄往巴黎的原稿。
图1
《国王是中国藩属的琉球诸岛地图》无经纬度，图中在Ki-long Chan与Port de Napakiang之间的海上绘有一条略显曲折的线，经过的岛屿有：Pong-kia Chan(彭佳山)、Hoapin-su(花瓶屿)、Tiao-yu-su(钓鱼屿)、Hoang-ouey-su(黄尾屿)、Tche-ouey-su(赤尾屿)，属于琉球的岛屿有Gou-mi (姑米山)、Isles Machi-cha(马齿山)。与实际地理位置相比，Pong-kia Chan(彭佳山)、Hoapin-su(花瓶屿)、Tiao-yu-su(钓鱼屿)、Hoang-ouey-su(黄尾屿)、Tche-ouey-su(赤尾屿)，彼此距离大为缩短，而更加贴近台湾，在彭佳山和赤尾屿之间的上方注有：Route de Ki-long Chan—forteresse Chinoise, au port de Napapa-kiang dans l’isle de Lieou-Kieou，即从中国堡垒鸡笼山，[7]至在琉球岛的那霸港的航路，显示这些岛屿属于鸡笼山堡垒，钓鱼岛已被纳入中国海防的管辖范围。而在琉球一侧，Gou-mi (姑米山)、Isles Machi-cha(马齿山)则更靠近琉球。两者之间泾渭分明。
关于当时台湾的海防，1722年首任台湾巡察御史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引《赤嵌笔谈》谈及台湾的武备：“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再凤山、岐后、枋寮、加六堂、谢必益、龟壁港、大绣房、鱼房港、诸罗仔、穵象领、今尽淤塞，惟小鱼船往来耳。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8]宋君荣的地图与《赤嵌笔谈》的记载相合，证实钓鱼岛属于台湾海防管辖的范围。
由于这种海防管辖的关系，鸡笼山往往指台湾北部的岛屿，范围包括了钓鱼岛。著名的实例有：宽政六年（1794），日本著名的兰学者桂川甫周将大黑屋光太夫等人的实地见闻整理出来，写成了一本《北槎聞略》，书中附《亜細亜全図》[9]，把台湾本岛标名为“大湾”，而钓鱼岛等北部岛屿标名为“雞篭”，即“鸡笼”，旁用片假名注音“クラレ”。在当时一些欧洲旅行家地图中，鸡笼山也包括了钓鱼岛在内，如1827年，英国雕刻家和地图出版商Sidney Hall（1788-1831）为旅行家制作的《中国地图》（Map of China）[10],把台湾北部和钓鱼岛统称为Kilong tching（鸡笼山）。
值得注意的是，《国王是中国藩属的琉球诸岛地图》在钓鱼岛的东南方绘有先岛群岛的Mien-na y-leang-pao等17个大小不等的一组岛屿，其上方注有Ces 17 isle: Dependent du Rei de Lieou-Kieou一行字，意为“这17个岛：属于琉球国王”，以示与中国管辖的海域相区隔。这清晰地表明，先岛群岛不包括钓鱼岛，钓鱼岛属于中国海防管辖的范围，自然属于中国的领土。
法国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一幅《琉球诸岛图》[11]，它原刊在《耶稣会士通信集》第26集[12]，该书收藏于巴黎人类博物馆图书馆(Paris. Bibliothèque du Musée de l'Homme)。该图是由巴黎的Nicolas Ransonnette(1745-1810 )刻版印制的，也就是现在广泛流传于世的版本。该图在标题的下方题有dressee sur les Memoires chinois par le R. P. Gaubil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Missionnaire a Peking，意为据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戈毕尔(宋君荣)回忆录绘制，这就清楚表明《琉球诸岛图》的作者不是宋君荣本人，而是Nicolas Ransonnette根据宋君荣的原图而刻制。
上述两图一为手绘，一为刻版印刷，虽在制式上大略相同，但在各岛屿的画法上还是有差异，并且注记差别甚大，尤其是岛屿的译名。如台湾岛，《国王是中国藩属的琉球诸岛地图》标为Tay-ouan（台湾），而《琉球诸岛图》则为Partie de L’Isle Formose（福尔摩沙岛局部），这也证明《琉球诸岛图》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宋氏之原图，注记内容甚丰，笔者囿于时间与水平，未及一一考索，尚待进一步研究。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與图部另收藏一幅地图《琉球王国与岛屿图》（Carte du royaume et des isles de Lieou-Kieou）（图2）[13]，作者是法国人Philippe Buache(1700-1773)，制作年代为1754年。该图有关台湾、琉球群岛部分基本上与宋氏手绘之图相仿，其特点是用不同色彩表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疆域，琉球的属土用黄色表示，包括琉球群岛、先岛群岛。台湾北部三岛和钓鱼岛并不包括在琉球属岛之内，这些岛屿从东向西依次标名为：Pongkiachan(彭佳山)、Hoapinsu(花瓶屿)、Tyaoyusu(钓鱼屿)、Hoangoueysu(黄尾屿)、Tcheoueysu(赤尾屿)；并在其下方标注on ne scait si ces Islots sont habite's，即未知这些岛屿是否有人居住。
图2
该图对鸡笼山至那霸航路的标注为：Route des Chinoise de la Forteresse de Kilongchan a Napakiang，意为“中国人从鸡笼山炮台至那霸港之航路”，说明这条航线素为中国人所使用。关于这条航路，1561年(嘉靖四十年)，郭汝霖等奉使琉球，记其航线为：“二十九日，至梅花，开洋。幸值西南风大旺，瞬目千里……过东湧、小琉球……过黄茅……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古米山矣。[14]”郑舜功亦记：“钓鱼屿，小东小屿也”[15]；“小东岛，一名小琉球(即台湾)，彼云‘大惠岛’[16]”；并指出，中国商人使用这条航线至“今廿有余年。”[17]中方记载与Philippe Buache的地图相吻合，即赤尾屿及以西的海域属中国，以东属琉球。在这条航路中，Philippe Buache的地图把赤尾屿以东岛屿属琉球地界，涂以黄色，以示与中国地界之别，可置而不论；以西诸岛名俱为闽南语译名，显示钓鱼岛为中国人所使用，向为中国的地盘已为西方所承认。
三、《国王是中国藩属的琉球诸岛地图》的资料来源
一般认为，《琉球诸岛图》是最早用闽南语标注钓鱼岛的西方地图，宋君荣参照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而绘制，西方地图和文献中的钓鱼岛闽南语译名皆源于《琉球诸岛图》。前已述及，《琉球诸岛图》并非是宋氏所作，而是依据宋氏手绘《国王是中国藩属的琉球诸岛地图》而刻制。那么宋氏原图的资料依据又是来自何处？是否“参照《琉球地图》、《琉球三十六岛图》和《针路图》的图式与绘法，综合绘成一幅《琉球诸岛图》”？蒋友仁的《坤舆全图》（图3）[18]是否“参考宋君荣译绘的《琉球诸岛地图》”？
图3
蒋友仁本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他“是根据从西方搜集来的‘疆域梗概’，进行增补而绘制《坤舆全图》”，并非是根据《琉球诸岛地图》”。那么，他所指的西方“疆域梗概”是什么资料？其实，西方用闽南语标注钓鱼岛地名的地图早在《琉球诸岛图》问世之前就已有之。
早在1720年，Covens and Mortier公司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国部分，菲律宾群岛，巽他，马鲁古……印度，中国，苏门答腊，爪哇岛和东印度地图》(Carte d'une partie de la Chine, les Isles Philippines, de la Sonde, Moluques, ... Carte des Indes, de la Chine & des Iles de Sumatra, Java / Indes Orientalis)(图4)[19]。
图4
这家公司所出版的地图和地图集位居该世纪最著名的地图出版物行列。这幅地图的标题采用的是法语，但是其中的很多地名和说明都已经被翻译成了荷兰语。该地图非常详细，由左右两图组成，左图反映的是印度洋沿岸地区，右图则是中国南部、东南亚和琉球群岛图。
该图右图对东南亚和中国南部的描绘已经相当准确，但琉球岛的大小却显得过分夸张，远超过实际状况。图中并绘出了台湾北部5岛并标注以闽南语的译名，这5岛由西向东依次是：Pong-kia (彭佳山)、Hoapin-su(花瓶屿)、Hao-yu-su(钓鱼屿)、Hoan-oey-su(黄尾屿)、Tche-oey-su(赤尾屿)。该图成图于1720年，而《中山传信录》则成书于1721年，因此不可能是依据《中山传信录》，其东南亚部分系参考了法国耶稣会士在暹罗记录资料而绘制。
1740年，英国人Solomon Bolton(d. ca. 1768)制作的《亚洲第六图：日本、高丽、蒙古和中国图》(Asia, plate VI : Japan, Corea, the Monguls, and part of China)（图5）[20]，现收藏在美国南加利福利亚大学图书馆。该图标注台湾北部岛屿的名称：Ponkia (彭佳山)、Hoapinsu(花瓶屿)、Haoyusu(钓鱼屿)、Hoanoeysu(黄尾屿)、Tcheoeysu(赤尾屿)。其下方绘有先岛群岛，上题构成一道内拱的弧线的TAYPIN Is. belong to the K. of Lekeyo，即太平山属于琉球国王，以示与台湾北部五岛的海域划分。
图5
1752年，担任法国国王的地理学家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绘有《亚洲第2图，中国和鞑靼局部、印度恒河、苏门达腊、爪哇、婆罗洲、马鲁古、菲律宾诸岛以及日本》（Second partie de la Carte d'Asie contenant La Chine et Partie de la Tartarie, L'Inde au de la du Gange, les Isles Sumatra, Java, Borneo, Moluques, Philippines, et du Japon）。原图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图6）[21]，后由法国人Guillaume Delahaye刻制并发行。现在所流传所谓d’Anville地图，皆非原图，而是Guillaume Delahaye的作品及其仿制品。d’Anville的原图为一单色地图，并无色彩，一些学者所称的d’Anville地图着色，其实并无此事。[22] d’Anville一生创作的作品甚多，尽管他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巴黎的城市，但他获得法国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的大量报告和地图，并与耶稣会士有密切联系，一生共制作了211张地图和與图，并撰写了78篇文章和书籍，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最优秀的地图制作师和地理学家。《亚洲第2图》就是他众多作品中的精品之一，但对钓鱼岛的描述和Solomon Bolton的地图基本相同。该图创作于1752年，时宋君荣的手绘图同年寄达巴黎，因此也不可能是临摹宋图。
图6
以上三图的产生均早于宋君荣的地图，由于时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图中的钓鱼岛闽南语译名绝非源于宋氏之图，而是另有来源。如果把以上地图与宋氏《国王是中国藩属的琉球诸岛地图》和《琉球诸岛图》逐一比对，可以发现上述诸图不但在东亚海域的图式上一脉相承，而且钓鱼岛的闽南语译名也几乎完全相同，显示了所依据的资料的高度同源性。从成图的年代来考察，无疑宋氏之图和《琉球诸岛图》应是临摹当时的欧洲地图，所依据的资料是西方的“疆域梗概”，其中包括1720年Covens and Mortier公司出版的《印度、中国和苏门答腊、爪哇岛(东印度)地图》和1740年Solomon Bolton的《亚洲第六图：日本、高丽、蒙古和中国图》等图，宋君荣地图的图式和译名几乎是这两图相关部分的翻版，因此可以推测他可能见过这些地图。
至于宋图与《中山传信录》的关系，从地图的形式来看，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中的《琉球地图》、《琉球三十六岛图》[23]的图式和绘法和《针路图》是中国传统的形象山水画法，其琉球诸岛的图形和方位与宋图相去甚远，而且没有画出钓鱼岛，对宋图的绘制作用不大。但宋图与其他西方地图不同的是，图中绘有从基隆山至那霸港的航路，应该是吸纳了《中山传信录》的《针路图》[24]的成就。因此，所谓宋君荣“参照《琉球地图》、《琉球三十六岛图》和《针路图》的图式与绘法，综合绘成一幅《琉球诸岛图》”之说，恐有偏颇之嫌。
然而，无论是Covens and Mortier还是Solomon Bolton，或Bourguignon d’Anville都未来过中国，他们绘制地图的依据又是什么？笔者认为，蒋友仁所说的“疆域梗概”应源于由西方传教士传入欧洲的康熙地图测绘资料和《皇與全览图》。
四、康熙全国地图测绘与《皇與全览图》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地图测绘，“谕传教西士分赴内蒙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并咨各省督府将军，札行各地方官，供应一切需要。”[25]当时，参加全国测绘的西方传教士共10人，他们是白晋、张诚、雷孝思、杜德美、汤尚贤、冯秉正、山遥瞻、德玛诺、麦大成、费隐。[26]其中除了后者二人，其他都是法国耶稣会士。
从1708年到1717年（康熙四十七年－五十六年），这支测绘队走遍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各省，绘制了一幅幅各省地图。1717年，白晋将各省分图总绘制成一幅全国地图。翌年，刻木版印刷，这就是著名的《康熙皇舆全览图》。
康熙皇帝费30年心力，组织领导测绘全国地图，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亚洲也是创举，不仅奠定了中国地理学、测绘学的基础，对世界地理学也是一大贡献，意义十分重大。
《皇與全览图》后由传教士马国贤携往欧洲，制成铜版四十一幅，[27]运回国内，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印制 (图7) 。[28]可见，在1719年之前，《皇與全览图》及地图绘测的资料已流入欧洲。
图7
《皇與全览图》所绘地域幅员辽阔，东北至萨哈连岛（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至阿克苏以西叶勒肯城，北至白尔鄂博（贝加尔湖），南至崖州（海南岛）。图上注有经纬线，用梯形投影法，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东经320至西经360，北纬180至550。山脉河流以及各省、府、州、卫、所、县、镇、关、堡等重要地方绘制精详，关内外均用汉字注地名，又以黄飞签注五岳、河流、省会等地方。图上以红、黄二色标示两条横贯东西的干线，南干红色，北干黄色。红线起自昆仑山之东南，顺布伦楚必拉（金沙江）南下，经云、贵、湘、赣等省入闽至福州入海。黄线西起昆仑山之东北，经星宿海、陕甘、蒙古，出义屯门（今长春）经兴京至长白山止，但西藏、蒙古西部和台湾东部多空白。其时全国初稿虽成，然尚在修订之中，[29]未最后完成。
自从《皇與全览图》及其资料传入欧洲以后，引起欧洲制图家的极大兴趣，引为西方有关中国地图制作的范本。如前述的1720年Covens and Mortier的地图、1740年Solomon Bolton的地图。这两幅地图的中国大陆沿海和朝鲜半岛几乎是完全复制《皇與全览图》，其资料来源于康熙的全国地图测绘毋庸置疑。
1737年，“法国王室地理学家唐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曾根据此图（《皇與全览图》）作成中国新图[30]，在巴黎出版二次，在荷兰海牙出版一次。”[31]该图与他的1752年地图的中国大陆沿海和朝鲜半岛也是完全复制《皇與全览图》，中国西部与《皇與全览图》相似，多处空白（1740年Solomon Bolton的地图亦同），证明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的地图也是仿制《皇與全览图》。
以上地图其实都是《皇與全览图》的扩大版，不过补充了台湾以东的区域。这些地图与《皇與全览图》都有一个特点，即朝鲜半岛被过度放大，与实际状况不成比例。这是因为当时朝鲜当局不允许传教士入境，使清政府的测绘工作遇到阻碍，正如传教士的报告：“因此，这部分工作是由一个满大人执行的，他有意接受了传教士的指导，然后以使者的身份被派到那边。即使这样，他们（指朝鲜官员）也无时不刻地严密监视着他，他身边的陪员从未离开他，记录下所有的言行，以至于不能用绳索测量经度，他只能按时计算里数……通过使他们（指朝鲜方面）相信他所使用的仪器是日冕，为了确定时间而停下来看它，他能做到的仅是获悉了太阳的高度。”[32]以致朝鲜半岛地图的绘制出现了较大的误差。
尽管《皇與全览图》没有绘出台湾东部诸岛，但康熙全国地图测绘的范围是当时清朝的版图，包括了台湾东部诸岛和福州至琉球航路。周煌《琉球国志略》云：“钦惟圣祖仁皇帝北辰星共，乾坤合德，念琉球僻处东南海外，思有以定其分度次舍之象，与正其阴阳寒暑之宜，特遣精习理数内臣联马风飞渡，测晷占辰”。又云：“康熙五十八年（1719），圣祖仁皇帝特遣内廷八品官平安、监生丰盛额偕册使海宝、徐葆光同往琉球国测量。按琉球分野，与扬州吴越同属女牛星纪之次，俱在丑宫。旧测北京就北极出地四十度，福建北极出地二十六度三分；今测琉球北极出地二十六度二分三厘，地势在福州正东偏南三里许，旧测福建偏度去北极中线偏东四十六度三十分，今测琉球偏度去北极中线偏东五十四度，与福州东西相去八度三十分；每度二百里推算，径直海面一千七百里，凡船行六十里为一更。自福州至琉球姑米山四十更，计二千四百里；自琉球姑米回福州五十更，计三千里；乃绕南、北行，里数故稍为纡远耳。始知从前动称万里者，皆属县揣云。”[33]看来，康熙年间测量福州至琉球航路有“今测”和“旧测”两次，今测指康熙五十八年（1719）派遣海宝、徐葆光等测量琉球；旧测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冯秉正、德约诺、雷孝思三人奉派测绘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图；五十三年（1714）冯、德、雷三人并测绘台湾。《台湾县志》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皇上命大人渡海亲丈，而里数远近确有定据。”[34]1715年8月，冯秉正致耶稣会士德科洛尼亚（de Colonia）神父的信也谈到这次测绘：“将近四年以来，我几乎无法如我所愿的那样履行传教士的职责。整个这段时间，皇帝命我测绘中国地图……我知道人们在欧洲急切地期待着这一工作的成果：人们会对我们满意的，不过尚需假我们以时日。归雷孝思、德玛诺神父和我测绘的四个省份无疑是这个帝国最富庶、最美丽也是最重要的省份。它们是河南省、江南（或曰南京）省、浙江省、福建省及台湾（Formose）和所有沿岸岛屿。这些岛屿大多是贫瘠荒芜而且是无人居住的。我尊敬的神父，您不必指望我在此会详实地告诉您我们在途中看到的一切，这超出了一封书信的极限。我仅仅告诉您我最近的工作，即我们的台湾岛（中国人把它称为‘埋冤’（Miouan））之行及在那里发现的某些特别之处……我们在首府呆了两天，和当地官员一起处理各种事情，随后分头行动了。雷孝思、德玛诺神父和陪同我们的两名鞑靼人挑选了岛屿北部地区；我和另两名陪同我的鞑靼人选了首府所在地区、岛屿南部。”[35]由此可以获知，当时西方传教士曾抵达台湾北部地区进行测绘，包括所有沿海岛屿，尽管这些岛屿大多是贫瘠荒芜而且是无人居住的。Philippe Buache的地图所指 “未知这些岛屿是否有人居住”的钓鱼岛，可能就是根据西方传教士的报告而绘制。同时，欧洲人也高度关注台湾的地图测绘，并与在华传教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源源不断地获得相关信息。作为传教士对台湾的测绘的成果之一，是Covens and Mortier、Solomon Bolton和Bourguignon d’Anville的地图以《皇與全览图》为蓝本，依据在台湾测绘钓鱼岛的资料，把台湾北部的5个岛屿绘在图中，并标以闽南语之译名，钓鱼岛之闽南语译名只能源于冯秉正、德约诺、雷孝思等人奉康熙之命对台湾的测绘。
至于宋君荣，他于1722年6月28日抵达中国，由于当年康熙皇帝驾崩，雍正皇帝因教士卷入皇子之争而颁布禁教令，宋君荣被困在广东，直至12月31日才在巴多明神甫的斡旋下启程赴京。1723年4月9日，宋君荣来到北京。先师从巴多明学习满语，“于满文亦甚熟”[36]，不久即为拉丁文教师，训练满族翻译人员与俄国人交涉。此后直到他去世，除了曾作为译员出使俄国和去新疆测绘地图外，他始终居留在北京，“1759年7月24日殁于北京”[37]。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宋君荣曾访问福建或学习闽南语，又怎么有可能用闽南语来译钓鱼岛诸岛之名？其所译《中山传信录》，“几尽采自1721年刊之徐葆光《中山传录》”，“时在《传信录》问世后30年，乾隆册封尚穆王前5年，故别无更新之材料”[38]。所绘《国王是中国藩属的琉球诸岛地图》不过是临摹之前出版的欧洲地图，其钓鱼岛的闽南语译名亦源自康熙年间对钓鱼岛的测绘。
当时琉球诸岛虽是中国的藩属，但未列入版图，故不属于全国地图测绘的范围。徐葆光对此曾评论道：“今琉球虽隔大海，新测晷景，与福州东西相值仅一千七百里；世世受封，岁岁来贡，与内地无异。伏观禁廷新刊與图，朝鲜、哈密、拉萨属国等图皆在焉；海外藩封，例得附于其次。若仍诞妄，不为厘正亦何以见圣朝风化之远与外帮内嚮之久，以附职方称甚盛哉！”[39]由于缺少对琉球的实地勘查，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派员测绘琉球地图之前，人们对琉球岛的面积大小的认识存在着误区。徐葆光谈及此事：“琉球旧无地图，前〈使录〉云：‘周围可五六千里，东西长，南北狭’，皆意揣也。葆光咨访五六月，又与蔡温遍游中山、山南诸胜，登高四眺，东西皆见海。本国里数，皆以中国十里为一里。今皆以中国里数定之，乃南北长四理四十里，东西狭，无过数十里而已。再三讨论，始定此图。[40]”欧人不明就里，遂将琉球里数作中国里数，所以Covens and Mortier、Solomon Bolton和Bourguignon d’Anville等地图竟将蕞尔小岛琉球[41]绘成仅略小于台湾的大岛，这也印证了西方地图的资料来源于传教士的中国纪事。
总之，Covens and Mortier、Solomon Bolton和Bourguignon d’Anville等西方地图是以《皇與全览图》为范本，益以传教士在华地理勘测的知识而绘制成图；宋君荣的手绘图则是前人之图的临摹本。后来的《琉球诸岛图》和蒋友仁的《坤舆全图》等西方人绘制的地图又竞相仿制，陈陈相因，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上半叶。[42]虽然后期的这些地图也有若干变化，但溯本追源，其资料的源头都指向康熙地图测绘和《皇與全览图》。我们可用以下的图式表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结 语
综上所述，《琉球诸岛图》的作者并非是宋君荣，而是法国制图家Nicolas Ransonnette。宋君荣的原图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他和Philippe Buache的地图表明当时台湾北部的鸡笼山诸岛是“forteresse Chinoise”，即中国的海防要地，海防范围包括了钓鱼岛；从鸡笼至那霸的中琉航路历来是中国人在使用，钓鱼岛是中国最早开发和利用的，并非是“无主地”。17世纪初，西方地图已经使用钓鱼岛的闽南语译名，康熙时期的全国地图测绘已经包括了钓鱼岛，这也证明了钓鱼岛属于中国。当时西方的有关地图均以《皇與全览图》为范本，其资料来源是康熙全国地图测绘，说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已经为西方社会所承认和接受。
注释：
[1]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par quelques missio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recueillies par Le-Gobien, Du-Halde Ingoult. La-Neuville Patouillet et autres. - Paris Le-Clerc, 1758, XXVIII Recueil, p.335. 该集的出版年代国外学术界说法不一，大多认为是1768年。并参见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Nouvelle Edition, Memoires de la China, Paris,1781, p.190；http://web.viu.ca/black/amrc/index.htm?Research/Papers/LIQ.HTM&2
[2] 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辩》，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上册，第362-363页。
[3]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辩》，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上册，第364页。
[4]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辩》，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上册，第366页。
[5] 王基文：《从历史文献看东海究竟属于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06-27。
[6]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Cartes et plans, GE D-16718
[7] forteresse，原意为军事要塞、堡垒，这里指海防重地。本文部分法语翻译承蒙金国平教授赐教，谨此致谢。
[8]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2，《赤嵌笔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台湾文献丛刊》第004种，台北： 台湾银行，1957年，第33-34页。
[9] 织田武雄、室贺信夫、海野一隆：《日本古地図大成―世界図編》，讲谈社，1972年，第188-189页。
[10] http://alabamamaps.ua.edu/historicalmaps/asia/eastasia3.html.
[11] http://catalogue.bnf.fr/ark:/12148/cb384651973
[12]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aris, J.G. Mérigot, 1780-1783, 26 volumes.
[13]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Cartes et plans, GE D-10055 (132)
[14] 萧崇业：《使琉球录》卷上，《使事纪》引郭汝霖所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3辑第55册，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74页。
[15] 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1，1939年，第3页。
[16] 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6，1939年，第18页。
[17] 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1，1939年，第5页。
[18] http://wenku.baidu.com/view/a508a960ddccda38376baf29.html
[19] http://www.swen.com/item.php?id=15831。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亦收有该图，但为1760年版本。
[20] http://digitalbrary.usc.edu/cdm/ ... 15799coll71/id/302. 韩国学者亦引用过该图。
[21]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GE C-10841 (1RES)
[22] 韩昭庆：《从甲午战争前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看钓鱼岛列岛的历史》中的图2和图3实为同一图的不同版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91页。)
[23] 见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4，《琉球三十六岛》、《琉球地图》，《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9辑第181册，台湾大通书局，1984-1987年，第132-133、140-141页。
[24]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1，《针路》，《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9辑第181册，台湾大通书局，1984-1987年，第10-11页。
[25]黄伯禄《正教奉褒》，上海慈母堂，1904年，第18页。
[26]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2页。
[27]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1页。
[28]赵寰熹：《〈皇與全览图〉各版本对比研究》，《满族研究》2009年第4期。
该图又名《皇舆遍览全图》，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内府刻本，是康熙朝绘制全国舆图中刊刻年代较早而又罕见的善本舆地图。
[29]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北：学生书局 ，1969年，第526页。
[30] 该图的名称为《中国、中国鞑靼与西藏总图》(Carte la plus gene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hibet)，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收藏有此图。
http://nla.gov.au/nla.map-rm3521
[31]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1页。
[32] Cordell D. K. Yee, “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the Myth of Westernization”, J. B. Harley,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p.181.
[33] 周煌：《琉球国志略》卷1，《星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3辑第56册，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35－36页。
[34] 陈文达：《台湾县志》卷1，《與地志·里至》，《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第30册，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3页。
[35]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中国回忆录》II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57－161页。
[36]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689页。
[37]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685页。
[38]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北：学生书局 ，1969年，第550页。
[39]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自序》，《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9辑第181册，台湾大通书局，1984-1987年，第4页。
[40]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4，《琉球》，《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9辑第181册，台湾大通书局，1984-1987年，第150页。
[41] 冲绳(大琉球)岛面积1208平方公里，仅及台湾岛的1/30。
[42] 关于此类地图不胜枚举，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备注:
中国政府享有对琉球国的“”宗主领土权“”的权益。
琉球国王享有琉球列岛的“”治理管辖权“”的权益。
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从未签署任何放弃、或割让等协议书文件给予它国。虽然日本殖民政府于1879年后单方面废中国藩属琉球国，从而改设置日本冲绳县给予窃占殖民。
但中国历届的政权从未、也未曾正式签署放弃对琉球宗主权领土。
故此，美日两国必须将其窃占的琉球列岛，以和平协商谈判归还与中国，并且必须遵循港澳地区回归模式。
1879年,中国官府"照译"横滨西字报论琉球事
http://bbs.liuqiu-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32
清季 申报 台湾纪事 辑录 一十七
光绪五年八月二十日（公历十月初五日——礼拜日）/1879年,
照译 横滨西字报 论 琉球 事
公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日本兴兵至台代球民复仇；中国过问，几动干戈。
日兵至台时，统领"西乡从道"照会"闽浙总督"李内称：『日前台湾生番劫杀备后民四人，后又惨害琉球难民五十二人；特此兴兵复仇』云云。
闽浙总督覆文内称：『琉球，中山故国也；臣事中国巳数百年，极其恭顺。而中国待之，不分畛域。是以本大臣札饬台湾地方官严拿凶犯，秉公办理』云云。
闽浙总督二次照会，更属了然；内称：『球人是我属民，其被生番惨害一事，自应由本大臣饬令地方官查办，不必贵国费心。况贵国之备后四人未遭惨戮，不过被劫』云云。
吾读此文吾，已知"巴君"之谬，然尚未知成立之约何如；
及取阅之，乃知"太久保"与"总理衙门"所定者,曾无一「琉」字、一「球」字，第言「有国当保护己民」而已。
此一役也，中国自始至终皆不直日本所为，谓其"藉端滋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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