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日本兵初进南京城,还有的汉奸把藏身于民众中脱下军装的守城军官兵一个个指认出来,致使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活活被日军刺死。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女们作斗争。
当年,抗日英雄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令人震撼的历史拷问!今天之所以还有中国,就是因为有杨靖宇这样大写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倘若一个个大小汉奸们成了气候,还有今日之中国吗?
汉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层次而又难以挽回的。正是靠着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如此之久。在伪政权“治理”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国农民被大量饿死冻死……而汉奸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更是令人痛心。记者曾采访亲历者回忆抗战时期的伪满生活:在日伪联手14年的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下,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只知道自己是亲日的“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荒唐的背后警示世人:断根去魂、亡国亡种的危险绝非危言耸听,汉奸资敌祸国殃民的深重危害绝不能重演!
史“怪胎”——中国的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
汉奸,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个“皇军”的样子,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
想当初,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所作《致南洋同志书》何等壮怀激烈!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有着荆轲刺秦般豪迈和勇气的人,最终却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谁又能想道,汪伪政权中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骨干头目,官居汪伪政权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学生领袖,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人,抗战期间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而陈公博、周佛海也曾是显赫一时的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先是背叛了共产党,又背叛了国民党,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然而,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深刻之处。
其实,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在支撑。“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之所以有汉奸,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以华制华”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
抗战初期,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就公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
“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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