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对山东相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和城市中部分国企由盛到衰的历程做了些调查，很多内容可谓触目惊心。这些由亲历者口述出来的信息，一方面印证了我近两年来在网络上所阅读的左翼文章的客观可靠，另一方面结合着改革开放后农村和城市的渐次变化，我得出了一个骇人的结论。
这个结论的直接由来是在听一个原济南火柴厂的老职工的口述时产生的。这个老人曾经是济南火柴厂的某位领导，并在企业倒闭后带领工人上访十余年。他亲口诉说了这样的事实：作为亚洲甚至世界最大的济南火柴厂是被人为搞垮的。为什么说是人为的呢?因为火柴厂在88年之前效益很好，每年的合同金额很轻松就可以达到上千万美金。但是火柴厂的位置是济南市区的黄金地段，有好多家单位都想吃这块肥肉，比如渤海集团(姜春云的夫人李月娥为其终身董事长)、济南钢铁厂、人民商场等。市政府曾对赴任火柴厂的书记明言“你上任的任务就是把火柴厂搞垮，搞垮了你就到北交热电当书记，没搞垮你就下台走人”，还曾对赴任的副厂长也如此交代，只不过搞垮后会给他安置到某个研究所当所长。最终这个厂93年被当时仅7个人的皮包公司渤海集团吃掉了。
那一天我所接触的另一个老国企济南水泥厂在被卖掉之前也是效益很好的企业，利税在济南市名列前茅，只不过是在所谓“蓝天工程”的名义下被强行迁建了。所谓迁建，按道理应选好新建的厂址并做了必要的建设工作之后才可以动迁。孰料济南水泥厂的迁建却是被卖掉被兼并的结局。
这不禁让我想起在农村调查得来的信息。好多农村的包产到户其实在基层是被坚决反对和抵制的，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分田，直到上级下了行政命令：要么把田分了要么换人。而我所调查的淄博淄川区东下册村据称是周围实行包产到户最晚的村子，因为当时集体搞得很红火，劳动日已达一元多，机械化、水利化、副业等都已具雏形，单干风是被干部群众坚决抵制的。
如此明显荒谬的事情为何成为了现实?把火柴厂搞垮符合谁的利益呢?只要神经和智力正常的人都会明白，这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工人的利益，也不符合正直的负责任的各级官员的利益。若讲符合，它只能符合那些腐败的贪官污吏的利益，符合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利益，服从于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搞垮、把共产党搞垮、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置于中外反动统治奴役剥削的目的。
所以，在结束了对这些工人的调查后，综合我头脑中已经有所认知的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结论：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是行走在一条清晰可见的毁灭社会主义复辟最黑暗的封建资本主义的路线图上。设计师的确高明无比!
不是吗?让我们站在改革开放的起点，试以毁灭社会主义复辟封建性资本主义为根本目标，再现我们的改革进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确是当权派尤其是走|资|派心惊胆战的十年。文革的最直接的任务，是阻止资产阶级复辟他们的天堂，即反修防修。
设计师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上台后，复辟资本家们心中的天堂的长征开始了!
尽管设计师政治理论功底不佳，尽管他心中对毛主席切齿痛恨，但是，他学习毛泽东思想也是毫不含混的，除去立场的本质分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还真是被他活学活用到了复辟大业上。
毛主席民主革命的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的改革开放也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农村的复辟之路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经历了土地革命后，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怎样保住胜利的果实使农村不再出现贫富分化、不再出现新的地主阶级、不再出现失地农民呢?在正确的革命政策落实的地方，农民或自发或被顺利引导而组织起来，从换工组到互助组，从低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终于使土地这个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归于集体所有，集体化的道路是一切有识之士也是一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待农业的共识。
然而，农民的小私有者意识也是最根深蒂固的，所以必须历经长期的建设时期，以集体化农业发展取得的相对于小农经济不容置疑的成就来使农民逐步转变私有观念，从而确立农业集体化的稳固基础，并通过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一切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解放大批农业劳动力，形成农业产业工人化，集体所有制最终转向全民所有制。农民这个阶级最终变成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发展道路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可是，我国建国后的农业发展，不能够按部就班的如此发展。因为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解决路线问题，因此政治运动就必不可免。而广大农村的发展也因其领导人的思想状况、政治倾向而各有差异。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广大农村，发展的好的、中等的、发展的不好的都各占三分之一。但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无可置疑快速发展的农业基础，并且大力推行的政治教育，使集体化的道路基本上为绝大多数民众所接受。
到1978年，人民公社存在整20年，人们接受的集体主义教育尽管有一定基础但还远未将旧有的私有观念清除殆尽;农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存在相当大的影响力，并通过各种手段和不良作风败坏农民的积极性和对集体化道路的认同;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太短，工业化的积累是依靠剥夺农业实现的，所以尽管农业在快速发展，但农民的生活没有相应得到改善，老百姓没有看到集体化道路带给自己切身利益的明显益处;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还处在并存时期，农民还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园;等等。凡此种种，对于复辟者而言，农村是一个社会主义力量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对农村的复辟。
但是，集体化下的农村，农民还是被组织起来的，以生产队为基层单位实行集体劳作，公私是分明的。要搞复辟，必须解散集体所有制，才能把被组织起来的农民分散成一个个的个体。
所以，包产到户必须推行。因为衡量要不要集体化的的标准不是以农业的健康发展为标准，而是以怎样有利于复辟为标准。于是，人民公社农业搞得不好的要推行，经过实践证明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农业道路是正确的也要推行。明着来的政策文件人民可能不答应，那就依靠强权来口头的、暗示的，直到要么分田要么换人(撤职)，使包产到户推到全国(1982年)，并彻底瓦解了人民公社(1984年)。
包产到户对农业的发展危害是巨大的。它终止了已在广大农村开始起步的机械化进程，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至今，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建设被抛弃，适用于集体的扬水站、氨水池等水肥设施逐渐失修或荒废。无数山林被强行开荒，滥砍乱伐肆虐，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的大农业变成了只顾眼前私利的生态灾难。
包产到户对农业发展短期内并不会让老百姓见到巨大的利益。怎样才能让农民心甘情愿的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设计师们的确高明，他们深知小农意识的短视，于是用眼前利益来收买人心。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1977—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最高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
这个政策对农民的实际生活的确是好啊。此前征购较高，余粮较少(深挖洞广积粮了嘛)，现在自己家里的余粮不够就少交点，先攒够能应付灾荒年景的余粮再多销粮。价格上涨的幅度这么大，粮食卖掉之后手里的钱自然要多好多，农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党的政策真是好啊!感谢党，感谢设计师!感谢改革开放!让我们生活一下子变的好了!
然而，国家的代价呢?农民兄弟不会去算这笔帐。这实际上是国家把用于长远发展的资金直接向农民发放，从而造成资金短缺(此前或同步进行的还有大幅度提高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大肆修建楼堂馆所，落实历次运动中所谓冤假错案及资本家的待遇和补偿等)，影响了国家工业化的健康发展，并产生了内外债。1968年我国以往国债本息还清后，一直到1981年国家再没有发行国内公债。 1981年以后，我国开始每年发行国债。外债的第一批日元贷款正是从1979年开始的。
集体化道路时期，基层政权通过公社、生产队等各种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学习、农田水利建设，空余时间还可以进行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包产到户之后的农闲季节，此类公共活动逐渐消失，初步形成的集体主义觉悟被空闲的时间涣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赌博、封建迷信、以及桃色新闻的层出不穷。农民重又变成了一个个的沙子。
包产到户之后，农村的贫富分化成为必然，而政府对万元户等致富者的大力宣传，使曾经付出艰苦努力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走向瓦解，致富、挣钱成为目标，一切向钱看成为共识。人的私欲就此成功复活了。
贫富分化中的富裕者，在完成了资本积累后必然要走向发展资本主义，而要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要雇佣剥削劳动力。这对于有着二十多年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国人而言实在是个不可接受的事物。怎么办?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并雇工的情况，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讨论，最后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认为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八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八个人以上就叫雇工，八个人以下不算剥削。”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八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1987年，在中央5号文件中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彻底放开。1988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的活动作了法律规范，而与之相伴随的雇工自然也合法化，获得了“准生证”。从此共产党在中国堂而皇之的表明不是为消灭阶级和剥削而奋斗甚至恰恰相反。
另一方面，失去了集体的农民，也就失去了养老、医疗以及地方健康发展的切实保障(农闲时期的集体劳作是原始投入，其成效是在日后逐渐显现的，取消之后这种利益也就取消了;而且集体化时期农村基层普遍出现了社办企业，消化富余劳动力;集体化农村的福利保障也已经形成并日渐加强，如赤脚医生的合作化医疗，五保政策，教育的投入等)，一切只能从承包土地里的庄稼获取，而农作物在改革开放后日益变成了市场定价，在国际资本运作下的国际粮价日益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挤压(他们依靠对本国农业的大额补贴维持农产品低价，增强竞争力和垄断市场)，仅仅依靠粮食生产已经不能保证正常的生活，所以农民工、小姐等等就从农村走出来了。
就这样，我们看到了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农村一步步被设计师引领走向了一个小农经济的、贫富分化持续发展的、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衰败的农村，其封建性和资本主义是共生的。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毛主席(1958年)在井冈山和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会产生怎样的感叹?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
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以设计师的才干和智慧，毛主席的话岂能理解不透?但是，正如主席在临终那年说的：“永不翻案靠不住，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也难，走|资|派还在走”。设计师依然在做毛主席的学生，规规矩矩的做一个人民的反面教员，让劳动人民以沉重的代价去深刻领悟主席的预言。
城市的复辟之路
一、把持话语权进行思想舆论方面的严格控制
农村相对于城市，政治运动的深入和普及程度还是要低很多，而且封建性的宗族观念还依然起作用，文革时期的运动并没有在根本上冲击农村的大多数当权派而流于形式。但城市就不同，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主体，各级城市是各级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工业交通及经济中心，因此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就极为激烈，城市人民群众对文革、对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解也更为深刻。所以，要想在城市范围内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须首先淡化并逐渐瓦解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和政治热情。
对于设计师们而言，他们也有着强大的力量和一定优势。文革的斗争对象——官僚集团，并没有丧失阵地尤其牢牢掌握着军权;人民并没有看到走|资|派的真面目，也就很难领会文革的进步意义和必要性，而且，在历经十年之久的频繁的政治运动之后，普遍产生了疲惫甚至反感，期盼过一种安定的生活。
所以，在以一种保持安定的面目出现后，赢得了当时人民的一片欢呼，也就赢得了舆论上的主动。所谓的安定就是再也不搞什么政治运动了。不搞运动，其实就是要人民远离政治不问政治。不搞运动，就是要强化官僚集团的利益，阻止人民通过运动来监督并清算官僚集团的非法行为。
但长期以来的政治教育，形成了人民关心政治的习惯和敏感性，怎么办?看看毛主席逝世后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他们做得多么高明。
他们首先是把文革的核心力量打掉。然后，那些真正理解，并有能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的各级干部，都被以所谓清理三种人的方式彻底终结了政治生命，并形成了一种政治高压——只要在实质上坚持继续革命思想的就被打击为四人帮余孽，永不叙用。这样革命群众就失去了主心骨，成了一盘散沙了。
接下来，强化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强化领导的权威性，弱化普通职工参与国家和企事业管理的民主权利。边缘化工会、共青团的作用使其成为党政的附属物甚至摆设，使普通职工失去表达意愿的重要平台。
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鼓励计件工资制，以奖金等手段实行物质刺激，使广大职工得到眼前利益，稳定了民心，争取了政治上的支持和主动。
一箭双雕改变知青政策。停止知青下乡，并实行知青返城。一方面给当时的华国锋出了大难题造成大量失业，一方面以关心知青解决知青实际困难的面目继续赢得人心。知青返城后，一定程度上使知青人数多的城市短期内出现社会秩序混乱、劳动生产率下降、社会问题集中出现等现象。结合政治路线的转变，信仰的初步缺失，自由化的逐渐弥漫，给此后的严打埋下伏笔。
严打，86尤其89学生运动的严厉镇压，使人民在事实上彻底接受了过问政治的教训，从此一心听从强权，追逐个人的利益。
要达到人们在政治上的麻木和混乱，就必须否定原先的毛泽东时代的思想观念，同时宣扬有利于设计师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所以，在舆论宣传上，明暗结合，进行了非毛化和西方民主化的思想战役。
在思想控制取得成效后，就开始了洗脑运动。首当其冲的是非毛化，就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晚年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探索，否定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功绩，颠覆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为此，他们精心组织炮制了张志新平反，鼓励各种文学刊物登载伤痕文学、回忆录等攻击文革，并把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时期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种种错误大量栽赃毛泽东，同时污蔑文革时期是崩溃是倒退是浩劫。这场战役复辟设计师们是相当成功的。
在教育方面，表面上依然让学生从小就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剔除了其中的灵魂，只剩下枯燥、呆板和教条，让学生从心里反感和厌恶。与此同时开始大量讴歌西方，西方的社会秩序、生活质量、民主自由，让学生从小时候起就向往西方崇尚西方。
在文艺方面，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扶持纵容饱含资产阶级腐蚀力的文艺占领文艺阵地。如，宣扬爱情至上和肉欲的小说、歌曲，宣扬封建思想和个人至上的影视剧，宣扬无视历史真实为蒋介石及帝国主义唱赞歌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等。
这场战役打下来，老百姓的思想彻底混乱，信仰崩溃，毛泽东时代世界首屈一指的民族凝聚力被瓦解了。
二、组织战线——培养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
对设计师们而言，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人民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是一场艰难的长征。毛主席讲，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对于反革命事业亦然。所以，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最可依赖的干部主力军。
这支队伍的第一部分，是中国革命的元老派，是那些没有进化到社会主义革命状态的民主革命者，这些人不理解或者尽管有一定理解但不接受文化大革命，他们因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巨大贡献，在党和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这些人很多在文革中受冲击。设计师们以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为名，恢复其权位，并落实各项政策，补发工资及相关待遇，并辅以高标准的住房(大建楼堂馆所的一部分)等，使其与设计师们结成利益统一体。当然，这一步骤是与清理四人帮分子密切结合的。
这支队伍的第二部分，来自反右运动的一风吹摘帽中的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他们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是准确无误的，因为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官僚或知识分子，他们人生的奋斗目标和设计师们是完全一致的。
仅有这两部分显然不够，因为老百姓能够看明白——这是对毛主席时代政治运动的反攻倒算。怎么办?必须培养新生力量。
这个新生力量，就是通过抹杀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和宗旨，强化社会的功利意识调动各级官僚的私欲，逐步扩大企事业各级领导的权力，弱化群众的民主和监督权力等，来塑造一个一心往上爬、一心谋私利、逐步明确地奔向资本主义的新官僚体系。这个步骤大致如此：通过逐步取消正常的党内及政府民主生活来减少来自基层的民主压力，恢复并强化官本位意识，简政放权，价格双轨制，政企分开，厂长负责制，承包，管理层收购等，使腐败大肆横行，利用物质牢牢控制了官僚队伍的阶级立场——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立场，打造了一个在中华大地身体力行英勇善战的复辟干部大军。
通过吸纳资本家入党、清理工农党代表等举措，变共产党为空壳，行资产阶级政党之实。践踏党内民主，破坏民主集中制，形成党委一言堂，造成各级党员干部成为驯服工具
三、篡改宪法和加强所谓法治建设
以完善和强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名，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管理，篡改了历史最能体现劳动人民权力的75宪法。取缔或限制人民通过革命争取到的民主权利，如取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罢工，限制游行、集会、结社等。
此后，加快引用资产阶级法制步伐，新的法律条文层出不穷。一方面，不断强化法的威严，强化执法者的权利空间即腐败空间，一方面通过所谓法治，将人民的民主扼杀，稳固统治秩序。
四、外交的投降主义
毛泽东时代，我国奉行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对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无私援助，因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必须依赖于全世界无产者的彻底联合和共同解放。这实在是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最根本的策略。
复辟设计师们也是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所以上台后，果断终止了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及兄弟党的援助，声称不当头，要韬光养晦。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陷入低潮。
同时，积极寻找靠山，以确保复辟大业的顺利进行。这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应用——结成反革命的国际主义阵线。为此，投靠山姆大叔，以入侵越南为投名状，一箭多雕。既转移国内视线把握住军权坐稳了位置，又替美国出了气让美国放心，还耗用了大量的毛时代积累加剧财政负担，给改革开放引进所谓外资找理由。
为了与美国建交，表明自己要踏入资本主义下流阵营的决心，默许美国对台军售，使解决台湾问题从此陷入停顿和后退。请看中国外交部自己关于台湾关系法的叙述：《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众所周知，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明确提出中美建交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非如此建交则不可能。同样，建交之后，如果违背建交原则，则中方应立即责成美方纠正错误行径否则就应终止外交关系。然而这三十年来是怎样的呢?那些外交抗议到底是给谁看的呢?欺骗中国人民掩盖事实真相到底符合谁的利益?能够说明什么呢?这不恰恰说明了设计师们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吗?不恰恰反映了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共同对付中国人民吗?
此外，我国的情报工作发生重大转向。全民一体的对外警戒体系被放弃，基本放任外国各类情报人员混迹来访游客等进行间谍工作。而我国对外的情报工作也由中调部派往海外使领馆的人员从事，变成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专项职能。情报工作变成了只与官方有关而无需全民参与的事情。
五、国防的主动退却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八亿人民八亿兵的时代，是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时代，是任何外国敌对势力都不敢轻言冒犯的时代。这一方面靠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形成的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一方面靠矢志不渝地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和高精尖科技探索。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尽管只是主要的代表，却足以让国人振奋让敌人胆寒。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时代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具备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势头。
这里仅记录的是毛泽东逝世后下马的尖端军工项目，不包括众多的重大民用工业和科技项目的下马,比如船舶、数控机床，大型工程装备等等。在下马风的同时，国防科研部门在全民经商，国防靠后的热潮中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一些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在一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宣扬声中，被迫向外流失。最终使中国至今仍臣服于外国产品面前，巨额外汇白白花掉。
1、运10飞机下马。
2、截至1982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31项，其中主要有：
⑴、远程轰炸机;⑵、对地强击机;⑶、空中优势战斗机;⑷、大型军用运输机;⑸、武装专用直升机;⑹、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
3、截至1982年，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其中主要有：
⑴、包括现在才出来的“093，094”;⑵、“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⑶、中国早期航母
4、截止1982年，第二炮兵部队下马原定项目多达45项，其中主要有：
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直-7下马;直-8下马;歼10搁;多项核潜艇被PK;DF7惨遭肢解被销毁;大型驱逐舰计划。
此外还有国防及民用尖端技术被自动放弃，如：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工业自动化项目，数字焊接系统等。
试想，没有这些对国防的削弱和路线的倾覆，怎会有使馆被炸、飞机被撞、商船被查等等国耻?
通过如此行径，让国防和科技自废武功，民族工业也从此无力创新迎接外资企业的挑战。
六、制造民族问题埋下分裂的种子
毛泽东时代，堪称民族团结和融合的典范，各族人民友好相处，真诚和睦，都把自己当做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有各种文字及文艺资料作为证据。
在西藏，59年叛乱被镇压后，随之进行了民主改革，摧毁了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短短几年内，改变了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翻身后的农奴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在翻身农奴当中，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从1964年起，中共西藏工委就开始了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工作。至1975年底，在西藏除阿里地区之外的将近2000个乡中，先后建立了1921个人民公社。1975-1976年，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又领导了全区范围内对城镇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反动统治阶级被消灭，藏独失去底层民众的支持。不仅如此，达赖失去了宣传藏独的途径，藏传佛教也在人们头脑中一度有所淡化。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农奴充满解放的喜悦，还有谁一定要依靠宗教呢?在很多贫苦农奴看来，毛主席成为他们心中的神，在文革中他们敢于去摧毁过去被视为无比神圣的寺庙。达赖喇嘛，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国际社会，那时都处于几乎被人遗忘的状态，而藏人对汉人也普遍融洽友好，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同时，在中美修好的大背景下，达赖集团的筹码作用降低。1972年美国撤销了负责达赖流亡人员救济的难民事务专员公署，停止援助，并一再拒绝达赖访美;尼泊尔调动1万多军警，消灭并解散了盘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不丹逮捕了达赖派去的骨干分子，限令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达赖只能哀叹：“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自此，达赖穷途末路，开始试探我国政府的态度，甚至多次暗示他将返回祖国。
作为复辟者的设计师们是怎样推进他们的事业的呢?请看：
1978年12月28日，设计师接受美联社采访，传达了愿意同达赖喇嘛对话的信息，并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生邀请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1979年初，邓在北京会见嘉乐顿珠，指出：“你今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商量，大家可以谈。”“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并表示“非常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并问达赖可以派多少人过来，嘉乐顿珠表示初次可以派三四十人，以后每年增加。设计师马上说，不行，你要派一千人来。设计师还劝说，过去的社会迫害了很多人，别说藏族一个区域，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地方的人遭到迫害。设计师举自己的例子，他都受迫害。设计师恳切地对嘉乐顿珠说：“我们大家往前看嘛，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
1980年胡要帮要求解决六件大事，：一是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二是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三是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四是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拨款;五是加强藏文化的地位;六是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胡的讲话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而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其核心是恢复宗教信仰。自此，治藏方式发生再次转折。
平反的贵族、农奴主与达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藏独的阶级基础。早在邓接见嘉乐顿珠后很短时间内，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被提前释放，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胡要帮落实宗教政策期间，平反了802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对文革中查抄财产予以清退。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后来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则成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这就是所谓的“落实统战政策”。
邓、胡的政策引发了新一轮的宗教狂热，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途径。藏人被告之信仰毛主席是错误的，藏人就应该信仰藏传佛教(达赖就是藏传佛教的化身)，因此，达赖喇嘛再次成为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的影响，在与中央交涉过程中达赖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自此，分裂势力通过复兴宗教自然而然的摆脱了70年代走投无路的窘境，重新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压的一枚棋子。胡要帮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汉干撤出西藏。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80年在藏汉族干部职工12.2万人，到85年仅剩7.1万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汉干低于7万人。
藏独势力复兴根源于错误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实质并未根本改变。其次，在民族政策上“抑汉捧藏”，不断给予藏人提干、生育、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照顾，形成了排斥汉族干部的藏干“特殊利益群体”。再次，在阶级政策上，上层路线未改变，翻身农奴重新沦为“弱势群体”。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农奴“积极分子”失去原有地位，大多沦为贫困阶层。藏北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讲述：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藏独的终点在哪里?藏独为什么会得到设计师的默许并迅猛发展起来?藏独、设计师们、西方反华资本主义势力之间是怎样的利益关系?这些问题稍微一思考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七、瓦解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基础和劳动者主人翁地位
创造瓦解条件，为改革公有制企业打基础
前面铺垫的一切举措无不是为了最后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仅就社会主义的企业而言，不管是集体所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在健康地发展，充分展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活力。要想改变这个经济基础，就得让它们的优越性和活力丧失掉。请看设计师们是怎么做的。
1、前面已经说过，在把持的舆论上大肆灌输非毛化和西方民主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污蔑社会主义的企业没有活力和效率。在反复的宣传下，并且在官僚作风日渐普及工人积极性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相当多的人信以为真了。
2、在前述中，我们知道为了收买人心，在农村是提高粮食收购价和降低收购额，使农民改善了生活得到眼前利益，在城市提高职工工资、福利、奖金收买人心，对老干部落实政策提高待遇，对新官僚体系进行物质诱惑和操控，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建楼堂馆所，这些都要造成比毛泽东时代大得多的财政支出，此外，还打了一场越战。这样，就吃掉了历年的积累，吃掉了毛时代的“广积粮”，吃没了没有内外债的局面。但是正常的经济运营还要进行(否则人民就看明白了不能答应了)，资金的缺口就要解决。
其实国家的财政来源，大部分来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上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金都是调拨的，其利润都要上交国家，其流动资金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也由国家拨入。但是设计师们要进行他们的伟业把企业上缴的资金都安排了用场，没有可以拨付给企业发展的资金了，怎么办?
第一，拨改贷(1979年实施)。即原来由国家财政拨付企业的资金(全民所有制企业，理应由全民公有之财政负担)，现在停止了，企业自己向银行贷款解决吧。后来又把上缴利润变成上交所得税(1983年)，即利改税。这样一种政策规定，实际上是要国营企业代替国家完全承担出资者的经济责任，国家成为既不出资、也不对投资经营后果承担责任的出资者和所有者。把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收关系固定下来。用税收这种法律手段来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关系，解决所谓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可是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必须经营有利才上缴。多利多缴，少利少缴，无利不缴。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是要承担这个风险的。而税收却是依法必须缴纳的。将投资收益变为强制性的税收，实际上把风险完全给了企业，国家作为所有者变成只有赢不会输的固定收益者。社会主义的企业就此变成了没奶吃的娃。复辟设计师们的心里话是：看你还怎么有活力?!——够毒的吧?
可是，资金还不够，怎么办?
第二，向外国贷款，即办理日元贷款，第一批1979——1983年3309亿日元(当然是贷款是有一定的附加条件的，比如购买日本的过时设备和生活工业品等)，开创自虐式引进外资的先河。
可是还不够而且越来越不够怎么办?
第三，发行国库券。1981年起开始每年发行国库券，向人民借债。
3、实行殖民地式开放政策，便利国际资本入侵，并给以极大的政策优惠，以便在竞争中击垮国营企业。
我们知道设计师画的圈都在沿海，为什么在沿海呢?因为沿海距离外国最方便最节省成本啊。
实行开放后，我们国家内部就有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有国营(全民)的，有集体的，有本国先富起来的人等开办的私人或合营企业，有外商独资企业，还有中外合资企业。我们清楚地看到：
凡是非公有制企业都享有政策优惠。在开放之初的1983——1988年，公有制企业要上交55%的所得税，后来变为33%，但是其他企业却享有年数不等的免税和减税待遇，或远远低于公有制企业的低税率。
非公有制企业不承担公有制企业所必须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如职工的免费医疗、医院、教育、职工子弟学校、住房、离退休人员费等等。
非公有制企业不必严格遵守公有制企业正规的劳动纪律。公有制企业基本上是执行8小时工作制的，但是非公有制企业延长劳动时间加重劳动强度却是司空见惯的。
此外，由于公有制企业的管理相对正规，对于地方官员而言，非公有制企业更给他们以灰色收入的便利因而也为其大开绿灯，使各项优惠的条件政策等都向其倾斜。——这也是响应中央即设计师的号召，招商引资加快发展嘛!说白了就是促进国企垮台，加快复辟步伐。
在这种种简直有天壤之别的起跑线上，如果公有制企业反而能竞争得胜岂非出鬼了?但是，正是这种顺理成章再正常不过的失败，被称为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了，这还讲一点道理吗?!
4、在公有制企业竞争铁定失败的基础上，大造舆论，为改变公有制基础做准备，同时发起管理层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的动员令。
在这一点上，设计师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太子党们成为先富起来的第一批，而且是狂富暴富。价格双轨制啦，走私热啦，下海啦，就是这些富豪们的发财轨迹。也正因此才会有2007年全国亿元资产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高干子弟2932人，占91%。
而各级公有制企业的管理者们也无不大显身手，以权谋私，甘当蠹虫，为日后的山鸡变凤凰狂积能量，扎扎实实地履行复辟主力军的职责。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公有制企业的竞争失败就成为必然了。竞争的失败，就是所谓深化国企改革的最好理由。
坚定不移地推进所谓国企改革的过程及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变化
1、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棋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简政放权、减税让利。这是1978年提出的。设计师们称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比不像“企业”，不是自己到市场上去自主经营、自找饭吃，而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却从不向人民说明国家的大锅饭是从哪里来的。
扩大企业自主权，结合着前述强化劳动纪律规章制度，弱化普通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民主和监督权力，使企业的领导者凌驾于群众之上
2、扩大企业自主权刚要试点，还没有眉目的情况下，1979年却匆匆忙忙作出了一个极端的、从此使国有企业一蹶不振的给企业“断奶”的决定----“拨改贷”，直接把企业打入了困境，耗尽了建国以来的积累，许多企业出现了停产、半停产，延续到后来的砸三铁，导致大量工人下岗、领不到工资，生活陷入困境。
3、在“拨改贷”保持长期影响的情况下，1983、1984两年，国家又搞了两步“利改税”。
4、利改税被证明失败后，国家决定从1987年下半年起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到当年年底，全国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已达到82%，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也达到60%以上。
此时，就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制度而言，一般是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或领导班子同企业上级行政机关签订承包合同。许多承包合同“暗箱操作”，不经职工民主决定。承包人一经确定，为了达到“优胜劣汰、减员增效”的目的，整个企业由承包人“重新组阁”、“竞争上岗”，企业原有干部、职工由承包人重新选聘、雇佣，许多干部、职工因此下岗失业。承包人成了“老板”，干部职工的去留全由“老板”决定。谁上谁下，许多企业实际是由同承包人的关系疏密好坏决定的。一些企业实行全员抵押承包，或要求职工入股，职工只有缴纳了抵押金或股金才有上岗的权利，不然就不能上岗。职工们憾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一些企业承包以后并没有搞好，职工们的抵押金、股金也泡了汤。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第一次受到全面性的冲击。
5、出台破产法。
在推行承包制之前，即1985至1986年间还发生过一个急于要搞国有企业破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某个国有企业没有搞好，但只要它有搞好的必要，就要加强其领导，进行整顿、改进，直到切实搞好。如果这个企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那就是关停关转;生产资料、债权债务等由上级机关处置，职工另行安排工作，并无难处。
但是，在复辟者们眼中，要撼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改变工人阶级做为主人翁的天然劳动权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循序渐进的推行企业破产，采用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破产的办法来处理这些国营企业。因此，急不可耐地要求制订一部《破产法》。但是，当时我国还没有一部全面规范工业企业的完整法律，破产只是企业法制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应当先制定《工业企业法》，在此基础上再制订后为其子法的《企业破产法》。而当时主持改革的领导人刻不容缓，先推动沈阳市制定了一个地方的行政法规，向五家企业发出破产的“黄牌警告”，并在一年后的1986年8月对沈阳防爆器械厂实行了破产。然后，急促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6年12月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该法附加一条：《破产法》要等《工业企业法》实施三个月后才得试行。当时，《工业企业法》还没有讨论。一部已经最高立法机构通过的子法律要等尚未经最高立法机构讨论的主要法律生效三个月后再试行，这是中国立法史上仅有、世界立法史上仅见的现象。
从此，对于中国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来说，企业破产，职工失业好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了头上。
6、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提出所谓优化劳动组合。从1985年开始，北京、沈阳、青岛和株州四城市先后在部分企业进行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1986年，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皆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等改革劳动制度的四个规定。这是对建国以来我国劳动制度的重大改革，其深刻的内涵就是把工人阶级作为改革对象。
“优化劳动组合”的最主要之点就是企业的全体人员，从干部到工人，人人取消原有的职务、工资，摔掉“铁饭碗”;根据精简机构的要求，重新竞争上岗，优胜劣汰;分配拉开差距，奖勤罚懒。
劳动合同制，通过人人都同企业签订一份劳动合同，明确了职工与企业之间只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契约关系，职工与企业的生产资料无关了，职工的企业主人地位也就不复存在。在此基础上经过优化劳动组合，在岗的“铁饭碗”砸掉了;干部职工都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一大批人下岗失业了。这是工人阶级主人地位丧失的又一大过程。复辟设计师们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7、物价改革。198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急风暴雨的一年。设计师们下决心要在这一年闯一闯物价改革这一关。设计师多次讲话鼓励“闯关”：“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成路。”结果，闯出了一个全国抢购商品、挤兑银行存款的风潮;闯出一个官倒泛滥风潮;闯出一个皮包公司扰乱市场风潮;闯出1989年的大动乱。然而，设计师们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稍一稳定，又抓紧推进改革，并进一步明确了不要问姓社姓资，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
与此相配套，工人阶级的地位还必须进一步改变。1992年1月25日，劳动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家体改委、人事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的意见》，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来，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整体上看，企业内部“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弊端没有完全破除，影响了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企业内部真正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机制，成为当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任务。国务院批转的《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二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也指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能高能低的内部分配制度;打破“铁饭碗”，建立能进能出的劳动用工制度;打破“铁交椅”，建立能上能下的干部管理制度;建立企业内部分配和建设投资约束机制，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破三铁”运动。据统计，全国进行三项制度改革试点的企业达6万多户，涉及3000多万职工，占职工总数的30%。
8、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图穷匕见。
党的十五大决定：“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从此，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出现了大面积的、深刻的分解。像这样在短短时间中就把全国范围的、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从岗位上剥离下来，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人类历史上亦属罕见。并且，这是把原来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主人的工人阶级成员一下子变成为除了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这更是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悲剧!
复辟设计师们现在可以大刀阔斧的向着目的地进军了——1992年他们如此说：“十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是因为迄今为止的改革都是在维持传统体制框架(引者注：指社会主义公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利益关系调整，没有触及到传统企业(引者注：指国营企业)的制度基础，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无一不与传统的企业制度有着直接关系。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应该从制度建设入手，把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从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性调整转变到以理顺产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上来，变革微观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他们把“现代企业制度”用16个字来概括：“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
人类历史上，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并没有一种什么“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王珏杜撰“创新”出来的，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要建立一种资本主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企业，那样企业才具有 “精英”们所说的企业生机和活力。
怎么实现这种转变呢?
进入21世纪，中共十六大报告着力强调的是：
“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
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
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逐步推进服务领域开放。通过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重组改造结合起来，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农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3年，各地进一步对中小国有企业采取改组、联合、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的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改制达81.6%。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关闭破产，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3307户，涉及职工600万人。初步估算，全国正有一半以上需要退出市场的国有大中型特困企业和资源枯竭矿山实施了关闭破产，一些沿海地区长期积累的需退出市场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已经关闭破产。
2004年，出现了一场被称为“郎咸平旋风”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大讨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批评在“国退民进”的改革中存在国有资产被大量侵吞的现象。他根据对格林柯尔、海尔、TCL等案例的分析，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了，并指出现在是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正在联合起来，“‘合法地剥削’国有资产”。 郎咸平教授的批评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得到经济界、理论界和广大群众的认同，当然也遭到有关的相反方的强烈反讨，引起了一场对立性强烈的大论战。其中，因为郎教授对格林柯尔及其负责人顾雏军的违法行为进行揭发，格林柯尔和顾雏军个人先后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并正式以“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使“郎、顾之争”成为“郎咸平旋风”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富于戏剧性的是，2005年4月5日，顾雏军被公安机关拘留，使顾雏军用9亿多换取并控制的资产总额超过136亿元的违法行为得到了证实。而其间为国有资产损失买单的不是银行便是政府。“郎、顾之争”也就此划上了句号。“郎、顾之争”以至“郎咸平旋风”让我们看到，国企改制，贱卖国企，培养了一代资本骗子。
谎言被揭穿，但复辟大业怎可叫停?2005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共三十六条。这个《若干意见》强调要“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这个《若干意见》确实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清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开竞争”了。
9、不计代价，钻进欧美的贸易圈wto，与国际接轨。实际变成了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中国的利器，和中国健康发展的枷锁。我国各种优势贸易屡屡被西方制裁逼到墙角里。
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成立于1995年1月1日。其宗旨是：促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障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长;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生产和服务;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大幅度削减和取消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并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接轨，这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直至目前，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公有制残存的基础面临的被逐步吞噬的趋势。宪法所明文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早已成为一纸空文，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基础变成了对工农的专政。复辟者的大业已经接近完全成功。
10、利用民生政策掩盖调和阶级压迫
三十年的改革，在工人阶级从主人翁到弱势群体的道路上，血泪斑斑。
劳动就业的天然合法权利被劳动合同取缔，劳动者沦为雇佣工人出卖劳动力;
社会主义的免费医疗、义务教育、免费公住房被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和住房产业化所取代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退休保障需要靠自己前期投入。
不过，为了避免老百姓在残酷的生存状态中奋起反抗，设计师们以高超的手段推行一些民生措施安抚民意，调和阶级矛盾。比如，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拉，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啦，取消农业税啦，建设廉租房啦，设定低保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而且，政府推行的一切措施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的，老百姓，你们要怨恨就去恨社会主义吧!
综上所述，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绝非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有着明确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的终点就是全面的资本主义，但不可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封建性的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并且，依照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特征，很有可能要把中国搞个四分五裂使中华民族彻底解体才算达到目的。
对为设计师们辩护的反驳
很多善意的人总是以为设计师改革的初衷是好的，的确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才造成改革的诸多失误，实在大谬!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姑且不论周围有多少高参、政策研究人士、发展预测人士，单就他个人的从政经历和智慧，也足可以预见到各种政策所能造成的短期和长期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是用来抢班夺权搞的，而并非来指导实践的。否则，经过实践证明相对于集体化的农村道路，分田单干引起倒退为何不总结不纠正?自己说过如果改革开放造成两极分化，产生了资产阶级，就证明改革开放失败了，为什么不总结不纠正?共产党人是襟怀坦白坚持真理的，而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可设计师为何要求不争论?如果争论会出现什么情况?看一看目前的社会性质，想一想文革时期走|资|派的称谓，是不是有一种名至实归之感?
其实，当改革开放刚刚进行不久的时候，我们党内那些真正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家和学者就已经看出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之道且一再呼吁。如果真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有无数次的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为什么从未有过反思和纠正呢?反而一再告诉人民，改革出现的问题要依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是什么逻辑?!
有人还会疑问，在设计师的改革中也曾坚定地反对过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把全盘西化的主要领导搞下去了呀?
这才正说明了设计师的高明，因为89风波的时候，老百姓怎能容许明确的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的路线?全盘西化与设计师们的终极目的并无二致，但是那时的确是“能做不能说”，说了就坏了复辟大业了，怎能让他们过早的泄露天机呢?所以，当这种声音出来后，必须要伪装出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样子来迷惑人民。
路线图到底有没有似乎用不着再纠缠了吧?
在这个路线图存在的基础上，我们该明白为什么现在汉奸何其多了吧?可以解释内政外交的种种不可理喻的现象了吧?可以解释wto自套枷锁、银行贱卖、海外利益输送、甚至亡国灭种的转基因了吧?明白中国正在往何处去了吧?
明白之后，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喝问：怎么办?!
怎么办?!
这是需要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都要勇敢面对的问题。
让我们重温毛主席的话吧：
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 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