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与扫盲运动延安经验、苏联模式与大跃进时的教育改革1940年代末，延安公办、民办学校并行。这种制度成本低，同时强调学习和劳动相结合，学生每年参与20到30天的体力劳动，适合识字率低的落后解放区。
1949年后，新中国逐渐从苏联学习新的教育制度。苏联模式强调统一的测试与考试、固定的课程与教学检查，培养所谓的“优秀”学生升入高等教育。
到1955年，教育制度已与延安模式大相径庭而接近苏联模式，目标在于培养学生为大学而非工作做准备，半工半读的成分也消失了。在这种制度下，1952年到1956年，小学入学率基本持平，而文盲率降低得极慢。
1957年，“目前仍有40%的人民没学可上。”“今年有400万高小毕业生没法升入中学，他们没法进中学，没地方，没资金。”
大跃进通过提出教育系统彻底改造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地区，1950年代建立起来的体制继续运行。此外，所有学生参与生产劳动。而人民公社开始筹办新的民办小学与农村中学。孩子们仍然参与农业生产，教育成本也会更低。
三年自然灾害后，这一改造被中断。文革前夕，教育制度重新回到1950年代正规学校制度上。
初级、中级教育的普及虽然教育制度几经波折，但数据显示1950年代到1960年代，新中国在大幅度普及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
1953年，小学约有820万人入学，到1964年约有3300万人。1950年代早期入学率50%，1958年、1965年达到了80%。初中入学率也增长迅速。1965年初中入学数300万，是1953年的3倍。大跃进时期，农村中学的扩展使入学率增长更迅速。高中入学人数从1953年的15万增长到了1957年的32万。人数在大跃进中大幅增长，在1958年达到了68万。
从总的结果来看，三个教育阶段的长期发展速度基本相同，1953到1965年间，入学率都成倍增加。
扫除文盲运动新中国早期在扫除文盲方面的成果也不容忽视。
1950年，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提出要“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
在随后的识字运动中，“速成识字法”被创造并推广。全国各地迅速办起了多种多样的识字班——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
到1953年为止，在职工中已扫除文盲近100万人，农民中扫除文盲308万人。
大跃进时期是扫除文盲的高潮期。1957年3月8日，教育部要求：在40岁以下的文盲中，一般要求扫除工人文盲的85%左右；扫除农民、市民、手工业合作社社员文盲的80%左右。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有2200万人脱离文盲状态，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到1958年7月，全国范围有近1/4的县、市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参考阅读：《新中国扫除文盲运动》
早期教育的问题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尽管从1949年到1960年代，新中国进行了大力的教育普及和扫除文盲运动，但教育的效果是不令人满意的。
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服务 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阐述的教育方针指出了同样的价值取向。
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
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其中，“大众的”“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1957年2月，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而对于新中国早期的教育情况，特别是中小学和大学的教育性质，可以从1971年关于教育的全国会议总结中“两个估计”中看到：
“（在1949年后的17年里），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了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过去17年培养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换言之，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77年，这“两个估计”被否定，教育政策不再向工农倾斜，而这正是当年“两个估计”所针对的问题。
精英教育还是平民教育？1960年代，尽管小学教育基本在城市地区普及，在乡村却并非如此。1965年，适龄儿童1500万人，只有670万人从小学毕业，其中350多万无法进入初中。初中适龄学生1300万只有170万人毕业，只有不到50万学生可以升入高中。
大跃进时期创办农村中学以增加农村儿童入学机会，但小学规模扩大抵消了中学扩招的效果，升学率依然低。
除了教育不足严重，1960年代中期教育还有个根本性问——教育体制不平等。
早在1952年，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写道“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
而1982年的数据显示，1940年代晚期出生并在文革前完成教育的一代中，知识分子与干部的儿子比农民的儿子多受2到2.5年教育。
除了毛泽东提到的这种针对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新中国所效仿的苏联模式的教育也造成了严重不平等。
重考核、重升学的教育体制有利于来自特权家庭的孩子——家庭背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本给他们极大的优势。所以，在1952、1953年，只有20%的大学生来自工农背景。而在文革前夕，重点学校清华附中只有6%的学生是工农子弟。
同时，农村教育质量低、城市教育质量高又强化了这种差距。
毛泽东担心的是——精英化的教育使得“精英们”扩大了与工农群众的差距，并把自己放在了权威的位置。而教育优先权本应该给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工农群众。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21年，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将学员要参加劳动、脑力劳动要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要接近劳动阶级列入“组织大纲”。后来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延安他又说：“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把“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作为抗大办学的基本原则，并指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
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到1955年，教育的重心在于培养学生为大学而非工作做准备，半工半读的成分也消失了。
1958年，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方针随后被提出。
在后来的“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中，也明确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而实际上，当时新中国的教育现状是过于强调学术知识，工作经验却强调太少。
参考阅读：《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结构体系、基本特点》
毛泽东时代晚期的教育改革怎样解决上述的教育问题？
毛泽东时代晚期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升学率。在城市，废除大学入学考试。而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半工半读都成为常规。
让广大的劳动人民子弟享受教育权利有限的教育资源是投入发展少数人的高质量教育，还是大众教育？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前者，比如印度。与其相对，毛泽东晚期的中国选择了一套全民教育体制。
于是，在印度，一些毕业生位于世界顶尖，而同时文盲率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相反，中国在快速并持续降低文盲率上的成绩很突出。
此外，毛泽东晚期的教育政策向有工农背景的学生倾斜，而不是用考试成败取人。一方面减小了父母是知识分子或有特权背景的学生的优势，另一方面遏制了教学脱离实际的现象。
比如，1970到1971年大学重开时，申请入学的学生需要有两年工厂或农村的工作经验、公社或工厂的推荐信，这些取决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
上山下乡对农村教育的影响毛泽东时代晚期，在每个生产队建一所小学，每个公社建一所中学，这快速增加了就读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数量。在农村，高中学校的数目从1965年起增长了约80倍，于1977年达到最高峰。
与此同时，初中、高中老师配备成了一个大问题，多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会把高中教育当作永远离开农村的手段。
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识青年成为了当地的老师。还有到“五七干校”参加政治学习的干部和大学教师也成为了农村教育的老师。
教学思想要理论联系实际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毛泽东要求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教师讲授知识要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实际，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提倡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时，高考要求全国使用统一课本，但这些课本为考试而设计，很不适合农村教育。电影《决裂》中就曾表现过这一问题。而1960年代中期，政策允许地方学校灵活掌握教科书的使用、甚至自行开发教学材料。最重要的是，要求所有学生同时参与工作和学习。
学生的这种辅助劳动同时对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在农村给工业的扩展奠定了基础。而农村工业转而成为资助教育的收入来源。
1966年，毛泽东还在一封信中谈到，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参考阅读：《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结构体系、基本特点》
毛泽东的教育遗产因为致力于大众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泽东时代晚期的教育革命给新中国教育带来巨变。教育供给的总水平提高了，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特权阶层的子女独占的阶级优势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入学率与识字率的上涨小学教育基本普及。毕业生从1960年代早期的500万飙升到1977年最高点的2500万。其中，农村从45万升到2100万。入学率从1964年开始明显增长，在1970年代中期达到了90%多的高峰。
中学教育增长更明显。到1970年代晚期几乎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初中。高中阶段增长同样显著。1970年代中期，70%的孩子进入高中。城市、农村都是有体现。1960年代出生的农民的儿子平均接受了8.2年的教育，而1945年出生的只有5.8年。
另外，识字率的增长和文盲率的下降也趋势明显。
1949年到1952年之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远超过40%，而男性是13%。这种不平等在毛泽东晚期得到缓解。1963到1967年间出生的男性文盲率降到了4%，而女性从40%迅速降到15%。
教育公平的实现城乡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缩减很显著——1962年城乡升学率差距约为60个百分点，到1970年代末缩减到约15个百分点。
毛泽东晚期政策对教育公平的作用极大，还表现在工人和农民的地位被提高，知识分子和城市干部的特殊地位不再是子女受教育的优势。
在1960年到1965年，父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入大学的几率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3.6倍。而在文革期间，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升入大学的几率没有显著影响。
出生于1940年代晚期的干部、知识分子的儿子往往比农民的儿子多受2到2.5年的教育。而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人的此差距降低到不足一年。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有着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的家庭背景的学生而言，文革是不受欢迎的。
参考阅读：《布拉莫尔：毛泽东在教育领域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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