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地理风物叙述中的闽台文学亲缘

台湾文学地理风物叙述中的闽台文学亲缘
2013年05月04日
来源：人民政协网


汉民族文教制度东移入台的过程中，无论是明郑政权还是清王朝的文人墨客，都面对的是他们从未接触过的风土地理景观。在历代王朝的台湾经验中，积累较为丰富的是驻军与行政管理，一个具体的台湾进入士人的文学叙事时，更多的要依靠建立在福建沿海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大胆想象。
如：宋代诗人「陆游」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任:福州-宁德，决曹（主簿）之官职，曾写有的诗句。

“尝记早秋雷雨后，柁师指点说流求”

而「陆游」于调任四川-华阳（成都）后，在《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一诗中，回忆其任职于沿海时期的景色：

“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涛头。
一日新雨霁，微茫见流求。”…《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

据悉，这是流求、台湾进入文学叙述较早的记录，也是闽、台文学亲缘关系较早的历史呈现。台湾文明开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闽台文士不断发现、叙述、建构台湾的过程，隐藏着颇有趣味的文化想象与认同立场。


　　清初，郑氏政权据台时，其焦点始终集中在与清廷的政治军事抗争之上，其阵营之中的文人，包括郑氏父子，难有遍览全岛风土人情的空间。「郑经」的诗集《东壁楼集》中有不少写景抒情及山水游兴之作，这些诗作所关注的景物，虽然属于台湾地理空间之内，但这些诗作却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贴近台湾地理空间的写实作品。由于“它们没有道及台湾各处山川、原港和城乡居聚等地理名称、也没有咏述风土民俗和民生物态、没有触及岛上的实际时事，而提及的真实时人物，也只有四、五位而已，因而无法据此，以了解当时的有关实况。诗歌的命题和取材，大多数以寄情遣兴和山川风月为主，有托意而未必有实指。”


　　清朝统一台湾之后，聚焦于台湾风土乡情的文学作品与日俱增，这与文教制度东移大背景中的闽省文人大举赴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清康熙中期之后，闽省赴台文人已经创作了许多以台湾地理民情为题材的作品。而赴台的闽籍诗人，其诗作对台湾的地理形貌、气候物产、乡情民风等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与描述。「蓝鼎元」十首《台湾近咏》是这其中的典型。


　　这种注重以写实的手法勾勒描绘特定地理空间中的民情风土的诗歌创作价值立场，实际上深受闽籍诗人的注重风土杂咏等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清朝康熙、乾隆时期，闽省各地热衷于修撰地方志，则是为福建文人关注乡土生活细节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同时，清朝初政经安定、生气环境使这种乡土关怀成为可能，也在客观上延续了明朝以来，时兴的风土民俗诗歌创作潮流。闽籍文人雅士相继赴台游历或渡海任职之后，面对着与内陆生活迥然相异的台湾地理风情，自然会延续并扩大这种主题的文学创作。台湾的风土乡情诗歌创作，实际上可以视为福建同类题材创作的延伸。


　　清代台湾地理风物的文学叙事还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主题，即“台湾赋”。有研究者统计，目前所知台湾赋共有76篇，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王必昌、高拱乾」等人的作品。福建德化人王必昌的《台湾赋》在详尽地描绘了台湾的地形地貌、物产风俗等区域特征之外，还强调了台湾与福建的关系。王必昌对闽台之间的关联的描绘，并不仅仅局限于物流往来:“泉漳数郡，资粟粒之运济；锦、盖诸州，分蔗浆之余赢”，更重要的在于两地间本原性的地理空间同一性，这就是台湾“其山则祖龙省会”的表述。“其山则祖龙省会”是建立在地理堪舆想象之上的政治认同表述，这种强调台源于闽、闽台同宗的认知，得到了许多台湾府、县志以及文学作品的认同。高拱乾则从台湾的星野问题方面同样强调了台从于闽的政治地缘关系:“星野分属，从何而辨？然台系于闽，星野宜从闽。”


　　当然，“台从于闽”的政治地缘认同观念，必将导向中华版图内“宣上德”的文学叙述立场，如王必昌在《台湾赋》中称“当王化之将暨，忠孝节义已大著于人心。”对台湾地理空间的描述中同时也存在着守疆卫土的海防意识，如蓝鼎元的《台湾近咏》(其十):“台湾虽绝岛，半壁为藩篱。沿岸六七省，口岸密相依。台安一方乐，台动天下疑。未雨不绸缪，侮予适噬脐。或云海外地，无令人民滋。有土此有人，气运不可羁。民弱盗将据，盗起番亦悲。荷兰与日本，眈眈共朵颐。王者大无外，何患此繁蚩。政教消颇僻，千年拱京师。”这都是闽台一体的中华民族群体观念在特定时代的表述方式。

南宋，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爱国诗人「陆游」抱着未见国土收复的遗恨，便与世长辞，享寿八十五岁。 「陆游」临终前写下最后一首诗《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宋高宗皇帝，绍兴二十九年（1159），「陆游」从福建-宁德县决曹（主簿）调任为福州决曹（主簿/主刑法之佐使），而此诗为「陆游」于赴福州途中所写，其踌躇满志，「豪气荡肺胸」，犹如：「谢安」般的不为涌浪所惊，故能「歌罢海动色」、「诗成天改容」，展现出其临危不惊的过人勇气与坚强个性，并以已「跨鹏背」飞至蓬莱仙宫的想象，暗示其实现政治理想的壮志。而下列二诗里，更借回忆其此刻乘风破浪、稳驾巨舟的豪迈与稳健写己报国的雄心。

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濤頭。一日新雨霽，微茫見流求。……丈夫等一死，滅賊報國讎。
行年三十憶南遊，穩駕滄溟萬斛舟。常記早秋雷雨霽，柁師指點說流求。


二詩皆為陸游回憶 35 歲時赴福州任、初次航行巨海所作。前者作於淳熙 3 年（1176），時陸游被范成大辟為參議官，但無法至南鄭前線殺敵，只能在成都過著飲酒頹放的生活，因而憶起初次航行巨海時，遇銀山駭浪卻能不驚不懼、一心只想「滅賊報國讎」之愛國豪情。137後者作於嘉泰 4 年（1204）隱居家鄉之際，詩人此時雖已 80 高齡，卻對自己首次航海即能穩駕「萬斛舟」、無畏洪濤記憶猶新，由此亦可見出其鎮定沉穩、矢志報國的精神特質與雄心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