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类书的琉球文献研究以王圻《三才图会》和章潢《图书编》为例

赖鸿：明代类书中的琉球文献研究——以王圻《三才图会》和章潢《图书编》为例

2020-10-04

引言

明代图书版刻业发达，古典文化进入总结阶段，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类书，这些类书除了保存了大量前代的文献外，也收入了让当时一些社会实践经验，如当时中琉交往的实践。因此研究明代中琉交往，考察当时明朝藩属「琉球-中山王国」的基本情况，研究明代类书中的琉球文献，是有必要的。「王圻」的《三才图会》和「章潢」的《图书编》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类书，王圻书以精美的插图着称于世，章潢书所收的插图虽不及王圻书，但是文字考证精详，较同时代其他类书好，两书可以相互补充。正因为这样的原因，王圻《三才图会》和章潢的《图书编》中关于琉球的记载，也就带上了时代的风采。接下来仅以两书书进行论述。

一、琉球-中山国

琉球，古国名，在中国历代典籍中有“流求”、“琉虬”、“留仇”、“瑠求”、“流球”等不同称呼和不同记载。最早见于《隋书–流求》和《隋书–陈棱传》，写作“流求”，之后历代相承都有记载。

据《明史–琉球传》记载：“琉球居东南大海中，自古不通中国。元世祖遣官招《谕》之，不能逹。（明朝）洪武初，其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为姓，而中山最强。(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其中山王「察度」遣弟「㤗期」等随「(杨)载」入朝贡方物。帝喜，赐大统歴（历）及文绮纱罗有差。”

可知,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中央皇室朝廷和藩属琉球国开始有正式按期通贡与遣使赴京述职，至此中琉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后，有明一代，中央朝廷和藩属琉球国一直保持着良好而稳定的君臣伦理、朝廷藩属政治关系。每次琉球国中山王去世，明朝廷中央政府都要钦命正、副使臣渡海赴琉、祭吊、并册立新王、世子。中琉两地的交往见诸于当时的各种官方和民间的文献，对琉球的了解和记载都较前代客观详尽。

二、王圻与《三才图会》

王圻，字：符翰/元翰，号：洪洲，云间（上海）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有传，嘉靖、万历年间人，曾经担任过福建按察佥事，《明史–王圻传》说他：筑室淞江之濵，种梅万树，目曰：梅花源。以着书为事，年踰耄耋，犹篝灯帐中，丙夜不辍，所撰《续文献通考》诸书行世。

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三才图会》一百六卷，明「王圻」撰。是书汇辑诸书图谱共为一编，凡：天文四卷，地理十六卷，人物十四卷，时令四卷，官室四卷，器用十二卷，身体七卷，衣服三卷，人事十卷，仪制八卷，珍寳二卷，文史四卷，鸟兽六卷，草木十二卷。采摭浩博，亦有足资考核者，而务广贪多，冗杂特甚，其人物一门绘画古来名人形像，某甲、某乙宛如目睹，殊非征信之道，如据仓颉四目之说，即画一面有四目之人，尤近儿戏也。尽管《四库全书总目》对「王圻」的《三才图会》贬多于褒，评价不高，但是它继承了古代“左图右书”，重视图谱的传统，而且也收录了不少历代古籍中的精品图谱，是古代典籍中图谱的大集合，是明代代表性图谱类书籍。特别是在《三才图会》的「地理」类中，收录了明代中琉交往的最新成果，是明代记载琉球文献的代表性类书，其内容兼具通俗性和实用性。故此清代编修《古今图书集成》时，从此书中转录了大多数图谱。

三、《三才图会》中的琉球文献研究

《三才图会》中关于中山属国琉球的记载主要是「地理十三卷」中的“琉球国”条，「人物十三卷」中的“大琉球国”、“小琉球国”条。其文如下：

「琉球国在福建泉州东，汉、魏以来不通朝贡。国朝首先归附，率子弟来朝。（明）太祖,嘉其忠顺，赐符、印、章、服及闽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又许其遣子及陪臣之子来学于国学。分其国为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自后惟,中山王-朝贡不絶，其二王俱为所并。厥贡方物，率巿诸他国，本国无所有。

大琉球国，当建安东，水行五百里，玉(土)多山洞（峒），（峒）有小王，名为：部队而不相救援入。国朝进贡不时，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学读书。

小琉球国，国近东南，有王子管辖，地产：玻璃、名香、异宝。」

而《三才图会》在关于记载琉球的短小精悍选词用字，其文献来源主要是《大明实录》和「陈侃」的《使琉球录》。

“琉球国在福建泉州东，汉、魏以来不通朝贡。”既是对历代关于琉球文献的继承，同时也是明代对琉球认识的起点。

“国朝首先归附，率子弟来朝。”即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其中山王「察度」遣弟「㤗期」等随「（杨）载」入朝贡方物。这是明代中琉关系的滥觞，也是明代中琉关系取得首个成果，是明廷中央政府外交内政上成就值得骄傲的所在之一。

“太祖嘉其忠顺，赐符印章服及闽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又许其遣子及陪臣之子来学于国学。”

明洪武十六年，琉球中山、山南入贡，明廷中央政府为嘉其代职镇守东海边疆之忠心躬顺，赐给二王：镀金、银印各一。

洪武十八年，山北王入贡，赐：镀金、银印，规格和中山、山南同；同时赐中山、山南王：海船各一，从此三王屡次入贡，而中山入贡最多。

明洪武二十五年，中山、山南先后遣王从子及寨官子和王臣使团同来中国并请肄业国学，此请得到明廷中央政府允许，特赐：衣、巾、靴、袜、并冬、夏衣服。

明洪武二十九年 琉球中山王遣使，请赐：冠、带，明廷中央政府命礼部：绘图，令自制，其王固以请，乃赐之并赐其臣下冠服，又嘉其修职勤，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

以上这些中琉之间的往来，一方面说明当时明朝廷中央政府对“远方之人”的热情和关怀，另一方面说明琉球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这种良性的外交关系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

“分其国为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自后惟，中山王朝贡不絶，其二王，俱为所并。厥贡方物，率巿诸他国，本国无所有。”

明代藩属琉球-中山国的分合变化，更重要的是表明当时琉球所献贡无并非本国土产，而大多是市诸他国，这是否能说明当时琉球在海洋贸易中的活跃？

除了文字方面的记载，更难得的是《三才图会》收入了四幅有关琉球信息的插图，这些图谱分别是地理十三卷的《东南海夷总图》、《琉球国图》，以及人物十三卷的《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其中《东南海夷总图》详细地标出了大小琉球国的位置以及东南各海上国家，如日本、倭奴、毛人、罗利、波利等，这是当时人们海外认识的形象体现，可见当时航海认知的进步以及通过海洋对外交往的开放心态。《琉球国图》则将琉球国（大琉球国，即现在日本冲绳岛）的主要附近岛屿和地标性建筑都勾画出来了。琉球附近岛屿：北边有移山屿、厌堆山、硫黄山、熟壁山；西北有鼋鳖屿、高英屿、彭胡岛；西边有马齿山、古米山、钓鱼屿、彭家山；西南有小琉球、鸡笼屿、瓶架山、花瓶屿；南边的太平山。琉球国地标性建筑：西边的圆觉寺；西南的迎恩亭；天使馆；中部由南北往南分别是奉神殿、漏刻门、瑞泉池、欢会门、中山牌坊；东边为天界等寺。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琉球国图》中还标出了两地之间的距离，如迎恩亭到天使馆之间的距离为五里，天使馆到欢会门之间的距离为三十里，中山牌坊到欢会门之间也未五里。这些关于琉球国的这些详细数据和嘉庆十一年册封琉球使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的相关文字记载完全一致，显而易见《三才图会》的这些数据是来源于《使琉球录》的，而且《三才图会》中关于琉球的认识绝大多数也来自《使琉球录》，只是通过图谱的形式再现并记录下来，这样详细的地舆图绝非是臆想所能画出来的，它是明代中琉频繁交往实践的结果，它以写实的笔触地展现当时琉球国的建筑分布、各建筑的原貌和特点，可以补充正史和使录文字的抽象记载，是难能可贵的图画文献。另外，《三才图会》人物十三卷的《大琉球国》、《小琉球国》除了文字简介外，分别画一个琉球男子，体貌特征和发型、面相、耳环基本相似，唯有衣服有所不同，大琉球国人所穿衣服袒胸露乳，衣服所用布料有通体等边棱形纹路，每个棱形每部都有对角线相连，布料织工细腻，可见当时其国纺发达的织技术，这也印证了《明史–琉球传》中“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的记载。小琉球国人所穿衣服比较简洁，布料看不出有何织纹，但是衣服样式是右衽汉式袍服，这是否是受汉文化的影响深刻的原因不得而知？此外图中两人都是跣足而立，这和陈侃《使琉球录》中琉球人“跣足为敬”的记载相符，不知画图者是否要表达此意？此外这些图谱首先出自何人之手呢？

四、章潢与《图书编》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有传，嘉靖、万历年间人。《明史–章潢传》记载：居父丧哀毁血溢，构此洗堂，联同志讲学，辑群书百二十七卷曰《图书编》，又着《周易象义》、《诗经原体》、《书经原始》、《春秋窃义》、《礼记札言》、《论语约言》诸书。从游者甚众，数被荐从，吏部侍郎杨时乔请遥授顺天训导，如陈献章、来知徳故事，有司月给米三石赡其家，卒于万厯三十六年，年八十二，其乡人称潢自少迄老，口无非礼之言，身无非礼之行，交无非礼之友，目无非礼之书，乃私谥文徳先生，自呉与弼、后元锡、元卿、潢并䝉荐，辟号“江右四君子”。

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图书编》一百二十七卷，明章潢撰。潢有《周易象义》已着录是编，取左图右书之意，凡诸书有图可考者皆汇辑而为之说。一卷至十五卷为经义，十六卷至二十八卷为象纬历算，二十九卷至六十七卷为地理，六十八卷至一百二十五卷为人道，一百二十六卷为易象类编，一百二十七卷为学语多识，此二卷与图谱无涉别缀于末，盖《玉海》附录诸书例也，其门人万尙前序称，是编肇于嘉靖壬戌，成于万历丁丑。考潢年谱乃称，万历五年丁丑《论世编》成；又称，万历十三年乙酉出《图书编》。与邓元锡《函史》相证，然则初名《论世编》后乃改此名矣。明人图谱之学惟此编与王圻《三才图会》号为巨帙，然圻书门目琐屑，排纂冗杂，下至奕棋牙牌之类，无所不收，不及潢书之体要。其所系诸说亦皆捃掇残剩，未晰源流，甚至军器类中所列鞭锏二图，称鞭为尉迟敬德所用，锏为秦叔寳所用，杂采齐东之语，漫无考证，亦不及潢书之引据古今，详赅本末，虽儒生之见，持论或涉迂拘，然采摭繁富，条理分明，浩博之中取其精粹，于博物之资，经世之用，亦未尝无百一之裨焉。

五、《图书编》中琉球文献研究

章潢的《图书编》（四库全书本）有多处关于琉球的记载，其中卷五十收录的《四夷总图》、《琉球国图》和《琉球事实》最具价值。《四夷总图》、《琉球国图》是以图谱的形式记载当时琉球的基本信息，《四夷总图》以中国为中心，以图文形式展现明政府周边少数民族国家或政权，图中对琉球的定位是：“琉球东南海中岛夷。”这是明代域外认识的具体体现；《琉球国图》则和《三才图会–琉球国图》相似，将琉球国基本情况、地标性建筑及其附近主要岛屿都细腻地勾画出来了，根据两书成书先后，可知章潢《图书编–琉球国图》可能来自《三才图会–琉球国图》。

《图书编》卷五十的《琉球事实》则是以文字形式详细介绍当时琉球的情况，和《三才图会–琉球国图》相互印证，相得益彰。其文如下：

琉球事实

琉球国在福建漳州东，福州东北大海中。汉魏以来不通中国，隋大业中令羽骑尉朱寛访求异俗，始至其国，语言不通，掠一人以返，遣武贲中郎将率兵再，往虏其男女五百人还。唐宋时未尝朝贡，元遣使招谕之，不至。国朝首先归附，率子弟来朝。太祖嘉其忠顺，赐符印章服及闽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又许其遣子及陪臣之子来学于国学。分其国为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皆遣使朝贡。永乐来，其国王嗣立，受册封，自后惟中山王朝贡不絶，其山南、山北二王俱为所并。云我使者，去必孟夏，来以季秋，乗风便也。厥贡方物，率市诸他国，本国无所有。厥期二年一行，每船止许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

按琉球国在漳州之东，自福州视之则在东北，是以去必孟夏，而来必季秋，乗风便也。国无典籍，其沿革不能详，然隋兵刼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从，我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不遣使，首効归顺，其忠顺之心无异越裳氏矣，故特赐以闽人之善操舟者三十有六姓焉，使之便往来，顺朝贡。亦作指南车之意焉，在昔其国三分，今中山三并而为一者，得非沃强晋弱之故欤。风俗男子不髭亦不羽冠，但结髻于首之右，凡有职者簮一金簮，汉人之有髻则结于髪之中，俱以色布缠其首，黄者贵，红者次之，青绿者又次之，余斯下矣，王首亦缠锦帕。衣则大袖宽博，制如道服，然腰束大带，亦各有首缠布之色辨贵贱也。足则无贵贱皆有草履，入壁宇则脱之，一则席地而坐恐尘污，一则以跣足为敬，故王见神，臣见王，及宾主相见皆若是也。惟接见平等则加冠具服履揖逊之，间毎见其疾首蹙额，弗胜其束缚之劳矣。其君臣之分，虽非华夷之严，而上下之节，亦有等级。王之下则王亲尊，而不与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也；次那坝港司，钱谷也；次耳目之官，司访问也，此皆土官而为武职者也。若大夫、长史、通事等官，则专司朝贡之事，设有定员，兼文武者也。王日视朝，自朝至于日中、昃，凡三次。陪臣见之则搓手膜拜，尊者亲者延至殿内，赐坐赐酒，其卑而疏者，则移时长跪于阶下焉。凡遇元旦、圣节、长至日率众官具冠服，设龙亭，行拜祝礼，盖久渐文教，非复曩者之陋矣。父之于子，少虽同寝，及长而有室则异居。食亦用匙筯，得异味先进尊者。及子为亲丧，数月不食肉，亦其俗之可嘉。死者以中元前后用溪水浴其尸，去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缠之，裹以韦草，衬土而殡，上不起坟，若王及陪臣之家，则以骸匣藏于山穴中，仍以木版为小牖户，岁时祭扫，则启钥视之，盖恐其木朽而骨暴露也。地无货殖，是以商贾不通，若以为防剽掠，则其国小法严，凡有窃物者即加以劓刖之刑，人谁敢犯。朝贡往来俱乗大船，海边鱼盐亦泛小艇，未尝不驾舟楫而束木为筏也。俗畏神，神皆以妇人为尸，凡经二夫者则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则哨聚而来。王及世子陪臣皆顿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国人凡欲谋不善，神即夜以告王，就擒之。闻昔倭㓂有欲谋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锢其舟，易水为盐，易米为沙，寻就戮矣。惟其守䕶斯土，是以国王敬之，国人畏之也。王之宫室建于山巅，国门扁曰欢㑹，府门扁曰漏刻，殿门扁曰奉神，四围皆石壁。至于赋敛则寓古人井田遗法，但以名义未详备，其臣民亦各分土以为禄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封王，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之征，则暂取之民而不常也。虽无经生博士之流，亦晓汉字，奉正朔，岂至视月盈亏以知候，视草木荣枯以计岁哉？

总论

球僻居海岛，雄视东南，自以为鸠国之固也。用是，历代以来不袭朝贡，隋元临之以兵使，卒不奉用。至我国家，向化献琛，胄子就学，其殆可以德绥，未可以威刼者耶。

和《三才图会》比较，《图书编》关于琉球的记载详细得多。对琉球在海中所处的位置记载，首先，《图书编》关于琉球的记载不是以往文献“炒冷饭”，而是当时中琉交往实际经验的总结。如对琉球的位置的记载，不是简单的重复以往古籍单调古板的记载“在东南海中”，而是“琉球国在漳州之东，自福州视之则在东北，是以去必孟夏，而来必季秋，乗风便也。”以往古籍中琉球在“东南海中”是以整个中国大陆作为参照物的，而《图书编》“琉球国在漳州之东，自福州视之则在东北，是以去必孟夏，而来必季秋，乗风便也。”是以福建的漳州和福州作为参照物的，而且要去琉球的话必须乘季风，也就是去必须孟夏，回来必须季秋，这样才能顺风顺水，这是对季风洋流的充分认识。福建离琉球最近，福州是去琉球的最佳出发地，这是当时去琉球航海实践的现实反映和记录。其次，《图书编》有当时琉球国社会组织关系的详细记载。有高低贵贱之别，上下等级之节，国王之下有两个官员系统，一个是王亲尊、法司官、察度官、次那坝港司、耳目之官等土著武职；一个是大夫、长史、通事等专门管理朝贡的官员，这些官员文武兼备，而且可能多数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及后代。再次，《图书编》详细记载了当时琉球人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在生产方面，琉球国因是岛国，孤悬海外，本国没有什么特产，就连晋贡给中央王朝的东西也是从别的国家进口的，本国也有捕鱼晒盐，百姓自己自足，平时不用交税，册封新国王时所需要的布帛、粟米、人力都是临时取自老百姓。在生活习惯方面，当时琉球人的衣服大袖宽博，腰束大带，这和《三才图会》中所画大琉球国人所穿的衣服类似。琉球人有戴头巾的习惯，而且以头巾和腰带的颜色来区分贵贱，并且头巾和腰带的颜色多样，这可以从侧面说明当时琉球社会结构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且纺织技术相对较高，这个《明史–琉球传》中记载“其国不以纨绮为贵”的史实相符。琉球人不分贵贱地穿草鞋，进房间前一般会脱鞋，因为当时琉球是席地而坐，并以跣足为尊，这也许也是《三才图会》中所画的琉球人跣足的原因吧。每到元旦、圣节、冬至日国王都会率领百官具冠服，设龙亭，进行祭拜活动，可见其受中华文化影响之深。最后，《图书编》中还记载了当时琉球国的重要地标建筑。“王之宫室建于山巅，国门扁曰欢㑹，府门扁曰漏刻，殿门扁曰奉神，四围皆石壁。”这个和该书及《三才图会》中的《琉球国图》中所画的琉球国地标性建筑应恩亭、欢会门、漏刻门、奉神殿等相印证，说明当时琉球国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除了建造宫室外，还有城墙，已经不是前代文献中记载的岩穴而居，刀耕火种的情形，已经进入类似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

结论

总之，《三才图会》和《图书编》两书中明代类书中的代表性书籍，根据王、章二人生平和二人两书性质，可知二人书中关于琉球的记载是转录与他人的二手材料，根据我们的考察，两书关于琉球的记载的源头可能是陈侃的《使琉球录–后序》和郑晓《吾学编》第六十七《皇明四夷考–上卷–琉球》。尽管如此，依然不能抹杀两书的独特史料价值，其中关于琉球的记载图文并茂，相互补充，通俗性和实用性兼备，是明代类书中记载琉球资料不可逾越的文献高峰，特别是章潢《图书编–琉球事实》可以补充《明实录》、《明史》中关于琉球记载的不足

「罗洪先」：
明朝地图绘制学家。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生于明孝宗皇帝-弘治十七年（1504），卒于明世宗皇帝-嘉靖四十三年（1564）。嘉靖八年（1529），登：已丑科-一甲进士（状元）,官至：翰林院-撰修。「罗洪先」用《计里画方》的绘图法，结合实地调查所得之资料，历时十年，以元朝「朱思本」的《舆地图》为架构，分幅转绘并参阅了：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明代-《大明一统图志》、「许沦」的《九边小图》、「杨虞坡、徐斌」的《水图》等图籍的基础上汇集、增补、改编，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刊刻的《广舆图》，增广为数十幅，图后附有沿革隶属之说明，《广舆图》作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全国地图集，计有两卷四部分：
「舆地总图：一幅、
两直隶图、十三布政司图：十六幅、
九边图（北方边疆）：十幅、
洮河、松潘、虔镇、麻阳（西北、西南边区）诸边图（：五幅）、
黄河图（：三幅）、
漕运（运河）图：三幅、
海运图：二幅、
四夷图(属国类：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四幅。」
其书册内编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图45幅，附图68幅，总共113幅。



「许沦」
「许沦」，明嘉靖五年（1526），登：丙戌科-进士，授：顺德府-推官，入为：兵部-主事，改：礼部-祠祭司-主事。著「九边图论」上呈 明世宗皇帝 阅览。
，由12个条幅组成，纵184厘米、宽665厘米。全图用青绿墨彩绘绢本，从右向左依次展现明代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偏关、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9处边镇的山川、边墙、关塞、卫所、边堡等内容，长城外描绘蒙古部族的营帐，全部汉文注记。在第11条幅上部有「许论」题款的序文，文末墨书“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职方-清吏司-主事，灵宝-「许论」识”。由图内出现嘉靖十三年以后，新建边堡，则可推知该图亦系兵部-职方-清吏司，根据嘉靖十三年，许论原图摹绘，而假其名。此图形式和内容均与辽宁省博物馆藏九边图相近，且完整无缺，然出自不同画工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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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用懋」
「申用懋」的《彩绘九边图残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明万历三十年(1602)，兵部-职方司-郎中「申用懋」绘制，绢本色绘，长卷纵43厘米，横174厘米。缺失右卷首：辽东、蓟州、宣府三镇图，残图始自大同镇，仅存大同镇图、山西镇图、延绥镇图、宁夏镇图、固原镇图、临洮镇图、甘肃镇图。每幅图的上部：为《九边图论》的图说，描述九边各镇分路设边、边堡冲要等守御形势；下部：绘本「镇舆图」。左卷尾上部为“万历-壬寅-职方司-郎中-「申用懋」谨识”的题记。与所谓「许论」的《九边图》摹绘本相比，「申用懋」的《九边图》画法略显粗糙，但是图上增写图说，新增地名，诸城堡均注记守将官职，可补史籍之不足。




「陈组绶」：
「陈组绶」，明崇祯九年(1636)，由兵部-职方司-主事「陈组绶」等人编绘的《皇明职方地图》也是一部综合性的地图集。该图集共有上、中、下三卷，上卷收有《天下大一统图》、《皇明大一统图》和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图各1幅，为全国和各省政区图；中卷为新旧九边、七镇等边防图；下卷为江河、漕运、海运、江防、海防、太仆寺牧马等专题图，以及朝鲜、安南、岛夷等外域图，全书共有地图52幅。



「吴国辅」纂：
明崇祯十六年刻的《今古舆地图说》，是仿照宋代的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编辑的。这部地图集共有三卷，以墨色的明朝地图为底图，绘《今古华夷图》、《明肇造图》、《明统一图》、《历代职方图》(每朝一幅)，共计59幅。在绘制上采用古朱今墨着色来表示古今地名、地理的变迁，双色对照给人清晰而直观的感觉。



明末「吴学俨」等人编辑：
南明弘光元年(1645)刻印的《地图综要》，分为总卷、内卷、外卷三卷，共有地图66幅。总卷主要叙述明代行政区划、沿革、边疆形势、山川关隘等，绘有《华夷古今形胜图》、《天下各镇边要图》、《京省合宿分界图》、《天下舆地分里总图》等地图；内卷为两京十三省分图，反映的是各省的郡邑建置、山川要塞等；外卷包括“九边”、“四夷”，详述明代边陲要地、边疆民族及邻国概况。



「九边图」
边防地图作为中国古代军事军图，因涉及国家机密，故只有政府官员才有条件利用官府掌握的档案资料，绘制地图。据史料，中国古代具体负责绘制地图,是由兵部的职方官员。《周礼·夏官·大司马》有职方，管理天下地图、四方职贡，四方海外归朝内附（辨其邦国与规定各邦国贡赋）、后或兼领库部司-事务，或由兵部-郎官兼任。“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唐代后，兵部-职方清吏司：负责掌管地方军事资料。明朝初亦继承了此一制度，规定兵部-职方清吏司（明朝初洪武年间称：职方部）的职责是掌管“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政。”并责成“凡天下要冲及险阻去处，合画图本，并军人版籍，须令所司成造送部，务知险易。”职方司：遂成为明朝专门负责搜集各地资料，尤其军事资料，绘制各地地图，尤其军事地图的专职机构。目前所见《九边图》皆由兵部-职方司-主事所绘制」。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设：《职方部》，设职方「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洪武二十九年（1396），改为：《职方清吏司》管理：「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三年一报地图，以听候调遣之令；检阅修浚城池，增设镇戍将校，设兵屯驻；巡视操练，请命将出师，记功过赏罚，和关津、缉捕、整顿军伍」。

《大明一统志图叙》于明朝英宗皇帝，天顺五年(1461)成书，《大明一统志》在「图序」篇开头有一段极为权威的表述：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统天下而后为盛。羲农以上疆理之制，世远莫之详矣。其见诸载籍者谓：黄帝……元氏以夷狄入主华夏……其地西北虽过于前，而东南岛夷则未尽附。惟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东，曰：河南，曰:陕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广，曰：四川，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以统诸《府、州、县》。而《都司卫所》则错置其间，以为防御。总之：「为：府一百四十九，为：州二百一十八，为：县一千一百五」。而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封执臣礼者，皆以次具载于志焉。顾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故今复为图，分置于两畿各《布政司》之前，又为《天下总图》于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征云。

　　段表述中，明确强调了舆图的绘制既要反映明朝大一统的政治地理空间，又要为后世传诵明朝统治之盛况留下可资参考的图像文本。

　　 《大明一统志》，虽然它只是一部官修的地理志书，而且在全书2800余页中，地图仅占13页，但它开篇就强调了地图在图绘大一统政治地理空间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检阅明代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图可以发现，反复刻画或强调大一统的政治地理空间，一直是地图绘制者在努力强化的内容。



备注：明朝于金陵，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称为南京六部，而南直隶（简称：南直）的部分行管理政事务则由《南京六部》兼管，但六部，实际都为虚职。

《三才图会》
选自故宫网页资料，撰稿人：王秋菊

《三才图会》，106卷，明-「王圻、王思义」辑，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槐荫草堂-刻本。版框20.8cm×14cm。半页9行，行22字，小字双行，字数相同，白口，版心上刻书名，下刻“金陵-吴云轩刻，秣陵-陶国臣刻”。卷端题“云间元翰「王圻」纂集，「谭滨、黄晟」署重校”。107册14函。
　　《三才图会》为类书，又名《三才图说》。书分14类，依次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文史、人事、仪器、珍宝、衣服、鸟兽、草木。此书汇集诸家书中有关天地诸物图像，“图绘以勒之于先，论话以缀之于后”,对每一事物皆配有图像，然后加以说明。图不清晰者可借助文字表达，文字无法说清者可以图作参考，图与文互为印证。所配插图偏重通俗性和实用性。此书可为众多学科的研究者提供资料，其功用可与百科全书相比。
　　此书刻成于明万历年间，正值我国版画发展的黄金时代，徽州和金陵刻工的作品在当时享有盛誉。《三才图会》地理二卷第一页版心上刻“金陵-吴云轩”5字。图像的绘刻线条清晰，但因卷帙巨大，图像繁多，绘刻亦有粗细不同。
　　《三才图会》刻本流传甚少，除此本外，尚有清乾隆年间-刊本。

中国古代“舆地总图”鉴赏
孙果清


舆，原意为车的底座，承载百物，引申为“尽载百物”。大地亦载万物，故地谓之舆。古文中也有天为盖，地为舆之说。因此，古人称地理学为舆地学，地图谓之为舆图或舆地图。
《周礼·地官·土训》云：“掌道地图，以诏地事。”《管子》有《地图篇》。“舆地图”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三王世家》，其云：“御史奏舆地图”，“臣昧死奏舆地图。”《史记·索隐》司马贞引虞喜《志林》载：“舆地图：汉家所画，非出远古也。”可见，先秦时已有“地图”一词，汉代将地图称作“舆地图”。地图的绘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远古到秦汉，从原始图画至原始地图逐渐发展到舆地图，无论在地图的种类、地图的内容及绘画技术，均已具有较高的水平。然而，地图不易保存，加之历代战乱及自然损毁，传世下来的只是凤毛麟角了。舆地图有全国地图，省、府、州、县地图。据目前所知，全国性地图——即“舆地总图”，以汉代用缣八千匹画成的《天下大图》为最早。

西晋初年，裴秀在其门客京相璠的协助下编绘的《地形方丈图》是在《天下大图》的基础上，以一寸折地百里的比例尺（约 1：180 万）缩绘成一丈见方的晋代全国地图。此图曾流传到唐代，以后便失传了。

唐代贞元十七年（801）杰出地图学家贾耽（730—805）沿袭裴秀的制图方法，令绘工画成《海内华夷图》一轴。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画面约十方丈。比例尺是一寸折地百里，几乎比裴秀《地形方丈图》的面积大十倍。可惜《海内华夷图》没能保留下来，我们只能从其他图书的记载上推知此图的大致情况。

宋代是制图技术较为发达的时期，除上述全国舆地图以外，于公元 993 年（淳化四年）曾用过绢一百匹，绘成有名的《淳化天下图》。这样大的地图，可以说十分罕见。北宋时期的科学家沈括（1031—1095）自熙宁九年（1076）奉命编制《天下州县图》（又称《守令图》），历经十二年的时间，编绘大图一幅，高一丈二尺，宽一丈，是当时最好的全国地图。20 世纪 60 年代，在四川荣县发现北宋宣和三年（1121）刻石的《九域守令图碑》。碑高 156 厘米，宽 107 厘米，地图纵 129 厘米，横 101 厘米。现存四川省博物馆。碑正面为《九域守令图》，背面刻有“莲宇”两字。地图上北下南，北部绘到北岳恒山。东边绘出大海。南至海南岛，西达四川省西部。地图内容大部分完好可辨，绘出了山脉、湖泊、江河、州县等内容。海岸线表示较详。黄河、长江的走向大体正确，河流主支流分明。地图上标注了 1400 多个宋代地名，几乎包括了北宋末年中央政权所管辖的全部州县。地图上未画方，用形象法表示各大湖泊以及五岳。海南岛位置和形状较为正确。比例尺大约在 1：180 万左右，为一寸折百里的地图。南宋初年（1137）刻在石板正背两面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图上文字注记“唐
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推知，这两幅地图显然是根据贾耽的《海内华夷图》转绘而成。（此为王庸先生观点。曹婉如先生认为《华夷图》可能是以唐代贾耽《海内外华夷图》为底图编制的。）不过《海内华夷图》是一幅大图，“华夷图”和“禹迹图”却分成了两幅。该石板长宽皆为 114 厘米。《华夷图》没有画方，四周标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图的范围东到大海，绘出了朝鲜半岛；北到长城以北，东北部表示了黑龙江流域；西到帕米尔地区；南达海南岛。图中较详细地表示了山脉、县、州、府以及各大河流与湖泊。但轮廓位置不够准确。地图四周有文字注记，注出四方番夷的历史沿革。《禹迹图》采用画方绘图法绘制而成，每方折地百里，横 70 方，竖 73 方，共有 5110 方。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地图。海岸线和河流形状，较《华夷图》更为接近实际。现在苏州市碑刻博物馆还保存另一石刻全图性舆地图。为南宋淳熙七年（1247）黄裳所作的《地理图》。图碑高 203 厘米，宽 106 厘米。没有画方，与《华夷图》绘法相仿。该图范围：北到黑龙江，西达玉门关，南到海南岛，东抵大海。图上详细地反映了南宋时期的行政建制。路、府、州名称显而易见，路名刻成阳字，所有府、州名刻成阴字，均加方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不加框。山名括以方框，而水名则用椭圆形符号括之。图上注出府、州名称 368 个，军监 63 个，河流 78 条、湖泊 27 个，山岭 180 个，关隘 24 处。东北的森林用形象符号表示。河流的走向，海岸线的轮廓及山东半岛的形状均绘得比较正确。该图比例尺大约 1：250 万。图下刻有王致远的跋文。南宋末年，还有一幅反映中国版图的《舆地图》。原本已佚。而其拓本现藏日本京都栗棘庵。此图约 2米见方，其绘法及风格与苏州石刻《地理图》有相同之处。未记作者和年代，仅中上方列“舆地图”三字，左上方刻“诸路州府解额”（即科举人数），从图上府州县名推知，为南宋咸淳（1265—1274）朝所绘。地图内容以宋代政区为主体，周边绘出了蒙古高原、契丹、女真、西夏、印度尼西亚诸岛屿等国家名称。中国大陆州县之间陆路交通记述尤为详尽。山脉、河流、湖泊、海洋、林木均用形象符号表示。除上述石刻舆地总图以外，还有木刻的全国总图，如：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志磐编撰的《佛祖统记》中，保留着一幅前人编绘的“东震旦地理图”。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为“Cinisthana”，在佛教经籍中译作“震旦”。因此，“东震旦地理图”，实为东方的中国地理图。绘制范围：东起朝鲜、日本、西到青海、新疆一带，南达南海，北抵长城一线。周边标注出女真、契丹、真腊、交趾、三佛齐等国家名称。全国行政区划以“路”划分，非常清晰。图中较详细绘出当时全国所设的二十八路及府、州、郡、监各级地名。“路”的名称以阴文表示。路和府的治所一般加椭圆形或圆形框。诸路之间有曲线为界。河流用双曲线表示，海水绘有浪花，五岳山脉及长城用形象符号绘出。尽管此图图幅不大，但它是书籍中版刻地图的代表，对以后制图有着一定的影响。

元代尽管历史不长，但仍出现了几位著名的地理、地图学家，并编绘过很有影响的舆地总图。其中有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关于李泽民和清浚的事迹及其地图情况，中国文献记载很少。从朝鲜人权近的一篇跋文中得知：“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并得知前者之图无画方，后者图上有画方。建文元年（1399）明惠帝登基时，朝鲜贺使者金士衡，将上述两幅图带回朝鲜。经李芸详校合为一图，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和日本，合成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现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存有该图的摹绘本。元代另一位杰出的地图学家朱思本（1273—1333），曾游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江西、湖北等十省，以实际考察和文献记载为依据，积十年之功，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舆地图》，图成勒石，长广七尺。纵然，图碑现已失传。幸而我们能从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中了解该图的大致情况。

明代的舆地总图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为单幅舆图，其二为书本式的单幅或者由多幅拼合而成。后者以罗洪先的《广舆图》为代表。据《广舆图》序载，它是据朱思本舆地图简缩而成。同时增绘边图、河图、漕图、海图等专题地图，成为一部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地图集。初刻于 1555 年前后，开本为正方形，纵 34.5 厘米，横 35.5 厘米。卷首“舆地总图”共划分 342 方，每方五百里。图形轮廓、水系和城邑位置都比较正确。全国府州县地名均有标注。此图中的自然地理要素和表示方法源于朱思本《舆地图》，所以观此图可知朱图本来面目。在西方近代测绘技术传入中国之前，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在中国古地图中，其科学性是最强的。从明嘉靖后期直到清初，有许多地图如明万历年间汪作舟刊行的《广舆考》，天启年间程道生的《舆地图考》，崇祯年间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吴学俨、朱绍本的《地图综要》，潘光祖的《舆图备考》，顾祖禹的《舆地总图》，薛风祚的《车书图考》等等，均是参照《广舆图》绘制而成的。明代绘制的单幅舆地总图，代表之作有《大明混一图》，杨子器题跋的《舆地图》等。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明混一图》，是一幅反映明王朝全国区域及邻近地区在内的世界地图。大约绘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98），绢底彩绘，无画方格，绘图范围：东起日本，西到西欧，南括爪哇，北达蒙古，方位上北下南。图中没有明显的疆域界线，而着重绘出了明朝十三布政使司所属府州县名称及其他地理位置，并用粉红长方格书写地名以及山脉、河流、湖泊泽地、镇寨堡驿、渠塘堰井、边地岛屿，古河道、古遗址等分布情况，多达数千余处，在绘画手法上尽管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地形地物形象化画法，但在设色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如：蓝色方地红字书“中都”（今安徽凤阳），指出“皇都”（今江苏南京）是明王朝政治中心所在。山脉峰岭各有其名。五岳（泰山、恒山、华山、衡山、嵩山），五镇（霍山、沂山、吴山、无闾山、会稽山）精美醒目，在粉红长方形内注方位及名称。长白山、昆仑山、大小雪山涂以白色，意为终年积雪不化。全国水道纵横。黄河以粗黄曲线表示发源于星宿海，入山东境内分三支，故道由利津入海，新道则经江苏淮安入海。长江发源四川以西，东流于江苏通州入海，所经鄱阳、洞庭各湖泊位置准确。其他河流以灰绿曲线表示，注名者百余条。明疆域以外地区，以西部描绘较详，标绘名称的地名几百处，河道、湖泊一目了然。另外，图内有注记十余处，记述特殊地区自然、民情、风俗及里程等。全国汉字地名按等级贴以满文标签，说明此图于清初时为清政府或官员所用。杨子器题跋的《舆地图》，也是单幅舆地总图的珍品。现存大连市旅顺博物馆。原图绘于明正德年间，后于嘉靖五年（1526）重绘。图高 164 厘米，宽 180 厘米，绢地彩绘，方位上北下南，画法与《大明混一图》相似。该图无图名，图下方有杨子器的题跋，范围东到大海，南至海南岛，北达长城以北的苏温、兀秀一带。此图内容详细，府、州、县、卫、所等地名 1600 多个，山脉 500 余座，绘工十分精细。全图以不同的符号表示不同等级的居民地，用六种颜色分别表示各种要素。如省界用红色，黄河为黄色，山丘、岛屿底部为棕色，顶部为绿色，名胜古迹多以象形表示。长城像一条巨龙蜿蜒于山岭之间，十分壮观。虽然图上没有“画方”，但海岸轮廓、江河位置和形状以及府、州、县的位置均较准确。杨子器跋《舆地图》和“大明混一图”是中国古代地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图精品。后世一些地图的绘制，均受其影响。如：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刊印的王泮题识的《舆地图》与杨图就很相似，是略晚于杨图的全国地图。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存有明万历三十一年至天启六年间（1603—1626）摹绘增补本。此外，明嘉靖十五年（1536）刊行的《皇明一统地理之图》，明崇祯四年（1631）刊行的《皇明舆地之图》等也属于这一类。

清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经纬度测量和编制全国地图的工作。在康熙皇帝主持下，利用西方先进的测绘仪器，以传教士为主，中方人员协助，从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六年（1708—1717），先后在内地各省、台湾、东北、蒙古、西藏等处测量经纬度，在此基础上编成著名的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年间，在康熙朝测绘成果的基础上，参考外国绘制的地图资料，增绘了西部和北部，扩大了制图范围，编绘成内容详细的雍正《皇舆全图》。乾隆年间，先后两次派人到哈密以西广大地区进行测绘，后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编绘了《乾隆内府舆图》又称《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清康、雍、乾三朝由实地测绘编制的全国地图，版本较多，主要有下列几种：木版印刷本，最早刻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有总图 1 幅，分省图和地区图 28 幅，但缺少西藏和蒙古西部地区图。康熙六十年（1721）第二版刊印时，总图增补西藏和蒙古西部地区，分省图和地区图增加到 32幅。总图东到库页岛，西至阿克苏以西的叶勒肯城，北到贝加尔湖，南到海南岛。图上绘有经纬网，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起始子午线，纬线呈等距平行线，经线斜交于北极。这个版本现已少见。铜板印刷本，康熙五十八年（1719）制版印刷。图上以每纬差 5 度为一排，共八排，每排又分若干幅图，全国共计 41 幅。绘图范围同康熙六十年木版图大致相同。而关内各省地名注汉字，关外皆注满文，1921 年在沈阳故宫发现该图铜板，再次编印时由金梁题名为《满汉合壁内府一统舆地秘图》，流传较广。康熙末年，出现了以省、府分幅的地图，即由《皇舆全览图》派生而来的《康熙分省舆图》，共 227 幅图，注记均为汉字。该图只有国内各省，未绘邻国地区。《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的 216 幅图，即属该版本。后印过单行本，图名不一，如《内府舆地图》、《大清舆地图》、《清一统舆图》、《康熙分省分府图》等。雍正年间编绘的《十排皇舆全图》，是较少见的一种内府舆图。已发现有雍正三年、五年、七年、八年出版的四种版本。这几种版本，在制图范围、地名注记、采用的制图网络及绘画风格等方面均相仿，东到大海，西至黑海与地中海，北到北冰洋，南抵海南岛。图上正方形网格，仅起控制定位作用，非地理坐标。图上由北而南每 8 条横线为一排，共十排，故称雍正《十排皇舆全图》。图上西北、东北、西南等地的地名，用满文注记，长城内注汉文。该图吸取了康熙《皇舆全览图》之优点，补充新资料，起承上启下作用。乾隆时代绘制的全国地图，有三种版本传世。一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铜板墨印《内府舆图》，又称《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有图 103 幅，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起始经线，但未有零度经线，而注“东一”，“西一”，其他经线皆斜向北极。以纬线每 5 度为一排，共分十三排故名。二是《内府一统舆图》，铜板墨印，绘法与《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基本相同。但以北纬线每 8 度为一排，共八排，其始经线已改作零度，东到东经 39 度，西至西经 97 度。北到北冰洋，南抵海南岛。三是《乾隆十排皇舆全图》，墨印，满汉文标注地名，内容与注记和“乾隆十三排图”基本一致，自然地理要素有所增加。图上未有经纬网，而与雍正《十排皇舆全图》相同，绘有正方形网格。道光初年，董方立以康熙、乾隆两朝地图为基础，编绘《皇清地理图》。道光十二年（1832），李兆洛又在此图基础上，编绘《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这是经纬与计里画方并存于同一地图中的代表作。其后出版的一些地图如：胡林翼、严树森补订的《大清一统舆图》，同治三年（1864）编制的《皇朝之省府厅州县全图》等，均是采用经纬和方格网并存的舆地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