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崛起，开启新的世界历史！

中国崛起，开启新的世界历史！
郑永年  鹰派观察

编者按：
70年沧桑巨变，中国崛起令世界瞩目，中国奇迹令世界惊叹。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来临之际，特别策划“世界纵论新中国70年”专题报道，邀请外国政要、政党领袖、海外专家与中国学者纵论中国发展成就、解读中国成功经验、畅谈中国未来愿景，向读者展现一幅世界眼中的中国壮丽画卷。以下为本专题推出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撰写的文章。

■ 西方制度抱残守缺，不能与时俱进，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并举的局面

■ 新时代呼唤一种新体制的出现，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 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要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

上世纪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其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一方面是因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方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

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不断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1  西方制度造成“三恶”并举

时刻想“终结”人类历史的西方制度为什么会如此快速衰落？一句话，西方制度抱残守缺，不能与时俱进，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三恶”并举的局面。尽管人们对此甚感可惜，但也无可奈何。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恶”指的是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西方政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危机？这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变。

一句话，西方政治制度要解决的是“权力之恶”问题。

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

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

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从战火中诞生，并且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到了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欧洲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且不说所有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但这种忽视又是很容易理解。

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发现资本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即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

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

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能够分享的很少。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2  新时代呼吁新体制出现

与政治和经济相比，在任何地方，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

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但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份贡献一份”。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就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但很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

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的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和表现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

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出路。很显然，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

这个新时代因此呼唤一种新体制的出现，这种体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制衡，从而实现双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

而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3  中国重视自主制度建设

新中国的70年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1949年，毛泽东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设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内部积弱、外部受人欺负的局面。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被称为“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在短短40年时间里，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脱贫方式。在脱贫成就方面，中国独一无二。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不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但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难的。近代以来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就可以轻易强大。但恰恰这一点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身上。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正是中国十八大以来的要务。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4  创造性地转化自身文明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一旦三层资本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就必须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提供公共服务等责任，而民间资本提供的则更多的是创新活力。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构造世界经济历史奇迹的同时，又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就了今天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而融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尽管“三层资本体系”和“三权分工合作体系”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根本的制度。

经验地说，经济形式决定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政治形式。

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促成了中国成功的故事，也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

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

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

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他国家也会成功。

全文完

美军在征兵工作中也面临不断增大的现实压力。由于近期美国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不少原本有参军意愿的美国青年“转投”薪酬待遇更好的企业，或进入高校深造，使得美军的征兵基础不断缩小。年青一代日益下降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以及文化素养下滑，同样难以满足美军的征兵标准。事实上，美军已经警觉到其潜在兵员数量不断缩减的问题。美媒报道称，在美国全部役龄人口中（不管其是否有参军意愿），符合军队服役最低要求的人只占该年龄段人口总数的20%。而在这些符合要求的年轻人中，只有1%有参军意愿。这使得美军不得不愈发依赖出身军人家庭的“军二代”来“子承父业”。据美海军统计，84%现役军人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位近亲曾在军中服役，全家都是军人的世家更是比比皆是。为吸引更多年轻人参军，美军推出了提高服役待遇、改进征募方法、改善服役环境以及动员老兵和家属服役等多种手段，但兵员基础不断缩小的问题仍未得到缓解。

北京最大的利基依然是和平统一，若情势继续恶化下去，从利益角度考量，可能采取“强制性统一”，但不是攻打台湾。大陆要是真打台湾，后续很难处理。但如“台湾关系法”中自己说的，大陆有可能对台湾进行禁运、杯葛、封锁等，美国人当年已经对这种“强制性”手法预估到了。他指出，其实，从北京此次处理香港事件能看出端倪，就是不用出动武力，让你自己乱下去，你自己最后搞不下去。对台湾也类似，包括经济上压迫也可能成为一种手法，比如“九二共识”下签的22个协议，会否全面暂缓？那样就会给台湾带来很大压力，而美国对这种经济外交上的施压，其实也无可奈何。

2月29日这天签的外交协议很诡异/周德武
2020-03-02 04:24:19大公报 作者：周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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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这个日子毕竟四年轮一回，把这一天作为重要纪念日很不靠谱，要想搞个周年庆祝更是不容易。美国人偏偏不信邪，这一次又选择这一天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

美国人要从阿富汗撤了？人们将信将疑。这不由得让我想起2012年的2月29日。那是金正恩刚上任不久，美国对这位有过留学经历的年轻领导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期待他走出一条与祖、父辈不同的道路。当时的朝鲜已进行过两次核试验（2006年和2009年），但朝鲜的核技术还相当不成熟。美国为了阻止朝进一步开发核武器，2012年2月29日，美朝双方在北京达成协议，朝鲜同意暂停核试验、导弹试验和铀浓缩活动，并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返回朝鲜，对朝有关核设施“去功能化”予以核查和监督。美国则同意向朝鲜提供24万吨营养援助。但朝鲜紧接着在3月16日宣布发射卫星，美朝再起争执。朝鲜坚称发射的是卫星，不是导弹，并没有违反协议。而美国则认为，卫星也是使用弹道技术，与发射导弹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朝掩人耳目的伎俩而已。

2．29协议无疾而终，朝鲜核试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之后进行了四次核试验。2．29协议成了美国的外交梦魇。特朗普上台后转而对朝鲜采取“极限施压”政策，2018年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并在2019年夏天双双跨越“三八线”，成为轰动世界的大事。但美朝互动的形式远远走在了实质内容的前头。

美朝僵局依旧，特朗普期待大选之年用美朝外交成果展示自己对外政策能力的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美国与塔利班的停战协议不失为一个替代选择。从阿富汗撤军也是特朗普2016年大选所做的一项承诺。小布什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一打就是19年。美国为此失去了2400多个年轻生命，导致2万多名士兵伤残，直接战争开支达7500亿美元，而间接经济损失达数万亿美元。美国人对阿战争从最初的同仇敌忾到现在的普遍厌战。入侵阿富汗本是一箭两雕：既可以服务于打击本．拉登领导的恐怖主义组织，也可藉机在欧亚大陆打下一个战略楔子，对中国和俄罗斯形成有效钳制。而北约的后勤保障支持力量直抵阿富汗，事实上形成了北约“兵临中国城下”的局面。

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美国一手扶植塔利班──这个学生组织，用于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但塔在羽毛丰满之后，成了反噬美国的异己力量。美入侵阿富汗之后，塔利班政权迅速被推翻，但是塔利班利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至今仍控制着阿富汗的半壁江山。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美身陷阿富汗而不能自拔。

美扶持的阿富汗政权始终不能对全国实行有效管治，2014年阿富汗大选引发争议，在美的调解之下，搞了中央政权的双首长制（总统和政府首席执行官）的分权方案，成为政权不稳的重要根源。

恩格斯1857年在《阿富汗》一文中写道：“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和摆脱单调营生的休息”。这就是阿富汗的民族特性。大英帝国和苏联都栽在这块土地上，如今美国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阿富汗是“帝国的坟墓”名不虚传。

特朗普有意从阿富汗撤军，但与塔利班的谈判一波三折。去年9月双方原定在戴维营签署协议，但因美军在阿富汗遭到恐袭而作罢。美国指望以此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施压筹码。但问题是，美国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岂能从谈判桌上得到？塔利班根本就不想给美国这个面子。前不久，一架神秘的军机在阿富汗上空坠毁，据称美国高级情报官遇难。有报道指这是塔利班所为。

这起重大事件并没有妨碍美塔之间的谈判。根据双方在卡塔尔签署的这项协议，美军将在未来三至四个月，将驻阿美军规模从现在的1.3万削减至8600人，并在14个月内完成全部撤军。作为交换，塔利班承诺对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进行打击，并开展与阿富汗政府的和谈。不过，美军是否全部撤军取决于塔利班是否遵守协议中的相关承诺。国务卿蓬佩奥在签字仪式上表示，和平协议是对塔利班有关和平承诺的“真正考验”。他强调，“如果我们不对我们做出的承诺和许愿采取切实行动，这个协议将毫无意义，今天的良好感觉也不会持久”。

不管美国承认与否，这项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美对阿战争的彻底失败。可以预料，美国撤出之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真空将很快由塔利班所填补，重新夺回首都喀布尔只是时间问题。而鸦片是塔利班的重要收入来源，毒品经济会不会再度泛滥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极端伊斯兰化政策会对地区格局产生多大的外溢效应仍在未定之天。2月18日，阿富汗政府公布了去年9月大选结果，现任总统加尼以50.64%的选票取得连任，但现任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不承认这种结果，更不用说塔利班对选举舞弊的指责。

阿富汗作为一个国家的悲剧已经持续180多年。一个动乱的阿富汗肯定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民族和解是阿富汗的唯一出路。防止美国祸水东引是接下来中国不得不具备的底线思维。阿富汗的发展终究要靠自身的内在动力，任何时候中国都乐得成为阿富汗发展的助力。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在美国撤出之后，中国人有理由对阿富汗多一份和平的想像。政治大和解，百姓重归休养生息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这次民意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来，对官方至少产生了两点触动。一是让官方看到了对中国正在逐渐积累的非法移民问题民间意见是多么强烈，这个问题到了必须加以遏制、改善的时候。二是以后出台任何法律法规，即使是拿出一个草案的征求意见稿，都需更加认真地把内容做扎实，避免一拿出来就遭到舆论的炮轰。

需要指出的是，司法部和移民局公布征求意见稿以及现在做出回应，都是法定程序，民众的意见表达得也很充分，整体上这是民主立法的应有题中之义。希望最终的结果是非常积极的，最终成为法规的“外国人永居条例”是大多数中国人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