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818《2019----中国新时代的“抗美强国战争”！》

美国近年来依靠纯军事手段推行霸权并不顺利，使其不得不反思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模式是否需要调整。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形形色色的反美武装与势力将美国在战场上拖得筋疲力尽。尽管美国凭借强大、先进的军事能力打垮了塔利班政权和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是依然没有能够消除恐怖分子给美国带来的威胁。特别是这两场战争加上叙利亚战争，已经造成数千美国人伤亡，消耗了数万亿美元，却始终无法真正终结。为此，美国兰德公司认为，美国“严重依赖常规军事能力，而对手争夺的则是在人民中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可以说，美国依赖常规军事力量获得的成功常常是短期和不可持续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发展“政治战”能力，以挽回正在丧失的政治威信与国际地位。

　　从外部原因来看，美国认为以中俄为主的战略对手正在运用“政治战”的理念与其展开全面而有效的“对抗”。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今年3月发布的《未来政治战：俄罗斯、西方和全球数字竞争时代》报告中表示，俄罗斯自2004年起就一直在实施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政治战”。美国认为其对手已经发展出在这一领域展开行动的专门能力，美国对此却不能及时反应和有效反制，常常显得措手不及。

中国的国家道路是本国独特历史和现实共同塑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打拼、摸索出来的，它对建设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起了决定性作用。美方如果想通过对华接触重塑中国的发展道路，那是绝无可能的。中国的国家路线如何在前进中调试，只会根据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现实需要加以进行，美方不应幻想在这当中扮演角色。
　　与此同时，强大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这是美方有能力参与塑造的。中国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我们愿意与世界为善，但究竟该如何做，美国应当与中国积极互动，让一个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成为中国作为大国走向世界中央舞台的良性坐标。
　　不同政治制度的大国究竟该如何相处，这是21世纪最紧迫的国际政治命题。它需要中美共同回答，而美国对答案的引导力显然很强。但愿不是那帮“杂牌军”总能在这当中兴风作浪，美国需要有大战略视野、更有远见及责任感的政治家和专业学者群体。

中国在军事、睦邻关系和整体外交政策上都采取了坚定而有力的立场。这一立场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在历史和当今世界舞台上所占据地位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上。

　　从外太空到深海海底，从非洲到北极，中国正全力朝着成为经济、军事和外交强国的方向迈进。中国的发展势头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了重振国威的坚定意志。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2049年是一个关键时间点，这一年适逢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中国在当今全球秩序中实现崛起。

　　经济是中国技术、军事和全球实力增长的基础。如今中国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18%，到2030年这个比例或将达到30%，而美国的贡献率可能会进一步缩水。

　　中美在经济上的差距不仅会转化为两国间新的力量对比，还会成为新的国际体系的基础。

“暴青”必成“颜色革命”弃卒       
http://www.CRNTT.com   2019-07-19 00:18:34


　　
　　为什么突然由香港激进大学生提出呢？连他们的仿效对象的台湾“太阳花学运”也没有这样陈腐极端的政治主张，香港这少数大学生们为什么在自以为进步的同时变成这样政治上的极端落后保守呢？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或他们背后的人）要替香港“为美国而战”找理由，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便在旧纸堆里翻抄，抄出几十年，上百年的陈腐政治主张与言语。
　
　　这样的盲目无知的少数大学生正好与黎智英及其同路人结合起来，充当其乱港的先锋，也与政治教师带着他们教育出来的政治学生一起，冲击政府、冲击警察，制造一处又一处的动乱。
　　
　　他们追求的是“战争”，黎智英及其同路人当然明白为何而战，是“颜色革命”后政治和经济的胜利果实，是在过程里源源不绝的金钱和物资。败了，他们还可由美国保护全身而退。可惜和可怜的是盲目冲锋在前的大学生、中学生，他们是被利用，却不知道究竟结果会怎样，对他们自己、对香港社会有什么后果呢？别人取得好处，他们却是被牺牲的“马前卒”。成功后可抛弃，失败后更会立马被抛弃。
　　
　　尽管美国的阴谋注定无法得逞，但香港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亦无可避免受到影响，如此一来，年轻人还有什么工作与生活机会呢？　
　
　　年轻一代会毁于黎智英及其同路人、英美在港的代理人手上，或许他们事败后跑到西方国家，就让他们在当地日益排外的境况下沦为二等公民，老死他乡吧！

进步与自由主义无关
记者问：弗朗索瓦·朗格莱先生，面对愈发严重的不平等和失业问题，您认为应该由国家重新接手财富的分配与发放？
弗朗索瓦·朗格莱答：从长期来看，毫无疑问人类取得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将进步与自由主义混淆。在过去毫无自由可言的时代，人们依旧取得了人文进步或者技术进步。

自由主义正走向幻灭，自由主义正走向幻灭。冷战以后30年的历史是一个变化着形式，重复上演对自由主义期待与幻灭的时代，而日本的课题则是“知识系统的自立”。文章编译如下：
伴随着年号的改变，回顾平成时代在日本成为了一种流行。当然，与天皇在位时间相对应的元号区间并非与政治和社会动向完全一致，所以平成时代的这种划分也只能说是人造的。虽说如此，要论平成这个时代的特征，那是相当于30年“一代人”的时期。从政治上看，就日本来说，那是从1955年体制结束，经过包括在野党政权在内的混乱期，再到安倍长期联合执政的这么一个时期；就世界来说，那是以冷战结束为起点，以冷战结束后的秩序动摇为终点的时期。从这个方面来说，将平成作为一个时代进行总结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当然，要对这30年的特征做出历史评价还为时尚早。现阶段可以说的是，它不像前一个时代的“冷战”那样，拥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同时代意识。三十年里，倒是留下了一些巧妙捕捉每个时代国际政治侧面的表述。比如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新保守主义者们口中的“美利坚帝国”、伊恩·布雷默的“G0”等。然而，无论哪一种表述，都没有以决定性的形式固定下来。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的时代特征是，无论世界还是日本都在空虚地等待时代的自我定义。
30年前，人们不会想到这种结局。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信奉的所谓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等价值似乎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这些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自由主义”。30年的历史是一个变化着形式，重复上演对自由主义期待与幻灭的时代。
到了现在，对自由主义的幻灭更加深刻，更加严重。尤其在信奉自由民主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层面蔓延着对支撑体制的价值观的犬儒主义和漠不关心。虽然后来形成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各种替代性的主张，但这些都不足以代替自由主义。总体来说，思想互相交锋的混乱状态导致了现代世界的不可预料性。
对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影响到对外政策。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12月）直接批评了对自由主义的乐观论调，其中写道：“冷战时期的自由国家伟大胜利中，美国是全球唯一的拥有巨大优势和气势的超级大国。然而，成功导致自我满足，很多人相信美国的实力不会受到挑战，会一直维持下去，美国开始漂流。”基于这一认识，该文件将“美国优先主义”正当化。对自由主义的深刻幻灭和批判不只出现在美国，从英国脱欧、欧洲各种民粹主义运动也可以看出来。这是现代世界共同而广泛的征兆。
然而，自由主义及对它的否定这种相互对立本身是正常的吗？自由主义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代发达国家存在问题的价值体系？从平成和冷战结束后约30年的时间轴来思考问题的意义在于，可以比平时更加深刻地思考当前世界所面临问题的根源。而这种思考，对于迎来令和时代的日本来说也有重要意义。
冷战结束的再思考
当前，美国国际问题论坛等围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例如，自去年以来，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将战后国际秩序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破坏该秩序的特朗普政府发出了警告。与之相对，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则认为战后国际秩序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观点是错误的，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追求的是更加现实主义的势力平衡。相关的讨论不胜枚举。
笔者无暇介绍论争的详细情况，但我认为，不应一直将战后秩序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二战以后至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混合秩序，冷战结束以后，现实主义要素后退，开始接近于纯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战后秩序的出发点是1941年夏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大西洋宪章。该宪章歌颂了设立新的国际机构、自由贸易、海洋自由、民族自由等自由主义理念。然而，同时，他们极力避免重蹈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覆辙——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尝试建立自由主义秩序，但最终失败——重视通过现实主义力量建立秩序。其表现是承认赋予由大国担任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很大权限的联合国秩序构想。经济上，为了保障自由贸易，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但通过设定基于出资比例的表决权，确保大国的主导性。也就是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存在着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组合的战后秩序构想。
然而，随着二战后与战争期间的盟国苏联的对立加深，联合国陷入功能失调，政治上现实主义的力量对立增强，经济上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进自由贸易体系，但当时的世界经济只能依赖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作为霸权国家，以开放本国市场和冷战政策为由，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通过提供资本支撑世界经济。虽说如此，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非说完全失去了自由主义要素。
冷战时期，尤其是在1960年代之前，促成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组合在一起的是工业文明。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结构确立起来，富裕的中产阶级保证了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社会的稳定。然而，从1970年代左右开始，因为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新型工业国和资源出口国的崛起，这一结构开始逐渐地出现问题。
然而，在应对这些变化之前，冷战突然结束，这导致人们尤其是西方的政策精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正如平成元年（1989年）秋天民众破坏柏林墙所象征的那样，东欧体制一下子崩溃。次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进攻科威特，美苏展开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确定了应对方针，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突然恢复了功能。结果，第二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主导的多国部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更加印证了联合国的复活。当年末，苏联宣告解体，给人的印象是自由主义取得了胜利，“世界新秩序”的表述开始流行起来。
然而，将冷战的结束理解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即使在当时也是有一些勉强的。促使苏联和东欧转变的，不是自由主义理念，而是物质和技术上的动机。尤其信息技术的发展孕育了技术创新和需求的循环。从相关国家很多自由主义制度根基不稳的情况来看，物质和技术因素才是终结冷战的根本原因。
美利坚帝国与自由主义协调论的界限
然而，西方国家却将冷战的结束视为自己政治经济价值观的胜利。体现冷战结束后期登场的最激进自由主义思潮的“世界新秩序”论，在1990年代中期不再被追捧。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坚信自由主义的优越性，继续追求基于该信念的乐观的秩序构想。
尤其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末，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利坚帝国”论。该论调是以2000年左右美国压倒性军事、经济和技术优势为前提，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视为美国行动的制约因素，试图通过美国的力量和意志来维持和扩大自由主义世界。其最激进的主张者就是新保守主义者，他们积极肯定美国凭借压倒性的国力将美式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的做法。新保守主义者本身并不是美国政策精英中的多数派，但共和、民主两党带有国际主义倾向的人们大多持有该立场，被新保守主义激进的主张所牵引。
尤其9·11事件中，美国的中心区被恐怖分子所破坏，这也支持了新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在军事进攻恐怖组织根据地的阿富汗之后，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2003年，美国不顾部分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反对以及联合国的制约，强行对伊拉克实施了军事进攻。
推翻敌国政府很快就实现了，但美国却因为在失去政府的社会进行战后统治陷入泥潭。坚信美国自由主义价值普遍性的政策领导人们在不了解阿富汗和伊拉克各种势力对立关系和复杂感情的情况下发动了战争。
美利坚帝国论最终失去力量是因为2008年的雷曼危机。基于合理的经济学知识的市场经济运营是美式自由主义的主要要义之一。然而，始自美国的房地产资产泡沫的破灭发展为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这导致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对收入差距和市场经济产生不信任。
然而，在这一阶段中，自由主义以自由经济协调主义的形式获得重生。雷曼危机后，美国总统布什召开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就是其象征。在该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新兴经济体，比如被称为“金砖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存在感已经不容忽视。自由主义者预测，通过分担一定的权限和责任，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该是可以协调的。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希望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就是这种期待的象征。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他主张国际协调，拥有较强理想主义倾向的世界观。
的确，雷曼危机后，全世界拥有共同的危机意识，为了避免全球经济大衰退，各国协调经济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新兴经济体除了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外，还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以此稳住了世界经济，雷曼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避免了破产的境地。然而，眼前的危机过去之后，自由主义和新兴经济体的协调体制也开始达到极限。
当前，国际政治正在发生巨变，形成日欧和俄罗斯参与中美竞争关系的格局。在这里，竞争的关键也是信息技术。这并非单纯的技术和安全性的问题，对于信息这一看不见的存在，不同的价值观正在加剧不信任和对立。
信息文明时代需要知识自立
冷战结束后的过去三十年间，占支配地位的理念是自由主义的世界观。然而，世界新秩序论、美利坚帝国论、自由经济协调论所表现出的乐观屡屡遭到现实否定，今天的世界被这种幻灭所包裹。一直标榜自由主义的美英两国的政治现实说明了这一切。
平成时代的日本的轨迹总体上被自由主义的乐观与幻灭所点缀，但也有略微的不同。首先，在冷战结束的平成初期，日本遭遇了泡沫经济破灭和海湾战争中日本外交低迷的双重打击，日本的意识里既兴高采烈又有挫折感。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内开始讨论寻求摆脱冷战时期的1955年体制，利用以可更迭政权的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政治领导力，以“普通国家”即自由主义发达国家身份建立外交安保体制。该讨论可以说奠定了从1993年自民党分裂和非自民党联合政府到自民党和社会党联合政府、小泉改革带来的批判自民党内体制、集结在野党势力的民主党政权的组织化以及2009年政权更迭的日本政治的基调。这意味着自由主义议程革新了政治经济结构。
这期间外交层面指导日本的是1995年“奈倡议”所代表的美国跨党派国际主义者所确定的方向。他们将亚洲太平洋视为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繁荣的中心，并且认为日美同盟关系是东亚秩序的基础，在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中，例外地成功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组合了起来。直到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这一框架给日本外交提供了基本方针，在内政混乱的情况下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然而，美国的国际主义共识因为伊拉克战争、雷曼危机、朝鲜问题上的束手无策等原因导致影响力下降。尤其是支撑国际主义内政基础的两大政党制在美英两国都不再能发挥作用。结果，美英两国出现政党分裂状况，并进一步导致特朗普政府的出现和脱欧等政治混乱。
在日本，由于泡沫破灭后不良债权问题处理得不及时、参众两院的扭曲国会导致政治停滞的宪法体制等原因，政治陷入了混乱。然而，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传统与权力向首相官邸集中、货币宽松政策、财政扩张政策一起，为安倍第二次执政带来了长期稳定局面。看上去，日本貌似重新回到了自民党负责劳动福祉政策、现实派在野党没有固定支持层、理念派在野党停留在少数派的1955年体制的结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不能充分适应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变。平成元年（1989年），全球市值前50强公司中，日本企业占到了32家，但到了平成30年（2018年）却只剩下一家。虽说有泡沫经济时期的虚高成分，但也不能掩饰日本经济影响力下降的事实。
其背景可以说是试图尽可能保留工业文明时代遗产的企业和劳动结构的平成时代政治行政指向性、推波助澜的选民的意识以及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日本的资产。然而，随着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公共债务的扩大，这种结构变得难以为继。
很多学者都反复强调，信息文明时代最核心的资源是独创性的“知识”。从独创性的知识角度来说，日本所欠缺的是对知识基础和整体性的理解。像明治时期和昭和战后时期那样，近代日本在作为目标的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拥有明确分类和体系的时候，巧妙且迅速地进行了吸收。而像大正时期和昭和战前时期以及平成时期那样，日本在整个世界都陷入流动性的时代，则是失去了方向感。令和时代的课题应该是如何从这一循环中摆脱出来。也就是说，日本不应去引进和咀嚼现成的框架，而需要有全局意识，用自己的手重新构建知识体系，哪怕比较遥远也要重新审视应用背后的基础。

中国看上去比美英富得多。这里的街道、机场、地铁、高铁、剧院、人行道、公园，令纽约或巴黎相形见绌。但中国还不算富，人均GDP仍较低，但这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此了不起幷优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地方。中国不必达到人均收入约5万美元以上，才能实现繁荣、赋予国民更好的生活、保护好环境幷促进伟大文化。这是否正是令西方胆战心惊的地方？

中国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革。“自我革命”有可能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内部改革方面一定会出台令人耳目一新的政策。只要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就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美国如何对待中国，中国都将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如果美国接受现实，那么，中美两国有谈判的余地。如果美国不愿意接受现实，继续对中国发难，试图挑战中国的国家政权，那么，中美两国一定会发生冲突。中美两国发生战争必然会是以中国胜利而告终。  

美国打台湾牌的基本路数就是在两岸之间仍扮演着一个平衡者的角色，当然这是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不光彩角色。对美国来说，两岸统一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台独”不符合美国的短期利益。所以，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立场就是“维持现状”，或者“不统不独不武”。当然，在这个基本立场下，美国对台政策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如果“台独”气焰嚣张，美国就会强调“不支持台独”或“反对台独”。当两岸关系发展比较顺利时，美国就很有可能给两岸关系制造麻烦。

　　所以多年来，美国打台湾牌，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当美国需要中国合作的时候，就少打台湾牌，表现出与中国合作的态势。当美国要牵制中国时，就会加紧打台湾牌。

　　前几年，美国以全球反恐为最高战略，需要中国的合作，中美在共管“台独”上也有比较高的共识，美国打台湾牌的频率和力度都有所降低。致使一些人认为，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出现“边缘化”的趋势。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假象。美国从来就没有要放弃台湾这颗棋子。即便是在美国“反恐压倒一切”的时期，美国也没有放弃这颗棋子，仍将其视为牵制中国大陆的战略武器。

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而是谈判对手       
http://www.CRNTT.com   2019-07-23 00:02:06



　　中评社北京7月23日电（评论员　乔新生）2019年7月3日美国著名的亚洲事务专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不是敌人（China　is　not　an　Enemy），主张与中国保持接触，并且把贸易问题和人权问题脱钩，无条件容纳中国融入国际秩序。这封公开信充分表达了美国外交界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担忧。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问题上，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的做法，使中美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希望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中美两国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基辛格的话）。

　　美国为什么把中国作为他的对手？首先，这是美国的一贯做法。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从来没有心慈手软。无论是昔日的战略盟友，还是重要的合作伙伴，美国对待第二大经济体总是赶尽杀绝。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为了削弱日本的经济实力，迫使日本签署著名的“广场协议”。不仅如此，针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美国出台了惩罚性措施，向日本半导体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在东亚地区扶持韩国加快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步伐，从而使韩国一举成为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最重要的半导体产品出口国。如今日本为了夺回在半导体领域的地位，依照日本国内的法律禁止日本企业向韩国出口生产半导体产品零部件原材料，从而使韩国半导体产业遭受沉重打击。虽然韩国政府竭尽全力试图通过经济外交等渠道表达自己的不满，迫使日本政府收回成命，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为了恢复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能力，已经决定对韩国实施全面制裁。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因为美国的介入而有所缓和，但可以肯定，日本与韩国在半导体领域有可能会长期竞争。

　　其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工业蒸蒸日上，美国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工业制成品，这是美国朝野各界感到十分担忧的事情。中国作为工业化国家，拥有最齐全的工业门类，不仅如此，中国依靠科技创新，在许多领域已经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中国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领域获得大量知识产权，美国国会在国防授权法案中专门针对中国第五代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增加制裁性条款。美国政府甚至动用美国的紧急状态法，对中国华为公司采取临时性制裁措施，禁止美国部分企业向中国华为公司出口产品。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美国社会各界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焦虑，美国政府制定的对华政策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第三，中国是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由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的国有企业日益壮大，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越来越强。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纵横捭阖，所向披靡，因此，借口中国的国有企业接受政府补贴，试图把中国的国有企业从国际市场排挤出去。美国前任总统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针对国有企业设置特别条款，目标直接指向中国国有企业。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在与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谈判期间，多次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无端指责，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中国的国库直接相连，中国国有企业获得了政府的补贴，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这种说法当然是无稽之谈。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他们以自己的财产对外开展经济活动，并且以自己的财产对外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国有企业虽然是由政府投资设立的企业，但是，中国国有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政府现在没有采用非常措施帮助国有企业开展不正当竞争，将来也不会帮助国有企业开展不正当竞争。中国正在进行国有企业监管机制改革，一方面设立投资公司，建立信托制度，让投资公司成为真正的委托人，委托国有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把国有企业和国库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明确投资者主体责任，让投资公司承担投资失败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让投资公司的负责人根据市场需要选择投资的项目，依法独立地开展经营活动。

　　第四，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竞争力大不如从前。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让国际投资者纷纷撤出资金，美国投资银行实际上已经变成无米之炊。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过分倚重金融服务业和少数军工企业，就业岗位迅速减少，越来越多青年难以找到足够的就业岗位。虽然美国政府通过发展服务产业，吸纳一些就业人口，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美国的就业岗位日渐减少，美国在工业制成品领域竞争力越来越弱。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服务业吸纳高层次人才，而传统农业现代化释放出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人口。当那些来自西部农业地区的剩余劳动人口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愤怒和不安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美国总统，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竞选期间许诺在中西部地区设立更多的工厂，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

　　不过现在看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中西部地区的失业工人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他们在现代化大都市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农作物，可是，由于美国总统决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中国减少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从而使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企业农作物无法出口，农业生产企业处境艰难。美国总统决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本来是为了迫使中国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可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争缺乏正当性，中国理直气壮地实施反击措施，拒绝进口美国的农产品，美国农民怨声载道。

　　美国试图通过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保护美国国内的市场，从而使美国振兴制造业的计划得以实现。不过现在看来，美国在工业领域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工业体系，但是，美国最先进的军事工业体系主要用来生产武器装备，即使生产大型客机，由于市场容量有限，很难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美国波音公司是美国乃至世界最大的飞机制造企业，近些年来由于波音公司管理不善，产品质量出现严重问题，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飞机失事之后，许多国家不愿意购买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美国波音公司处境尴尬。

　　美国克林顿时代已经意识到美国军事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克林顿总统审时度势，决定把美国在军事工业领域积累的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把美国军方传输数据的“因特网”改造成为国际互联网络，以此带动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美国财政收支平衡并且略有盈余。克林顿时期把军事技术用于发展经济，一箭双雕，一方面为美国军工企业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催生了互联网络产业，美国的操作系统、芯片、路由器等生产企业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军事工业领域先进技术民用化，那么，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非常遗憾的是，美国军方并不愿意把军事秘密技术公开。近些年来，美国在军事工业发展领域过分强调集成创新，把已有的先进技术用于军事装备制造，从而生产出越来越复杂的航空母舰、战斗机，美国的军事工业已经误入歧途。如果美国总统不采取措施调整美国的经济结构，将美国军事工业尽可能地拓展到民用领域，那么，美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要实现制造业的振兴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五，美国总统特朗普过于迷恋自己的谈判能力，认为只要通过双边谈判就一定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位美国总统曾经雇用记者撰写了《交易的艺术》，洋洋自得地吹嘘自己的谈判技巧。不过现在看来，把商业谈判技巧用于国家谈判领域往往适得其反。

　　特朗普的谈判技巧概括起来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采用咄咄逼人的谈判策略，迫使对手乖乖就范。对那些中小商人来说，特朗普谈判策略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反而会弄巧成拙。美国总统对朝鲜发出军事威胁，在朝鲜半岛附近部署航空母舰，试图迫使朝鲜领导人乖乖就范。朝鲜领导人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频繁的发射导弹，从而迫使美国总统不得不无条件谈判，朝鲜领导人与美国总统在新加坡和越南河内分别举行会谈。美国总统担心在自己竞选连任期间，朝鲜进行核试验，访问韩国期间提出与朝鲜领导人在板门店会见。朝鲜领导人为了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坦然接受美国总统的邀请，并且让美国总统跨过板门店军事分界线。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这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美国总统，同时也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美国领导人。

　　现在美国在波斯湾地区部署大量的部队，美国作出一副随时对伊朗动用武力的样子，试图迫使伊朗屈服接受美国的条件。伊朗领导人没有被美国军事部署所吓倒，反而号召全体伊朗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美国的炮舰政策。英国作为美国的马前卒，在直布罗陀扣押装载伊朗石油的轮船，伊朗如法炮制，扣押两艘英国油轮，英国偷鸡不成蚀把米。

　　现在美国政府骑虎难下，一方面在波斯湾附近部署大量的军队，每天需要花费大量的军费；另一方面却患得患失，不敢发动全面战争。虽然以色列火上浇油，在叙利亚地区对伊朗的军事顾问以及军事物资所在地发动空中袭击，试图干扰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伊朗军事顾问仍然在叙利亚活动。不排除伊朗在关键时刻配合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帮助叙利亚收复戈兰高地。以色列之所以敢于在叙利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却不敢直接对伊朗国内的战略目标发动空袭，就是因为叙利亚政府没有还手之力，而俄罗斯态度暧昧，不愿意帮助伊朗驻叙利亚的军事顾问躲避以色列的空中袭击。如果以色列敢于向伊朗发动进攻，那么，伊朗有可能会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将会陷入火海之中。

　　中国不愿意成为美国的敌人，但美国国防部需要敌人。美国国防部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高射炮打蚊子”缺乏效率，因此，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将自己的军事装备部署在亚洲地区，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美国这样做实际上是唐吉呵德大战风车。中国过去不会把美国作为敌人，将来也不会把美国作为敌人。

　　中国把美国作为可敬的战略对手，学习美国科技创新经验，并且争取和美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如果美国对中国关闭大门，中国也不会签订城下之盟。中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一定会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利益关切，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中国。如果中美两国不能达成权利义务对等的协议，那么，中国宁可没有协议。美国之所以焦急，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总统有竞选连任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负作用越来越大，美国国内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消费者深受其害。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向中国出口美国剩余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受到损害的是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国内企业，中国当然也会因此而遭受损失。

　　中国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着力开辟新的市场。中国对西亚、东欧出口增长迅速，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可以失去美国这个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美国却无法失去中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斗争合作关系。中美两国是谈判对手，但是，美国必须尊重自己的谈判对手，如果居高临下，试图对中国发号司令，那么，最终必然会自食其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存在一股强大的反华势力，他们试图颠覆中国的国家政权。为了获取更多的经费，他们极力迎合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希望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特朗普制定对华政策一定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作为一个缺乏历史感和战略眼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会根据美国少数游说集团提交的报告，头脑发热，作出错误的决定。这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极为不利。

　　美国总统应当意识到，如果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问题上，受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不是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而是根据一时情况变化作出决定，那么，必然会导致中美两国关系大起大落。美国总统在处理中美两国贸易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不明智做法，已经给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带来许多变数。美国总统声称要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直接违反日本大阪会议期间对中国领导人作出的承诺，尽管中美两国贸易代表团牵头人仍然保持电话联系，但是，实质性谈判仍然没有开启。这说明中国对美国是否有诚意签订对等的谈判协议感到疑虑。如果美国总统不能采取实际行动稳定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动辄威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中美两国关系一定会继续恶化。中国不希望看到中美两国怒目相向，但是，中国也不惧怕美国图穷匕首见。

华为问题会绑架美中经贸谈判，实体清单和孟晚舟问题需要解决。他指出，尤其是孟晚舟的案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只是法律或者经济的问题，牵扯到政治因素。应该有混合的一揽子解决办法，只靠一个途径解决不了问题。怎么解决尚不清楚，但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美中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关系会继续恶化。

　　对于下一步的中美关系，李成不愿轻言悲观或乐观，但指出中美关系有很多不确定性。他说，中美关系还面临很长时间的不确定，势头是可以扭转的，危机是可以管控的，但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原路。为什么要回到原路？中国本身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已经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大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应当一败涂地，或者发生悬崖式下跌。悬崖式下跌是应当也可以防止的。

　　李成最后表示，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也加强了美中关系的复杂性，但他相信，不管是特朗普连任或者新总统上台，美国对华政策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因为到时候人事方面会发生很大变化。目前美国政策的个人色彩很重，政策取向与总统个人处境密切相关。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或者新总统上台，人事、氛围、个人目标都会有很大不同，对华政策手法也会发生变化，虽然中美关系总体走势如何还有待观察。

美国正造就一个可能无法战胜的敌人
2019-07-24 09:02 人民日报  
傅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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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美国前驻华公使、尼克松总统首席中文翻译傅立民6月13日在布朗大学外交政策协会作了题为《中美脱钩及其影响》的发言。他强调，美国利益集团和精英阶层费尽心思将中国树为敌人，但并无必胜把握。其观点可参考，编译如下：
　　一、美军工行业努力帮助美国树立敌人
　　美国人正费尽心思制造排外情绪。部分美国民众间歇性的本土主义情绪爆发，实在令人尴尬。当代美国人对这个世界本来就十分无知，再加上各种社交媒体和非主流小报胡乱揣测、臆想和制造幻觉，使问题更加严重。这些编造故事里的反派主角多半是中国，还有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等“邪恶国家”。按其说法，他们的影响力都已进入委内瑞拉这个距美国南海岸仅1600英里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委内瑞拉没有资格成为美国的敌人。而身患“敌人缺乏综合征”的美国军工复合体却找到了解药——中国，所以才有了上述荒诞的故事。由于苏联出人意料地缴械投降，美国军工复合体不仅失去了“魔鬼般”的对手，也失去了财富来源。如今他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崛起，就像发现了新宝藏。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与美国的冷战中意外出局，并不能为我们预测美中对抗的最终结果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参考——与苏联大为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卓有成效，其非但没有解体，反而持续不断地在经济和国家实力上提升自己的全球地位。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曾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让中国人尝到了屈辱的滋味，但如今中国似乎注定会重新夺回它曾保持了数千年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在制定政策时，似乎只有国防预算随着中国崛起相应提高，却没有考虑美国实体经济、消费和科技的相应提升。这意味着：美国保持了140年的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将落入中国手中。失去“第一”光环的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国以及其他曾受西方压迫的国家，一道分享权力。
　　二、美国既得利益集团欲将矛盾转嫁到中国身上

　　中国的确做过一些令美国反感的事，比如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些做法。然而，美国在过去一年里出现的反华浪潮，更多是由美国人自身的焦虑情绪，而非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导致的。
　　退一步说，美国政治中民粹主义对“恐华症”爆发产生的影响，至少与中国“不良行为”的作用是不相上下的。这种民粹主义实际上是精英阶层煽动的结果。美国富裕精英阶层执掌着能左右经济命脉的银行和大公司，许多美国民众此前感觉自己一直受到精英们的轻侮。随着当前美国社会阶层流动性陷入停滞、贫富差距进入危险区域、民众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企业高管和金融精英们中饱私囊，美国民众的愤怒情绪已达到失控边缘。尤其是中下阶层白人，成为照顾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的牺牲品，甚至沦为“可怜虫”(译注：希拉里·克林顿称特朗普的支持者一半都是“可怜虫”)，这让他们怒火中烧，很容易受到舆论蛊惑。
　　三、美国试图通过打压对手而非强大自身来应对挑战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精英们试图将责任推给中国，以转移缓和民众的这种负面情绪。但显而易见，这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前美国国内问题重重，再加上国际威望日益下降，都会重挫美国民众心理。这种情况是对美国人的韧性、务实精神和意志力的一场考验。事实上，我们必须着眼国内，改革和调整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劳资关系和教育政策等，使这个国家重新振作起来。
　　但很多美国人坚持认为，问题不出在国内，中国崛起才是最大的威胁——中国一定渴望像二战后的美国那样去主宰世界。然而，中国人想要的是尊重和威严，使自身得以在安宁环境中走向繁荣。因此，随着中国愈益富强，其不再向美国霸权低头，也不再认为始终以卑躬屈膝换取闷声发大财的机会是值得的做法。
　　这让很多美国人无所适从。当然，他们似乎铁了心要维持自己的超然地位——不是通过改正问题和强大自身，而是通过给中国下绊子、上铐子，来达到目的。美国一边要求中国更加开放的同时，自己却日益走向封闭。这种变化并非吉兆——无论最终是美国放过中国，还是美国通过削弱中国来保全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两者成为现实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美国试图打倒中国的努力，更有可能削弱和拖垮美国经济，而不会阻止中国前进。
　　四、美国难以遏制中国
　　不能单纯拿GDP衡量竞争力。拿不同国家的GDP作比较，相当于是把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作比较，其结果不足以反映国际竞争力的真实情况。挖沟工人或金融工程师们带来的GDP增量，与钢铁模范工人或诺贝尔奖得主带来的，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不能说GDP无关紧要，不过一个国家的精神、自豪感、意志和耐力，才是决定经济总量能发挥出多大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二战时的日本，GDP仅为美国的1/10，但其仍成功偷袭珍珠港，并牵制美国将近四年时间，最终也只是因为缺乏核反击能力才投降。
　　中国工业竞争力比其GDP更为出色。当前中国工业产值占全球1/4，超过美国、德国、韩国工业产值的总和，这一点比GDP能体现出的要重要得多。此外，在中国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工作的劳动者已占到全球同类劳动者总数的1/4，是美国的8倍，而且增长速度也是美国的3倍以上。
　　中国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成为其优势。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充当救世主的欲望。若有其他国家试图模仿中国制度，中国人自然觉得脸上有光，但其并不介意其他国家内部究竟如何治理。中国施行的是一党执政制度。尽管美国宣称中国在海外推广专制、反对民主，但这对中国其实是莫须有之罪。
　　中国没有令人忌惮的霸权思维。随着中国的财富和实力与日俱增，邻国们无不担忧自己将不得不顺从中国，然而没有哪个国家真的担心中国入侵。美国人兜售的夸大的“中国威胁论”，在国内比在国外更受欢迎。即使那些对中国心有戒备的国家，美国这套说辞也没有产生很强吸引力——那些国家看不到迫于美国压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实际好处。美国指望靠危言耸听来冲淡中国的正面宣传，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外交。
　　邻国不会站在美国一边与中国打擂台。中国是其所有邻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逐渐成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和投资目的地。中国只要求邻国以礼相待、互相开放贸易和投资，不与第三方合谋威胁中国安全，除此之外并不索要其他东西。因此，这些国家不想在中国面前惹是生非，也不会跟美国一道挑衅中国。他们之所以寻求美国支持，目的不是为了与中国对抗，而是希望借助美国力量寻求与中国保持一种平衡的、可持续的和解状态。这也是为何中国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周边，不断构筑据点来建立固定存在，但这些国家并不寻求把中国赶走。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试图联合其他国家排斥中国的行动难以奏效的原因。这些行动非但没有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反而破坏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五、与中国脱钩，美国很可能自食苦果
　　发动对华贸易战得不偿失。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已让中国经济付出了代价。但中国的反击也同样对美国造成了影响——美国实体企业和消费者将迎来持续加大的负面冲击。而中长期负面影响更不容小觑：最典型的或是，供应链和贸易模式或遭遇永久性脱节。对中国来说，生产商为规避美国关税而转投东南亚、东非和拉丁美洲，一方面，使自身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对外生产性投资加大了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此外，当前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农业获得了蓬勃发展——这都是以牺牲美国农民利益换来的结果。对美国来说，由于其已向中国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善变的、不可靠的贸易伙伴，使中国人有充分理由去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美国正在减弱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产生了巨大机会成本。由于中国公司基本不能用赚来的美元直接在美国投资，中国政府以前一直用这些外汇购买美国国债，从而补贴了美国政府的挥霍行为。15年前中国对美投资约占其对外投资总额15%，但如今已大幅降至2%，而同期中国对欧洲投资占比已大幅升逾30%。若没有美国政府愚蠢的禁令，中国企业本可每年拿出800亿美元投资美国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并创造大量就业和出口——这是巨大机会成本。
　　封锁中国科技进步将损及美国自身创新能力。科技进步需要各国间加强合作，没有国家能闭门造车。美国每年大约有65万从事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若排挤他们，美国将损失大量科技人才。预计到2025年，中国拥有的熟练技术工人的数量，将超过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总和。若与中国脱钩，意味着美国疏远的是世界上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和数学家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远超其他任何国家。若切断美中科技交流，与其说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倒不如说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创新力。美国还试图通过“断供”摧毁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但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使这些企业具备强大生存能力，并鞭策它们加快自主研发速度，使中国科技巨头更早地主宰世界。
　　六、美国正在将中国逼成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
　　目前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美中无异于在玩“谁是懦夫”的游戏。在美方支持下，日本在钓鱼岛正发起类似挑衅。在中国台湾地区问题上，美国的政策似乎促使台湾一些政客认为，他们手持的是一张美国背书的空白支票，有底气与中国一战。这使我们距离与中国爆发海战仅一步之遥。若战争爆发，这将是美国自1945年来第一次遭遇海上冲突，也是第一次与拥核国家发生冲突——然而，我们并无必胜把握。更糟糕的是，当前美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并未建立类似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危机管控机制。
　　美国还在与中国展开军备竞赛。中国最近测试了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电磁炮、高超音速滑翔弹头、量子卫星通信系统、反隐身雷达以及射程空前的远程反舰导弹和空地导弹等，其中一些武器已经部署——我们未必能够在这样一场军备竞赛中取胜。美国在太空领域与中国的竞争也在加码。当美国梦想着在火星上进行华丽冒险时，中国正务实地为开采月球和小行星上的资源有条不紊地做准备，以便能够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引力平衡的拉格朗日点建造驻留地和工厂——最终中国或才是这场龟兔赛跑的胜利者。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数十年前就提出，若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就会变成美国的敌人。当前美国正不断把中国逼成一个自己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中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崛起中大国，美国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做法，不但不能说服中国为了共同利益改变我们不喜欢的政策和做法，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即便把中国视为大国竞争对手，美国的取胜之要也并非打压中国，而是改变正在分裂和削弱美国竞争力的国内政策，使自身真正强大起来。

中国加入WTO，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有些国家也出现了中国强大了以后会不会称霸世界的疑问。当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日本就表态“中国超过我们了，总量超过我们了，但是很多领域中国还没超过我们，中日还可以继续合作”，这表明一个快速发展经济体逐步超越他国的时候，被超越者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中国认识到这一客观现实，中国共产党早已经提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李君如强调，中国不愿称霸世界，只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各国共同发展，和平竞争。中国在快速发展中，不仅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还要处理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诸如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总难免发生，而中国共产党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也是对外部矛盾的应对。

　　“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

中俄准备成为亚太安全保障国       
http://www.CRNTT.com   2019-07-25 11:02:09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中评社北京7月25日电／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24日证实，7月23日，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空军在东北亚地区组织实施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方派出2架轰－6K飞机，与俄方2架图－95飞机混合编队，在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按既定航线组织联合巡航。飞行期间，两国空军飞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未进入他国领空。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项目，不针对第三方。但在韩国，这一事件引发诸多混乱、尴尬和猜测。韩国政府24日先是称，俄罗斯方面承认军机“误入韩国领空”并将道歉，但这一说法遭俄方否认。韩国《中央日报》24日如此评述中俄此次行动的意义：“中俄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预示着两国将正面突破美日主导的‘印太战略’”。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4日表示，此次联合巡航旨在深化和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中俄两军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俄国防部也表示，此次联合巡逻飞行是为了加强俄中关系和全球战略稳定。

　　韩日媒体则从中解读出了更多意义。韩国《中央日报》24日引述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安保统一中心主任辛范哲的话称，中俄作为大陆势力的代表，一直想突破美日海洋势力的封锁迈向太平洋和印度洋，而日本海则居于要害地位，中俄似乎正在将海洋势力最薄弱的一环韩国作为突破口。“中俄此举意在加剧独岛周边紧张，煽动日韩对立，削弱以美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安全体制。”共同社24日称，日韩警惕中俄军机“常态化”进入防空识别区。

　　俄新社24日称，俄罗斯军事专家伊戈尔·科罗特琴科表示，俄中此次联合行动表明，两国准备成为亚太地区安全的保障国，“俄罗斯和中国有能力对亚太地区局势发展负责，联合巡逻展示出两国间在信任、开放和协作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美降低核打击门槛暴露野心       
http://www.CRNTT.com   2019-07-26 12:24:32


　　中评社北京7月26日电／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核政策就朝着更为激进的方向发展，如执意退出《中导条约》、推动发展小当量战术核武器等。美国“军事”网站评论称，尽管自1945年以来，全球从未在实战中动用核武器，但五角大楼已在当前核政策影响和驱使下，开始打起自己的算盘。

　　重启核战演练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评论称，以美国一贯的霸权心理，当然不会接受别人把核导弹打到自己头上，“他们信奉的是先发制人策略，五角大楼已将更多精力用于研究如何发动一场核战争”。

　　五角大楼近期动态印证了这一观点。美国“军事时报”网站称，美国防部近日在网上公布题为《联合出版物3－72核行动》的指导文件，但很快将其删除并列入“仅供官方使用”文件目录，不过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对该文件进行了备份和解读。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勒布朗·约翰逊介绍说：“文件显示，美军已开始实打实地为发动一场战术核打击进行研究和准备，其核作战思想正在发生自冷战以来最根本的变化。”按照文件所说，美军的技术优势逐渐在全球竞争中被抵消，需要在战场上使用小当量核武器以重获主动权，核武器可以为恢复战略稳定创造条件，对确保任务成功至关重要。

　　在该理念指导下，五角大楼要求各军种加强训练，以确保在核打击后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作战。美空军还在“全球雷霆2019”战略核力量演习中重启最小间隔起飞训练，以检验B－52战略轰炸机的快速反应能力。

　　此外，五角大楼内负责指导美军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国防威胁降低局，近日发布提案征集文件，希望相关厂商借助虚拟现实技术研发实施核演练的技术平台，以“加强美军在未来战场上防御辐射武器和辐射污染的能力，为潜在的全面核战争做准备”。

美降低核打击门槛暴露野心       
http://www.CRNTT.com   2019-07-26 12:24:32


  
　　降低使用门槛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惊讶地发现，《联合出版物3－72核行动》的颁布，可能会降低未来核战争的门槛。该文件声称，基于任务需要，低级别指挥官也要学会如何发动核打击。

　　“军事时报”网站称，鉴于美军低级别指挥官未来可能参与选择具体的核打击目标，他们必须了解如何确定核武器当量、爆炸高度，使用何种武器系统进行投放和何时打击。报道称，这是几十年来美军首次把在核爆地区进行机动作战的使命重新赋予低级别部队。冷战期间，美军驻欧洲的每支炮兵部队均具备核能力。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作为全球头号核大国，拥有遥遥领先于别国的核弹头数量和运载工具，《联合出版物3－72核行动》的发布只能说明一点，即美国有了挑起核战争的野心。

　　英国《卫报》称，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新通过的核原则，五角大楼认为使用核武器可以“为取得决定性成果并恢复战略稳定创造条件”，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思想正朝着“打一场核战争并取胜”方向转变，这非常危险。

　　塔斯社则援引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阿尔乔姆·科任的话称，美国正朝着多年前的“有限核战争”理念倒退，并可能因此放弃履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可以断定，美国对于核武布局的态度正在倒退回60年前。

　　三步骤实施“反击”

　　五角大楼除对发动核打击进行研究和准备外，还着手研究如何应对对手可能发动的核袭击。美空军参谋长戴维·戈德费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确认对手向美国发射了核导弹，他将通过“国防红色交换网”打3个电话，安排拦截、反击等事宜。

美降低核打击门槛暴露野心       
http://www.CRNTT.com   2019-07-26 12:24:32


  
　　第一个电话打给北约驻欧洲盟军总司令，授权其全面启动部署在欧洲的“宙斯盾”反导系统。同时，美国及北约部队将发起大规模反击，F－35、F－22、B－2等各型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网络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和航空医学部队都将投入战斗。戈德费恩说：“比如俄罗斯向美国发射导弹需要飞行约20分钟，我们将利用这段时间拦截来袭导弹并摧毁攻击源头，对俄境内目标实施打击。”

　　第二个电话打给北美防空司令部。该司令部负责保卫美国本土不受核导弹打击。接到电话后，他们将在第一时间做好发射陆基拦截弹准备，力图在外太空拦截并摧毁来袭导弹。戈德费恩透露，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使用的反导武器，还包括海基激光武器、电磁轨道炮和高超音速武器。

　　第三个电话打给美国战略司令部，并通过该司令部向游弋在全球各处海洋中的战略核潜艇下达攻击命令，向目标发起二次核打击，“我们会使用核潜艇去摧毁敌人，确保他们遭受灭顶之灾，失去再战能力”。

　　“福克斯新闻”在评论中认为，尽管戈德费恩把美国“核反击”分为3个步骤，但这些步骤将在同一时间进行，“我们希望这些步骤最终只停留在纸面上，如果付诸实施，俄罗斯和美国可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来源：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