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清廷险割台湾给了日本

原题:清政府在台建省始末：1874年险割台湾给日本
来源:环球军事网，作者:华英豪。
二次编辑:猎户人



1885年10月12日，清廷宣布建立台湾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如今130年过去了，其中曲折历史，恐知者已不多。保卫台湾，刻不容缓。本策划摘自《中国1864——1911：一部大清帝国最后岁月记事》、《中法战争：全面展现中法战争风貌》、《许倬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等。





我国清朝亡后，朝廷延续数千年「外藩」概念及「封贡」体系，则早已不合时宜，在清末民初时期「五族共和」的理念下，我国前朝各外藩属国，当然成了当时标榜着现代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不可分割一部分主权领土。虽然中国在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在此观念下，19世纪末，清廷如何应对经历英日法多次侵略的台湾？割台？保台？最终为何急迫的选择在台建省？历史真相的面纱须一点点揭开······，又英日法等国先后侵犯台湾，台建省为何清廷却一拖再拖？


抗法保台战

清初，清政府收复台湾后，1684年将台湾置于福建省的管辖之下，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长期以来，由于对台湾战略地位重要性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台湾孤悬海外，远隔重洋，无足轻重，缺乏防御外侮的意识，执行“为防台而治台”的消极海防方针，因此台湾防务薄弱，军备废弛。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曾五次侵犯台湾，均被台湾军民击退。其后，屡有列强舰队进犯侵扰。

清同治九年（1870），日本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在其《征韩论》中更是露骨指出:
「若以日本为一大城池，那么，虾夷、吕宋、琉球、满清、朝鲜，皆可为皇国之藩屏也，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琉球可唾手而取也。」

1874年5月，日本借口台湾居民《误杀原中国藩属琉球五十四人》与《劫伤日本小田县难民四人》，觊觎以混肴视听“保民”为名，私自派军3000余人，兴兵侵台。恰逢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而疫病流行，又各社番民顽强抵抗，且清政府做好开战准备，因此被迫撤兵，但随后借此侵占了清朝属国琉球。日军侵台之役，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使清政府认识到加强台湾地区防务和建设的重要，一批有识之士先后向朝廷提出在台湾设省的建议。「丁日昌、沈葆桢」等大臣一再奏请在台建省，「沈葆桢」在奏折中提出“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由于征询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对此看法而未得同意，清政府遂采取折衷办法，即福建巡抚冬春两季驻台湾，夏秋两季驻福建，往来兼顾两地。但此法施行中颇有不便，闽、台两地事务难以兼顾。1876年12月，刑部侍郎「袁保恒」提出在台湾设立行省，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的建议，但未被清政府采纳。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1884年，法军侵台，外患日亟，台湾成为继越南北部的又一个战场，可以说，中法战争成为台湾建省的催化剂。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有关台湾建省旧话重提。在中法战争中，清朝海军力量薄弱，台湾防务不足恃，一旦外援阻绝，难以自守。清政府得出教训，切实体会到台湾一岛关系到海防全局，从而认识到台湾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须派大臣专门驻扎，办理岛内事务。因此，朝廷中展开创建海军、加强台防的讨论。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诏》准「左宗棠」《奏》请，决定台湾与福建划疆而治，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筹备台湾建省事宜。「刘铭传」被任命为第一位台湾巡抚，历时多年的台湾建省一事终于得以实现。



闽台分治，为何却遭第一任巡抚反对？

台海危急，战云密布，一触即发。京畿震动，清政府急于选派得力官员镇守台湾。经「曾国荃」力荐，朝廷决定起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督办台湾防务。1884年5月底，隐居十余年、养疾故里的「刘铭传」不顾沉疴初愈，接《诏》后立即启程，奉旨进京。6月23、24日，慈禧太后、光绪帝两次召见「刘铭传」，「刘铭传」上《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6月26日，「刘铭传」加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7月16日，他仅带亲兵百余人，轻装秘抵基隆，随即巡视海防，先后穿梭于台北、沪尾，检查军事设施，整训军队，组织民团，修筑工事，与诸将研讨防务，积极备战，向朝廷提出海口设防、改建炮台、筹建海军、购买枪械等十条建议，同时，利用战前有限时间对台湾防务和兵力进行调整布防。

当台湾建省的《谕》旨传到福建，闽浙总督「杨昌浚」，当即表示遵旨而行。但传到台湾时，「刘铭传」提出异议，他根据台湾战后实情，向朝廷上《台湾暂难改省折》，对台湾的善后，特别是战后的政治、经济建设提出练兵、设防、抚番、清赋等多种主张。但清政府对台湾建省态度坚决，再次下《谕》旨，令「杨昌浚」与「刘传铭」会商分省事宜。1886年2月，「杨昌浚」遵旨赴台，探视病中的「刘铭传」，二人相谈甚欢。4月，「刘铭传」赴闽，在福州与「杨昌浚」协商台湾建省方略。两度往返协商，闽、台分治方案正式提出。6月13日，向朝廷《奏》报《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随后，「刘铭传」积极筹划建省，对台湾进行区域规划，将彰化定为省垣，名台湾府。全省置三府、一州、五厅、十一县，奠定了后来台湾地区行政区划的基础。至1888年，真正实现闽、台分治，「刘铭传」正式启用“福建台湾巡抚”关防，台湾正式成为中国第二十个行省。
从1885年宣布建省至1895年甲午战争，台湾作为清廷行省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清朝与日本于马关签定《讲和条约》后，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开始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地历史。



日本散播无主地谣言，清廷以法理驳斥

日人觊觎琉球、台湾已久，1871年12月，六十余名原是中国藩属琉球人乘船遇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海岸，其中五十四人被附近的牡丹、高士佛两社居民杀死，12人逃脱，最终由台湾及福州两地官府造册抚恤、存者护送返琉。此为著名《八瑤湾琉人事件》的事件。后又因清同治十一年，台湾生番劫伤《日本小田县难民四人》。日本则借此开始准备窃取琉球列岛，发兵侵略台湾。日本为扫清其扩土路上的障碍，1872年，日本无视早以臣服中国的藩属琉球五百年历史事实，日本先是曲解《万国公法》片面非法册封原属中国的琉球国的国王，并称中国琉人为日本人的琉（华）族。

并以《八瑤湾事件琉人遭难》与《日本小田县人遭难》两件属地、属民不同为混肴视听的借口，1874年2月，日本政府单方面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日军1600人乘军舰三艘兵发长崎，三日后在擅自非法于台湾登陆，随即筹募侵台军队“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5月，日军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下令向台湾进军。日军在琅峤登陆后，分三路向牡丹社发起进攻，于6月初占领牡丹社，中旬进占龟仔角社；并以龟山为中心，建立总督府，大肆屠杀我台湾住民。5月11日，清政府照会日本外务省，就日军入侵台湾提出交涉，并随后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全权处理此事。6月中旬，「沈葆桢」带兵渡海巡视台湾。他一方面积极向日军交涉，劝其撤军；一方面招募兵勇，添置军械，准备必要时用武力将日本军队赶出台湾。后经双方外交交涉，清政府对日妥协，于10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同意付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军队花销补偿银40万两。12月，日本军队全部撤出台湾。



牡丹社事件

此次日本侵列者出兵前与中日两国交涉中，日本刻意散布琉球不属于中国、台湾生番是无主之地的谣言，频频遭总理衙门按《万国公法》给予驳斥。

「沈葆桢」也早已识破日本人的诡计，告诉「李鸿章」说：“若以生番与中国无干答之，则正入彼族之圈套。”

于是，中国方面义正词严地宣称：台湾住民“虽生番散处深山，文教或有未通，政教偶有未及，但居我疆土之内，总属我管辖之人，其地土实系中国所属。合台郡之生番，无一社不归中国者。”
最终，日本军队撤出台湾即证明了中国政府主张的合法性。

受此事件的刺激，大学士「文祥」说：“夫日本乃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是此次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踏，而不亟求整顿，一旦事变，更形棘手。”

清廷认识到“欲巩固海防必先巩固台湾，欲巩固台湾必先建设台湾”。中央政府的治台策略由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重蹈东北覆辙？1874年险割台湾给日本

1858-1860年，中、俄两国无战事，俄人不损一兵一卒，即自中国骗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而清廷竟无丝毫耻辱之感。

个中情形，与1874年颇为相似，同样是陈旧的“天下观”在作怪，正如日本处心积虑制造“番地无主”的论调一样，俄国人穆拉维约夫当年也制造了一个“空旷土地”的概念，声称“空旷土地”即无主土地，不属于中国。黑龙江将军「奕山」对领土主权毫无概念，竟向咸丰皇帝奏报，称《瑷珲条约》割给俄国的土地“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清廷政府也毫无领土主权概念，脑子里幻现出的，全然是“天下观”理念下的抚夷手段：“该夷酋所请黑龙江左岸旧居屯所之外，所余空旷地方，给与该夷安静存居……”

1874年的台湾，险些也重蹈了东北库页岛等地的覆辙。清廷最后意识到日本的隐秘用心，以软（谈判）、硬（备战）两手迫使日军撤离台湾，保全了台湾领土主权，却让日本侵列者坐实琉球列岛，但仍是事件中的大输家——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曾欢呼此事的了结：“呜呼！此诚为古今所罕有，终生所无的大业！”



《瑷珲条约》让中国损失大片领土

虽然甲午战争之后，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和东北外兴安岭及库页岛等地迥然不同，因前者经历之前的事件已明确为我国主权下的领土，这也是战后台湾回归的理论依据。



外人点醒：清廷领悟力保台湾

日本出兵台湾在即，台湾道在给闽浙总督的文件里却将此事的权重放置在“剿办彰化廖匪”一事之后，并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虽然担心日本人胜利后会盘踞番社不走，但给出的处置建议仍是消极的“一切唯以镇静处之”。



日本觊觎台湾已久

自然，这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清廷的反应，台湾地方官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事关乎中国在台湾东部番地的领土主权。

清廷之后态度的突然转变源自西方国家对清廷的提点：最先是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于4月18日，致函总理衙门，告知清廷日本出兵台湾一事，并在信中询问“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入中国版图”；稍后，英、法两国使节以及总税务司「赫德」也先后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台湾生番所居之地是否中国领土。尤其重要的是，英国通过驻华使节，将来自英国驻日大使「巴夏礼」获知的信息告知中国：“内称据东洋意见，台湾岛自某处迪南，皆不隶中国版图之内。”

这时清廷才洞悉日本的真正意图，并于5月14日，发上《谕》，声明：“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并派「沈葆桢」带率领轮船军队，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
「李鹤年」则于5月11日，强硬照会，与稍后的上《谕》精神完全一致。英、法、美诸国也均《照会》清廷，表示对日本的行为不予支持。

但「李鹤年」显然仍对领土主权为何物不甚了然。其稍后的一道《奏》章又回到了“天下观”里“番地不属界内”的老调：唯念边衅易开不易弭，番地腹地，究有区分，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唯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这种“番地”、“腹地”的区分，难免又被狡黠日本曲解成“番地无主”。故而，总理衙门于6月5日，再次发布上《谕》，严厉强调：「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其戕害日本难民，当听中国持平办理，日本何得遽尔兴兵，侵轶入境。若谓该国仅与生番寻仇，未扰腹地，遂听其蛮触相争，必为外国所轻视，更生觊觎。衅端固不可开，体制更不可失。该督唯当按约理论，阻令回兵，以敦和好，不得以番地异于腹地，听其肆意妄为也。」

天下观”里的“番地”、“腹地”概念必须服从于“世界观”下的领土主权。这是清廷对台湾是中国领土的最清晰表述，对之后挫败日军侵台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治台第一人「沈葆桢」：东洋终须一战

日本侵台期间，清廷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先后调集一万多军队到台湾。「沈葆桢」以“理谕”、“设防”、“开禁”为处理原则，调兵驻守各处，建筑炮台，铺设海底电线，沟通闽台军务，又抽调淮军到台。此举导致日本不敢轻举妄动，乃有妥协之结果了结此事。

在交涉中，「沈葆桢」坚持不许朝廷同意日本的赔偿请求，《奏》称：
「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

「沈葆桢」又致书「李鸿章」：
「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
最终议和已成，「沈葆桢」则转而专心治台。沈葆桢治台方针:

第一策、是改革台湾行政区划。由原来的1府4县3厅调整为2府（台北府、台湾府）8县4厅。大甲溪以北地区新设台北府（台北这个名字从此叫响），下设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及基隆厅，以淡水县为附郭县。北部区划得以整合、加强。同时，在台南也进行了相应的全面改革，形成了至今沿用的行政区划形式。

第二策、是开山、“抚蕃”。开山即打通台湾前山后山之隔绝状态，分北路、中路、南路同时进行。北路由噶玛兰厅苏澳至花莲奇莱，共计205里。中路由彰化林圮埔至花莲璞石阁，共计265里。南路由屏东射寮至台东卑南，共计214里。所谓“抚蕃”，即实行汉化计划，包括选土目、查蕃户、定蕃业、通语言、禁仇杀、设“蕃学”、修道路、易冠服等。同时，禁止汉人对山地进入、开垦的禁令也被解除。来台者有船票、种子、房屋及一年半的口粮，每人水田1甲（1甲约等于内地12亩）、旱地1甲，每10人耕牛4头、农具4副，三年后才收租赋。

第三策、是表彰明朝遗臣「郑成功」等人，激励民心。「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是爱国壮举，不能因人废言。「沈葆桢」听从台湾府进士「杨士芳」等人建议，上《奏》朝廷，建祠祭祀包括南明亡臣114人在内的前朝名人。朝廷允之，并追谥“忠节”。「沈葆桢」亲自书写对联曰：“开万古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第四策、是推行“自强新政”。新建炮台，加强台湾海防。为此，还在闽台间设置轮船，以便航运，并用先进方法开采煤矿。比如基隆煤矿采取的就是西式采煤技术。

在台一年多时间，「沈葆桢」为此后的治台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的论断，被历史证明是晚清少有的远见卓识之语。通过与日本的交涉和治理台湾，「沈葆桢」令人折服地发出预警：“东洋则终须一战”，“倭炽可忧”。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命南洋大臣「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筹建新式海军。1879年，「沈葆桢」病死于两江总督任上。

59岁的「沈葆桢」在弥留之际再三叮嘱：
「倭人夷我属国（琉球），虎视眈眈，凡有血气者，咸思灭此朝食……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办铁甲船一事，今无及矣。而恳恳之愚，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
就在「沈葆桢」去世的1879年，日本违反《万国公法》单方面废除中国藩属琉球，改为日本冲绳县，即为非法的《废琉置县》。中国于1885年在台湾建省，「刘铭传」任首任巡抚。中日之间直接对峙之势在东南沿海形成，离「沈葆桢」所预言的“东洋终须一战”之硝烟已经不远了。









备注:

《1874年中日两国北京专条与会议凭单》
日本单方面屠戮台湾原住民后《牡丹社事件》。中国清廷在美英两国驻华公使劝和下，1874年中国与日本侵列者签署《北京专条》协议内容如下，在此历史文件内，却没有一个字涉及「琉、球」二字，并且也未如日本杜撰历史所说的「中国承认了琉球属于日本」等文字。而条文内有关于日本对中国官府在《中日两国北京专条》所谓的「保民义举」是为:清同治十一年，台湾生番劫杀《日本小田县难民四人》。

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明治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北京。

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奕诉（訢）」），军机大臣-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吏部尚书「毛（昶熙）」，户部尚书「董（恂）」，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工部尚书「崇（纶）」，头品顶戴-兵部左侍郎「崇（厚）」，理藩院右侍郎成，三品顶戴-通政使司副使夏；

大日本全权办理大臣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

为会议条款互立办法文据事：照得各国人民有应保证不致受害之处，应由各国自行设法保全，如在何国有事，应由何国自行查办。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

今与中国议明《退兵并善后办法》，开列三条于后：

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

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兇害。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明治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会议凭单》

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奕诉（訢）」），军机大臣-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吏部尚书「毛（昶熙）」，户部尚书「董（恂）」，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工部尚书「崇（纶）」，头品顶戴-兵部左侍郎「崇（厚）」，理藩院右侍郎成，三品顶戴-通政使司副使夏；

大日本全权办理大臣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

为《会议凭单》事：台番一事，现在业经英国「威」大臣同两国议明，并本日互立办法文据。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先準给抚恤银十万两。又日本退兵在台地方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準给银四十万两，亦经议定，準于日本国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国全行退兵，中国全数付给。均不得愆期。日本国兵未经全数退尽之时，中国银两也不全数付给。立此为据，彼此各执一纸存照。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明治七年十月三十一。

上述历史文件没有一个字涉及说「琉、球」二字，并且也未如日本杜撰历史说中国承认琉球属于日本等文字。条文内有关于日本对中国官府在《中日两国北京专条》所谓的「保民义举」是为:
清同治十一年，台湾生番劫杀《日本小田县难民四人》。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2149

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即公历1872年《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李鸿章，又因日本侵列者借故窃占琉球与发兵入侵台湾后，光绪元年（1875年）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