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818《美国“民主”殖民亚洲的现状必改变！！！》

开通M503四航线 美国务院：反对台海任一方单面改变现状
2018年1月5日 星期五 08:0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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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关切有关中国大陆未经协商启用M503北上航线一事，表示台海两岸民用航空与安全问题应由双方对话决定，并重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两岸现状。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中国大陆昨上午单方面启用M503北上航线及相关衔接航线，引发台湾不满，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要求陆方立即停止相关飞航，尽快协调双方飞航部门启动沟通。

美国国务院官员回覆台湾媒体询问时表示，美方关切相关报导指出，北京方面未经与台湾当局协商，修改在台湾海峡使用民用航空航线。


官员指出，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两岸现状，并重申美国鼓励北京和台北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官员同时表示，台海两岸民用航空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应由双方对话决定。

朱锋：2018中美大国关系前景仍值得看好

2018-01-05 01:05:00环球时报 朱锋 分享 20参与
　　世界跨入新的一年，不少学者对2018年的中美关系忧心忡忡，原因是半个月前公布的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一份重要的美国外交与防务政策文件，其对中国的论述是2002年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布以来最为消极、最具有对抗性质的。然而，这份报告并不必然预示着短期内中美关系中“冲突与对抗”的成分将急剧上升，也并不必然意味着2018年中美关系的基本轨迹将出现重大变故。
　　2018年的中美关系有望继续在合作与竞争共存中前行。
　　对华政策短期难有大调整
　　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明，美国军方和战略界对“中国因素”的判断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对中国的能力与意图的描述也很“美国化”，但报告的内容难以在中短期内转化为重大的政策调整。相反，报告的“中国认知”依然受限于特朗普政府总体的内政和外交战略思路，也难以在短期内演变成重大的对华政策调整。
　　首先，报告定义中国为“战略对手”并非是第一次，2002年小布什政府就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把中国直接视为美国正在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者”。2017年报告的最大变化，是强调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再度重现“大国竞争”。

　　从2002年到2015年的6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将“确保美国 ‘不受挑战’的、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列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2017年的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战略对手”地位放到“大国竞争”的语境中，是特朗普政府在间接性地预示某种“战略收缩”——白宫不愿再一味地陶醉在“单极霸权”地位以及四处充当“世界警察”。美国主导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做法需要更聪明，需要更多的盟友来共同承担代价。这等于变相地宣告美国以往想要确保的“不受挑战”的“单极”战略力量地位的论调，正在出现调整。
　　其次，2017年的报告耸人听闻地将中国这个“战略对手”的冲击，集中在经济、金融和技术领域，给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继续扣上“不正当竞争者”的帽子。将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根源聚焦到经济、并将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侧重在影响力，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还是第一次。这一判断的根本目的，既是为了能够继续在对华经贸关系上推行特朗普政府以双边施压为主的“经济民族主义”，同时，也是为了印证这份报告第一次将“经济安全”列为美国国家安全重要目标的合理性。
　　第三，2017年的报告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在南海、东海的维权行动与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的行动“等量齐观”，这在美国战略界并非第一次。2015年美国前防长卡特就做过类似的“比较”。在西方外交与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修正主义”并非是指意识形态上的改变，而是特指某些国家对领土现状不满，谋求通过包括武力手段在内的国家力量，改变规定领土划分现状背后的国际条约规定与国际法规则。美国无端给中国“扣帽子”做法其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策强势，然而无论是南海、还是东海领土争议，目前局势趋缓和趋稳的现状，特朗普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美国事实上也缺乏现实的政策手段能够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大肆兴风作浪。
　　“中国因素”并非首要议题
　　2017年报告的重点，并非是如何调整中国政策，而是要继续推进特朗普和他的政策团队的安全战略理念。具体来说，一是继续强化“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方针。除了2018年美国军费达到7000亿美元，是2005年以来的最高值之外，特朗普政府新的武器采购计划、美国核力量更新计划、美军官兵的待遇改善计划等等，都需要在未来几年大幅度增加美国军费支出。尤其是近期有关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并有可能带来新的军事变革的讨论，美国战略界许多人开始主张特朗普政府应该宣布第三次“抵消战略”，即通过增加美国的军事技术研发投入、继续确保美国在军事装备上绝对领先的技术优势。
　　二是为美国军事与战略力量的优势，打造更为强大和可持续的经济、财政支持。这是2017年报告第一次将经济安全列为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的根本原因。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通过经济和金融领域内的“固本强体”，来确保美国的战略优势。
　　三是将短期内的军事威胁重点，明确地放在朝鲜、俄罗斯和中东问题上。这些问题在中短期内显然比“中国因素”更具有即时性的“威胁”。这份报告短期内不会导致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出现重大变化。
　　相反，无论是在朝核问题、中东与伊朗问题、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国的合作期待难以降低。2017年报告所揭示的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因素认识的消极化，在中短期内更难以转化为以中国为优先事项的政策转向。对这一点，我们既要有战略定力，更要有战略信心。
　　“特朗普警钟”
　　2018 年，中国需要继续加强主动塑造和影响中美关系的意志与能力。在今天已经难以回避的中美战略竞争中，随着中日关系的升温、中韩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合作升级，美国想要在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上给中国“挑事”并非易事。2018年中美之间最为迫切的挑战其实还是在经贸、金融和货币领域。
　　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宣布新的美联储主席的人选，现任主席耶伦将离职，更加保守和支持特朗普经济政策的鲍威尔将上任。美联储为了配合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减税法案，很可能会在2018年宣布多次升息措施，配合资金向美国的回流、实现美元贬值以及扩大美国的出口优势。2018年将很可能出现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央行行长大战”。在美元加息或者减息频繁化，减税和美国出口增长齐飞的时刻，如何预防和回应美国的货币、金融和财税冲击，维护本国贸易、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健康活力，将是2018年中美关系真正的看点。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更多地注重激活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金融活力，这份报告客观上给中国敲响了“特朗普警钟”。这就是大国竞争说到底，争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社会公平与凝聚力，以及良好的货币、税收与国家宏观调节能力。中美竞争，谁能在经济、社会与体制等问题上“笑到最后”，谁的大国地位才能真正“走得更远”。(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美媒：全球药业迎来中国造 中国癌症药火了

2018-01-05 09:36:00中国侨网 分享 参与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4日文章，原题：癌症新药，中国制造     一种新药有望阻止癌细胞扩散到其他器官；另一种可以治疗血癌；还有一种利用人体的免疫系统来杀死肿瘤。这三种药都展示出令人鼓舞的效果，只需再过一道关坎就能获得在美国上市的批准。这些药还有另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中国创造的。
　　 多年来，中国的制药业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仿制西药上。让新药获得批准是一个令人沮丧且耗时的过程。企业认为，将数百万美元投入药物研发风险大，不如把精力放在更安全的收入来源上。
　　 报道称，现在，中国正努力在全球制药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已把创新药物作为国家重点。官员已承诺加快药品审批速度，为了扭转人才外流，还在大力吸引科学家回国工作，为研发提供土地、拨款、税收减免以及投资。

　　 这三种新药仍需通过美国监管这道难关。如果通过的话，它们将成为中国生产前沿疗法的能力越来越强的证明，提高这种能力是中国经济向高附加值及日益复杂的行业进行更大范围转型的一部分。
　　 与更大范围的工业相比，中国的药物研发仍处于早期阶段。但一些专家说，中国制药企业与辉瑞和阿斯利康这些制药巨头平起平坐只是时间问题。
　　 “这不是他们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医疗投资基金奥博亚洲的资深董事总经理王健说，“他们一定能做到。”
　　 报道称，直到现在，在中国得到高质量的药品仍是个问题。网上有专门讨论从印度走私仿制药的论坛；还有人购买原材料在自己家里制药；出得起这笔钱的人飞到美国去看病。
　　 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试图解决药品短缺的问题。得到香港首富李嘉诚支持的和黄中国医药科技2000年成立时曾尝试过中草药的开发。2005年，和黄医药开始研发抗癌药物。
　　 在上海的主要实验室里有多达350名科学家，他们被测试室中的啮齿类动物环绕着。半数以上的科学家正在努力寻找新药。
　　 报道称，去年10月，和黄医药报告说，在二期临床试验中，60%以上的患者对公司与阿斯利康共同研发的savolitinib有积极反应。Savolitinib是首种可用于治疗肺癌、肾癌、胃癌和结肠直肠癌的药物，通常与阿斯利康的其他药物一起使用，把允许癌症扩散的信号传导通路阻断掉。
　　 和黄医药正在等待更多的数据。如果进一步试验有积极的结果，公司将申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所谓的突破性疗法认定。
　　 公司仍需要做第三期临床试验，这是得到FDA全面批准之前的最后一步，但突破性疗法认定可缩短这个最后阶段的时间。第三期临床试验需要在多达几千名的患者身上检验被测试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通常是与安慰剂做对照。
　　 如果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监管部门最早可能在2019年底批准，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贺隽说。“花了20年的时间，才能突然成功，这就是我们此刻的情况，”他说。
　　 除了和黄医药，另一家名为百济神州的公司已在对两种药物在全球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一种是用于治疗一种最常见的血癌、淋巴瘤的药物，另一种是以消灭肿瘤为目的的免疫治疗药物。百济神州还在与赛尔基因和默克公司合作开发抗癌药物。
　　 卡尼说，她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将有20或30个中国制造的药物在美国申请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癌药物市场。她说，从中国目前的定价模式来看，那些试验成功、获得批准的药物很可能会比外国公司生产的药物价格更低。
　　 报道称，尽管前景乐观，但想要走出国内的中国制药公司仍面临着障碍。在美国这样的主要市场，制药公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中国企业尤其受到缺少研究资金的妨碍。

张敬伟：2018年中美关系的变数
2018年1月5日 星期五 03:30 AM
文/张敬伟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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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

2017年年底，特朗普以入主白宫后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给2018年的中美关系蒙上了些许阴影。

在这份报告中，特朗普将中俄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世界重塑者”，而且在特朗普的眼里，中国成了“经济侵略者”。其实，如果抛开2017年中美两国元首两次峰会所达成的成果，以及中美在贸易分歧上所达成的共识，还有已经开启的四个高层对话，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对华言论，并不算太出格。因为特朗普在竞选时的反华立场，比报告中的言辞更严厉。


分析家稍感意外的是，由于特朗普年内对华外交让中美关系进入了平稳状态，又何以突然对华发难？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特朗普对华存在着策略手段和战略指向的差异。战略层面，特朗普不仅不属于知华派，而且坚定认为中国对美贸易对美国不公平。但特朗普的反华和奥巴马着重于意识形态不同，特朗普是重商主义者，这不仅符合他的身份，也契合了他一贯向全球宣示的“美国优先”立场。

正因为如此，特朗普的对华战略紧紧围绕着贸易展开，无论是百日计划、从中国拿到2500亿美元的合同大单，还是启动对华301调查、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频繁地对华双反调查等，特朗普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特别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始终耿耿于怀。他要遏制住这种对美国的“不公平”，因而才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视为“经济侵略者”。

但在策略方面，特朗普也采取了对华相对柔软的身段。譬如，通过百日谈判计划，为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打开更多通道。通过元首外交，获得更多的经贸合同等。通过不将中国纳入汇率操纵国，甚至在演讲中赞扬中国的方式，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归咎于前几任美国总统等。简言之，柔软手段的运用，也是为了美国利益的最大化；除了贸易上的利益，也包括让中国在朝鲜核岛危机中发挥更大作用。

如果从特朗普的全球外交而言，中美外交是成功的。因为特朗普在执政第一年，和东西方盟国的关系都很糟糕。中美两强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都算得上是特朗普的外交亮点。但越是如此，越让特朗普和他的右翼盟友感到不安，在特朗普和他的朋友圈看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一切，都是美国全球主义者犯的大错，即如离职的班农所言，美国政府让中国融入世界，并未达到拥抱自由世界的目标，反而把中国变成美国强大的对手。因此，特朗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既有焦虑也有无奈。在地缘政治上不能对中国硬碰硬地遏制，只能从经贸层面对中国更狠一些，发狠话是必须的，该用的贸易手段也都会用上。

特朗普不是奥巴马，也不是欧洲的默克尔或马克龙。特朗普不会用传统的意识形态说教去给中国定性，这样的对华手段没有多少效果。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不惜通过货币战和贸易战的方式让中国让步。

在这点上，特朗普甚至放弃奥巴马时代全球化和主导区域和全球贸易规则的方式，而采取直接有效的获利手段。他甚至在学习中国，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粗放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提振美国硬实力。相比之下，中国在走之前美国政府软硬实力双重并进的路线。

这就是中美两国的现实，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艰难爬坡的过程，因此经济上追求稳中求进。在特朗普看来，危机过后的美国经济必须通过强刺激实现更快增长。所以，除了减税计划，中国高速增长时代的经验也被其拿来所用，摒弃清洁能源计划、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放弃全球化领导者角色，不求闻达于西方世界，只求“美国优先”。

特朗普的现实主义是求利不求名。但是特朗普对华的现实主义，似乎并没有达到特朗普的预期。在贸易上特朗普要得更多，在朝鲜核导危机上中国也没有满足美国的胃口。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力量也让特朗普陷入深深的焦虑中。因此，将中国视为“经济侵略者”，对中国实施更频繁的贸易保护措施，成为特朗普的新选择。

2018年，特朗普会继续对华实施贸易强逼吗？如果是这样，中美关系或面临极大变数。中美两国达成的经贸共识或付之东流。特朗普已经在国际社会让美国失去了好名声，和中国作对或会失去现实利益。

名利双失，绝非特朗普所愿。因此，2018年，中美两国还是要把握好竞争与合作的平衡。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社评：特朗普时代如何推进中美关系？       
http://www.CRNTT.com   2018-01-04 00:03:17



　　中评社北京1月4日电(评论员　胡志勇)最近，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强调中国威胁的真实存在。

　　特朗普是自1986年以来，美国首位在任期第一年即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的总统，并且特朗普罕见地在正式发布该战略之前，面向公众发表了专门演说，将中国描述为“对手”，突出了其“战略竞争”性质。

　　该报告重申了“美国保护核心自己国家利益的战略自信”，并将国家利益认定为四部分：保护美国国土、美国人民和美式生活方式的安全；推动美国昌盛；通过力量维持和平；增强美国的影响力。

　　特朗普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应对中国崛起和“威胁”的方略，就是“合作+竞争+遏制”一体化的策略。而主要依靠建立并强化联盟和伙伴体系来实现对华遏制。

　　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专门阐述“印太”地区，这是美国首次将“印太”以书面文件形式公布于众，美国试图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的四边合作等方式，共同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美国将印度拉入四国阵营，意在针对中国。美国希望印度在“印太”中发挥重要作用。“印太”战略是为对抗中国“一带一路”。

　　实际上，美国一直对中国的崛起保持清醒的头脑，此次国安战略报告是对美国以往内外政策的修正，具有影响全球的重要意义。

　　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实际上反映出了美国领导人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过时观念。过度渲染炒作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坚持对台军售等，将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主基调。维持一个强大的军事存在，能够威慑并于必要时击败任何对手成为特朗普政府主要目标。

社评：特朗普时代如何推进中美关系？       
http://www.CRNTT.com   2018-01-04 00:03:17


  
　　为此，美国将与那些拥有高质量基础设施的盟友加强合作，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共同帮助印太地区内脆弱的伙伴国家，增强他们对经济波动和天灾的免疫力。

　　20多年高速增长改变了中国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如今中国领导人对本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高度自信，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中、美两国应强化战略合作关系，互利共赢，不以对方为对手，积极展开务实型的合作与交流，共同维护好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特朗普总统成为了中共十九大召开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特朗普访华为中美两国关系带来了新气象，享受到了“升级版”的国事访问待遇，“升级”不仅体现在外交礼遇，更体现在经贸合作的巨大收获上。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涉及能源、化工、基础设施、高端制造、医药、环保、文化、智慧出行等各个领域，金额达2535亿美元，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纪录，也刷新了全球双边经贸合作史的新纪录。此次中、美两国签署的合作协议有助于拉动美国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缓解美国贸易逆差，同事也有助于特朗普总体在美国进一步树立起治国有方、务实有为的良好形象，合作共赢成为特朗普此次访华的主基调，同时也顺利实现了中国资本在美能源业等重要领域的战略布局。

　　但是，今后一段时间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仍受到国际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贸易逆差将成为中、美之间持续争吵的一个重点问题，贸易战随时可能在中、美之间爆发。

　　另外一个焦点是朝核问题。随着朝鲜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不断发展，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希望中国发挥对朝鲜的传统影响力，促其弃核，同时美国也希望中国配合美国的战略安排，与其一道实行对朝鲜的最严格制裁，迫其弃核。

　　中、美建交近40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起伏不定的阶段。特朗普上台后以来，由于其执政风格迥异，导致中美关系走向更具不确定性，中、美两国相互适应期将不得不延长，中国应尽早熟悉特朗普的执政思路，正确判断其对外关注的重点，使中美关系稳步向前发展：

　　第一、中、美两国需要对双边关系明确定位，避免战略误判，以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向前发展，求同存异，通过沟通、对话和谈判不断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分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

社评：特朗普时代如何推进中美关系？       
http://www.CRNTT.com   2018-01-04 00:03:17


  
　　第二、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全球治理等主导性议题中应相互尊重、彼此照顾各自的核心利益与关切，积极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中国的发展不会也不可能冲击美国霸权和由其主导塑造的全球秩序规则，在一些重大国际与地区安全和秩序问题上，中、美两国应相互多沟通与协调，认真处置好各种可能影响到中、美大局的议题。强化务实经贸合作，共同打造横跨太平洋的资本流通大市场，不断化解双方各自关切的问题；

　　第三、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中国应处理好大国崛起与小国发展的关系，认真考虑“一带一路”沿途、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与关切，积极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操作性强的发展模式，真正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效管控“一带一路”的项目推进，不给其他国家以攻击的口实，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四、正确处理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国的关系，积极吸引其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中，以经济合作促政治发展，积极化解彼此分歧，为中国新一轮发展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积极构建亚洲利益共同体，为全球经济复苏和持久繁荣增加动力，共同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亚洲持续稳定与繁荣。

施君玉：“伊朗之春”缘何来去匆匆？
2018-01-05 08:17:01|来源：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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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施君玉
　　新年前后，伊朗局势动盪，吸引了全球目光。示威来时气势汹汹，从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爆发群众示威起，三天内即蔓延至全国，预示着一场“大事件的开始”。骚乱去时涣然冰释，革命卫队果断出手，向多省派出军队，迅速平叛，“伊朗之春”仅持续六天便宣告失败。
　　从外部势力插手、挑动街头动乱、推翻现政权等方面看，这场骚乱符合“颜色革命”的所有特徵。伊朗长期处于西方围困之中，对“颜色革命”并不陌生。早在二○○九年，伊朗就曾经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当时，总统选举引发街头示威，美等西方国家乘机煽风点火，引爆一场最大规模的骚乱。后来，伊朗也是革命卫队出击，令国家顺利渡过难关。与八年前的“绿色革命”相比，伊朗此次骚乱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官方将其定性为“煽动叛乱”，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显然，经歷过“颜色革命”的伊朗，对美等西方玩的这套把戏已有了免疫力。
　　说这场骚乱是“颜色革命”，也有点抬举了示威者。参与抗议的民众多是被剥夺了福利的穷人、无业游民等下层群众，是一盘散沙，原“绿色革命”的精英均游离于边缘。抗议口号从“鸡蛋太贵”、“生活不快乐”，到“鲁哈尼去死”、“无耻哈梅内伊滚出伊朗”，不一而足。示威群众以民生、经济诉求为主，主题虽已从抗议物价过渡到政府下台，但在尚未形成推翻政权共识前便已夭折。一场无策划、无组织、无政治目标的乌合之众，掀不起大浪，失败是必然的。
　　伊朗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其对局势的掌控能力是“一选一变天”的西方难以想像的。哈梅内伊既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又是最高精神领袖，其直接掌控军队，而军队把控着诸如石油、天然气、矿藏等资源，无“譁变”风险。民选总统是执行者，即使政府垮台，也不影响政权根基。当局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及时对推特、Instagram、Telegram等社交媒体採取了断网、限速、关闭代理服务器端口等措施，切断了内部串连、外部煽动的渠道，有效抑制了骚乱的蔓延。
　　特朗普愚蠢的应对起了反作用。特朗普在伊核问题上出尔反尔，在伊朗本来口碑就不好，其正中下怀后的幸灾乐祸，以及不加包装的赤裸裸干涉，不仅激起绝大多数民众的反感，也给伊朗反击提供了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美通过“颜色革命”树立了太多反面“样板”，“阿拉伯之春”后的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都是前车之鉴。随着“民主梦”破灭，世界已从幼稚走向成熟，“颜色革命”早已失去了吸引力，再难成功。

美国偷学了中国古代这一概念 难掩称霸野心！
2018年01月05日 17:59:55
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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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原标题：美国偷学了中国古代这一概念 难掩称霸野心！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的一篇学术论文，题为《天下究竟是什么？——兼回应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该文对美国社会学家塞尔瓦托·巴博纳斯（Salvatore Babones）提出的“美式天下观”作出回应，并分析了“天下”概念的含义。

2017年，巴博纳斯在出版的《美式天下》一书中指出，新世纪以来的美国不再是帝国，而正在转型成为一个天下体系，他称之为“美式天下”（American Tianxia）。尽管天下是来自中国的思想概念，但在实践上，“美式天下”将胜过“中式天下”。他认为，“美式天下”极其稳固，这是因为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民将个人利益至于祖国之上，接受并巩固了“美式天下”体系。他还指出，美国在世界上创造了包括金融、传媒、艺术、时尚、教育、信息技术等在内的多个顶峰。此外，他认为，美国也有类似中国明朝的“五服”，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收纳到美国体系的内部。

对此，赵汀阳批判性地指出，巴博纳斯拒绝利益共享的零和博弈思维，暴露出“美式天下”的帝国主义底牌，即“美式天下”仍然在敌对思维的框架里去思考世界秩序，因此在实质上追求的还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天下体系。而巴博纳斯所说的美国创造的世界等多个顶峰，恐怕也是带有武器性质的。因此，美国建立的是帝国体系，所以需要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控制世界秩序，而不是共享安全和利益的天下体系。在赵汀阳看来，以单边普世主义和以个体理性去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为基因的“美式天下”，在未来不太可能成为世界的体系。

赵汀阳最后表示，从短时段和中时段来看，霸权体系对世界的统治更为成功，但从长时段和超长时段来看，天下体系很可能更为可信和可靠。“美式天下”难以成为一种天下体系，而仍然属于霸权体系。真正的天下体系建立在关系理性之上，以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为基础，具有自愿性、共享性和友善性的特征。新天下体系的建成有赖于万联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的发展，那时，系统将为王。

《天下究竟是什么？——兼回应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原文摘编如下：

天下究竟是什么？——兼回应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

一、天下逐鹿：“美式天下”对“中式天下”？

世界会出现“美式天下”和“中式天下”的竞争吗？这是塞尔瓦托·巴博纳斯（Salvatore Babones）的问题，却是我的疑问。要进入这个政治实践问题，先要回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天下究竟是什么？我希望在此能给出一个比先前更清楚而又足够简练的解释。

鉴于不可能逆转的全球化和互联网事实，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化前景，可以看出，在未来，链接世界各地的技术系统所拥有的权力将明显大于国家拥有的权力，因此，政治核心问题将由国家内政以及国际格局转向作为全球共同问题的世界格局，同时，政治制度建构也将由主权国家逐步转向天下体系，即一种在多文化条件下保证世界和平及万民共享利益的世界制度，或者说一种世界宪法（world constitution）。其基本特性是：一个“无外”（all-inclusive）的互联世界，在其中不存在排他性（non-exclusive）的资源、技术和知识的制度安排。简单地说，一个非排他性的制度所定义的无外世界就是天下。

我对天下体系的设想始于两个难题：康德的永久和平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康德和平方案只限于文化与政治上具有相似性的国家之间有效，而在不同文化之间就失效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正是康德方案失效的现实表现，每种文化不可让渡的主体性使文明冲突无望解决。其实，康德方案的局限性和亨廷顿问题的不可解性有着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原因：现代理性，即每个独立自治的主体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个体理性方法论不仅应用于个人，也应用于公司乃至国家。个体理性不是谬误（事实上个体理性是现代得以繁荣发展的方法论），而是有着局限性，它不足以解决全球尺度和世界网络化条件下所产生的新问题。因此，要解决世界级别的共同问题或整体问题，就需要一个尺度与世界规模相称的概念框架，还需要一种与网络化生存相称的理性方法论，这就是“天下体系”和“关系理性”（relational rationality）。细节参见我在《天下的当代性》一书中的论证。

在欧洲的理论框架里，用于表达世界秩序的最大规模概念是帝国，因此人们很容易对号入座地把天下理解为一种帝国。问题是，天下概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出了帝国概念。尽管帝国与天下有某些重叠的相似性，比如说都试图建立世界秩序，但天下体系并不包含帝国的征服性、霸权性特别是敌对性（hostility）；相反，天下体系具有自愿性、共享性和友善性（hospitality），而且天下概念指向“一个体系，多种制度”的兼容体系，其兼容性建立在关系理性所建构的共在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统一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之上。因此，天下体系是普遍共在关系所定义的秩序而不是某个国家的统治，共在关系为王，而不是某个国家为王，其预期的效果是，天下体系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达到自私利益的最大化，但可指望达到共同安全和共享利益的最大化。

近来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简称AT）提出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挑战，他试图超越帝国概念而采用天下概念来解释世界体系，尤其是美国的世界体系。这表明他意识到，对于未来可能的世界秩序来说，帝国概念已经属于过去时，而天下属于将来时。巴博纳斯相信天下是一个关于世界体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概念，并不专属于关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于是他别出心裁地认为，新世纪以来的美国不再是帝国，而正在转型成为一个天下体系，他称之为“美式天下”（American Tianxia）。尽管天下是来自中国的思想概念，但在实践上，“美式天下”将胜过“中式天下”。就是说，巴博纳斯试图论证中国不是能够实现天下体系的最合适国家，而美国才是那个能够实现天下体系的对口国家。正如第一章题目的有趣措辞：天下是个“合式概念”（right concept），可是中国却是一个“不合式国家”（wrong country），所以应该由美国来实现天下体系。这就是巴博纳斯的核心论点。

有趣的是，巴博纳斯没有采取流行的“政治正确”论证，而是相信个人主义与人们自私之心更为吻合。因此，巴博纳斯料定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难以撼动，更重要的是，美国秩序正在自己转型为更加稳定的天下体系。正如他自己所概括的：“美式天下是一个极其稳固的世界体系构造。它所以如此稳固，是因为世界人民使然——不是众多国家而是人民使之稳固。美国立于个人主义，而越来越多的人民将其个人利益置于其祖国之上，他们各自与美式天下建立了联盟。于是，并非福山的自由民主模式，而是自由个人主义正在成为最终的自由意识形态而通向历史的终结。”

巴博纳斯试图解释个人主义的优势：“美式个人主义是个作为空集的意识形态，即个人主义是一个没有教义的意识形态。”（P.22）这里触及一个深层的问题：什么算是“教义”（tenets）？个人主义的一个宣传口号是“每个人可以追求各自理解的幸福”，仅就此而言，这个教义倒是很像个“空集”，其所指似乎可以代入任何内容（各人想象的幸福）。但如果来考察个人主义的学术版原则，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情况就非常不同了。显然，利益不是空集。也许每个人想象的幸福各有不同（其实也大同小异），但几乎任何一种幸福所必需的物质利益和生存资源几乎完全相同。幸福的主观想象也许不存在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分配问题”。各自的幸福想象貌似互不冲突，但实现任何一种幸福所必需的物质利益或生存资源却必定存在着严重的“分配问题”，在生存资源和物质利益上很难避免形成零和博弈以及不公正和不平等。这意味着，追求各自幸福的自由不是空集而是空话，而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即利益和资源才是真问题。个人主义或个体理性方法论显然无力在世界规模上解决合理分配的难题，因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个人主义或个体理性所决定的非合作博弈正是导致各种冲突（从人际冲突、国际冲突到文明的冲突）的根本原因。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当人类理性由个体理性为主导转向以关系理性为主导，才有希望解决世界性的共同安全和利益合理分配问题。就是说，只有以关系理性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才有可能实现一个众望所归的天下体系。

不过，巴博纳斯显然宁愿坚持认为个人主义有着最大诱惑力，因而美国能够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来建立天下体系。在他看来，个人主义的成功在于其难以抵制的“私利诱惑”有效地吸引其他国家的人为了更优报酬而为美国服务。不仅有赏，还有罚，在美国秩序里，那些不愿意“拥抱个人主义”的人就“没有机会获得成功”（这个论证几乎接近商鞅-韩非的赏罚理论）。由于人心自私，因此，“针对个人”的个人主义策略“在挑战其他社会的价值观上”比起“针对他国”策略有效得多（P.22-23）。这个论证真是坦率。可是，这种拒绝利益共享的零和博弈思维反而暴露出“美式天下”的帝国主义底牌，即“美式天下”仍然在敌对思维的框架里去思考世界秩序，因此在实质上追求的还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天下体系。美国确有新帝国主义的优势，却不是“美式天下”的优势，因为敌对思维正是天下概念的反面，天下体系的一个基本策略或技艺就是通过创造可以共享的新关系而达到化敌为友。凡是拒绝化敌为友策略的体系都不属于天下体系。毫无疑问，帝国模式也有能力建构世界秩序，问题是，那不是天下体系。

也许美帝国在帝国概念上有许多创新，并非传统帝国主义，正如巴博纳斯所强调的，美国成功地使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普遍诱惑，并且不再追求领土扩张而追求世界领导权，这与传统帝国确实有所不同，因此巴博纳斯认为美国秩序越来越接近天下体系：“美式天下是一个后帝国主义的天下。它无须通过征服外部领土来获得更多的金钱和人力资源，因为金钱和人力资源都自动流进美国。”（P.25）这一点在表面上有些接近天下的自愿加入原则。事实上，美国也曾经从别国手里夺得大量土地，美国的转变只是因为攻城略地的策略过时了，在管理上和道义上的代价得不偿失，因此转而采取更高明的统治世界策略，即通过支配控制世界的金融资本、高新技术和资源命脉而以极小成本达到统治世界。这是非常高明的策略，但未必是可持续策略。别人会一直同意美国这样的统治吗？别人不同意，怎么办？“别人不同意”是所有一直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的缩影。

关于“美式天下”，巴博纳斯还有许多有趣的见解。他相信天下需要一个主导世界秩序的中心国，即化为一般理论概念的“中国”。就当下世界而言，美国就是决定世界秩序的中心之国，因此，按照天下概念，美国才是当今世界的“中国”，（P.26）而中国反倒不是“中国”。据说当今世界“可识别等级制”中的“顶峰”都位于美国，他列举了纽约作为金融、传媒、艺术、时尚顶峰，波士顿作为教育中心顶峰，硅谷作为信息技术顶峰，好莱坞作为电影顶峰，巴尔的摩作为医药顶峰（P.17），所以美国是“中国”。这些证据显然夸大了，顶峰与众多“次峰”之间的差距并不大，顶峰并无一览众山小的效果。英国和欧盟的金融决不可低估，巴黎和米兰的时尚或高过纽约，伦敦和德国的当代艺术与纽约一时瑜亮，英国和德国的教育是否不如美国也未见分晓，如此等等。当真要说美国有哪些顶峰，恐怕应该是先进武器、美元霸权、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基本上都属于统治他人的武器概念，可见美国的顶峰都是武器性质的。巴博纳斯没有提及美国武器，而这是唯一不可不提的美国顶峰。美国武器不仅在技术高于其他国家，在数量上也恐怕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先进武器的总和，美国发展了如此不对称的军事力量，足以消灭全人类多遍，对此唯一有效解释是：美国建立的是帝国体系，所以需要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控制世界秩序，而不是共享安全和利益的天下体系。

巴博纳斯关于“美式天下”的论点还基于明朝与当下美国的比较。巴博纳斯对我（和秦亚青等）不使用明朝作为天下体系的例子感到不解（P.8-9）。可为什么是明朝呢？在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天下体系是周朝。如前所言，尽管周朝天下未及世界规模，但其制度立意是以天下概念为准。自秦汉终结了天下制度，中国转型为大一统国家，其国家性质比较复杂，既不是帝国，也不是民族国家，按照我在《惠此中国》中的分析，秦汉至清朝的大一统中国是一个“内含天下的国家”，其根本特性是，大一统国家继承了天下观念的精神遗产，却又放弃了天下体系制度，于是把天下的世界性结构转化为国家的内部结构，把天下观念用于国家建构而发明了“一国多制”的大一统。因此，秦汉以来的中国不再是天下，而是以天下为内在结构的国家。除了周朝，任何朝代都不是天下体系的实例。

进一步说，即使把“内含天下的中国”理解为天下观念的应用，那么，比较成功地应用了天下观念的朝代也应该是汉朝、唐朝和清朝。天下观念的应用标志是“一国多制”，从发明权来看，汉朝是一国多制的发明者；以兼主长城内外而论，唐朝当为首创；以版图言之，当属元代或清朝，清朝虽不及元朝广大，但制度完善，实际控制程度更高。相比之下，明朝在“一国多制”上并无突出成就，至多是完善了元朝的土司制度，所以明朝绝非天下之例子。即使不论天下之世界精神，而只论中国的本土成就，明朝也不是中国的模范朝代。按照传统理解，夏商周三代是模范朝代，尤以周朝“郁郁乎文哉”为代表，所以孔子“从周”（《论语·八佾》）；其次的模范朝代为汉唐与清，为大一统之代表；若以文化水平为准，模范朝代则是唐宋；若以政治治理而论，宋为模范，其时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若以版图而言，当属唐、元、清；若论及对外关系，朝贡制度自古有之，明朝只是沿袭而已。就综合指标而言，在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之中，明朝位置不是很高，就专项而言，明朝也无优势，反而政治以昏庸为主，否定共治传统，建立了绝对专制；文化趋于平庸，思想不及先秦，诗词不及唐宋，绘画不及宋元。虽有郑和航海（后来禁止了）、比较发达之工商业（有争议）以及通俗小说，但这些优点实不如缺点那么突出。总而言之，明朝并非一个代表性的朝代。欧美学者之所以特别重视明朝和清朝，是因为欧洲真正开始直接接触中国是在明朝，因此对明清的了解较多。除了极少数专家，多数欧美学者对宋朝之前的中国缺乏足够了解，这意味着他们难以理解明清制度的历史线索，不容易确定明清的历史地位，因而导致了对明清的误读。

尽管巴博纳斯把明朝看作天下体系是个错误，但如果把明朝和美国看作是超级大国，那么它们之间的比较就非常有趣而且有所启示。他给出了以下对比性的表格（P.22）：

巴博纳斯总结的明朝与美国的差异以及美国体系的优势基本如实，他发现美国也有“五服”，这一点确有创意，但也有一些不准确或疑问之处。首先，他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看作是美国体系的内部地区，与明朝的“内部蛮夷”地位相等（P.26-29），不知道英国等国是否同意这种美式自大。其次，明朝的绝大多数朝贡国并非被强制而成为朝贡国的。明朝的朝贡国情况多样，有一些高度分享着中国文化的国家，比如朝鲜和越南，与中国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就这些关系特别密切的国家来说，它们成为明朝的朝贡国，一方面来自明朝的威势，另一方面也因为依附大国的好处，很难说是全然被迫，因为“事大”是一个保证安全和利益的理性选择；另有许多小国，与明朝既无竞争关系也无依附的必要，但在朝贡中能够获得“顺差”的经济回报，因此乐于成为朝贡国，这属于实用主义选择；还有一些小国与明朝往来不多，成为朝贡国或因潜在利益或是趋炎附势，属于机会主义选择。按照巴博纳斯的标准，后两种情况，即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选择，显然属于“自愿”。正如在美国体系里，自愿依附美国的大多数国家也是出于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是否有超越实用目的而一心热爱美国的国家？这是个疑问，一般来说，国家之间的“爱情”恐怕难得一见。毫无疑问，美国不仅在总体上胜过明朝，而且几乎在每个方面都远远强过明朝。可是美国体系和明朝体系都不是天下体系，这才是问题所在。

美国体系在未来是否能够转化为天下体系？这是真正有趣的问题。美国体系在文化传统上存在着两个反天下的基因：（1）单边普世主义。这是来自基督教模板的一神教基因，它不考虑其他文化也有普遍化的要求以及值得被普遍化的成就，而天下体系只能建立在兼容普遍主义（compatible universalism）的基础上；（2）以个体理性去追求排他利益的最大化。这势必产生“他者不同意”或“他者不合作”的问题，进而导致冲突。单边普世主义和个体理性正是冲突的原因而不可能成为冲突的解药。在我看来，“美式天下”不是未来的一个可能世界，而是一个不可能世界，除非美国发生改变思维的文化大革命。

二、中国的历史性

在许多中国人的看法里，西方各国一样都是西方。这是一种共时性的误读，其实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各国非常不同，不能简单还原为一个西方。同样，在许多欧美人的想象中，中国从来都是一样的国家，并无实质变化。这是一种历时性的误读。无论何种误读，实质上都是将需要理解的对象加以简单化，将其纳入自己熟知的知识体系，消除需要深入研究的陌生特性，以便容易解释，并按照自己所乐见的结果去解释。可是这种理解同时正是误解，反而导致知识交流和知识生产的许多错误。有个成语适合这种情况：削足适履。

这里只限于讨论几个与我们的主题密切相关的误读。首先是关于中国制度性质的历时性误读。这种误读完全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革命，其变化深度并不亚于欧洲政治的变化。第一次制度革命是周朝创建了天下体系。在此之前的中国并无成熟的政治制度，大概属于“酋邦”盟约体系。周朝通过创造天下体系而把酋邦格局变成万国封建制度；第二次制度革命是秦汉终结了天下体系，创建大一统国家。自秦汉以来，中国不再自认为本身即世界，但仍然自认是世界的中心。在很长时间里，大一统中国被似是而非地认为属于帝国类型的国家，但真正的本质在于它将天下的观念遗产转化为国家内部结构而成为一个“内含天下的中国”，即一个将世界结构化为国内结构的国家，可称为“世界模板国家”（a world-pattern country）。显然，继承历史遗产不等于没有实质变化，正如英国和法国虽然不再是帝国，但明显有着帝国遗产；第三次制度革命属于清朝终结之后的现代中国，它接受了现代国际秩序而成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现代中国也继承了大一统的遗产，因此不属于欧洲式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合众国”类型的主权国家。合众国是与民族国家并列存在的另一类现代国家——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事实上，现代大国几乎都是合众国类型，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等。由于移民问题，许多民族国家将来也有可能变成合众国类型，因此，在未来，民族国家或许不再是国家的主要形式。

另外，天下概念也很容易被误读，因为天下概念有其理论用法和文学用法。作为理论用法，天下指的是世界、万民和普遍制度构成的三位一体，即地理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三层合一的世界。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论化概括，来源于早期中国关于天下的几种各有偏重的理解，其中周公倾向于把天下理解为普遍制度，孔孟倾向于理解为万民之心，老子倾向于理解为世界万事的集合。在天下的理论意义里，天下的幅度包括整个世界。常见的一种误读是把“五服”等同于天下，其实，五服之外的“四海”（不是海，而是远不可及而尚未接触的地方）也属于天下，虽然四海尚未进入天下体系，但四海仍在天下眼界之内。理论上说，天有多大，天下作为“天之所覆”就有多大，因此，天下体系是无限开放的，决不是一个封闭的有限体系。假如作为文学用法，天下往往指的是所控制或统治的领域，常用于夸张表述，比如说“一统天下”通常指一统中国，甚至只是中国之一隅。如果把历史文献中的文学用法当成理论所指，那是学术失范。

另一个常见的误读是所谓朝贡体系。这个误读与费正清的影响力有关。“体系”意味着对体系内的成员有着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上的支配或控制。据此来看，古代中国只有朝贡制度，远远没有达到朝贡体系，因为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主要在文化方面，虽有政治册封之名，却无政权与军事支配之实；虽有朝贡经济交易，实为怀柔抚远之举而承受逆差之亏，因此，朝贡制度实在配不上朝贡“体系”之称。问题在于，大一统国家与帝国虽貌合而神离，并不追求对远方的控制，只求边疆安定，无须举兵劳民。不过，巴博纳斯倒是看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明朝的对外消极策略不及美国的“扩张性”策略多矣，美国积极的朝贡策略通过向多国征收加入美式天下的“会员费”或“租金”而为美国获取了巨大利益（P.18-19）。

还有一个对中国历史的误读是所谓外族统治问题（比如美国的“新清史”）。既然不能因为有的英国国王来自法国或德国就把英国看作是法国或德国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也一样。中国历史上非汉人统治者几乎占到一半。更重要的是，中国从来都由各地人民混成，在远古中国（新石器时代到夏商西周），所有部落都属于农耕、渔猎和放牧的混合经济，当时既无铁犁牛耕也无驯马，故而不可能依靠单纯经济而存活，也就无所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分。被追认为中国始祖的黄帝所部就过的是放牧、打猎和农耕的混合生活，根据所居地理以及偏重游牧不断移营的特点，黄帝所部更有可能属于后世所称之蒙古族，可见游牧部族实乃中国的起源之一。春秋战国之后生产技术的发展才使中国分化为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因此，任何部族都有逐鹿天下问鼎中原的合法性。蒙古（包括匈奴、突厥等）、鲜卑（含拓跋部等）、契丹、女真、满族、藏族都不是外族，都参与了逐鹿中原，也几度入主中原或半有中国。所以，蒙古、契丹、女真、满族和汉人等各族人民都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

理解一个国家的本质关键在于理解其长时段的生长方式，尤其是理解决定其连续历史性的动力型。至于那些偶然事件或一时之现象，都只能说明“事件性”而不能解释“历史性”，而事件性只是说明了无影无迹的消失，历史性才贮存长久常在的问题。在前中国时代里，从蒙古地区到广大南方，从辽河流域到西域，都有文明发生，多达数十处，形成苏秉琦先生所称之“满天星斗”格局。苏秉琦先生认为，其中对形成中原核心文化最为重要的是从辽西至蒙古中部，经山西而南达晋南河洛地区的y型的文明交汇通道。我愿意补充一点：在y型通道的同时或稍后时期又形成了自山东过河南而通陕甘的文明交汇通道，同时还有自西南而达河南，自江南而上中原的文明交汇通道，与y型通道合起来形成“天”字形文明网络。尧舜时代之后，中原逐步成为中心，形成了许宏所称之“最早的中国”。接下来是“模范”三代，其中由周朝创造了天下体系。周朝式微时，各国为了问鼎中原而逐鹿中原，终于形成了连续不断两千多年的“向心漩涡”生长模式。我相信“漩涡模式”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的连续生长方式以及多样一体的格局：无论文化成分多么复杂，都卷入在向心的漩涡中，汇合而成中国。中原文化所以为主，所以能够形成漩涡的向心力，则是因为中原最早拥有成熟的文字和政治制度，因而形成领先的知识生产；能够建构具有时间优势而连续不断的历史叙事，因而能够建立政治正统标准。同时，天下观念所主导的政治制度具有最大容量和最广泛的亲和力，使得任何地区的人民都有合法理由参与中国的建构，因此，舟车所至之处，万民尽皆主动卷入到“中国漩涡”之中。汉字、历史叙事和天下观念互相促成而形成以历史为知识之本、以天下为精神之维的意识世界。可以说，在中国的精神世界里，基本信念不是宗教，而是历史；基本视野不是民族，而是天下。

概括地说，中国由“满天星斗”格局逐步生长出网络式的天下格局，而天下观念和中国观念的结合又形成逐鹿中原的旋涡模式，向心运动的旋涡模式所产生的结果是大一统中国，即一个内含天下的中国。只有发现大一统中国的内在结构是一个容纳万民的天下结构，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既不是帝国，也不是宗教国家，更不是民族国家，也因此能够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是内敛而非扩张的，却得以吸收众多文化和卷入多地各部而变成一个大国。这是一个最简练理论版的中国故事，它表明了天下观念在应用上的演变，即由世界性的天下体系建构转而内化为国家内在结构的建构，同时表明，对于大一统中国而言，朝贡制度早已退化为一个中心国家的象征，而无支配性的“系统”之实。在这里讲述这个中国故事是希望能够有助于对中国有一个合理的想象，并且消除一些削足适履的误读，然后才能够去想象和分析未来世界的多种可能性。

三、复习“天下”的新词典

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提出了天下的概念与实践关系问题。天下是一个理论概念，那么，是否存在着实现天下体系的多种可能实践？是否可能有多种天下体系？理论上说，这是可能的。我们知道，未来总是呈现为博尔赫斯所说的“时间分叉”，即存在着同等可能的多种可能性。那么，对于一个具有未来性的概念，比如天下，理当也存在着“时间的分叉”。

一个概念的意义或为开放的或为封闭的。数学和科学的概念通常有着确定而封闭的意义，比如说，我们不能把“平行线”的概念修改为“能够在远处相交的两条直线”（在非欧几何学里，我们只能说不存在真正的平行线）。属于生活领域的概念，有的有着确定含义，有的则有着开放性的用法，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船”的概念是确定的，指能够在水面上航行的载体，而“飞船”只是一个比喻，其实不是船，而是空间里的飞行器。但那些表示生活方式的大概念，尤其是属于政治、伦理和文化的概念，却多数有着开放的意义空间。洛克、休谟、黑格尔、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就非常不同；柏拉图、孔子、罗尔斯所理解的公正也非常不同；希腊人和现代人所理解的民主也非常不同，如此等等。天下概念也同样有着开放的意义空间，可以通向多种不同的天下体系，但概念的开放性不等于任意一种意义都是合适的。每个概念都具有一种目的论的（teleological）限制——当然是人设的目的而不是神的目的——或者说，一个概念意味着一种事物的存在论（ontological）意图，一个事物至少要达到某种标准才是其概念所指的“这种事物”。一个完全无限制的概念就不再是概念了，而是一个完全被解构了的能指。我愿意举出“艺术”的概念。如果任何东西包括垃圾都算艺术，那么就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艺术或不是艺术（不难看出，这个艺术悖论模仿了维特根斯坦的规则悖论）。那么，就天下概念而言，要证明一种天下体系确实属于天下概念所承诺的天下体系，就需要分析天下概念所蕴含的意图。

毫无疑问，天下体系的实践实例（周朝的天下体系）只是理解天下概念的一种参考，并不等于天下概念本身。正如希腊城邦实践的希腊民主并非现代民主的模板而只是一种历史参考资料，周朝的天下实践也不是未来天下的模板而只是历史参考资料。那么，天下的本意是什么？其一，“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类似于世界永久和平，但比康德方案的尺度大得多；其二，“生生”（《周易·系辞上》）而达到“大同”（《礼记·礼运》），使世界万民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因此万民和睦如家庭（大同的意思不是统一价值观，而是多样一体，和睦如家）；其三，“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或“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即世界成为万民共享的政治主体，成为世界公器。如果从天下的否定性含义来看，天下体系拒绝任何一种帝国主义体系，拒绝通过征收霸权“租金”而肥私。

天下的意图是抽象的，而实现天下体系的制度必是具体的，需要根据实际条件而定。根据未来世界的可能条件，特别是技术条件，未来新天下体系有可能将以世界规模的漩涡模式和网络模式相结合的方式而形成。人工智能、互联网、万物网、生物技术、量子技术等“技术化存在”将成为未来世界的存在方式，因此，以个体为主体的个体理性思维方式将不得不服从世界万物互联的存在方式，必须转向与互联存在更为相配的关系理性思维方式，即“共在先于存在”的思维方式，否则很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灾难。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个体理性的加总无法必然形成集体理性，因此个体理性不具备应对大规模危机的能力。显然，只有关系理性有可能建构集体理性。

新天下体系虽然必定与古代天下体系有诸多不同，但其制度精神上仍然相通。天下概念在古代过于前卫，而对于未来世界却很契合。我在《天下的当代性》中举出了新天下体系所需“词典”里的一些关键词，它们包括一些长久有效的方法论和原则。请允许我在此复述其中部分关键词：

1.配天。天道是万物运行的条件，从属于天道的人道就必须符合天道，此即所谓配天。配天意味着自然是自由的限度，万物是人的尺度。如果与此相反，人被理解为可以任意征服自然的绝对主体而成为万物的尺度，就是逆天。逆天将会制造无法补救的自然失衡而自取灭亡，因此，天道是人的绝对限度，人只能在天道界限内进行自由创作。比如说，试图创造不死的超人或人机一体的新物种，恐怕就是逆天。天下体系首先需要以制度权力去限制人类无法承担后果的逆天行为，特别是不可控制的技术冒险或政治冒险，这是为了保证人类的生存安全。

（1）生生。既然自然产生万物，自然之本意就是让一切存在继续存在，让一切生命繁衍生息。天意如此，天下体系之意图也必当如此，必以万民普遍受益的制度去维护世界多样性，并以共在原则去建构相辅相成的存在关系，使世界的共在利益大于每个国家之私利。

（2）无外。天无外，所以天下无外。人类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世界内部化，使世界成为一个不再有外部性的无外世界。世界内部化是长久维持所有国家共在关系的条件。天下体系将成为一种无外的监护制度而维护世界的普遍秩序，这是一种反帝国主义制度。天下体系属于世界而不属于任何国家，即“以天下为天下”之意，也是“天下为公”之义。简单地说，“无外”的世界就是世界的内部化。

2.关系理性。关系理性实乃人道之基本原则。人道必以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为第一要义，因此，人道的理性首先考虑互相安全，以排除战争为基本要求，并把竞争限制在互相伤害最小化的范围内。天下体系的制度理性必以关系理性为其原则，以保证天下成为非排他性的存在，或者说最大规模的共在方式。于是有：

（1）互相伤害最小化。这是生生原则的一个直接运用。互相伤害最小化是共在关系的必要条件，满足了理性的最大限度风险规避，是最彻底的理性原则。根据理性要求，互相伤害最小化优先于自身利益最大化。

（2）相互利益最大化。即普遍受益策略与利益互补策略。相互利益最大化是一个比互相伤害最小化更为积极的理性运用。既然天下以全球互联和互相依存状态作为条件，那么，在无外的天下里，相互利益最大化比起自身利益最大化更能够在实际效果上保证每个人或每个国家的利益。因此，相互利益最大化也优先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具体落实为：

孔子改善。相互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含义源于孔子原则“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原则是一个广义的普遍原则，具有政治、经济和伦理的多面意义。这里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把孔子原则解释为“孔子改善”，基本含义是：如果一种制度是普遍正当的，当且仅当，这种制度能够保证，只要社会总体利益得到改善，每一个人的利益就都必须得到帕累托改善。相当于说，社会总体的帕累托改善必须同时落实为每一个人的帕累托改善。

损补之道。源于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自然平衡调节原理（《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老子相信，如果某种事物过度发展，或者某些人的利益过度增长，必定导致失衡，而失衡必定导致灾难，因此必须限制失衡，如果已经失衡则必须恢复平衡。老子原则与罗尔斯的劫富济贫“有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有部分相通之处，但罗尔斯原则的根据是平等价值观；老子原则与平等毫无关系，而是基于存在论的理由，即一切事物只有处于动态平衡关系中才能够良好存在，而失衡会导致任何事物失去活力，因此，减少强者的利益也是保护强者的长久存在。可见，老子原则不等于偏心弱者的罗尔斯原则，而是以平衡去保证所有人的生存活力。这种平衡原理很可能来自《周易》的阴阳平衡概念，而“阴阳”是形成平衡的功能性隐喻。

3.兼容普遍主义。世界上每种文化本来各美其美，相安无事。真正的冲突来自一神论的思想模式，它不仅把自己的价值观看作是普遍的，同时要求成为唯一的，不允许各美其美就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假如承认每种文化的主体性，就无法以一神论方式去定义普遍价值。在普遍价值的理解中存在着一个隐秘错误，即把普遍价值默认为“可用于每个人”（applied to every individual）的价值，这是一神论的理解方式，可是这种理解必定导致一个悖论：既然某一种文化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理解为适用于每个人，那么，每种文化都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理解为适用于每个人。可见，一神论的单边普遍主义是逻辑无效的。与此不同，兼容普遍主义将普遍价值理解为“可用于每种关系”（applied to every relation），即普遍价值落实在对称的“关系”上而不是落实在单边的“个体”上，这样就能够避免一神论悖论。兼容普遍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凡是能够以对称关系去定义的价值就是普遍价值，因为只有对称关系的合理性能够获得普遍必然的证明；凡是不能以对称关系去定义的价值就仅仅表达了某个集体偏好的特殊价值。

不难看出，“美式天下”尚未满足新天下词典，也就难以成为一种天下体系，而仍然属于霸权体系。当然，霸权体系也能够建立世界秩序，正如美国体系的现实（可参考“王霸”之论）。本来，世界秩序就有两个传统：帝国传统和天下传统。帝国传统是霸权体系，意味着向外辐射力，向外征服或向外扩展而单边支配世界；天下传统是共享体系，意味着内卷向心力，向内汇合纳入而生成共享世界。从短时段和中时段来看，霸权体系对世界的统治更为成功（例如英帝国体系，还有美帝国体系），但从长时段和超长时段来看，天下体系很可能更为可信和可靠。世界霸权体系对权力、技术和金融资本的垄断很难持续，因为别人不同意。这里存在着一条我称之为“模仿测试”的定理：假定人是理性的，那么，在竞争博弈里，人人都会模仿别人更为成功的策略，而策略模仿的速度高于策略创新的速度，于是，在互相模仿中，最后会达到各方策略相等的“集体黔驴技穷”状态。对此僵局，有两个解：如果各方都采取敌对策略（hostile strategy），那么互相模仿的结果只能是共同承担灾难；如果各方都采取善对策略（hospitable strategy），那么互相模仿的结果将是共在共享。

目前世界仍然属于现代主权国家的国际游戏，但正在转型，已经出现一些“后帝国状况”、“后国际政治”或者“后威斯特伐利亚状况”，但这些变化目前只是导致了有目共睹的乱局，尚无能力建立一个全新游戏。可以说，目前世界尚未达到能够建立新天下体系的条件，恐怕要到以万联网（the network of everything）、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化存在”覆盖世界，才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建立天下体系，而天下不会属于某个国家而将属于世界，简单地说，系统为王。也许值得担心的是：技术系统会倾向于支持一个好天下还是坏天下？

王宸：人民币时代拉开帷幕
2018年1月6日 星期六 03:30 AM
文/王宸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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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宸

随着中国原油期货的临近，在2018年，人民币时代必然会拉开帷幕。人民币计价规划的前景十分清晰，那就是黄金与石油共同构筑人民币计价的基础，再延伸到其他经济领域，以及其他金融市场的交易领域。这样人民币计价的基础才会更为牢固，发展前景才会更为长远。

从人民币原油期货来看，对人民币计价交易是严肃的考验。这不仅是因为人民币将成为更多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必然将更多地成为商业储备货币，以支持人民币计价交易。这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提供人民币计价的基础条件与设施，而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博弈，则会最终决定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可以说是机会与考验俱在。中国的战略举措将决定人民币的外延性与发展空间。

原油期货之后，后续的人民币汇率期货应会稳步推出，以保证人民币交易在黄金和原油的基础上，有足够的对冲工具，逐步构建全球性的人民币资产池，将人民币的商业储备货币的特征发挥出来。这样的资金池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是都与中国的汇率期货相挂钩，持有人民币资产头寸，已经可以用汇率期货对冲，有利于巩固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基础，也有利于不断拓展人民币计价的经济基础。

在多年以来不断地酝酿准备之后，原油期货将标志着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上迈出一大步，真正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活动中拉开人民币时代的帷幕，目前来看已经不是问题。现在市场关心的是，人民币计价交易短期内能拓展到什么前景，以及人民币的商业储备属性，在全球最终会到达什么程度；当然也有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由于现在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已经比较普遍，所以，人民币的可兑换问题实际上悬念较少。大致上人民币已经可以自由兑换，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资本项目的放开，而宣布金融领域对外资放开之后，这个问题也逐步解决，目前没有资本项目的更多管制。事实上人民币的兑换问题已经解决，或者说人民币作为商业储备货币，作为金融投资的储备资产，已经完全实现可兑换。

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问题，就是短期前景和长远前景。短期前景来看，主要是黄金期货、原油期货、汇率期货的发展，也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辐射与外延。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十分重要，像全球的大产油国对中国原油期货的认可与参与程度等，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的参与程度。这势必会引起中欧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因为全球主要产油国就在中欧之间，选择欧洲还是选择中国是短期的一个关键环节。

但短期问题总会解决，像俄罗斯在圣彼得堡的原油交易所一直以拉近欧洲为目标，可是历史进展极其有限，这是解决短期问题的一些机会事件。中东也有伊朗与欧美的龃龉等等，因此短期前景应该相对乐观。中国的原油期货会有许多大的产油国来捧场，这几乎是必然的。

长期前景来看，则是人民币作为特别提款权（SDR）五大货币以及全球外汇储备，最终会在全球实现什么样的分布及结构，既包括人民币的外汇储备规模，也包括人民币作为全球商业储备在全球化中的使用程度。这是人民币计价交易发展成熟之后的事情。2018年正是人民币时代拉开帷幕的好时机。

作者任职于山东省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专访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基欧汉：中国崛起势必带来冲突？错！

2018-01-10 06:56:00环球时报 胡泽曦 分享 38参与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胡泽曦】“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跨国关系深度介入世界政治”“相互依赖条件下的世界政治是制度化的”这些都是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的国际关系理论核心思想。他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最主要奠基人，其理论对于当今世界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意义。在过去一年，美国的政策选择大大加深各方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从“美国优先”的逻辑出发，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并加速从多边平台后撤，国际合作机制感受到一股明显的压力。“美国优先”的国内根源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态势？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对基欧汉进行了专访。
　　谈美国——即使是目前白宫智识较高的官员，依然没有意识到多边机构的重要性   
　　环球时报：过去这一年，全球治理领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基欧汉：去年，全球治理领域表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多重国际机制因为美国政策的调整感受到压力。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没有意识到，尽管国际政治存在无序的一面，有着不同利益诉求，以及每个国家基于自己对国家利益的理解而行事，但是各国采取合作的机会依然广泛存在，国际政治不是一个零和游戏。麦克马斯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加里·科恩(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被认为是当前美国政府中智识较高的官员，就连他们也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提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一个各方在经贸等多重领域竞争以求胜的世界。

　　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价值观差异在当今世界十分明显，但如果我们从“世界社会”的视角看问题，就会发现存在很多各方合作的机会，而多边国际机构对于这样的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机构使合作更便捷，政策承诺更具可信度，且能够监督政策的执行过程。不幸的是，在过去这一年，美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环球时报：国际秩序哪些方面由于美国的政策选择遭受了最明显的冲击？
　　基欧汉：这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首先，美国的领导力、全球影响力遭受了最大损失;其次，美国不再支持的国际机构遭遇明显的冲击，要知道，维持一个国际多边机构正常运转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第三，其他国家对美国会采取负责任的政策的预期改变了。此前因为有这种预期，所以许多国家尽管会在某些时候不支持美国的某项具体政策，但总体而言会支持美国的外交议程，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
　　环球时报：此前您在《外交》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有着深厚的国内根源。能否谈谈这一点？
　　基欧汉：那篇文章更多是对过往美国政府的批评，包括奥巴马、小布什政府等。整体而言，那几届政府意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它们采取的许多政策对世界上不少国家是有好处的，但它们没有对相关外交政策带给国内分配问题的影响予以足够的考虑——这些政策不是总能给美国工薪阶层带来好处。
　　环球时报：然而，在不少国家普遍存在一种看法，即现有的国际秩序对美国最有利，因为美国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有最大的发言权。
　　基欧汉：这取决于如何界定“美国”。“美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体。美国帮助建立的这个世界秩序，很明显是对美国企业有利的。
　　有关全球化给世界分配问题带来的影响，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绘制的“大象图”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项研究(其揭示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现象——编者注)。客观看，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因为全球层面的不平等性大大下降。但与此同时，“大象图”的顶端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的财富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明显上涨，这就包括美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企业。然而，美国中下层群体的境况相比30年前没有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当这个群体投票时，他们是在投票反对他们所见的这个体系。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所以，今天讨论全球化影响时，不应简单地说“美国”。
　　谈中国——从亚投行看守成大国放弃主导地位之难
　　环球时报：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态势？
　　基欧汉：我同意约瑟夫·奈对格雷厄姆·艾利森(两位都是哈佛大学学者，前者提出“软实力”的概念——编者注)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提出的批判。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势必带来一些压力，需要新的调整，但认为这必将带来冲突，却是一个愚蠢的观点。这种观点看到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我们要做的是直面与处理好这些问题——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都要做出调整。
　　当然，这种调整是困难的。此前，美国抵制亚投行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我看来，筹建亚投行是一项非常合理的努力，而且中国将该机构设计为多边机构。美国抵制的态度显然是愚蠢的，这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亚投行本身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项目;第二，美国的抵制计划注定会失败。这一事例足以说明让守成大国放弃主导地位的难度，调整的压力始终存在，但我们需要做的是认清并理解问题，而不是认定冲突不可避免。
　　过去10至20年间，中国已明显改变自身政策，正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气候变化是我目前观察最紧密的领域。2014年之前，中国在此问题上更为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先发展等;但2014年11月，中国同奥巴马政府达成的协定说明，其政策改变了。在很多领域，中国都做出改变，对提供公共产品采取更积极的态度。
　　当然，政策宣示与政策执行不是一回事，前者成本较低，后者成本较高。德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扮演领导者角色，但德国过去几年在使用更多煤炭，排放量也在上升。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将继续关注中国究竟如何执行《巴黎协定》。
　　谈变化——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对发达国家有利
　　环球时报：中国谈论全球治理时，更强调主权问题。这样的路径是否在政治上更具有可持续性？
　　基欧汉：当前各国更关注主权，我个人并不为之感到高兴，但这确实在发生，比如英国“脱欧”就是表现之一。不过即使在过去，我也不认为我们真的会看到一个“世界政府”。各主权国家承认彼此有共同利益，可以采取措施进行协作，以增加各自利益，这是思考世界政治的一种经典范式。着眼未来，世界秩序仍将是主权国家构成的秩序，各国也都会坚持自身主权不容侵害，问题是要在此基础上找到彼此尊重、和平相待的方式。
　　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没有出现大国间的战争。绝大多数战争是内战，或由内战引起的战争、干涉内战造成的战争，比如越南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主权不是和平的障碍。真正损害和平的是政权的失败。只要各国持有开放的民族主义，不出现“我优于别人”这类观点，就无须为“主权回归”过于担心。
　　环球时报：当前，不仅中国在崛起，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都在增强。这是否会给国际秩序带来彻底变化？
　　基欧汉：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在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很多国家，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从这一点看，过去三四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段。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下去，世界上的失败国家将大幅减少。一旦一个国家对自身状况满意，参加战争的意愿就大大下降。从经济上看，这一趋势对发达国家也很有利，因为这将带来巨大市场。就气候变化而言，这意味着巨大挑战。如果发展中国家都重复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会给世界带来灾难;若这些国家崛起与有效减排同时实现，这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将十分有益。

文一：中印的发展让西方经济学难堪

2018-01-19 00:21:00环球时报 文一 分享 122参与
　　无论按照哪一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印度似乎都应该比中国经济发达。因为印度具有一些西方流行经济学理论特别强调的对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特征，如政治上是普选民主制度，私有产权保护比中国完善和彻底，语言优势(英语是印度官方正式语言，是第二母语)，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多的年轻人口，受西方教育的精英人士更多，等等。
　　印度“理应”发展更好
　　印度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多样、资源丰富的南亚国家，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耕地大国，可耕地面积比中国大得多。印度目前的人口已经超过13亿，与中国比肩，而且更加年轻，出生率更高，很快就会领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的劳动力充沛且廉价。印度2014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每小时0.92美元，中国是3.52美元，是印度的近4倍，目前应该达到印度的5倍多。
　　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自由，股市比中国健全。印度资本市场在美国看起来可能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但经过仔细检查你会发现你期望从任何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获得的东西印度都有。

　　印度的土地是私有制而且可以任意在市场上买卖。印度没有户口制度。因此在印度，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三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的自由流动性远大于中国。
　　按照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印度几乎在一切方面具有比中国更好的发展经济的必要充分条件。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政客从来看好印度的经济发展，而不看好中国。但现实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目前全球最具活力的头号制造业大国。
　　但中国却远超印度
　　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发展很快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前十分贫穷，劳动力十分廉价，而西方十分富裕，劳动力十分昂贵。这样形成的两大板块互补，具有强大的势能和落差。因此，中国奇迹没有秘密可言，不过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结果，今后的发展前景仍依赖于继续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可惜这个理论很不完善。按照这个理论，印度这个巨大板块与西方这个发达板块接轨以后，应该产生比中国奇迹还要伟大的奇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印度目前发展远落后于中国。印度目前仍有48%的人口没有厕所，2亿多人没有用上电。印度的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只有中国的60%，蔬菜水果产量只有中国的1/3。中国农业总体机械化率2014年是60%。相比之下，印度农业总体机械化率则远低于50%。印度的钢铁和水泥产量目前都只有中国的1/9。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7个，而印度没有一个港口能够进入全球前30名。2016年印度的GDP总量是2.26万亿美元，中国是11.2万亿美元，为印度的5倍。可以说，无论从个人生活水平还是国家总体实力的角度，印度都无法与中国相比。
　　这些数据说明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简单地归功于“私有化”是失之偏颇的。中国清朝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比同时期欧洲还要好，但农业生产力却十分低下。民国时期推翻清王朝后也继续保留了以前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然而农业生产力仍然不高。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和制造业的经济成就的确又与引进市场因素密切相关。
　　问题出在哪
　　这说明什么？说明“私有化”并不自动意味着“市场化”，说明“私有化”程度的高低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纵然中国农业的“私有化”程度远远低于印度，但是中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印度，否则不会看到中国如此发达的蔬果贸易和农产品的跨地区分工。事实上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市场很不发达。无论是农产品市场，小商品市场，还是重化工业品市场，印度都比不过中国。
　　那么，中国私有化程度远不及印度，其市场化程度为何高于印度？答案是被传统西方经济学忽略和误解的几个基本经济学原理：
　　市场本身是一个公共品，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而中国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远远大于印度，因此印度农业不发达不是因为私有产权不发达，而是缺乏国家能力去创造统一的国内农产品市场。这个市场不是依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能够创造的。
　　企业的所有制(产权)形式与它的市场竞争力没有关系，关键在于管理和内部激励机制。国企、私企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参与市场竞争。如果管理得好，国企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比私企还有竞争力，生存能力更强，资本积累速度更快，员工福利更好。这就说明了为何虽然中国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竞争力与创造力远远高于印度。
　　在这两点之外还得加上一个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但是却被主流经济学极力否定的一点：产业政策。正确的产业政策就像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在私有制的小农经济自然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就像在大自然合成生命，需要上百年甚至上亿年，而且还得依靠殖民掠夺和战争。但是有了正确的产业政策，这个工业化过程可以缩短到一两代人的时间。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的神话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片面理解与误区。如何将这些实践中的突破上升到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遇和挑战。也许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预言，21世纪的经济学理论会产生在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土壤里，而不是美国高校闭门造车的黑板上。(作者是清华大学资深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