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818《中国改革最大的失败：教育商业化！大学造次品》

郑永年：商业化模式与教育的异化
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 0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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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专栏

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所说的两句话对日后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句话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二句话是“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在文革期间荒废教育多年之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教育科研工作者的激动情绪可想而知，他们又再次走上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教育救国”的轨道。

教育育人，培养人才，至少具有三层含义：其一，具有一个自然属性的人，以正常的轨迹成长；其二，通过传授已有的知识，掌握必要的技能，至少能够具有自我生存能力；其三，有能力创造新的知识为“人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即社会）的发展做加法和贡献。


将近40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当人们沉醉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头脑冷静和敏锐的人，则感觉到中国教育制度里面所隐含的巨大危机，他们已经从教育看到了未来的中国。如谚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说，任何国家，最不能欺骗的就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就产生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客观地说，即使从中国自己的近代史看，在很多方面，人才培养仍然没有达到历史的高度。例如，没有人可以说，现在的人才培养可以和既贫穷又战乱的西南联大时期相比。或者引用已经过世的钱学森老先生的话说：“中国还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大师来。”

愚昧时代已经降临了

更为悲观的是，在文化复兴和国家崛起需要大量智力支撑的时候，中国开始迎来不被看好，甚至是“愚昧”的一代。这里有两层意义。

第一，尽管没有人会乐意看到这个局面，但不管喜欢与否，从经验看，这样一个愚昧时代已经降临了，并且来得比人们的想象还快。

近来高晓松怒批清华大学精英博士是“没有胸怀大志”和技术学校学生没有区别的言论，引出了社会的巨大反响。之前很多年里，钱理群教授也一直在批评今天中国大学培养的都是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这些批评实在是过于文质彬彬了。没有“胸怀大志”也好，“利己主义者”也好，如果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当然不能说是成功，但这些毕竟也是人们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是“利己”，人们应当能够理性地看到他们的利益在哪里、如何才能增进他们的利益。但实际上，这群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是在追求他们以为的“利益”罢了。就实际效果来说，这个群体玩的既非双赢游戏（对大家都有好处），也非零和游戏（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没有好处），而更可能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游戏。其次，这个群体更不“精致”，而是奴性十足，他们根本就没有自我认同，没有独立精神，尤其是独立思考精神。

再次，“无能”更是这个群体的集体特征。高晓松说他们像技工，实在是夸大了他们的能力。技工是技术，能够为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是任何一个社会运作所需要的。但这个精英群体没有任何技术，而只有假、大、空的本事。在很大程度上，习近平批评共青团的话，可以原原本本地应用到这个群体，而各级共青团主要干部，大多都是从这个精英群体吸纳进来的。

第二，这个群体不是自然生存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他们是被培养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人们对此没有必要感到惊讶。最近一则关于小学生用诸如大数据等方法研究苏轼的新闻，引起了中国人很大的关注。这个小事例表明，人们在培养的绝非是人才，而是愚蠢者。

中国人的基因并不差，智商也不差，但是从幼儿园到大学，人们却一直在制造着“废品”。制造“废品”的过程漫长，其中的因素和利益相关者有很多，牵涉政治的、行政管理的、社会文化、个人心理等等，这些都需要另文一一深入讨论。不过，商业化运行的教育模式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商业化是如何废掉中国的人才的？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学校是教育的主体。就学校来说，通过商业化运行模式而赚钱盈利。赚钱盈利无可厚非。不过，钱的唯一目的是培养人才，而非其他，但在中国赚钱盈利本身就成为了目标——一个远较培养人才更高的目标。这就有效地改变了教育的性质。赚钱有供给方和需求方两方面的原因。

商业化教育模式下的供需方

从供给方来说，从幼儿园到高校，这个长长的环节并非是人才的培养基地，而是金钱生产线。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浪潮，很快就把这个原本还比较清静的“知识领地”出让给了商业组织，同时学校本身也变成了商业组织。无论是学校还是商业组织，都提供着大量的培训、课外、补课等“项目”供家长选择。

这些“项目”的盈利率远远高于教育本身。难怪很多教育工作者把真正的精力放在这些课外项目上，而课堂讲课则是敷衍了事。再者，各方精致地营销他们的项目，把每一个“项目”说得天花乱坠，似乎缺少任何一个项目，孩子少则缺少竞争力，多则废了。商业化的营销手段使得中国教育界简直就是一个“传销组织”，有多少家长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在这个商业模式驱动下，中国的孩子可能在娘胎里面就开始被进行“生前教育”了，因为在父母亲看来，这个阶段孩子实际上已经在和其他孩子进行激烈竞争了。出生之后，各种学前教育活动便眼花缭乱。进入学校之后，更是有数不清的课外活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每一个中国父母对自己的日常警告。中国的家长有一个自以为是“品德”的东西，即“望子成龙”。很多家长，自己不努力，或者自己努力不成，就转而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农民不用说，往往自己文化水平低，上大学在很长时间里是农民子弟唯一的出路。今天，农民尽管也有了其他出路，例如外出打工和经商，但上大学仍然是农村家庭向上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路径。一般城市居民也有类似的情况。而那些受过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人群也是如此，他们或许自己的生活不得意，便把所有的希望置于自己的孩子身上。

实际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通过这些途径学习到的东西绝大多数毫无价值，对以后没有什么正面影响。不过，负面的影响则是显著的，很多孩子对学习具有了厌恶感甚至恐惧感。道理很简单，孩子被剥夺了他们所具有的自然成长权利，消耗和浪费了正常的成长经历，被揠苗助长，越来越多的人还没有长大成人，就开始感到人生没有乐处。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小大人”，他们除了匪夷所思的“幽默”，根本见不到任何智慧。

这种现象其实早已经有了。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少年大学生”这个群体，当时也被媒体吹嘘得厉害。但后来又怎样了呢？被退学的有之、出家当和尚的有之、自寻短见的有之，而更多的人则是庸庸碌碌之辈。原因也很简单，他们仅仅只是被制造成考试的机器，而被剥夺了人的权利。

人们可以算一下，从80年代到现在，上中外名校的人有多少，到底有多少人是成功的。作为商业教育模式的其中一个利益相关方，中国的媒体不时会搬出所谓的名学生，例如北大、清华、哈佛、普林斯顿等，宣扬他们多么的厉害，多么的辉煌。但是，媒体则忘掉了过五年或者十年再去看看，这个群体怎么样了呢？经验地看，成功的寥寥无几，更多的人并不比其他没有进入这些名校的好多少，甚至比进入二流、三流学校的还差。

大多数成功人士并不出在中外名校，而是一般学校。从孩童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中国有一个传统智慧，就是“先做人、后做事”。现在的体制则是有效剥夺了孩子做人的权利，在没有成为人的情况下，如何可以要求他们做学问或者其他事业呢！

就需求方来说，商业化教育模式也有效迎合了中国父母的个人文化心理。中国历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成为“士”无疑是理性的目标。这一社会心理看来并没有被近代以来的革命所摧毁，而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心理不仅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父母又加上了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即“学而优则商”。

多年来，人们对商学趋之若鹜，并且不仅仅商学本身，其他的各个学科也在变相地“商科化”。中国的商科不强调商业精神和责任，更不强调技术和工匠精神，而是培养人际网络、“勾肩搭背”和投机。尽管政府一直在强调工匠精神，但到现在为止，中国人仍然看不起工匠精神。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投机精神那么旺盛，和商学的旺盛密不可分；而势不可挡的腐败则是“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商”两者融合的结果罢了。当然，如果没有当成官、经成商，大多就会走向另一个反面，那就是“学习无用论”。的确，学习的“含金量”是越来越少了。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政策。政府政策不是去纠正社会趋势，而是投其所好。盛行不衰的GDP主义也在教育界横行，最显著地表现在90年代以来的教育大扩张上。教育的产业化让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给那些上学了的孩子则注入了变态的金钱观。很多年来，越来越少的农村孩子能进入好一些的大学。社会的智力分化要比其他方面的分化严重得多，结果是难以想象的。在以户口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环境下，城乡两个群体互不认同，而是互相仇恨。现在完全依靠强制力来管控冲突；一旦控制力减低，后果就会明了。

这些年，人们讲了中国面临的很多陷阱。今天，可能需要加上一个更严峻的陷阱，即“愚昧陷阱”。如何避免这个陷阱是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责任。不过，对父母来说，有几个简单的因素需要考量。

其一，如果要让孩子有一个未来，首先就要把孩子作为一个自然人，赋予其自然的成长空间和一个自然的成长过程。现在所做的都是与自然属性背道而驰，剥夺了人的自然属性，人将不成其为人。

其二，今天的知识和学习环境变了，和近代教育制度起始之时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巨量的知识随手可得，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来学习既有的知识。北欧已经有国家开始试验，完全没有课本，把学生从课本（及课本相关的东西）解放出来，而是走向了实践。

其三、因为大数据等技术的出现，很多传统专业知识领域培养的人才例如医生、律师、会计、金融等可以数量化的、合乎逻辑思维的工作职位大都可以被取代。

未来仅仅属于少数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多数人不可避免将陷入“愚昧陷阱”。创造性思维则来自实践，也只能来自实践。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學淪「播獨場」 禍源在教育

2017-10-31
【文匯網訊】 （記者 唐曉明）本地各大學的學生會近年淪為「港獨」溫床！港大學生會兩年前在其刊物《學苑》宣揚「民主與獨立一併爭取」，公然將「港獨」言論引入校園，以戴耀廷為首的教師們更推波助瀾，大學當局則多番縱容，任由校園變「播獨場」。今年九月，大學校園再現宣「獨」標語，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成員串同其他院校的學生會，包圍中大高層，迫校方承諾放任「港獨」標語，惡行最終竟獲校方放生。其實，各大學學生會認受性不高，卻長期用言論自由作「免死金牌」，公然排斥異己，為「港獨」鳴鑼開道。「獨」行氾濫，禍源在教育，有學者坦言，做好「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以及中國歷史教育，刻不容緩。

大學生普遍不熱衷參與學生會活動，學生會選擇投票率不高，結果被別有用心者騎劫，少數「代表」大多數，壟斷學界投票話語權。以港大和中大為例，根據今年各學生會公開資料，分別有約一萬六千名本科生，投票人數只有約兩成，港大學生會會長黃政鍀則約得2500票，中大學生會會長區子灝約得2100票，分別僅得15.3%和12.8%支持度。

伙反對派排斥異己

各學生會政治立場鮮明，一直靠攏反對派，不容異己出現。2009年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因發表質疑民運人士的言論而遭到罷免，2013年2月，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因不走反對派路線，便被反對派媒體及學生扣上「赤化」等政治帽子，更有反對者在該校的中山廣場集會，最後陳被迫下台。

學生會原意讓學生學習管理，為擔負社會職責而熱身，可惜這班青年對中國歷史及香港近代史缺乏認知，受反對派長期唱衰內地影響，逐漸變質為激進反政府的政治組織，有些人甚至扭曲「中英聯合聲明」，聲言他們沒有參與過制訂基本法，現在要當家作主雲雲。中大校園今年九月出現宣揚「港獨」標語，按道理和程序，中大學生會根據其大學條例設立大學學生會，在法律上，中大學生會是中大的一部分，而非獨立法人，理應受中大管理，但當中大校方要求學生會儘快拆除宣「獨」標語時，中大學生會竟派人留守，阻拆「獨」物。

「言論自由」作擋箭牌

中大學生會會長區子灝在致新生歡迎辭時，竟公然煽惑新生，稱「中大周圍出現咗好多宣揚『香港獨立』嘅文宣及banner。我都好高興見到有同學願意為佢覺得正確嘅事而儘力發聲。」宣「獨」行徑畢現，其後更猶如黑幫老大，聯同約二十名學生沖入學生事務處要求與處長梁汝照對話，又圍堵副校長吳基培，要求校方承諾不會強行拆除「香港獨立」橫額。對於區子灝宣「獨」言行，中大校方未予警告遑論懲處。

「港獨」分子、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更以「支那人」辱罵內地生、阻止拆除播「獨」標語，各大學生組織非但沒有譴責，甚至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指周愧對先賢，言語不當，竟遭新亞學生會指責為「與學生劃清界線」。詎料中大校董會對周竪峰的劣行，僅予以記過和在圖書館服務若干懲處了事，等同「放生」。

這批被反對派「啟蒙」的學生團體，多次以言論自由作為「免死金牌」。港大學生會利用其刊物《學苑》主張「民主與獨立一併爭取」，在2015年被時任特首梁振英揭露《學苑》鼓吹「港獨」，當時的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即走出來包庇《學苑》，指摘梁「以言入罪」。有多間學生會成員更在同年六月出席支聯會活動時，公開放火焚燒基本法。

八間大學的學生會除了中大以外，均為社團註冊，他們利用學校地方從事社團活動，近年舉辦的活動愈趨政治化、愈趨激進，殊不知正在違法犯險邊緣，淪為政客們手中的好使好用的一張「王」牌。

美国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商务部回应

时政新闻中国新闻网2017-10-31 15:46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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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0月31日电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针对美方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适用“替代国”做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1日指出，美方此举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严重歪曲，违反了有关国际义务；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并保留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相关权利。



商务部(资料图)中新网记者 金硕 摄

华盛顿时间10月30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其在铝箔反倾销调查中开展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调查结论，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继续适用“替代国”做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美方无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继续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严重歪曲。

发言人强调，美国在对华铝箔反倾销调查中，依据其国内法继续适用“替代国”价格，违反了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下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国际义务，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并保留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相关权利。

王金平谈两岸：以汉魂台魄塑造台湾新角色       
http://www.CRNTT.com   2017-10-31 16:27:33



蓝委王金平。（中评社 张嘉文摄）
　　中评社台北10月31日电（记者 张嘉文）“立法院”前院长、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王金平今天在“立法院”对“行政院长”赖清德提出建言指出，绝大多数台湾人都是来自大陆，生长在台湾，当然就是台湾人，不应再分彼此，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份子，认祖归宗让我们减少彼此歧异，血缘认宗是两岸的脐带，认宗可以让我们更方便大方西进，大胆进取，抓住大陆发展崛起的势头，运用大陆、经营台湾、壮大台湾，这样爱台湾才有意义。

　　今天是“行政院长”赖清德在“立院”本会期备询的最后一天，王金平照例安排在最后一个质询，王并未直接质询赖，而是以“认宗爱台解分歧 汉魂台魄壮台湾”为题，发表30分钟谈话。

　　王金平在谈话中不仅点出当前政府和社会的问题，也提出解决方法，王说，他尝试以中华文化“中道、正道、公道”的基本价值，提出解决之道。

　　王金平表示，就追求政治清明来说，我们以为“政治要力行中道”。两千多年以前“中庸”谈的就是中道的政治，中庸之道兼有中和之义，总合起来，就是中道，中道是中立而不倚的，中道的极致就是“天地位”、“万物育”，如此政治自然得以清明、朝野也得以和谐。
　　
　　王金平说，经济成长，我们以为“经济要本诸正道”，我们中国第一本政书尚书大禹谟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就是经济发展的正道，不如此则不能调和，不能调和，经济发展必然失序，将无法繁荣成长。

　　第三，就社会安定而言，我们以为“社会要维护公道”。《礼记礼运大同篇》，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求公道的大同社会，常常因“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因天下为家、或便宜行事、或以一己之坚持，而忘了公道、或行政执法唯权是问、偏颇不公，无法实现公平正义。王金平说，他期许在台湾就靠赖院长执政，来维护这个公道吧！

王金平谈两岸：以汉魂台魄塑造台湾新角色       
http://www.CRNTT.com   2017-10-31 16:27:33



赖清德。（中评社 张嘉文摄）
  
　　王金平结论时提到，除原住民、新住民外，绝大多数台湾人都是来自大陆，长在台湾、生在台湾，当然就是台湾人，落地亲兄弟、何必骨肉亲，不应再分彼此。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与大陆之间有相同血缘、言语、宗教、文化、信仰。

　　做人要慎终追远，我们也不会因政治原因而不认祖归宗。认祖归宗让我们减少彼此间的歧异，放大彼此的同，缩小相互的异，冲突对立自然会大大的降低。有利于朝野的和谐，社会的团结。认宗，可以让我们更拉近彼此，能真正再拉近彼此的台湾，才是爱台湾。

　　王金平强调，认宗可以让我们更方便大方西进，大胆进取，抓住大陆发展崛起的势头，运用比其他国家更方便、更亲密的关系，开展与大陆更正向的交流，运用大陆、经营台湾、壮大台湾。能壮大台湾，爱台湾才有意义。

　　王金平最后指出，血缘认宗是两岸的脐带，中华文化是两岸交流融合的桥梁，而台湾文化则是中华文化下，一支更多元、更开放、更创新，更自主的文明。我们应以台湾多元开创的优势，大胆以中华文化的元素，创造出让中原文明更羡慕的典范。或许在经济实力上我们无法领先，但在文化上，我们绝对有机会创新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新中心。中华文化的根是汉魂，发展台湾新文化，结成了汉魂的果，是为台魄，这就是汉魂台魄的台湾尊严。

　　王金平说，真正壮大有尊严的台湾，不必纠结于两岸物质层面的对比。而在于精神层面，尤其是汉魂为本、台魄为果的文化创造成果，抬头挺胸、屹立世界。以汉魂台魄塑造出台湾的新角色，发挥台湾的正能量。面对大陆的崛起，不卑不亢、抬头挺胸，这就是真正有尊严的台湾。

阔步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http://www.CRNTT.com   2017-10-31 09:16:49


　　中评社北京10月31日电／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作出的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结合上思考得出的正确结论。这一论断，清晰地指出了党和国家事业所处的时代坐标，为明确下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文章表示，如何认识新时代？我们可以从历史新起点、理论新建树、发展新目标、矛盾新变化四个层面加以把握。5年历史性变革，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党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构成了划时代的理论新建树。我们踏上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确立了未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新目标。我们提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阐释了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我们深入领会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丰富内涵，主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水平。

　　文章提出，新时代要有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意味着”，从中华民族、科学社会主义、人类社会三个维度，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性意义；用“五个时代”，从伟大事业、发展目标、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人类贡献五个方面，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也以“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两个没有变，提醒全党在充满信心的同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迈进新时代，强起来的飞跃令人振奋，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令人期待，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还需要我们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

　　文章最后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走进这个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目标任务而奋斗，就一定能写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新目标：明确了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方位和具体路径       
http://www.CRNTT.com   2017-10-31 09:00:06



在树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和进一步明确了历史方位之后，我们需要的就是以这个历史方位为基点，来实现新目标的具体路径。这个具体路径就是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中评社北京10月31日电／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目标的提出，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方位和具体路径。

　　新目标的历史方位：变迁与发展

　　中国网发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冉昊文章认为，确立新目标并逐步明晰具体路径的过程，其实质反映的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所处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为中国的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即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发达。我们当前处于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第三阶段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时间跨度较长，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这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进一步精细化，尤其是“第一个一百年”即建党一百周年时，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明确了当前的历史方位，即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在这个历史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2050年的新目标，即“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则是对上述路径的进一步精细化和具体化——因为它明确地把实现这个新的总目标的路径划分为“两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两阶段”的论述，让全党和人民进一步明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这个历史方位为起点，在全新的历史转折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承上启下的历史性转折点，以及新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将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继续迈进。

　　新目标的具体路径：辩证统一的关系

　　文章表示，在树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和进一步明确了历史方位之后，我们需要的就是以这个历史方位为基点，来实现新目标的具体路径。这个具体路径就是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创新是核心、协调是基础、绿色是新思维新理念、开放式客观要求、共享是新形式。五大发展理念之间有所区别，又互相促进，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

　　创新是实现新目标的具体路径的核心。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新能源技术的广泛应用，会对国际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才能在全新的国际治理格局下顺利实现新目标。

　　协调是实现新目标的具体路径的基础。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社会矛盾聚集期和人民物质与精神需求多元增长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协调各种矛盾和不平衡，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协调好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东部和西部差距、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以及更为根本的是，按照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矛盾的协调，才能确保新目标的预期达成。

　　绿色是实现新目标的具体路径的新思维新理念。过去几十年，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尽管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GDP数据的迅速提高，但其后遗症日益显露——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只有转变发展思路，把过去“宁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片面发展思维转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思维，我们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其根本目的——增加人民群众的福祉，它既包括物质的丰盈，也包括生活环境的美丽。

　　开放是实现新目标的具体路径的客观要求。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它不会因为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短暂回潮而中止。这意味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方式应当更加开放，从过去的“回应挑战”到现在的“主动参与”，通过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一带一路”的倡议，来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享是实现新目标的具体路径的新形式。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济发展优先于社会公平，党和国家通过“效率优先于公平”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则实现了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统筹考量，即“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说，737这个老不死是不是琉球网一哥。说，管理组谁是737小舅子？说管理员，不是他女婿是什么？不要脸，还737，你老婆被别人骑三骑了吧。滚开这里，我邀请网友回来，你在，老子不喜欢。管理员算。

程亚文：加泰罗尼亚独立折射 “现代性” 之限
2017年11月1日 星期三 03:30 AM
文/程亚文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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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

十余年前，在欧盟50岁生日的时候，一些美国报纸曾“隔岸观火”，指出僵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娇生惯养”的劳动大军、地位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宗教与族群冲突、对共同的欧洲未来缺乏共识，以及欧洲政客在这些问题面前的无能为力等，使欧洲“正在掉进历史的垃圾堆”。心高气傲的欧洲人，曾对此愤愤不平。然而，自2008年西方金融和债务危机以来，每当欧洲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还有多少是关于欧洲的好消息？

最新让欧洲“闹心”的事情是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在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的几番交锋下，后者还是正式宣布独立。西班牙政府、欧洲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都纷纷表达了“不同意”。这事情目前已陷入政治僵局，后继发展恐怕不会美妙。而把它与2014年的苏格兰公投、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放到一块，欧洲近几年来，已是“脱”声一片。一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才刚刚联到一起的欧洲，为什么又重新出现了离散化的趋势？


欧洲显然“病”了，而且“病”得不浅。一“脱”了之的背后，主要原因，不外是构成欧盟的一些国家，乃至国家内部的不同构成，对共同的欧洲或各自国家的前景，已经不再抱有期望。“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同在一锅未来已没有好饭可吃，那不如各奔东西，自寻出路，“大难临头各自飞”也。

尽管欧洲人还是不愿承认，但欧洲进一步奔向衰败，却是日益明显。欧洲——大而言之是整个西方，为何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不如人意？笔者近年侧重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当前的“西方病”，一是回溯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初心，从中剖解西方“现代性”的制度极限；二是以中国人文传统所重视的道统与治统论，来观察西方国家的道治失衡和政治失败。本文先谈前一个角度，后者另文再述。

“现代性”的概念，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期如洪钟大吕，在欧美学者眼中，它是总结近代以来，欧洲文明为什么后来胜出的关键词汇。与“现代”偏重于物质层面不同，“现代性”更多指向近世以来，西方独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整套观念革新与制度重构，它的落实，又表现为欧洲普遍发生由传统的封建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

封建国家为什么要废除，民族国家是如何发生的？今天的人们可能更喜欢从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来寻找“国家理由”，启蒙话语所倡导的人性解放、权利平等、自由意志，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引路人”。但曾经经历过英国内战、后来写作了《利维坦》的英国人霍布斯，以及亲身领导了北美独立运动和制宪会议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他们的想法却与此明显不同。

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开国元勋，当年在推动新国家诞生时，考虑得最多的问题，乃是来自外部的生存威胁和内部的无政府状态。而霍布斯当年所忧心的，则是英国的内部动乱，他在《利维坦》中的一些话，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听起来很不悦耳，比如他说：“人们由于读了这些希腊和拉丁著作家的书，所以从小就在自由的虚伪外衣下养成了一种习惯，赞成暴乱，造成肆无忌惮地控制主权者的行为，然而又再控制这些控制者，结果弄得血流成河，所以我可以老实地说一句：任何东西所付出的代价，都不像我们西方世界学习希腊和拉丁文著述所付出的代价那样大”。

霍布斯、华盛顿等人在推动英美两国的民族国家形成时，他们所定义的“现代性”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契约，更接近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本原，其要在于三点：

一是公民美德与国家责任相匹配。这个政治契约是双向的承诺，不只要求国家为民众做些什么，也要求公民为国家做些什么。国家对公民的责任，主要是提供安全保护；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是要以自己的合适行动，维护国家的稳定存在和政治的有效运行。

二是精英治理与民众意愿相协调。民族国家的早期样态，民主并不是主要内容，民众参与政治进程的程度有限，精英阶层对国家的领导，在反映自身利益、情感需求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民众的意愿；而民众则尊重精英治理的现实，服从现有政治安排。

三是契约的运用在其政治边界内。也就是说是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部运行的，一旦突破这个共同体、将它扩展至更广泛的人群，就可能被侵蚀。在20世纪来临之前，契约关系在民族国家的适用范围，都还是十分有限的，当时真正有公民身份或有选举权的公民，在整个人口中占比率还很小。

契约往往会以一定的文化认同为前提。坐在“五月号”上来到北美的那些人，具有相同的族群、宗教和文化背景，这种同质性是契约能够成立的重要前提。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也强调了这一点：“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份……除了极细微的差别外，有相同的宗教、礼仪、习俗与政治原则”。

以民族国家及相关制度为主要表现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充的秩序，而是有其内在限制，此乃民族国家的“初心”。时至今日，原初契约安在？早已被突破了，公民普遍只想着自己的权利而不想付出，民主已演变成民粹主义，国家的政治边界已屡被拓展。

当一种本来有着政治限制的制度设定，被一步步寄予无限的期望时，就如同初始设计可以载重一吨的马车，现在装上了十吨的货物，它还能像以往那样拉得动吗？这正是西方“现代性”的内生之困，也是当前欧洲许多国家乱象丛生的基本成因。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契约往往会以一定的文化认同为前提。坐在“五月号”上来到北美的那些人，具有相同的族群、宗教和文化背景，这种同质性是契约能够成立的重要前提。

吴俊刚：沙特的“阿拉伯之春”？
2017年11月1日 星期三 03:30 AM
文/吴俊刚
来自/联合早报
Sina Weibo  Email

年已80出头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2015年登基后，显然有时不我与之感。今年6月21日，他突然宣布，免去他的侄儿穆罕默德·纳耶夫的王储和内政大臣的职位，任命自己儿子、副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为王储，子继父位的安排极其明显。

原本已经锋芒毕露的穆罕默德于是站到沙特政治的最前线，频频曝光，也接连出台了多项举世瞩目的发展与改革大计。他的最新重大宣布是：沙特将回归中庸伊斯兰之路，消灭极端主义，过正常的日子。

沙特和我们的政经联系还不是很密切，但它此举却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是因为沙特是世界逊尼派伊斯兰的领袖，也是各地（包括东南亚地区）逊尼派穆斯林的最主要资助者，影响力颇大，比如马来西亚就出现明显的阿拉伯化（如服饰和宗教仪式）。因此，它在宗教上若真的转向，也必将对世界各地的逊尼派穆斯林产生重大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沙特极端保守的瓦哈比主义也备受瞩目，因为这种极端保守型的伊斯兰所倡导的原教旨主义，是造成极端伊斯兰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沙特倡导瓦哈比主义为的是要对抗它的最大敌手，即奉行什叶派教义的伊朗。油价高涨的年代，沙特有充足的油钱这么做。如今，时移世易，财政开始面对收支不敷的压力，因而不得不改弦更张了。

于是，我们看到王储穆罕默德站到前台，开始出台沙特式的改革计划。10月24日，他在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一场经济论坛上，对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名经济翘楚和投资者说：“我们要过正常的日子。我们的宗教将倡导容忍，我们要回归慈爱的传统。我们7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老实说，我们不会把未来30年花在处理各种破坏性的想法上。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摧毁。”

在同一个论坛上，穆罕默德也正式宣布，沙特将在红海之滨兴建一个总投资额将达5000亿美元之巨，接壤约旦并以一座跨红海大桥衔接埃及的全球中枢城。根据构想，这将是一座未来的超现代之城。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之前，穆罕默德已宣布了一个2030年愿景发展蓝图，计划把靠石油为主的沙特经济多元化。沙特也打算脱售一部分国家石油公司的股权，以设立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不久前，我们也谈到了，他宣布从明年6月起，允许沙特的妇女驾驶汽车，日前也说从明年开始，允许女性进入体育馆。

对一个数十年来实行极端保守政策的封建王国来说，沙特近来的一连串举措真的有点惊世骇俗，兼又出人意表，但却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近些年来油价大幅下跌和长时间处于低迷状态，已经使沙特财政出现赤字。与此同时，沙特正面对与年轻人口俱来的越来越迫切的就业等问题。

作为一位年轻人，这位王储显然有一叶知秋的感受和了悟，沙特必须谋求新的出路，不能再顽固保守。但要改革和吸引外来投资，首先就得改变形象，创造一个有利于招商引资的环境。这是他推出一系列“新政”的背景。

但可以预见，虽然他的宏图壮志得到父王的全力支持，却必将遭到保守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此外，长久以来积累的社会习气、意识形态以及根深蒂固的各种社会制度，都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但无论如何，王子要重新拥抱中庸和包容性伊斯兰的宣示，是值得国际社会欢迎和鼓励的。

首先，如果沙特真的放弃了瓦哈比主义，走中庸与温和宗教路线，并有决心消灭极端主义，世界各地的逊尼派教徒相信也会效法紧从，由极端保守趋向温和包容，赶上时代的步伐。保守的风气一旦逐渐消减，温和与包容逐渐重占上风，就少了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保守和极端往往互为表里，保守则易于趋向原教旨主义，奉行原教旨主义则易于趋向死背经典，死守教条，食古不化，极端排他。伊斯兰国组织就是利用这一套来蛊惑人心，在世界各地招兵买马，也导致不少穆斯林自我极端化。

其次，如果沙特真能走温和开明路线，则原本受到各种形式支持或利用的极端主义组织，就可能会逐渐随着金主的消失而衰弱或瓦解，目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已日薄西山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也将变得更加孤立。以伊国组织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现在是世界公敌，世界各国都欲去之而后快，如果沙特能明确地站到反恐一边，自然更有利各国的联合反恐行动的推进。

其三，沙特和伊朗是死对头，为了在伊斯兰世界发挥影响力而明争暗斗，在中东形成了逊尼和什叶两个阵营的对抗。如果沙特真能改弦易张，则有利于国际社会向伊朗施压，迫使它放弃对极端组织的支持。

其四，沙特如果能放弃保守封建，改革开放，专注于经济建设，作为中东大国，它将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一拍即合，完全有利于实现经济多元化的2030年愿景，和建设新世界枢纽城的宏图大志。

以上当然都只是一种推论，如果说沙特重归中庸主义的宣示口惠而实不至，一切自然就不能成立。又如果王储的改革大计失败，或只是昙花一现，那就一切免谈。

王储早前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已经因为遭遇阻力而告吹，比如他要削减公共服务部门雇员福利的计划，就因强力反弹而取消。此外，在政治与外交方面，他也招来一些非议。沙特卷入也门内战以及对卡塔尔实施禁运，人们也把账算到他头上。

无论如何，就当前沙特所面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来看，王储的改革计划是顺应时势之举，如能顺利推行，不仅有利反恐和抑制极端伊斯兰思想的蔓延，也可为亚细安各国带来新的商机。我们只能祝愿，沙特的改革新政，最终能如愿以偿，成就另一种“阿拉伯的春天”。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作为一位年轻人，这位王储显然有一叶知秋的感受和了悟，沙特必须谋求新的出路，不能再顽固保守。但要改革和吸引外来投资，首先就得改变形象，创造一个有利于招商引资的环境。这是他推出一系列“新政”的背景。

张国庆：美国“舆论合唱团”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

2017-11-01 00:25:00环球时报 张国庆 分享
　　随着特朗普访华日期临近，美国对华舆论更加丰富起来，但同时也发出各种“互相打架”的信号。这厢是特朗普大赞中国和习主席，那厢蒂勒森和马蒂斯却说中国是“掠夺性经济”，美国之音兴致勃勃地炒作兰德公司10月初的报告，称美中冲突可能性上升，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也紧跟热点提醒总统注意中国的待客礼仪等等。
　　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美国内部各种声音看法不一，还是说这是美国对华舆论表演娴熟演技的呈现，抑或是为了最大化其国家利益进行的专题策划？
　　相互配合的“舆论自觉”
　　虽然美国的对外舆论经常自相矛盾，让人眼花缭乱，但政界官员、媒体高层包括智库机构都存在一种“舆论自觉”，那就是一切都要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是在背后调控美国舆论表演的“看不见的手”。

　　与政府明争暗斗上百年，美国主流媒体已形成一种看法：政府与媒体过去和现在都是相互依存的，美国政府的强大也会给媒体带来更大利益。因而在重大问题上，美国媒体与政府携手共进。此外媒体考虑到自身利益，为使自己提供的信息量最大化，有时也半推半就，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拉拉队的角色。所以，美国媒体与政府既有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但也有相互依赖，并在多数时候相互配合。
　　美国政府经过半个世纪的磨练，影响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已炉火纯青，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媒体、影响舆论的机制，包括日常舆论引导，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策划”，打拉结合地操纵媒体等等。比如总统与其智囊团几乎每天都会碰头多次，商议如何影响舆论。政府与媒体如同相声表演中的捧哏与逗哏，有着或明或暗的策划与默契，所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排练，张口就能扔出各种包袱和段子，形成“小骂大帮忙”的气场。
　　国会议员与媒体也有着彼此呼应和共生的关系。媒体可以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观点和立法活动来间接影响外交决策，国会议员则利用媒体报道帮助传播自己的主张。
　　同时，利益集团也在有意通过媒体释放各种“噪音”，以便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形成对自身有利的政策主张。美国媒体经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轮整合，6家大公司控制了超过90%的媒体，美国大公司与媒体之间结成密切的利益链条，很多报道背后往往都代表着不同产业、集团的利益与呼声。特朗普访华前夕，各方力量不断发声，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以此参与议程设置，对特朗普的外交战略产生影响，增大本方在中美关系上的话语权，进而赢得更多利益。
　　有的唱红脸，有的唱白脸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美国对华心态的矛盾性，使得美国对外舆论的多面性在涉华方面更为突出。小布什时期，中美关系因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陷入复杂状态，当时白宫曾反复告诫美国媒体及美国民众，“应该把中美关系看作是复杂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不要简单地把中国视为威胁，要系统而非一厢情愿地处理好中美关系。然而在这一基本战略框架之内，美国内部又常常是矛盾的，一些力量更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防止冲突，但另外一些人又更担忧中国的意图，认为中国崛起会损害美国的利益。
　　这些年，我们一直感受到中美关系复杂性在舆论上的体现。很多时候中美互动频繁，无论是高层互访，还是多层面交流，都体现出积极的沟通意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诚意和耐心。谈论中美关系的舆论很多也是积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舆情就都是和风细雨。
　　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起并购本来稳步推进，但由于当时许多文章大谈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一些政客、学者和媒体还将之作为一个所谓的中美能源争夺的案例，一些国会议员更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全力阻止这一收购行动。来自国会与媒体及相关利益集团的高倍噪音，很快形成压倒性的舆论氛围，影响了政府的行动方向，使得这起收购以失败告终。
　　在这以后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确实是无处不在，许多看上去很经济的问题，其实很政治。虽然这几年中美在一些领域达成了合作，但一旦触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仍会催生各种负面声音，形成“有的唱红脸，有的唱白脸”的舆论格局。
　　对外舆论传播的他山之石
　　美国永远不缺新闻，世界永远紧盯着华盛顿。这种魔力，绝不仅仅是美国的国际地位使然，更是源于美国有一个声部多元、训练有素的“舆论合唱团”。深入揭示美国对华舆论“大合唱”的奥妙，对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改进我们的对外舆论传播、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具有借鉴意义。
　　一方面，我们只有抓住美国对华舆论表演的实质与真意，才能更好地处理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好莱坞级别的舆论表演，也给我们的对外舆论传播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路。比如要有系统性，既要合作，也要有分工;要各司其职，有人种刺，有人栽花，不能整齐划一，等等。
　　试想，如果所有的舆论发声体都如同开幕式群体操那样，做相同动作，看上去声势自然浩大，但一定会有些呆板，更缺乏灵动的张力。保持舆论的张力，进则可攻，退则可守，这样效率更高，也能撑起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战略空间，有利于应对复杂的中美关系。
　　美国对华舆论表演背后揭示出各集团利益的分分合合，客观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交朋友、做工作的空间。曾经的美国新闻署专门与各国政府、媒体、知识界人士交朋友，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也有一定“成效”。对我而言，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的放矢，各个击破，也不失为务实有效的交流策略。
　　最后，我们要培养本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媒体，发出中国社会的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民意。同时与官方话语形成联动配合，应对美国舆论的套路表演。(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辩论总统“发动战争权” 蒂勒森：不应为军事授权法设限

2017-11-01 02:46:00环球时报 姚丽娟 分享 参与
　　【环球时报记者 姚丽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10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参加有关“军事力量使用”的听证会，该听证会用以讨论美国总统的发动战争权。会上，两人表达了相似立场——不应为《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以下简称军事授权法)设限，呼吁保留现有授权法。这是美国当局首次在公开场合，就美国总统这个权利进行辩论。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网站10月30日称，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蒂勒森表示，现有军事授权法为政府在全世界的反恐行动提供法律支撑，美国不会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问题上，犹豫是否应适度动用武力。蒂勒森呼吁，即便国会要拟定新法，也应在新的军事授权法生效后再废除现有法律，否则美国的军事行动将因此产生混乱，美国的反恐盟友会质疑美国在打击IS问题上的承诺。蒂勒森还称，新军事授权法不应有时间限制，以便能迅速对敌人发起反击，在地理上也不应设限。马蒂斯也表示，为避免现有军事行动产生大的混乱或出现停滞，2001年和2002年通过的军事授权法不应被替换，“必须认识到，我们所在的时代冲突频发”“如果(非某国政府的)敌手了解到我们某一天不能参战，或他们在哪个地域作乱我们管不了，他们一定会那样去做”。
　　美国国会2001年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通过了针对打击恐怖组织的军事授权法，2002年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通过了另一项授权法，此后未再通过其他军事授权法。路透社认为，两名高官的表态证明，特朗普政府不愿为军事授权法增加限制。美国国会两党为“9·11”后，国会是否在军事授权上“割让”太多权力给白宫争论多年。支持拟定新法的人认为，2001年法案给了总统太多权力，让他能在任何希望之处发动战争，而不用国会或公众点头。一些民主党议员呼吁，在新授权法中加上“为什么、在何地、多长时间的限制”，而许多共和党鹰派议员认为，应由军事指挥官决定如何打击敌人。

潘勇：“修昔底德陷阱”已成伪命题

2017-11-01 00:25:00环球时报 潘勇 分享 16参与
　　美国兰德公司最近又重弹“修昔底德陷阱”的老调，发布报告预测“中美开战”。这说明有些人的冷战思维根深蒂固。但只要客观、理性地分析世界形势，就不难发现时代潮流已将中美间可能存在的“修昔底德陷阱”变成了伪命题。
　　首先，两国共同利益越来越广泛。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而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持续拉大。这种趋势意味着两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广泛，在政治上也更容易形成共识。十多年前，美国就有人提出了“中美国”“G2”的概念，主张“中美共治世界”。现在，中美每年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经济上的密切合作、互相依存为两国关系铺就了“压舱石”。
　　其次，两国的各种矛盾存在缓冲余地。中美虽然在地缘政治、经贸关系、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结构性矛盾，但两国各自的追求并非针尖与麦芒的根本对立。美国追求的是永久的世界霸权，中国追求的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人类共同发展，对充当世界“老大”没有兴趣。中国主张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并没有对现行秩序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想法。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的参与，既不排他，也不强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而是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中国吸取了“故步自封”的深刻历史教训，以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善于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让自身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美之间的对话、沟通机制，也为缓冲两国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畅通、有效的渠道。
　　第三，相对衰落的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虽然美国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经济总量依然在扩张。但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美国经济在全球的占比不断下降，相对衰落不可避免。美国要想更长久地维系霸主地位，客观上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第四，“修昔底德陷阱”再现的条件已经改变。“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发生冲突。过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是领土扩张、争夺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今天，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已经决定，靠战争来扩张领土既不可能，也得不偿失。当各种资源、市场都可能通过经济手段得以实现的时候，中美付诸战争很不划算。而且两国都是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正面开战的后果谁也承受不起。
　　当今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更体现为国家治理体制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竞争。在全球化背景下，包括人才、资金、信息等各种资源都是流动的，谁的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更优，谁就能吸引、汇集更多优质资源，从而推动社会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时代潮流已经宣判“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落伍的伪命题。(作者是重庆市社科联党组成员

美媒称中国模拟攻击关岛 专家：享有飞行自由

2017-11-01 08:06:00环球时报 分享 92参与
轰6轰炸机最帅正面照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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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紧贴实战开展训练，地勤人员冒雨为一架轰六-K战机做起飞前检查。（中国军网英文版/阮海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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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网军事报道】美国防务新闻网10月31日引述美军方吹风会的内容称，中国轰炸机曾飞抵美国属地关岛，并进行模拟轰炸演练，这令美方不安。报道没有提及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美军官称，尽管朝鲜在研制核武器并不断叫嚣，但美国认为这是“一场我们能打赢的战斗”，而对于中国，他们担心“事情的发展走向”。
　　报道称，美国军官在对记者的吹风会上透露了这些内容。美军官员说，中美军机之间的相互拦截频次在增加，“中国军机拦截美国军机已经司空见惯”，还在考验美国的防空识别区。这些官员称，中国轰-6K轰炸机正在试探美国关岛的防御，时不时到美国领空附近，“中国正在模拟攻击关岛”。此外，中国轰炸机还曾经飞越夏威夷附近空域。不过，美军军官表示，中国军机的绝大部分上述飞行都没有造成意外，美军根据太平洋司令部的指导原则进行处置，局势没有升级。
　　中国空军专家傅前哨10月31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从理论上讲，解放军具备飞抵关岛附近空域的能力。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轰6-K最大航程达到8000公里，也就是飞行半径约3500公里，理论上足够飞抵关岛附近空域。

　　“虽然说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从突防和生存能力看，对相关战略目标实施打击或模拟打击根本没有必要飞得那么近。现在轰炸机都携带远程巡航导弹，在1500公里之外都能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傅前哨分析说，从目前官方报道中看，中国空军实施远海训练已经常态化，已多次突破第一岛链;但是飞抵关岛就意味着突破了第二岛链，从目前公开报道中无法判断出。
　　傅前哨认为，在公海上空所有国家的飞机都享有飞越自由权，其他国家不得干扰或阻碍。美军关岛的飞机经常到西太地区活动，却常常指责其他国家，没有任何道理。此外，“中国战机飞抵关岛”也许是美国五角大楼释放的烟雾弹，这一点值得观察。▲【环球时报记者 郭媛丹 王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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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准备好对台动武？易思安答中评：绝对不       
http://www.CRNTT.com   2017-11-01 07:53:10



刚获助理防长提名的薛瑞福为易思安的新书站台 中评社记者 余东晖摄
  

　　中评社记者问：你是否认为北京真的做好准备2020年进攻台湾？易思安答：不，绝对不会（No, absolutely not）。他接着说：“我想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对于他们来说好的军事选项。”他认为，北京方面研究这种行动越多，通过作战演练和技术分析学到越多，他们就越会得出结论：认真考虑对台动武对北京领导人太危险。因此他们可能会觉得最好还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做点事情，而不是采取动武的行动。

　　刚获助理防长提名的薛瑞福在出席会议时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中评社记者问易思安是否相信自己的老板如果担任助理防长，能够同时处理好美中军事关系和美台军事关系？易思安说：“如果任何人能做到，他就能做到。” 他承认，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但他认为薛瑞福长期思考这个问题。“他有很好的主意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对此没有疑问”，易思安说，“我对他能够做到很有信心”。

　　问是否相信薛瑞福的想法和易思安的建议真能影响特朗普政府决策者，易思安答：走着瞧（I think time will tell）。

　　在推介会上谈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易思安称，希望特朗普与蔡英文再通话，“越快越好”，这在许多方面是给台湾朋友和伙伴的安抚讯号。他指出，谈到美台安全合作时，人们大多谈的是军售，对台军售确可更经常、更例行地进行，但这种关系可以更广地拓展。在政策界美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支持台湾民主，有许多改善空间。易思安希望特朗普去北京访问时，能够改变以往美方等中方先提台湾问题再做回应的被动做法，而是由美国总统或国务卿等高级官员更主动地发送美方支持台湾民主，担忧中国对台军力增长的讯号。

　　

刘凌斌：台青政治心态现状的八种呈现       
http://www.CRNTT.com   2017-10-31 00:38:04



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凌斌（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香港10月30日电（记者　秦正阳整理报道）“新形势下的两岸青年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学术研讨会日前在福州举行。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凌斌发言表示，近年来由于岛内外政经局势及两岸关系的演变，加上所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资讯手段的改变，台湾青年的政治心态呈现出新特点、新变化与新趋势，对台湾政局及两岸关系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认真研究和把握当前台湾青年政治心态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对于大陆深入了解台湾社情民意，及时调整对台政策，有针对性地做好台湾青年群体工作，不断夯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与祖国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凌斌总结说，当前台湾青年群体主流政治心态的现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国家认同”上呈现“去中国化”和“台湾化”的倾向。二、在统“独”立场上呈现“维持现状、拒统趋独”的倾向。三、总体上维持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四、政治价值观高度西化，认为“台湾民主、大陆专制”。五、敢于反叛政府权威和体制，追求绝对化的“公平、正义”。六、政治参与热情大幅提升，参与选举投票意愿不断增强。七、在政治上求新求变，更倾向于支持民进党或“第三势力”候选人。八、对大陆的发展和崛起“既看到机遇，又备感压力”。九、对两岸交流合作存在“既想参与又心存疑惧”的矛盾心态。

　　“当前台湾青年政治心态体现出了易变性、矛盾性及激进化这三个主要特点。”刘凌斌认为，易变是由于其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政治心态容易变化；矛盾性则由于在自身不成熟的情况下受到外界影响，对某些复杂的政治现象尤其是两岸关系现状及未来走向等议题产生认知上的模糊、迷茫与矛盾心理；激进则是由生理属性决定的。

　　“我们必须重视台湾青年的政治心态，这对岛内局势及两岸关系都有一定的影响。”刘凌斌表示，台湾青年的政治心态会影响岛内各政党的政策调整及各政治人物的政治选择、影响选举结果继而影响岛内政党政治格局的发展方向。同时，台湾青年的政治心态现状也将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与积极影响。“我们要积极采取措施，促使他们的政治心态朝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转变。”

　　“新形势下的两岸青年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学术研讨会于10月21日在福州市西湖宾馆举办，本次研讨会由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来自两岸学界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宁波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台湾大学、台湾铭传大学、台湾青年志工协会等3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邱毅语中评：台增“国防支出”加深两岸对抗       
http://www.CRNTT.com   2017-11-01 00:13:25


  
　　邱毅告诉中评社，蔡英文想讨好美国，无非是希望美国做为她抗拒统一、走向实质“台独”之路的后盾。问题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力度愈来愈低了，台湾对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价值，也快速的下降中，尤其是大陆正计划要与位于太平洋上的密克罗尼西亚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他说，大陆与密克罗尼西亚的合作包含了经贸、投资与军事，美国正好在关岛的南方，位于美国部署第二岛链的枢纽，所以大陆与密克罗尼西亚的合作一旦形成，台湾在南太的6个“友邦”，包括蔡英文这次造访的马绍尔、索罗门群岛，都势必会集体松动，恐怕会出现雪崩式断交的危机。

　　他表示，一旦大陆与密克罗尼西亚形成军事合作，美国要从关岛到台湾进行军力支援，就产生相当大的掣肘，也等于切断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所以蔡英文提出增加“国防”预算的比例是在“杀鸡取卵”，也就是台湾现在已经出现困顿，还从台湾掏钱出来给美国。

　　他指出，尤其台湾现在每年都出现财政赤字，负债比例不断提升，台湾目前面对的经济困境、贫富不均、社会矛盾也愈来愈多，所以才会向军公教警消下手，才会产生世代矛盾与阶级矛盾，这时“杀鸡取卵”的结果，只会使台湾现在经济竞争力更加疲软，经济困境更难脱困，也只会让社会矛盾更为加强。　

王丰：蔡英文被辜宽敏绑架了       
http://www.CRNTT.com   2017-10-30 19:58:59



王丰表示，蔡英文的意念被独派大老辜宽敏“绑架”了。（王丰民国历史馆）
　　中评社台北10月30日电／蔡英文出访南太平洋“邦交国”，抵达此行首站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经营远洋渔业，并在马绍尔设有公司的独派大老辜宽敏也赶往马国陪同，并前往机场接机。辜蔡两人的互动，引人侧目。民国史作家王丰30日在脸书发文表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蔡英文的意念被辜宽敏“绑架”了，这趟南岛之旅如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蔡英文连任之路将是镜花水月，黄柯一梦。

　　王丰脸书全文下：

　　蔡英文和辜宽敏同框的象征意义

　　这张新闻照片让人嗅到了几丝丝不寻常的况味。

　　南岛之行，到底随团的核心人物有谁？幕僚“国安”团队，都不是什么太稀奇特别的人物。反而一个老人特别引人注目。

　　紧跟在蔡英文背后的正是“台独”基本教义派代表人物辜宽敏。

　　老实讲，政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窍门，要赢得民心长期执政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秘诀，简单归纳政治工作就是一种创意工作。习近平的成功，是他与他的工作团队想出了“一带一路”的创意。“一带一路”是大陆的朝复兴之路迈进的创意。今日世界，各国家各地区，都有其生存之道，都有其致胜之创意。

　　试问，台湾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台湾的“创意”又在哪里？蔡英文如果光凭着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可能还比较有一番作为，但是，一旦她被辜宽敏这些人包围，自己的创意被窒息，我看她未来两年多剩余的任期，恐怕很难再有什么创新突破的。台湾当局势必无法在两岸关系上有任何积极表现与作为。但问题是大陆会让两岸持续僵持下去吗？

　　我们不妨查阅一下辜宽敏最近这段时期，讲过什么话。今年六月，辜面对媒体时声言:“ 台湾之前在联合国有上百个“邦交国”，但是在自从汉贼不两立，被联合国赶出来后，变成国际孤儿，现在剩下20个，再过几年应该还是会一直掉，这种趋势不会改变，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加入联合国。”

　　各位会不会觉得辜宽敏这人的逻辑“莫名其妙”。你明明就连保住仅存的20 个“邦交国”，都危危颤颤了，都岌岌不保了，还奢谈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加入联合国”。这就好像明明病人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了，你还在一旁说风凉话说:“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赶紧站起来跑跑跳跳。”这不是可笑之至吗 ？

　　更可笑的是，在同时期的报道中，还说辜宽敏:“他之后当面和蔡英文报告，并主张‘台湾和中国是兄弟之邦’，蔡英文则回应，‘我们要加入联合国’。”

　　如果蔡英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意念被辜宽敏绑架了，不仅仅这趟南岛之旅将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未来蔡英文仅存的两年多任期，也将是镜花水月，黄柯一梦。

　　蔡英文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是她的选择，没人管得着，但是把台湾两千三百万百姓的前程福祉也一块赔下去，大家乐意情愿如此吗？

社评：绿学者谈反独透露什么讯息？       
http://www.CRNTT.com   2017-11-01 00:01:08



　　中评社台北11月1日电（评论员　林淑玲）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工作报告提出对台新政策，蔡英文随后在陆委会两岸交流30周年研讨会的回应未触及“九二共识”与“一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绿营最近举行一连串座谈、记者会上核心学者“促谈”、谈“蔡习会”的发言基调，罕见提到“反“台独”，颇有与陆方隔空对话的意味。

　　十九大后，两岸都开了许多研讨会，基本上是红、蓝、红蓝、绿四种组合。绿营学者在两岸官方陷入僵局后，就很少赴陆出席两岸论坛。但在十九大之后，绿营在台湾办了多场两岸民调记者会或论坛。若干昔日很鹰派的学者，都一改过去论调转为“促谈”，甚至直接开出“药方”。这在过去是相当少见的。

　　曾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学者董立文10月31日在民进党“立委”办的两岸论坛即挑明说，蔡英文10月26日在两岸交流30年研讨会上的演讲，是民进党政府最和善的讲稿，有很多新论述与语言密码，与习近平是相互呼应与交集的。

　　绿营学者的“促谈”基调，一方面可解读为，在中共十九大端出有软有硬的两岸谈话后，改变了绿营内部评估与氛围。再者　，期盼两岸对话也是蔡政府目前的大方向，主流绿学者的调子完全吻合蔡英文9月24日在民进党全代会发言，以及双十谈话。

　　其中，与英系关系不错的两岸政策协会10月30日召开民调发布会，与会的台湾师大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会中表示，“蔡习会”不必那么悲观，如果蔡、习能建立在反“台独”的互动框架中，是值得期待的。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两岸智囊、前陆委会主委、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陈明通10月31日在绿委举办的研讨会提到美中台战略三角均衡说：“对台湾而言，能得到的是不接受大陆的统治，台湾海峡没有战争；对大陆而言，能得到的是台湾不追求法理“台独”，世界不挑战他一个中国的说法；对美国而言，是能得到台湾不会变成中共的军事基地，影响他在太平洋西岸的海上运输孔道。”

社评：绿学者谈反独透露什么讯息？       
http://www.CRNTT.com   2017-11-01 00:01:08


  
　　习近平在十九大闭幕回覆国民党贺电提到，“2005年以来，国共两党秉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之共同政治基础......”综合十九大前后涉台文件，陆方定位两岸或两岸政党要有共同政治基础，一个是“一中”，一个是“反独”。多位绿营学者在此敏感时刻同时提到“反独”耐人寻味。

　　蔡英文最近有关两岸的谈话可分两部份，第一是以“总统”身分重申“四不（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另还提到老兵回家，暗喻两岸一家。第二部份是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身分，9月24日在民进党全代会发言提到，民进党对两岸关系应有新论述。

　　大陆对民进党、蔡政府的最大疑虑是搞“台独”。在迫切必须稳定两岸关系前提下，从民进党结构来看，找一个表述不会搞“台独”的方式，应会比公开宣示接受一个中国容易。况且，“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宪法，“修宪”谈何容易。一中基本不是问题，只要蔡英文宣示不追求法理“台独”，进而处理民进党“台独党纲”，红绿就有机会取得对话的空间。

　　绿营学者谈反独透露了什么讯息，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