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申报的舆论动员

论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申报》的舆论动员

作者简介： 刘丽，安徽蚌埠人，博士，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新闻史与舆论学相关研究。



摘要：
《申报》秉持民族立场，通过讨论中日交涉事件发掘出热心洋务的官绅读者群，第一次营造出一个关于国体问题的公共讨论语境。 在战争期间引导舆论认清敌我，对战争走势进行判断，在战后推动舆论反思国家自强之策。 １８７４ 年日本第一次侵台事件中的《申报》营造的舆论场域中，舆论与报刊的密切互动显示出这是一次完整的战争动员，也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动员。




１８７４ 年日本侵台事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及台湾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重点之一是探讨该事件的国际国内舆论。［注１］
此类研究多以《申报》为个案或中心，是因为由英商美查在 １８７２ 年创办的《申报》是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口岸城市中最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中文媒体之一。 作为外商所办的商业报纸，创刊刚刚两年的《申报》对于日本侵台事件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连续报道并刊载战时评论。 《申报》对该事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派员采访，引发大量来稿，舆论与报刊的密切互动显示出这是一次完整的战争动员，也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动员。 本文对《 申报》 １８７３ 年 ３到１１ 月的相关报道和评论进行梳理，以此为个案，探讨中国早期商业报刊舆论动员的最初样貌。



一、晚清信息传播系统失灵与新媒体的诞生
日本第一次侵台事件的导火索是发生在同治十年的琉球国漂民事件。 １８７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琉球国漂流难民在台湾牡丹社番民所遭生番杀害，幸存难民被当地土民所救，送往台湾县安顿，后又由台湾县护送至福建省。 次年 ２ 月 ２５ 日，福州将军兼闽浙总督文煜等人向北京奏报此事。 琉球漂民事件后，日方对于琉球频频动作。 中国的部分驻边大员通过阅读日本报纸对其借机生事的野心有所察觉。 三月二十七日（１８７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苏太道沈秉成来函密禀李鸿章，并且特别提醒此时日本为了修订条约的大使副岛种臣已经到达上海，但并未提及请中国查办台湾土民之事。［注２］
此后，较上海方面略迟一些，闽浙总督李鹤年也得到日本欲借琉球漂流民被杀一案生事的消息，并于五月初五日（５ 月 ３０ 日）致函总理衙门，尤其申明并提醒当局杀害琉球漂流民的台湾“生番” 是受中国管辖的。 这些消息传至总理衙门后，京城邸报亦刊载了这一奏折。 但官员们的提醒却没有得到朝廷的即刻反应。 五月十二日（６ 月 ６ 日）总理衙门函复李鹤年称：“查此案前据南洋大臣译送洋人新闻纸内曾传有此说。 所言该使臣不干己事，欲借端饶舌多生枝节等情，与来函所述大致相同。刻下该使换约事毕，由津来京，尚有求觐未遂各事，想诡谲多端，一时未获思逞。 俟其稍露端倪再行折办。”［注３］
如此重要的外交情报，几次三番都未受到高层应有的重视，当然有许多原因：如换约期间，日本使臣准备了“诡谲多端”的外交策略麻痹中方，李鸿章等清廷大员又过度轻视日本国力，没有对日本的野心持应有的警惕；一定程度上，李鸿章等大臣于“新闻纸”这一消息渠道持有偏见，认为该消息未必准确。李鸿章为何不相信来自报纸的国外情报？ 五月二十五日（６ 月 １９ 日）李鸿章在写给福建巡抚王凯泰的信中谈及：“诚如尊论，新闻纸所刊中外交涉事件，非私意揣度，即虚声恫喝，大抵皆无识华人为之播弄，固不足深论也。”［注４］
他认为在中外交涉事件中当时新闻纸所刊外交相关内容多是编者“私意揣度”，缺乏权威性和准确性。 “无识华人为之播弄”一语，亦显示出官方对于新报阅报群体的鄙视。 李鸿章之言显示出此时的报纸仍然是一种缺乏准确性、权威性、未进入中国政治精英视野的出版物。 仅仅 ３０ 年后，康梁在戊戌变法中却将“刊印报纸”称为上海强学会“最要者四事” 之一，并将“士大夫可通中外”视为报纸的“六利”之一。［注５］
笔者认为，这种对于报纸的认识转变与这３０ 年内报纸舆论动员能力的显现有关。外交情报的传递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的一个侧面。 晚清中国，外交信息的传递依赖的依然是沿袭千年的古代信息传播系统。 在中日交涉的外交事件中信息传播一是依赖官文书（先是奏章题本，后是奏折）进行官僚机构内部的传递；二是依赖邸报（包括告示榜文） 对官僚圈子外围的中低层士人进行通报。 邸报照抄奏折，拒绝讨论，缺乏现代报业应具备的公共性要素。 民众尤其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于“知国事” 的需求历来存在却被抑制。 舆论无存，何谈动员。 反观 １９ 世纪 ７０年代的西方已经进入大众化报业时代，报刊作为新媒体成为“职业化的社会信息传播方式”［注６］ ，正在显示其社会影响力。 自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始，外商陆续在中国以商业逻辑办刊，客观上造就了一种官方话语之外的话语表达渠道和方式。 这些商业报刊与西方大众化报刊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又做了适应性的中国化改造，部分承担了一向被抑制的民间话语表达功能。 中国的早期商业报刊以官绅阶层为主要读者群体，以政治发声作为凝聚读者扩大影响的手段，正是其中国化本土化的措施之一。 《申报》 在琉球漂民事件及日本第一次侵台事件中的一系列报道与评论工作可看作是中国早期商业报刊所进行的首例舆论动员。



二、第一阶段：解读事件的民间立场导向
１８７４ 年 ３ 月至 ５ 月是舆论动员的第一阶段。《申报》首次刊登台湾相关消息，是 １８７２ 年 １０ 月１５ 日转载日本报纸的消息《琉球商人为台湾生番杀害》（徐载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认为第一篇是《译东洋报论钦使来议台湾逞凶事》一文，似有误。） 。这则转载消息称近日琉球国君因漂民为台湾生番所杀前去求助日本国王。 虽然这是中国国内最早关注琉球漂民事件的报道，但由于被视为琉球国附近的海难事件，并不具备受编辑特别重视的任何新闻特质，仅被刊登在第四版不起眼处。 直到 １８７３ 年三月初，柳原前光等人为修订《日清修好条规》赴京成为《申报》关注的外交大事后，“琉球商人被台湾生番所杀”事件开始重新具备新闻话题性。 加上日文与英文报纸上陆续传来日本可能出兵台湾的消息，《申报》敏锐地感受到事件具有引发舆论的潜力。多方准备后，《申报》在 １８７４ 年 ４ 月刊登了第一篇论说《译东洋报论钦使来议台湾逞凶事》［注７］。这篇论说在中文报纸上首次描述了台湾生番事件的具体情况。（至 １８７３ 年全年《申报》上共有五篇关于该事件的报道，全部为首论：三月初六《译东洋报论钦使来议台湾逞凶事》，三月初九《岭南莲塘生辩东洋报论使臣来议台湾逞凶事》，闰六月初一《东洋请讨伐台湾生番论》，闰六月初六《详记日本难民受抚事》，九月二十一《释拟征台湾生番论》）除了介绍事件本身，文章还特别提出一个要求读者注意的现实问题：当前日本使臣前来中国是日本要征伐台湾之前的烟幕，还是像外报所说仅仅是为了修改《日清友好规约》而来？在当时的上海报纸中，这样直接将交涉事件的情报呈现给普通读者并鼓励讨论当下国家大事的中文报纸独此一家。 这则与国体相关的评论很快引起了官绅阶层读者的反响。 评论发表三天后，便有岭南莲塘生投稿，驳斥其为谣传：盖台湾一带虽系中华之地，而台湾府属界居海岛边境，至于生番则又深居内地，虽统称台湾，实非台湾府属可管也，且生番蛮类，未晓人性，不入王化，非我朝廷之百姓，与中土何碍焉？ 至琉球人被番党所伤，实堪痛恨，虽怪「杂稣马」人愤恨几至生变，幸日本急赴弹压，以免肇事，中外士民闻之，无不佩戴日本国家深明大义，弹压息衅甚为妥善，何至有远来理论之举耶？ 故昨报记日本使臣到沪即已探知其前赴天津系为议口和约，未必争此区区也。日本近来技艺政治蒸蒸日上，正宜养蓄威德，岂肯轻与区区生番战口哉！ 即使百战百胜又何加焉？ 推原日本韬务之臣学问之士颇多，决其断断不与区区小隅生番争战，吾知此言真出谣传矣。［注８］
这篇论说中对于日本技艺政治蒸蒸日上的叙述，可见作者是对日本维新变法有所了解的开明人士（关于岭南莲塘生，存世资料甚少，其与林乐知等外国传教士交往甚密，应当是基督教徒，真实姓名与生平等待考），然而论述仍以传统的藩属关系看待中琉日关系，并不能理解现代外交关系，以至得出“生番非我国民” “日本国家深明大义” 之荒唐结论。 《申报》在这篇来稿后特别加上按语：
这篇来稿所言未必就是事实，并且欢迎读者再来稿对此进行讨论。 三日后，果然有忝生荥阳氏投稿，以知晓内幕者的身份，从清廷历来的“理番”政策角度提出意见，认为日本伐番并无错误，但日本贸然前去“剿灭生番”并不是个可行的政策，第一次从官方政策的角度谈论该事件。［注９］
又三日之后，海上寄鸥生投稿，提出日本伐番固然不错，但是台湾生番亦有恭顺可嘉之事，历年来对于琉球乃至日本漂民也有主动救助的事迹等等，因此朝廷应 该 警 惕 日 本 的 作 为， 恐 是 军 事 行 动 的 烟幕弹。［注１０］
三篇论说一致将论述重点放在“生番” 的治理问题上，都认为历来中央政府亦难以剿尽生番，这些观点与清廷历来的“理番” 政策一致。 论说中对于中琉藩属关系的认识，对于日本国力军力的笼统认识与轻视，对于日本此次伐番性质的判断等，类似的半官方的写作角度与幕僚口吻显示上述来稿的作者可能是熟知朝廷政策、关注台湾事务的士人甚至官员。 但是，上述三篇来稿各抒己见的文风和不署真实名姓的做法都显示这并非官方立场的公文。 文章涉及的日本使臣关于生番事件的交涉问题，来自原本仅有朝廷大员才能接触到的官方消息渠道———国外报纸。 对这类内容进行报道和讨论，意味着中下层士人可谈论的“国家大事”的范围开始扩大。对于急于打开官绅阶层市场的《申报》来说，
生番事件的讨论引发了继杨月楼案以来的第二次读者来稿高潮。（据笔者统计，１８７４ 年共 ６４ 篇首论，其中 １２ 篇都是关于此事的来稿，这些来稿几乎都有申报馆在首版的回复。）众人纷纷来稿的形势提示申报馆，这则日本伐番的消息关乎中外交涉，对于有心洋务的官绅阶层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初创的商业报纸迫切需要的一个重要话题来源和稿件来源。 然而由于后续报道的乏力，读者对于交涉事务本身的关注度亦逐渐降温。尤其是自1874年４月２０日，「副岛种臣」等人赴天津后，中日修改条约之事取代此事成为《申报》 的报道重点。 同时期的来书首论为主要的报道方式，并未有多少确切的消息。（据笔者统计，直到 １８７４ 年《申报》３ 月前的相关报道仍以来稿和首论为主。 其中 １—３ 月共 ９ 篇报道，８ 篇都是首论。）
这一阶段《申报》 秉持民族立场，话语资源多来自中国官方政策和外文新闻纸，通过讨论中日交涉事件发掘热心洋务的官绅读者群，第一次营造出一个关于国体问题的公共讨论语境。



三、第二阶段：战争动员与舆论推动
１８７４ 年 ５ 至 １０ 月是舆论动员的第二阶段。１８７４ 年 ５ 月，「西乡从道」率军舰开赴台湾社寮港采取军事行动，中日两国开展外交博弈互动。 在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前往北京对华交涉后，日本的战争行径随之公之于众并被定性为侵略。（在这一时期，《申报》对于此事的报道比重逐渐加大，共刊登了 ４３ 篇相关报道，其中 ２５ 篇为头条评论。 主要包括：１８７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闻沈钦使将往台湾论》，１８７４ 年 ６ 月 ８ 日《东洋侵台湾中东先后往来各文牍》，１８７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论李制军筹台湾近日情形》等三篇首论。）战争消息传来，舆论大哗。 原先质疑《申报》 传播不实消息者顿时改口。 投稿量增加至先前的十几倍，来稿多是站在民族立场上表达对日方的愤慨与质疑：“予观宇宙之事未有奇于近日日本侵犯中国台湾者……尤其厚颜之事，既不言战，又不言和，诚不知是何立意也？”［注１１］

“日本蕞尔一岛国耳，君然遣数千之众来犯中国，其为藐视中国无人无疑。”［注１２］
在这一时期《申报》发表了具有较强说服力的两篇评论。一篇澄清中日敌我之分：“昨有林华书馆新报中有人所作东洋伐台湾论一篇，其意欲中国出师以助东洋，何其言之悖谬也！”［注１３］

另一篇则回顾台湾作为中国版图一部分的重要性，认为日本存有“鬼蜮之心”，并以 “ 万国公法” 为依据谴责日本的侵略。［注１４］

６月初的这两篇评论为后来的评论奠定了基调。战争期间，舆论特别关注的是中国官方对于战争的态度，但封建朝廷的言禁使得战争期间缺少中国官方的消息。 当年七月十六日，清同治皇帝下谕旨命沈葆桢趁“此兵衅未开，速为布置，一面驭抚番众，一面厚集兵力，俾壮声威。”［注１５］

七月二十五日，上海《林华书院新报》 《汇报》均刊载「沈葆桢」所收到的谕旨，这种事关中外交涉的情报竟然泄露，同治皇帝大为震怒，命「李宗羲」严密确查，据实复奏，“嗣后，各将军督抚等奉到寄谕，务当格外严密，以昭慎重。 倘有仍前泄露，惟该将军、督抚等是问。”［注１６］

谕旨泄密事件发生后，申报馆从官方渠道直接获取消息变得日趋困难。 即使是照登军情相关的谕旨，在战争期间也成为朝廷忌讳之事。查阅《申报》６ 月之前的报道，除了一则《华官论台湾番社示》的告示原文，几乎没有来自中国官方的消息。［注１７］

中国官方讳莫如深的态度导致推测战争未来走向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 ６—８ 月间，来稿围绕中国应当强力出兵平定台湾还是通过谈判主动求和的问题展开。［注１８］
由于《申报》 实地采访掌握一手资料，对中日兵力对比等情况有了深入了解，在分析台湾军务时对战争结果的预期与民间流露的轻日情绪相反。 如最早关于日本伐番的消息传来时，《申报》上还有这样的描述：“夫东洋与我朝并居台湾，其势不相上下矣。”［注１９］
后又借传闻说出大话：“中国发兵消息 昨日传闻我国北京自李制军叠次拜本后，朝廷有大怒之意者旨下调集劲旅二十万前往台湾理论，必令退兵而后已者……探东兵先后临境仅只三千人，如果定事干戈，恐非朝廷之敌矣。”［注２０］
８ 月之后，在交涉胶着，舆论激愤之时，《申报》则抛出“日本水师胜于中国水师” 的说法，进一步激发这种情绪：“日船水师皆市井之徒耕耘之辈而已。 噫！ 中国之水师岂反不能敌此等乎？吾闻其言，吾不禁为之愤气填胸矣。”［注２１］

关于中日交涉最终走向，《申报》的主张与舆论相左，认为中国应当施加外交手段迫使日本首先求和。 理由是现在日本失道寡助，违背了《万国公法》，“今有日本无故犯台湾，设有为中国谋法者，复使高丽往征日本，而日本之能将精兵尽在台湾，高丽乘虚而入，则日本其将何以御之哉？”［注２２］


这种围魏救赵的策略建议虽有传统谋略的影子，亦有在近代国际关系格局下看待中日关系的先见
之明。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围绕这场战争中中日实力对比的不间断报道，引发读者关注与讨论中国军力乃至国力问题，并提出中国应当力图自强的观点。 《中国当奋志振兴》 （八月初一四）、《答续史楼主人书》（八月初四）、《西友论中国积弊来函》（八月初八）等论说，针对“中国固天地间一大邦也，反至受惊于日本一小岛国”的情势，分别就“整顿军制，效法泰西兵事”和“须知强非富不行”等问题进一步开展讨论。






四、舆论动员的第三阶段：战后反思富强之策
１８７４ 年 １０ 月至 １２ 月是舆论动员的第三阶段。 赔款交涉尘埃落定，《申报》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却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公开讨论关于中国的国力如何、中国是否已经落后于世界等问题的序幕。承续洋务运动关于“变法自强”的观点，１８７４年，创刊于上海的国人自办报纸《彙报》 （原名《汇报》）开始在这场自强的舆论浪潮中发出声音。该报是在《申报》 对杨月楼一案的报道激起粤人不满后，由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创立的，在言论上力图与《申报》 有别。 这种立场的区别有时是刻意为之，时人谈及上海报纸时便在说“兹闻有广东富居上海者， 以从前《申报》持论有不允当处， 恐将来有偏袒不公， 遂另设一局。”［注２３］
战后清廷交涉赔款的做法引发了包括《 彙报》读者在内的民众的自省。 《彙报》 在 １１ 月连续三期刊登《富强策要》，谈及“欲国之强，必先自富始。”进一步论述英国与日本开矿富国的例子：“英国以蕞尔小邦，不过中国数省之地而能虎踞一方雄视六合者，为其贸迁广而制器精多也。 为其富于矿产而尤富于煤铁也。 故英国不宝金玉而宝煤铁”。 认为中国仿照西法用机器以开煤，用轮车以运煤，以中国疆域广大矿藏丰富，即使是西方人也要购中国煤以用，甚至要贩中国煤以济他国之用。 “若是则既节费又获利制造，日本其明证矣。中国复何惮何疑耶？”［注２４］。
在《彙报》和《申报》的评论中，学习西方和力图富强都是 １０—１２ 月的重点论题。这一时期《申报》 强调日本胆敢与中国抗衡的原因，除了陆军大量征兵建立常备军之外，还在于他们积极学习西方，大量扩充海军军事装备。报道与评论中多次重复以下事实：日本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快速增长源于其向欧洲国家订购铁甲船只、枪炮，并且自主研发生产铁甲船，日本军备中提升速度最快的一宗就是军舰。 日本侵台事件中，日本水师成为主力军，因此日本也开始大举增添军舰。 相应地，中国也需要提升水师作战能力，进而振兴海防。 但是英商所办的《申报》进一步为中国官绅读者们指出的对策是有其自身的立场的，例如要加强战备，捷径是购买英国铁甲战船并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注２５］
《申报》甚至用首论为英国战舰和水军“打广告”：传闻中国已在英国购买现成铁甲船一艘，价银在九十万两之谱，顾亦非确信也。 按此船即不如欧洲之最美者，亦可为雄船也，若与东人各船比较，则克以一交接而撞沉其水师内之战舰也。 大抵再逾二月，便可前来中国，虽然今既有此船，尤贵有用器之人，此诚为中国之难耳。［注２６］
与《申报》主张不同，《彙报》主编们认为“西学凡天文地理法律刑名抚军治民制器尚象无不统之。 中 国 不 能 尽 学 西 学 而 亦 必 求 西 学 以 佐用。”［注２７］
出于民族主义立场，《彙报》 指责《申报》鼓吹购买铁甲船是为西人谋利，他们认为铁甲船应该由中国自造，无需自国外购买。［注２８］
针对《彙报》的指责，《申报》 及时做出回应，澄清其立场：“日本犯台以后，其劝中国购用铁甲船尚可谓为西人谋利。 至于劝筑炮台沉旧船等事亦可谓为西人牟利乎？”［注２９］
认为《彙报》的指责不切实际，没有看到中日双方真正的差距所在，且目光短浅，不知所
云。［注３０］
又借来稿嘲讽对方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小心翼翼，说读者阅读《申报》 “指斥利弊” 的报道，感觉畅快淋漓， 《 彙报》 则是空话连篇的 “ 官报新报”。这种指责从《彙报》 几日后的论说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同样是论述战后的水军战备，《水师宜任长才论》 中谈及船政局轮船的情形是“气象严整，修治清洁，督饬工役，井井有条。” “今国家善修武事，整饬疆防，凡有片长，无不录用。 李爵
相求贤若渴，且能量才授事，如能破格超擢俾三君以水师船务之重任，将见振中原之口鼓，靖海外之蛟螭，更当为圣主得贤臣之颂矣。”［注３１］


事实上，《申报》早在战争期间就指出中国军事固步自封，提出战争期间福建水师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人才不足：查现今各兵船所藉之司驾者，不过外国各货船上之人，及曾用引水等之华人水手耳，即能遵循海滨，鲜有可以测日知星度而详悉行船之法者，故欲出大洋焉难矣。 日仅习于货船之规，岂能明战舰之制乎？清政府赔款的战争结果对照中方福建水师毫无征战之意的新闻出台后，《申报》亦不禁发出感慨，认为日本战胜的理由是民众齐心：东国官民皆有激发忠爱朝廷之实，心均欲舍己奉公，情愿以所有家财尽供国用，并甘以身从役各事，因是本馆亦愿中国各官员军民留心群阅此篇，而亦效法东人以激励其公而忘私之意，则我大国既克如是又何患弱小之东洋乎！［注３２］
无论是民心还是人才，《申报》对于中日之间的差距似乎看得更加清楚，与《彙报》的争论激发了此后更多关于自强和西学的批评和讨论。






五、结 语
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日本侵台事件开始，日本开始将侵略中国的阴谋付诸行动。 《申报》 针对此事，第一次以西方人所办的商业报纸的立场发出面向中国文化精英开展舆论动员。 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由于这一外交事件是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王朝第一次遭遇东亚邻国的侵略，也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国际秩序”（费正清语）的一次强烈冲击。 最早并持续关注此事的《申报》在社会信息系统失灵的晚清社会发挥了大众传媒在社会预警、政治动员等方面的社会功能，标志着报纸从一种“舶来品” 向社会化的信息搜集机构转变。 在此背景下，《 申报》秉持民族立场，通过讨论中日交涉事件发掘热心洋务的官绅读者群，第一次营造出一个关于国体问题的公共讨论语境。 在战争期间引导舆论认清敌我，对战争走势进行判断，在战后推动民众反思国家自强之策。 １８７４ 年第一次侵台事件中，《申报》 营造的舆论场域使舆论与报刊形成密切互动，显示出这是一次完整的战争动员，也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动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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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译东洋报论钦使来议台湾逞凶事［Ｎ］．申报，１８７４－０４－０２．


［８］ 辨东洋报论使臣来议台湾逞凶事［Ｎ］． 申报，１８７４－０４－０５．


［９］ 释拟征台湾生番论［Ｎ］． 申报，１８７４－０９－２０．


［１０］ 论台湾生番亦有恭顺可嘉事［Ｎ］． 申报，１８７４－０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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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再书日本绅民公禀后［Ｎ］．申报，１８７４－０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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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译林华书馆东洋伐台湾论 附来书［Ｎ］．申报，１８７４－０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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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译林华书馆东洋伐台湾论 附来书［Ｎ］．申报，１８７４－０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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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书申报日本侵犯台湾诸论后［Ｎ］．申报，１８７４－０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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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富强策要［Ｎ］．彙报，１８７４－１１－０２．


［２５］ 书彙报论铁甲船后［Ｎ］．申报，１８７４－１０－１５．


［２６］ 精练水师［Ｎ］．申报，１８７４－０８－１２．


［２７］ 广学西法论［Ｎ］．彙报，１８７４－１２－０１．


［２８］ 书中东和议后［Ｎ］．彙报，１８７４－１１－１９．


［２９］ 辨惑［Ｎ］．申报，１８７４－１０－１９．


［３０］ 书彙报论铁甲船后［Ｎ］．申报，１８７４－１０－１５．


［３１］ 水师宜任长才论［Ｎ］．彙报，１８７４－１０－１９．


［３２］ 译录西报后附录［Ｎ］．申报，１８７４－１０－２４．




《阅江学刊》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扩展期刊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２０１４ 年）》显示，我校主办的《阅江学刊》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２０１４ 年）》的扩展期刊。这是本刊继 ２０１０ 入选科学引文数据库（ＳＣＤ）源期刊、２０１２ 年入选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核心期刊之后，首次被国家级核心期刊评价报告收录。 这是对本刊的办刊方针、办刊理念、办刊质量及办刊水平的进一步肯定，标志着本刊跃上了全新的办刊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