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朝《东西洋航海图》

原题:「东西洋航海图」与明代中国
文:聂洪萍。二次编辑:猎户人。





目录

提要

第一章 明代瑰宝「东西洋航海图」
第一节发现与修复
第二节内容与特色

第二章 「东西洋航海图」的历史风尘
第一节绘制的年代及作者考证
第二节博多利安图书馆

第三章 「东西洋航海图」与明代海上贸易
第一节明代商品经济与造船、航海技术
第二节贡朝贸易与私人贸易
第三节泉州，海上丝瓷之路与大帆船贸易

第四章 从「东西洋航海图」看明代中国
第一节 开放、生动、多元的社会
第二节 海外移民与台湾汉化
第三节 海商参与朝廷政治
第四节 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

结论




提要

该书讲述的是「东西洋航海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被发现的故事。「东西洋航海图」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表明当时的明代中国是一个面嚮海洋的开放国家，而不是一个闭关内向的国家。首先讲到「东西洋航海图」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内被重新发现的经过，以及中国古代地图制作工艺与技巧以及来自其他国家地区的影响。其次回顾了「东西洋航海图」所处的时代，即商业高度发达、富于活力的明代中国社会，以及在图上佔有突出地位的港口城市 泉州。最后探讨「东西洋航海图」再现的深远意义：「东西洋航海图」告诉我们明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与世界的关係究竟如何？如果说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为两个世纪以前郑和远航而兴奋，那么「东西洋航海图」的重新面世，能激发我们去探索，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大海、与世界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联。（待续）



下图备注:
明皇朝《东西洋航海图》由左到右共计三个、由上而下共计三排的局部放大截图。


第一排左上




第一排中间




第一排右上。




第二排左上




第二排中间




第二排右




第三排左下




第三排中下




第四排右下









备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中国前国民政府时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国疆域变迁图》特大型地图一张，附有原封套。图中清晰地标示了我国琉球列岛与日本传统分界线在九州岛近海的《大隅海峡中间线》、台湾、南中国海的南洋区域特别是《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称为:中沙群岛）、团沙群均属（今称为:南沙群岛）》，并指明南海诸岛归广东省管辖。在地图左下角则附带有《元代全盛时期之中国疆域图》。

中国疆域变迁图，内包含清朝《皇朝直省地舆全图》与清朝宗主权领土等历史范围图。
(一)直接治理地区，各省道府厅州县市。
(二)间接治理地区，各羁糜、藩属国、租借地等区域《虽然其区域为地方自治，但中国拥有其宗主权领土》。

1936年，中国疆域变迁图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1596

第一章 明代瑰宝「东西洋航海图」




第一节「东西洋航海图」的发现与修复

2008年1月10日，这一天美国学者「罗伯特•班切勒(Robert Batchelor)」一大早来到牛津大学博多利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博多利安图书馆是牛津大学的中心图书馆收藏著牛津大学1300万册左右藏书中的850万册。博多利安图书馆不仅是欧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也是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班切勒，是美国南佐治亚大学近代全球史专家，每年一月他都会乘来牛津参加英国十八世纪研究学会年会的机会，查阅牛津大学博多利安图书馆近代东亚藏品。第二天他就要乘飞机回美国了，特地来到博多利安图书馆，看一看书目中一幅被称为「雪尔登中国地图」(Selden Map of China) 的明代地图。他没有丝毫预感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即将临到他的身上。
当博多利安图书馆的中文图书管员「何大卫（David Helliwell）」从书库裡把鲜有人过问的「雪尔登中国地图」取出来，小心翼翼地在地图阅览室的大桌上铺开时，班切勒看到，这幅古图已经多处破损残缺，而且退色严重，散发著古籍藏品特有的气味。由于，传统的中国古地图，总是以中国为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往往被当作弹丸之地，散落在周边，班切勒以为「雪尔登中国地图」就是这样一幅明代中国地图，最多不过是一幅原件而已。
然而，出乎意料，眼前这幅地图与他见过的所有中国地图大相径庭。最使他惊讶的是，地图上有著大面积的海域，整个中国大陆被挤到地图的左上方，中国南部沿海、东亚和东南亚海域和岛屿几乎占满了地图的一大半。明朝各行政区之间的边界以绿色的粗线条画出，各省、府、州、县的名称也用分类标识注明，但是内陆的其它细节较少。
借助房间裡柔和的灯光，班切勒注意到地图上有著一条条依稀可辨的黑色细线，把中国福建沿海与东南亚各港口连接起来，线条一侧还标有航向。多年研究近代世界贸易发展史的班切勒独具慧眼，立刻意识到这些线条非同小可，正是明代海商的贸易线路！而这幅所谓的「雪尔登中国地图」其实是明代远洋航海图！这幅图呈现出一个面向海洋、高度商业化、资本化、富有活力的明代中国，这将颠覆世人对明朝闭关保守的看法！班切勒顿时兴奋起来，激动地对何大卫说：「这张地图将要举世闻名！将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中！」
班切勒的发现，迅速传遍了东西方学术界。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幅地图的意义重大，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历史文献，迫使世人重新审视明代中国内陆与海洋的关係以及明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雪尔登中国地图」原图上没有中文图名，因此按传统以收藏者及捐赠人雪尔登命名。为了更準确地表达它的实际内容，何大卫在博多利安图书馆的最新目录中，已採用中国学者们普遍认同的中文图名「东西洋航海图」。

「东西洋航海图」被重新发现后，「罗伯特•敏特（Robert Minte）」、「玛瑞妮塔•斯蒂格利兹（Marinita Stiglitz）」共同撰写了修复和保护的提议，得到了朝圣者信託基金（The Pilgrim Trust）、拉德克利夫信託基金（The Radcliffe Trust）、伦敦绸缎商公司（The MercersCompany）提供的资金，博多利安图书馆的文物修復专家「罗伯特•敏特（Robert Minte)」和他的同事，以及来自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的另外两位专家共同承担了修复任务。

「东西洋航海图」最初是一幅掛图，之后被取下来，掛轴已经丢失。修復之前「东西洋航海图」被储藏在一个长长的盒子裡，被卷得太紧，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坏。同时由于经常被当作来自中国的希奇物品向观眾展示，这幅图到了二十世纪初已严重破损。1919年，按当时的做法，地图的背面被贴上一层棉布来加固，结果却弄巧成拙。随著时间的流逝，棉布变得僵硬，每一次打开和卷起，地图的一些碎片就会掉落下来，损坏程度相当严重。
修復专家们发现，这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的一项修復任务。他们用了几个月来设计修復方案，最后决定结合东西方的技术和材料，设法使地图修復的效果最接近原图。

修复过程中，专家们先是通过喷雾器用纯化水逐渐给地图的两面加湿，以除去背面的衬布和补丁，并减轻地图的变色和变形的情况。由於衬布和补丁所用的粘剂强度很大，而地图本身所用的纸张是极薄而易碎的三椏纸，专家们不得不使用竹片制成的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揭去衬布和补丁。由于地图加湿的次数和时间不能过长，专家们每一次只能工作一两个小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短时间内完成极为精细的工作。光是除去衬布和补丁这道工序，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东西洋航海图」还有不少残缺部分。专家们使用经过染色的中国纸张，一一加以填补。最后的工序是把三层日本桑纸贴在地图的背面来加固。在修复的各个不同阶段，他们还从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请带来具有特殊技术的专家加盟。整个修复过程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修復后的地图焕然一新，恢復了美丽的外观，2011年9月，博多利安图书馆举行的稀世珍品展上，首次向世人展现它的光彩。






第二节「东西洋航海图」的内容与特色

「东西洋航海图」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用多种顏色和中国炭黑墨画在由三张三亚皮拼成的一张大纸上。三亚皮来源于一种日本植物，十七世纪时在中国和韩国广泛耕种和交易。
「东西洋航海图」长158釐米，宽96釐米，显然是供富商家庭陈列在墙上或铺陈在大桌子上使用的巨幅远洋航海地图。


该图绘制的区域:
北起:中国明皇朝直属奴儿干都司、藩属朝鲜。
南至:中国南洋各藩属马六甲、爪哇岛、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

东达北部:日本列岛（本州岛、四国）、九州岛、中国藩属琉球（大琉球:冲绳、小琉球:台湾)、吕宋群岛、苏禄群岛。
西抵:中国明皇朝直属沿海各省府州县、藩属安南与缅甸、南印度。


「东西洋航海图」标出了国家、日本的省份、岛屿、珊瑚礁、河流、山脉和洋流，同时用黑线画出中国帆船从福建沿海出发的多条东西洋航路和沿线的六十个港口。
在图的顶部：画有罗盘、比例尺和一个定方位的矩形空框。
地图的西缘:有文字说明从印度到到波斯湾的航向。
在地图的左右上方边缘:分别有太阳和月亮的图像，上面用拉丁字注明太阳和月亮，据墨水分析是后来由汤玛斯·海德（Thomas Hyde）加注。
地图的中心点位于中国南海。很明显，「东西洋航海图」的中心是中国从北到南的沿海区域与相关岛屿以及东西洋区域。

中国大陆被挤在图的左上方显得有些变形，被置于次要地位。明朝各行政区之间的边界以绿色的粗线条画出，各省、府、州、县的名称也用分类标识注明，但是内陆的其它细节较少。日本（本州、四国）、朝鲜半岛的描绘很简略。然而，「东西洋航海图」对东南亚的地理地形，描绘得相对準确，特别是对菲律宾列岛（吕宋群岛、苏禄群岛）的描绘很详细，共标出了十六个地名。海洋和岛屿约占「东西洋航海图」的一半。

「东西洋航海图」显示出在当时相当丰富的地理和航海知识。
西边：马来半岛之上是紧临印度洋的印度，画有「黄河水源」和「星宿海」，也是长江和湄公河的发源地。
东边：标出了日本暖流(黑潮)，在琉球 写为「野纹门水流东」，在台湾和吕宋之间（巴士海峡） 写为「此门流水东甚紧」。

「东西洋航海图」画出中国帆船从福建沿海出发的
六条东洋航线、
十二条西洋航线、
沿线的六十多个港口、
还在一些航线一侧用文字注明了其主要航段的罗盘航向。
如，在往 琉球 的航线上，连续分段注明了「甲卯、乙卯、卯、乙卯、卯、乙卯」等文字，表明航行的方向。
在地图的最左端，古里国（古裡國/印度卡利卡特)附近，用文字说明通向波斯湾和红海的航线:
「古里 往 阿丹国，去西北，计用一百八十五更、
古里 往 法儿国，去西北，计用一百□□更、
古里 往 忽鲁謨斯，用乾针五更，用乾亥四十五更，用戌一百更，用辛戌一十五更，用子癸二十更，用辛酉五更，用亥十更，用乾亥三十，用单子五更」。
这表明中国明代对波斯湾和红海地区有相当的了解和兴趣。

中国传统制图方法为山水形象画法，即将地形、地物等诸要素用形象逼真的方法绘制成地图。形象画法的地图在中国有著悠久的历史，它是吸收了以山水为主题的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手法，其特点形象直观、立体感强、极富艺术性和易读性。
「东西洋航海图」，绘图者使用了中国山水形象画法，以山水画的艺术手法，以白描技法在地图上用墨汁勾勒出了山峦、树林、花草、河流、海浪等，然后以红、绿、蓝、黄、白、黑六种不同色彩的顏料加以染色，用以表示不同地区的地貌。对各省的边界、城市以及沿航线的各类地形地貌，如山峰、河流、岛礁、峡门等，均以各种不同的色彩和图案予以标识。在中国传统的地图制作法中，地图不仅是图表，也是画作。「东西洋航海图」本身就是一幅精美的山水画，是「画」与「图」完美的结合。

「东西洋航海图」的绘制者已相当了解南洋的风物和特产情况。树木的种类有楠、李、柳、竹，樟、松、棕等，大致与树木生长的维度一致，例如，中国明朝版图内画的树木和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画的树木是不同的。在“苏曼达”以西的岛屿上绘制了不同种类的经济作物棕櫚树，在南洋绘出了昂贵的商品紫檀，特别用文字说明「苏木达 即 亚齐」。图上有很多植被，包括兰花、牡丹、松、竹、杉、棕、枇杷，不少重复出现。在日本南部，绘有两朵鲜红的菊花。

更重要的是，「东西洋航海图」对中国传统的地图和地理概念，是一大突破。「东西洋航海图」是中国第一幅正确表现中国与东亚地区地理关係的海图。中国古代制图是与「天下」和「华夷」的概念密切相关（注1）。皇帝权利所及的领土为天下，而中国被认为是世界和文明的中心。离中心越远的地方，越是野蛮之地。
「天下地图」和「蛮族地图」差别不大，后者只是前者的扩展。其结果是，中国传统的世界地图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地理现实。官方绘图法将中国置于中央，外国如弹丸之地散于周边。当时「利玛竇」的地理观和他所画的世界地图影响了一批中国儒士，但传统文人所画的世界地图还是以中国为中心。

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曹君义」所绘世界地图「天下九边分野人跡路程全图」绘有36条未标注的经线，对欧洲、地中海、非洲的地理位置描绘相对準确，但欧洲、美国仍然是西夷弹丸之地。在巨大的中国周围是分割、矮化了的西方世界地图的内容，图中的经纬线仅是装饰而已（注2）。

「东西洋航海图」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自我审视的角度。该图不是从中国境内看中国，而是从境外看中国，特别是从海洋看中国。
「东西洋航海图」是中国第一幅正确表现中国与东亚地区地理关係的海图「东西洋航海图」把中国描绘成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一部分，中国与东亚及东南亚融为一体的格，而不是世界的中心，这在中国地图中实属首次。「东西洋航海图」表现出在当时十分前卫的世界观和海洋观，明显是参照了当时已出版的西方世界地图。
明代眾多的地图中，最多的是官方所绘国内外陆地、城镇、地形、河流、岛屿的各类海陆形势图和沿海海防图，如「筹海图编」。「东西洋航海图」不是以朝廷官员出使的线路，而是海洋贸易的线路，来勾画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这不仅凸显了民间商人的贸易活动的重要性，而且还体现了明代商人与国家，与世界，与海洋之间的新型关係。

中国航海历史悠久，然而流传至今的航海图，凤毛麟角。
「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是中国流传下来唯一的一幅远洋航海图。「郑和航海图」亦刻成于明崇祯元年(1628)，原图是手卷式，採用写景法，呈一字展开，在编入「武备志」时，改为书卷式，录图20对页，共40幅，其中国内18幅，国外22幅，最后附有过洋牵星图两对页。
「郑和航海图」，绘制了南京以下长江段，中国东海和南海直至印度洋，波斯湾，东非的航路以及沿海地形。图中以指南针表明的航线从
江苏太仓 至 忽鲁謨斯 (霍尔木兹) 的针路56条，
从 忽鲁謨斯 返 太仓 的针路53条。
「郑和航海图」，採用的是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式「对景图」的画法，绘制山形形象与有方位意义的地物，利用图与实地一一对景，即可判断出自己所处的位置。以消费者为中心定位，因此没有罗盘导航的因素，比例也不一致，依靠不同的线条和文字来说明。作为一幅十五世纪中国远洋近海航行图，「郑和航海图」与西方中世纪的航海图，在表示内容、表示方法与编制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注3）。

西方中世纪的航海图特点是图上佈满放射状的方位线，航行者借助这些方位线和罗经仪，可以随时测定船在海洋上的方向。图面绘有罗盘花和航程线，并採用了图解比例尺图，沿海地区描绘得较为仔细，陆地则常留有空白、或绘满图案来充填。这些图通常画在不足1平方米的羊皮纸上，少数大幅海图是由几张羊皮纸组成的，有时几张海图组成一部地图集。

「东西洋航海图」，比「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晚两百年，吸收了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后航海图的一些特点。如，绘有「罗盘比率尺、海岸线」描述準确、航线标示清楚、沿海口岸城市注记详实，甚至岛屿、礁沙也标识清楚。并没有沿袭中国古代传统的绘图法，根据针路来绘制航路，在简陋的草图上标识出航路附近的岛屿、城寨、港埠、王国等，而是在一幅绘制精细的彩色地图上，以黑线準确地画出从福建沿海延伸而出的东、西洋航路。
「东西洋航海图」，这种将广大海区画在一张地图上的框架性结构，本身就是托勒密式「一张地图上看世界」的西方地图的绘制特色，使用者可一目了然地看到中国在亚洲海洋世界中的位置，进而理解明朝中叶中国帆船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经营海外贸易的活动范围及主要航线。

「东西洋航海图」，是中国第一幅标有罗盘、比率尺的实用航海图，具有前所未有的方向感和距离感。上方正中画有中国传统的航海罗盘，準确无误地标识出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之八个方位。在东﹑西洋航线旁注明罗盘针经航向的甲子名、更数等导航定位资料。
如，往琉球的罗盘航向為「甲卯（85°、乙卯（95°）、卯（90°）、乙卯（95°）、卯（90°）、乙卯（95°）」。罗盘图下方的比例尺分10寸，每寸分10分，应是一把1尺=10寸的典型的中国量尺（注4）。
有人认为这个比例尺不是航海图所用之比例尺，绘图者并不了解比例尺的导航作用，只是参考当时西方人的航海图画法，信手画一个比例尺，作为一个装饰而已。然而根据「史蒂芬·戴维斯 (Stephen Davies) 」考证，它极可能就是航海图的比例尺:一寸即十更航程。根据古代计时方法，一日十更，一更即为2.4个钟头。在明代已经以「更」作为计量单位运用於航海之中，指一更时间内，船舶在标準航速下所通过的里程，约为六十浬。
以吕宋岛 马尼拉 到南洋 汶莱 的线路为例，在现代地图上，两地距离为1185公里(640海浬)，根据「东西洋航海图」的比例尺，是6.2天的航程，或者62更，那就得到每小时4.3海浬。从原始航海资料得到这个速度，是比较可信的（注5）。

「东西洋航海图」，还显示了「指南针北」、「地图北」之间的差异。图中比例尺与地图的水平线和垂直线不成正交，特别是与旁边的一个方框相比，比例尺的倾斜更明显。这个空白的方框，代表地图本身，与比例尺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定位仪」，在地图上显示磁偏角。
根据「李约瑟」的观察，十七世纪初中国的磁偏角是60到70W，与定位方框所表现出来的「指南针北」和「地图北」之间的差异相吻合（注6）。

「东西洋航海图」，不仅使用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式罗盘和独特的比例尺，以及中国式的计算航程时间和方向的方法，还採用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制图法，即用正方方格的网格座标体系，每一方格的边长，相当现今地图的比例尺，而没有採用西方的纬度经度座标。虽然「东西洋航海图」上中国大陆部分有些变形，但对南洋的绘制相对準确，能可能以参考了「利玛竇」世界地图，因为两者所绘的南洋地区很大相似之处。可以说「东西洋航海图」是东西制图传统的结合。

专家们在修复期间发现，去掉加固的衬布和补丁后，在航海图的背面，露出了一个比例尺草稿和航线的线路图草稿。主航线呈T形，
一条航线，与福建海岸线平行的，把笼仔沙机（九州岛长崎）、鱼鳞岛（九州岛平户）、占城（今越南中部）连接起来，
一条航线，从福建泉州附近出发，南下到吕宋岛的马尼拉。
这一主航线，把东洋国家日本（本州、四国）、九州、琉球、台湾、吕宋、苏禄、安南、与西洋连接起来，凸现了中国-琉球–九州–安南–南洋等航线在当时的海洋贸易中的重要性。
十七世纪初，九州朱印船，中国商船、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活跃在这条航线上。
主航线草图的发现，印证了「东西洋航海图」的创作重心的确是中国海商在东亚和南海从事贸易的航线（注7）。

这对于研究明代南洋的国际贸易，特别是中国与大帆船贸易的关係，以及明代中国对当时全球贸易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章 「东西洋航海图」的历史风尘




第一节「东西洋航海图」的绘制年代及作者考证


专家们考证该图的成图时间大约是十七世纪初，明朝万历年末、天啟年初，正值明朝海禁政策解禁后，海洋贸易蓬勃发展之时。
「郭育生、刘义杰」，根据台湾岛地名演变，认为「东西洋航海图」的成图时间应为明万历年间，即1566–1602年间(注8)。
「龚缨晏」，则跟据当时对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称呼推断，这幅地图很可能绘制于1610 –1620年间(注9)。
「陈佳荣」，则将编绘时间的上限确定在明万历六年(1578)，认为编绘年份应在1621年荷兰人佔据今印尼的马鲁古(Maluku)之后和1624年荷兰人入据台南之前，大约明朝天啟四年(1624)左右(注10)。


「东西洋航海图」的作者不详，专家们对此有多种猜测。该图的所有航线，无论是东洋航路，还是西洋航路，自中国沿海出发的起点都是福建东南沿海，而且这幅海图上很多汉字都是「闽南口语」，所以有专家认为该图的绘制者很可能是闽南人。
又由于，该图显示出许多不同于传统中国地图的绘图技巧和方法，而且图上有文字说明通往中东阿拉伯地区的航线，因此该图的作者也可能是一位定居在泉州，早已汉化了的阿拉伯人(注11)。

「东西洋航海图」在马鲁古群岛处，标有「万老高，红毛住，化人住」，由于「化人」是菲律宾”华人”专有的对西班牙人的称呼，因此作者也有可能是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人(注12)。同时由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人在东南亚的活动，这幅海图也可能是中西方文明碰撞的结果，是闽南籍海盗以及西方探险家共同所为(注13)。


「东西洋航海图」如何从中国或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英国，也是一个不解之谜。
(1)有一种说法是，17世纪初，爪哇岛「万丹」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胡椒生产及销售的商品集散地，当地常年聚居著大批来自欧洲、西亚、华南、马来半岛和香料群岛的商贾，其中以福建海商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最为活跃，双方经常携手合作经营胡椒收购和出口生意。在17世纪初的某一年，一位驻守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从赴万丹贸易胡椒的闽南商人之手，收购了这幅图，然后带回伦敦(注14)。
(2)另一种说法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指挥官「约翰沙利（John Saris）」，第一个到达九州岛的英国船长，接受这幅地图以抵消一笔大型贸易债务(注15)。也有人猜测，「东西洋航海图」是为当时居住在九州的中国大海商「李旦」所订制的，在前往九州岛的海途中，沦落为英荷两殖民者共同封锁葡萄牙海上贸易线行动的战利品。
「李旦」，是中国最大的海商集团的首领，被外国人称为中国船长(甲比丹)，与中国沿海省府州县官府、九州岛倭人关係互动密切，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理查﹒库克」也有商业合作，其船队每年往返于九州、中国琉球、台湾、南洋从事走私贸易。1620年，李旦的一艘船从马尼拉经澳门返回长崎，船长是一位本州岛大阪人，船员由中国人和倭人组成，有两名葡萄牙水手，和一名葡萄牙嚮导，另外还有两名化装成商人準备潜入九州岛传教的葡萄牙神父。时值幕府禁止与天主教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通商，让英国和荷兰两国帮助封锁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马尼拉航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伊莉莎白号刚从伦敦到达，热衷于阻止葡萄牙人传播天主教，在台湾附近截获这条船，而「东西洋航海图」恰巧就在这条船上。这一事件在九州岛长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李旦」涉嫌走私和偷运葡萄牙传教士进入九州岛，「李旦、理查﹒库克」为了保护各自的公司，设法把公眾的视线从走私转移到传教士身上。李旦得以脱身，但倭人船长和两名葡萄牙神父在九州岛被酷刑处死，成为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殉道案。最终，英荷联合封锁行动被取消，英国在九州岛的工厂被迫关闭，李丹的大量货物被没收，理查·库克也在返回英国的海途中抑鬱而终。遗憾的是，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东西洋航海图」就是在这次拦截中落入英国人手中。东印度公司的档案素来保留完整，然而却没有关于「伊莉莎白号」这次拦截的纪录。所有英文资料，包括理查﹒库克的日记，运到伦敦后就散落了(注16)。 因为没有记录，人们可以任意想像；也因为没有证据，「东西洋航海图」如何来到英国，只能是一个谜。


「约翰﹒雪尔登」（1584–1654）是英国著名律师，也是牛津大学第一位东方学家。约翰﹒雪尔登于1653年获得这幅图，后来在遗嘱中写到，「一幅中国地图，中国制，彩色，精美，外加一个中国式罗盘，一英长官获得后，即使对方出高价也不愿归还」。雪尔登在遗嘱中说，希望把这幅图和其他收藏品，包括大量东方手稿和希腊大理石刻等，捐给一个方便公眾的公共图书馆。
「约翰﹒雪尔登」于1635年，曾经发表过一本书「封闭的海洋」，挑战荷兰法学家 格劳修斯「开放的海洋」一书中的观点。格劳修斯宣称，海洋是国际共用的，任何国家可以自由地使用所有海洋从事航海贸易。约翰﹒雪尔登则认为海洋和陆地一样可以成为国家领土的一部份，反对荷兰在北海扩张势力，同时也反对英国与荷兰联合封锁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马尼拉航线。雪尔登收藏这幅中国航海地图，显然是出自于他对海权与贸易的浓厚兴趣。如果「东西洋航海图」真的是英国荷兰联合行动的战利品，却落入雪尔登手中，岂不是太有讽刺意味了(注17)？






第二节「东西洋航海图」与博多利安图书馆


「东西洋航海图」的收藏者「约翰·雪尔登」于1654年，去世。
1659年，雪尔登的临终愿望得以实现「东西洋航海图」被他母校的图书馆所收藏。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得以存留下来，成为现在唯一倖存的明代远洋航海图。博多利安图书馆是牛津大学眾多的图书馆之中最大的一个，具有悠久的收集中文书籍的传统。早在1604年，牛津大学校友、外交官和知识推动家「汤玛斯﹒博多利（1545–1613）」就开始為博多利安图书馆收集中文书籍。那一年，博多利通过欧洲最大的东方货物转运站阿姆斯特丹，购买了第一批中文书籍。虽然当时荷兰和英国还没有人看得懂中文，但博多利坚信总有一天会有人能发掘出这些书籍中包含的知识。在十六世纪漫长的时间裡，博多利安图书馆收集的中文书数量是欧洲第一，大约占整个欧洲中文藏书的五分之一，而且几乎全部倖存下来(注18)。


「东西洋航海图」落户博多利安图书馆几十年后，才遇到了第一位能读懂它的人沉福宗。「沉福宗（Michael Alphonsius，1657–1692）」是一名中国天主教徒，于1683年随同他的老师比利时耶穌会士「柏应理」前往罗马向教皇汇报在中国传教的情况，沿途晋见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沉福宗在路易十四面前，展示了孔子的像，并用毛笔表演了书法。这次访问促成了法国在1685年派等一批传教士来华。柏应理、沉福宗又到罗马朝见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并献上400余卷由传教士编纂的中国文献，成為梵蒂冈图书馆早期汉籍藏本。1687年，柏应理、沉福宗在伦敦拜见了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很喜欢这个知识丰富的中国人，特让画家「克内勒」爵士，为沉福宗绘了一幅真人大小的全身油画像，悬掛在他的寝宫。

「汤玛斯﹒海德（1636–1703）」是当时博多利安图书馆的东方学家，却不识汉字。于是，1687年夏天，沉福宗受邀来到牛津，用他的中文和熟练的拉丁文，説明海德为博多利安图书馆的中文书籍和手稿的题目翻译成拉丁文，并编写目录。海德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弥格尔﹒沉福宗 是一位通晓中国各门学问的学者，真诚可靠......能说拉丁文，我们能自由自在地进行交流。」在博多利安图书馆1686–1687年的帐簿上，至今可以看到一笔六英镑的支出:「付给编纂中国书籍目录的中国人，供其开支和住宿」(注19)。海德从沉福宗的解释中知道了「东西洋航海图」的中文意思，随即用拉丁文在许多汉字地名旁边做了注译。
今天在「东西洋航海图」看到的罗马字和拉丁文字，就是 沉福宗、托玛思·海德 的后来加注手跡。


1697年，牛津学者「爱德华﹒伯纳德（Edward Bernard，1638–1697）」把 沉福宗、海德 所共同完成的中文书目录，编入了拉丁文书目。几百年后，精通中文的 何大卫，把它更新和注释，编成十七世纪欧洲中文书籍目录。正是根据这一目录，2008年，美国学者美国学者 罗伯特﹒班切勒 查到了被称为「雪尔顿中国地图」的「东西洋航海图」，从而发现了它的独特性和巨大价值。1688年，沉福宗 离开牛津前往里斯本成为耶穌会教士。1691年，在回中国的海途中不幸因病去世。直到今天，他的画像依然悬掛在温莎城堡内。


博多利安图书馆收藏的明代航海文物，除了「东西洋航海图」，还有一本明代航海针经「顺风相送」。1639年，一位耶穌会教士赠送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劳德」一本明代航海针经「顺风相送」，后来 威廉·劳德把「顺风相送」连同他收集的其他亚洲书籍和手稿捐赠给了博多利安图书馆。


把「东西洋航海图」与「顺风相送」海道针经中的有关航路记载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东西洋航海图」的航路文字说明取自「顺风相送」，只是更为简略而已。实际上，根据，针经与海图如同手与手套，贴切吻合(注20)。针经和海图两者配合起来，生动直观地勾勒出一幅明代中国的画像: 明代中国远非一个闭关自守的农业国，而是一个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的海洋国家。

第三章 「东西洋航海图」与明代海上贸易





「东西洋航海图」最大的重要性在於其勾勒出了中国商船在整个东亚地区的航线。图中的六条东洋航路、十二条西洋航路、沿线六十个港口，记录了十七世纪初中国海商从事海上贸易的活动。中国海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域，来往于中国沿海、琉球、九州岛、吕宋岛、苏禄岛、南洋群岛之间。
「东西洋航海图」充分说明，明代在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商业革命之后，海上贸易冲破海禁，得到空前的繁荣发展。




第一节         明朝商品经济、航海与造船技术


一般人印象中，明朝(1368–1644)是一个专制而封闭的社会。在明朝的开国皇帝洪武帝朱元璋(1368-1398)的统治下，中国的专制皇权体制登峰造极，首开先例取消了臣相，皇帝独揽行政大权，以后整个明清时期大多遵循这一体制。然而，与之前的朝代相比，明帝国的经济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明朝也是中国文明在技术，商业，艺术和文学方面的顶峰。洪武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非常重视农业。他登上皇位后，立即恢復元朝末期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他试图建立自给自足的农业社区，人口不流动，也没有商务工作和城市贸易中心。臣民都要在政府註册职业，世世代代都要在同一个地区从事同样的职业。然而，僵化的农业经济和财政经济制度并不能阻止明代社会不断商品化。随著社会趋于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出现了大量剩余农产品。同时，洪武改善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线路，也极大地促进了民间的商贸活动，沿著朝廷官府臣使的路线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市场，数量庞大的余农产品在这里出售，最终导致了明代商业革命的发生（注21）。

明永乐年间，中国的财力和势力继续增长。永乐皇帝(1402–1424年)被普遍看作明皇朝的「第二个开国皇帝」，因为他扭转他父亲的许多政策，包括压制士绅和商人的政策。永乐皇帝也把他的京城从南京搬到北京，在1403年修建了一个新的北京城，其中包括皇城和紫禁城，使北京城市总体扩大到了4.5英里。首都北移之后，为京城运输所需物资的任务十分急迫。永乐下令重新开通连接南北内陆水域的大运河。大运河沿岸出现了很多新兴的主要港口，随著越来越的人经商，明代的商业越来越繁荣。与宋代的第一次商业革命相比，发生在明代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市场经济更广泛，经济增长的种类更多样化（注22）。

长江流域，福建和北京周边是市场最集中的地区，人们拥有土地的数量急剧下降，更多的人不再靠农业生活。棉花产量大幅增加，家家户户种植，处理棉花，自己生产棉制品。城乡纺织业得到普遍发展，特别是江南一带，已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许多城镇，尤其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和福建，开始生产特种工艺品，如各种织法的丝绸，不同重量的纸张和独特的陶器和瓷器。其中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福建德化的白瓷，异常精美，远销世界各地。明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场的繁荣，从明代「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之中可见一斑。

明朝的航海和造船业继承了唐、宋、元的成就，十分发达。明初大规模的造船业都属於官办工业。船的种类有海上远航用的大型海船，海上或江河作战用的战船、运粮的浅船、航行在江河的快船等等。
明初官营造船业规模最大的南京的龙江船厂。厂地广阔，船造成后，直接在长江下水。还设有龙江宝船厂，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制造大型高级海船（注23）。

早在宋代，中国海船就开始使用指南针导航。大约在公元12世纪，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通过海路传入阿拉
伯，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中国船尾柱舵也更先进，可以追溯到二世纪，欧洲人在十三世纪才采用。从唐代起，中国船舶中已设有水密隔舱，到了宋代更日益精湛。舱与舱之间严密分开，因此在航行中，特别是在远洋航行中，即使有一两个舱区破损进水，水也不会流到其他舱区。便于修补，还可以养鱼和储存淡水，改善船员生活。

明永乐三年(1435)，明代汉化阿拉伯裔航海家 郑和(1371–1433) 在1405–1433年之间前后七次率舰队奉使出西洋(今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郑和 的船队从 苏州 出发，先到 琉球（冲绳、台湾）、吕宋岛、苏禄岛、中国南半岛（越南）南部、西爪哇、泰国、麻六甲、苏门答腊、 斯里兰卡、印度、马鲁古群岛、亚丁、麦加、非洲的东海岸等地，访问了亚洲、非洲等30余国。

郑和 下西洋比 哥伦布 1492年发现了 新大陆美洲 更早。
哥伦布 航行有4艘船:郑和 下西洋有317艘船、
圣玛丽亚号 长24米，容量为250公吨:宝船 至少有120米长，2200公吨、
郑和 统领28，000人，航海专家，天文学家，法官，甚至阿拉伯语翻译也在船上。中国船舶上的医生和草药专家为180人，相当于达伽马的全体船员。中国船舶，在规模，人员和设备的上往往是由欧洲船队的十倍或十倍以上。哥伦布的船员们靠海水烤的面包勉强度日，郑和和他的船员们可以享用到专门放养在单独密封舱里的新鲜淡水鱼（注24）。

明中叶以后，私营造船业，发展更快，分布更广，能根据各条航线的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船舶。明代著名的船形有福建的福船、广东的广船、浙江的沙船。
如，浙江沿海多浅水沙滩，设计一种平底，方头，多桅，布帆，便于荡桨的沙船。又在两侧加设梗水物和太平篮以增强平稳。
又如，福建海面水深风疾，故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仰而口张，其尾高耸，设楼三重于上，其旁皆护板，护以茅竹，竖立如恒，其帆桅二道。」

先进的航海和造船业也促进了明朝中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宋朝繁荣的海上贸易相比，明朝海上贸易的规模更为宏大（注25）。
早在汉代，中国海商就已前往南洋经商，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广东，后连接泉州，经南洋通往罗马。
宋代以降，凭藉中国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中国商人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贸易。中国海商的足跡遍及南洋各沿海地区，从事远端和短途贸易，经营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矿物、染料、蔗糖，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等商品(注26)。








第二节         明代贡朝贸易与私人海上贸易


明代前期，在严格的海禁政策下，中国海外贸易主要是在朝贡体系下进行的。朝廷对朝贡贸易制定了一整套十分严格的规章制度，具体规定了各国朝贡使节和船舶的数量，而且，只有承载外国朝贡使团的船隻才可获准进入中国港口。南洋各地藩属只能通过朝贡这一管道才能获得中国物资。安南，占城，高丽，真腊，爪哇等国，每三年一贡，琉球国两年一贡，九州十年一贡。各朝贡使团抵京后，会向明朝皇帝进贡一定数量的舶来品。在厚往薄来的原则下，皇帝恩赐给外国使团的各色丝缎绢绸和商品却常常价值数倍于外国使团进贡的商品。如果说洪武帝的朝贡贸易体系主要是一种政治外交手段，那么永乐帝就是利用朝贡贸易的方式来垄断整个国家的海洋贸易。郑和七下西洋是明朝贡朝贸易的巔峰，在越南，爪哇，苏马达，斯里兰卡、西印度建立了一系列的港口。

然而，永乐皇帝死后，郑和的下西洋被取消了。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同年去世。宝船搁置腐烂，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也被销毁。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进攻明朝，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行至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虏到蒙古，史称「土木之变」。由於北方领土受到蒙古的威胁，明朝改变了其海洋政策，从此把眼光从海洋转到了内陆（注27）。

明朝的私人海上贸易，从一开始就受到明政府的禁止，因此具有亦商亦盗的特点。明王朝的禁海政策，不仅是為了把海外贸易控制在官方手中，也是为了加强海防。洪武年间，日本战乱，倭寇侵扰中国沿岸地区，从西元1368年至西元1374年这七年间，侵扰次数多达二十三次之多(注28)。为了防止反明势力勾结倭寇，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詔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注29)，拉开了海禁序幕。永乐年间贡朝贸易大有发展，郑和七下下西洋，但民间海上外贸仍遭禁绝，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嘉靖年间，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注30)。明朝的海禁政策持续200 多年。如此严厉的贸易壁垒自然会催生走私。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来自中国的商品稀缺、走私获得的利润高。禁止私人海上贸易并未能消除倭寇的骚扰。相反，它刺激了海上的非法交易活动。明初海上私人贸易的形式多样，一些商人冒充明朝的使者出海贸易。也有将外国走私商船引至沿海走私港进行交易者，当然，更多的海商是冒著风险，私下出洋贩运(注31)。福建在宋元时期即有海上贸易的传统。用明朝流行的话说: 海者，闽人之田也。海禁后舟楫不通，福建与海外的贸易联繫大大萎缩，人民生计萧条，只好冒禁以走私形式维持宋元以来的海上私商贸易。在沿岸视线内的距离，福建船还只是很浅的平底船。一当驶出了当地执法人员的眼目，这些船隻立刻改头换面了，用竹篱笆锚杆支护围住舷墙周围，防止海浪冲上甲板，保持船隻稳定。当地的船隻从福建村子出海时，假装沿海岸航行，远离陆地的视线后，就改往东航行，从福建的港口到台湾岛还不到两天的航程，但这是非法的。按法律船只最多只能携带两天的食物和水，但这足够让商人单程从中国水域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台湾得到补给后，一些商人可能会沿著琉球列岛岛链，一直到达九州岛的港口平户和长崎。其他商人则选择沿海岸驶向吕宋岛的马尼拉，或者沿著中国南半岛的安南(越南)海岸，到达爪哇(注32)。

虽然明朝的贡朝贸易，特别是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在南海的贸易发展有贡献，但是私人海商才是南海地区贸易的主力。高度组织起来的明代私人海商南下贸易，与北上的穆斯林商人通商，在十五世纪后半期，欧洲人东来之前，北起日本，南至印尼群岛的庞大的海上贸易区。这一南海贸易区。虽还不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然而通过内部频繁的贸易活动，达到高度的经济融合，成為了一个自给自足，应变能力极高的国际经济体系(注33)。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相继进入中国海域，与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海盗活动相匯，把东南海域的海盗活动推向高潮，以至於嘉靖年间成为中国海盗的腾飞时期(注34)。


1498年，葡萄牙开闢了从西欧直达印度的新航路，之后又佔领了印度西海岸果阿以及马亚半岛的麻六甲，并于1514年，抵达珠江口东侧屯门岛。1522 年，葡萄牙人来到闽浙沿海地区，从事中日之间走私，用日本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织品，从中获利，寧波附近的双屿岛因此发展成一个颇为兴盛的国际走私贸易中心。


嘉靖二年 (1524) ，日本贡使争贡事件，明庭断绝与日本的官方贸易，使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走私发展极快，利润极大。越来越多的沿海商人、小贩、渔民和农民纷纷加入到了非法海外贸易的行列中。特别是王直走私集团在1544年从日本九州回到双屿港后，双屿港的国际走私活动达到高峰很快成為欧洲和亚洲进口商品在东亚最大的海上走私中心。


嘉靖(1522–1566)以前，私人海上贸易规模较小。嘉靖年间，随著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飞速发展，特别是双屿港走私贸易中心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开始带有武装走私贸易特点，形成了资本雄厚，船多势大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一方面到日本南洋各地做买卖，另一方面又往来于日本与中国沿海之间，沿海打劫，进行海盗式的海上贸易活动。


嘉靖二十七年(1548)，双屿港走私中心被明廷摧毁后，大规模的海盗活动转入闽粤沿海，中国南方广大沿海地区每年都遭遇海盗的洗劫(注35)。


嘉靖以前，主要是日本海盗骚扰中国沿海。但是，明朝嘉靖时期的倭寇成分复杂。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倭寇」，除一部份是真倭外，绝大多数是中国东海沿海居民。此外还有一些马来人、暹罗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非洲人。倭寇首领大部分是中国人，而倭船大都是中国船（36）。
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616年)，「戚继光」带兵入广剿倭时，他亲眼看到，「为大巢者三，皆为惠潮亡命所据」(注37 )。
浙江巡抚「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说，「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於日本者不下数千，其餘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为倭也」(注38)。
盛行于福建浙江沿海以葡萄牙人為主的多国走私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国沿海居民，当地士绅，甚至明朝官员的合作和支援。沿海各阶层的居民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海盗活动，海盗与商人并无二致，海禁一开，盗即商，海禁一行，商即盗。无怪乎浙江巡抚朱紈说，「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注39)。


嘉靖朝严厉的海禁法株连九族，冒充「倭」则可以保护家人。对於剿倭官兵，称被倭寇击败了容易推卸责任，赢了则奖赏更高。而对统治者来说，将沿海民乱定义為外族入侵，镇压起来也更為便利与合理。於是，一场因海禁而导致的海滨民眾的叛乱，变成為了一场异族的入侵(注40)。嘉靖皇帝驾崩后，新即位的隆庆皇帝批准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一部分海盗转為海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缓解和平息。显而易见，嘉靖时期的倭患，是民间海上贸易和官方禁海政策的冲突的一种极端的表现(注41)。
1567年，的明朝庆隆开禁是很有限度的。月港是唯一允许民眾赴海外经商的港口，每年发放的商引很有限，特别是仍然禁止与日本通商，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私人海上贸易的要求。明代中后期，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出现了一批无视海禁王法的走私海商。对於明政府镇压政策，这部分海商进行武装反抗，成為亦商亦盗，拥有强大海上武装力量的海上集团。如李旦，郑芝龙、顏思齐、李魁奇、鐘斌、杨六、杨七等海商集团。其中尤以李旦的义子郑之龙海商集团最著名，其资本之厚，贸易范围之广，啟用时间之久，影响之大，超过其他海商集团，在福建沿海一带发展迅速，逐步形成具有海上政权雏形的海商–事复合体(注42)。








第三节         泉州，海上丝瓷之路与大帆船贸易


雪尔登中国地图所有的十六个东西航线都从福建海岸港口城市泉州出发，与南中国海地区 60 个港口相连。泉州市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与臺湾跨海相望，海上交通便利，向北可达到日本、琉球和韩国，向东可达菲律宾，向南可达马来半岛和爪哇。泉州在古时海上交通就很发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在元代已成為海内外知名的世界最大贸易港口，眾多外国商人、游客和传教士定居住在此。郑和下西洋得益于泉州在港口、船舶建造、外国海上贸易、货物、宗教、人才和许多其他方面的优势。例如，郑和能够在泉州眾多的阿拉伯人中找到航行所需的口译员，水手和导航员。泉洲也是丝绸和瓷器销往西方国家的收集和分发中心。外国贸易船隻乘著春季和夏季的东南风到达泉州，在秋天乘著西北风离去。每年外国船隻扬帆而去之时，泉州的朝廷命官、海关官员和知名人士常要登上泉州的九日山，为求得行船顺风举行祈风仪式，将祈祷刻在山崖上。九日山至今还保留著宋元以来以及明代的七十多处祈风石刻。


明代海禁政策严重影响泉州市的经济发展。许多商家转移到附近看守不那麼严密的港口，如漳州的月港。漳州在东西洋航海图中的标示也非常突出，细看之下，所有航线的起始点，实际上位於泉州和漳州之间， 后者不过是较前者更靠近内陆一点。1567年，明隆庆皇帝登基后不久，即开放海禁，允许福建商船从漳州月港泛舶出洋，合法地与海外通商。明朝政府之所以选择在月港开禁，一方面是顺应闽南人以海为生，非市舶无以助衣食的习俗，另一方面是沿袭开禁前大量走私船只皆由此出洋的习惯。朝廷在海禁开放之初每年仅允许50艘福建帆船前往东西洋贸易，1589年增至88 艘。之后，1592 年颁发的出海贸易的船引(许可证) 数量增至110 张，而1597年获准合法出洋贸易的福建帆船数量已多达137艘(43)。


月港开禁恰值马尼拉帆船(Galleon Trade)贸易兴起之时。1571年，西班牙开闢了塞尔维(西班牙)－阿卡普尔科(墨西哥)－马尼拉(菲律宾)－月港(中国) 的大帆船贸易航线。对马尼拉的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中最有利的一部分，也是当时南海贸易利润最高的一条航线。马尼拉与月港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中国福建商人经营(44)。中国运销马尼拉的生丝有细丝、粗丝、本丝、色丝，丝织品种类繁多，有面纱、锦缎、白绸、彩绸、印花绢、线绢、天鹅绒、丝袜、花绸阳伞、丝麻混纺製品等，成為中菲贸易的大宗商品。45关於前来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当时的一位西属马尼拉大法官曾做过生动的描述: 「按照惯例，每年都有数量眾多的小船和大型帆船从中华大帝国航行前来马尼拉，船上满载著货物。每年大约有三、四十艘这样的商船前来。他们不像海军舰队般大规模地鱼贯而入，而是三三两两地结伴而行。这些帆船随著季风顺风而行，并通常是在三月份天气晴朗、新月高掛之时航抵达……他们前来马尼拉的航程约需时十五到二十天，在此地将运载来的商品销售一空后，趁著五月底、或六月初，强劲的西南季候风到来之前及时返航，以确保返航途中的安全」(注46)。


中国人到马尼拉后，在马尼拉市东北部集中居住、贸易，那个地方被当地人称為「生丝市场」。在「生丝市场」，价格由熟悉行情的西班牙人和中国人商量决定，由买主以白银支付。一切交易必须在五月底以前完成，以便中国商船返航，同时西班牙人也可以把货物装上大帆船，在六月底以前运往美洲。「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的大帆船。就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人们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当他们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注47)。晚明时期从中国沿海开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源源不断，月港、澳门开往马尼拉的商船1588年为46艘，1609~1612年间平均每年为37.2艘(注48)。
对马尼拉的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中最有利的一部分，也是当时南海贸易利润最高的一条航线。与其它贸易航线不同，福建与马尼拉之间的帆船贸易颇具特色，其所交易的商品是中国丝绸和美洲白银等价值奇高的货物。庆隆开禁是很有限度的，月港是唯一允许民眾赴海外经商的港口，每年发放的商引很有限，而且与日本通商仍然禁止，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出现了大批走私海商。当时的马尼拉走私贸易活动猖獗，在马尼拉港口週边悄悄停泊的帆船数目甚眾，大批福建商人曾偷偷地潜入马尼拉贸易，尽管他们手上持有的官方船引指定这些商贾原应前往占城、东京、北大年或臺湾进行市易。究其原因，这些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敢於冒险出洋的福建商人「或贪路近利多，阴贩吕宋」，目的就在於能够儘快地以丝绸交换白银(注49)。难怪东西洋航海图上菲律宾的海岸绘得十分详细，16个港口的位置和名字清清楚楚。


瓷器是另一宗海洋贸易的主要商品。瓷器的外销市场主要是欧洲，日本和东南亚。葡萄牙最早贩运中国的瓷器。1602年荷兰人劫持了一艘葡萄牙商船，船上装载了大量中国青花器。由於不知道这些瓷器从何而来，荷兰人称之为「克拉克瓷器」(kraak)，克拉克即葡萄牙船的意思。这批瓷器第二年在阿姆斯特丹进行了拍卖，引起轰动，极大地刺激了荷兰人对中国瓷器的渴望。17世纪，荷兰人打破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的垄断，成為中国外销瓷新的垄断商。荷兰人把订制中国瓷器变成一种市场行為，製成啤酒杯和芥末罐等器皿，更加符合欧洲人的日常需求，进入欧洲普通市民的家庭，真正打开了欧洲的市场。大批中国瓷器从厦门运到臺湾或巴达维亚，在由荷兰东印度公司销售到世界各地。
在17世纪的日本，上等的中国瓷器备受推崇，成為日本茶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39年日本幕府发佈锁国令，禁止与葡萄牙和西班牙通商，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赴长崎–港进行海上贸易，於是中国沿海以及南洋属中国华侨的各类商船纷纷前往长崎日本与荷兰商船争夺丝瓷贸易市场，这些商船被统称为「唐船」。儘管明政府颁佈了禁令，但仍有许多华人华裔為了白银而来到日本，以九州各地為中心，形成了许多「唐人町」。日本人的口味与喜爱克拉克瓷盘瓷的欧洲人不同，日本人的首选是景德镇生產的一种特殊的青花瓷所谓「古染付」和「祥瑞」，在景德镇定制了狠多绘有中国风格图案设计的古染付小器皿，在茶道仪式中使用。日本山口县离中国不远，因此很多中国商人乘船到此地。山口县博物馆保留著一幅「日明贸易旗」的文物，一面旗帜，画著日本贸易官员的家族徽章，上面有几行字说，次年一条中国泉州商船会到此交易，届时会打著同样旗号。这是一个明代泉州海外贸易的明证。
2007年5月，在广东汕头海岸附近的南澳岛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被命名為南澳一号。它有25个船舱，是 27 米长是迄今在中国打捞的最大远洋商船船。专家证实这是一艘明代万历年间武装走私船隻。从在福建漳州的月港出发，在南澳岛触击礁石，沉没于福建，广东和臺湾相交的水域。这艘船载有大量的瓷器，打捞出超过 6000 件，其中大多数都是漳州生產的青花瓷。南澳的发现生动地展现了明代瓷器出口贸易的盛况。


明代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货币主要是白银。中国出口大量的丝绸和瓷器，但进口的只有少量的香料和诸如此类的货物。要解决贸易不平衡，另一方不得不支付的钱，即白银。从墨西哥走私到西班牙的银子落到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人手中，又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同时，每年中日丝银贸易中有大量白银从日本运到中国。大量美洲白银与日本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这样的情形持续了25年，成为全球贸易的一个特徵，被称之为「商业朝贡」(注50)。

第四章 从「东西洋航海图」看明代中国






第一节开放、活泼、多元的明朝社会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明代是一个孤立的农业国家，对世界其它地区毫无兴趣。然而，「东西洋航海图」的重新发现表明，明代的中国，面向海洋，海外贸易极為发达。明代海上贸易带来了东西方的碰撞，对明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不仅改变了明代中国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政治经济结构，人口构成等，对全球经济体制的形成，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价值观，消费观，文化明代中后期的全球贸易和消费取向悄然影响著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明朝初期，商人的地位受到高度抑制，其数量不大。随著明中叶贸易网路的扩展，参与商务工作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明末商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改善，文人和商人日益融合，打破了学者商人之间的屏障。商人权力扩大的过程中，一些文人披上了商人和文人的双重身份，或放弃文人的身份，或成為一个商人，亦儒亦商，弃儒从商的现象成為明代社会的重要特徵之一。随著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参加当地的活动，如捐赠给当地的佛教寺庙和其他行為，在明末绅士社会逐步形成。士绅社会有强烈的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倾向，但永远不能完全与国家脱离，从而形成了一种对抗和整合的国家与社会的关係（注51）。
一方面，面对一个崛起的商业和商人群体，一些士绅也试图通过领引文化以维持其优越的社会地位。从明代中叶起，有一种趋势，对艺术品和收藏品鉴赏的文化消费，档次越来越高。明代后期的全球贸易和消费取向悄然影响中国文人在园林，绘画，书籍和文物的品味。明末江南艺术市场十分活跃。知识份子和商人都非常积极地参与。艺术品味和潮流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学者和商人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需要金钱来维持奢侈的生活，新兴的商人阶层，通过支付「学费」学习艺术品味，逐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晚明，个人对自我表达的渴望和对金钱的追逐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席捲整个社会的奢侈趋势。
例如，晚宴从适度的蔬菜和水果演变成了陈列在昂贵的瓷器内的肉和鱼; 明太祖命定的男性头饰朴实的四方帽被各种华丽帽子取代，更不用说妇女头饰的花样多麼稀奇古怪了；简单的布鞋也已被华丽的鞋类取代。富人们的生活方式，慢慢改变了地方上的习俗。他们在礼仪，礼节，服装上极為铺张浪费，在下层人中引起了炫耀性的消费狂潮。人们对明初服装等级制度和服装的纯朴风格感到厌倦，连平民都同样穿用华奢服饰，用服装来挑战自己在社会中的无名地位。

到16世纪60年代，无论是士绅还是平民都同样穿用他们喜欢穿戴的华奢服饰。连货郎都身著非常华丽的服饰（注52）。
在等级制度的其他方面，如，住房，交通工具等，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明初洪武皇帝制定的道德秩序逐渐解体，明代晚期变成了一个彻底商业化和社会道德贬低的社会。银元被指责為罪魁祸首，成為邪恶的化身，使中国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人们到处旅行，想像力飆升，打破禁忌。消费来拉动生產，贸易打破了纯农业社会关係形成的道德，助长了竞争，从而溶解了的公共规范。礼貌，谦虚，关注他人道德的儒家价值观的核心，荡然无存（注53）。


天主教和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明代中国
中外交流频繁，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渗透。从明代中叶，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有相当的规模，特别显著的是与天主教和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罗马天主教耶穌会士随著葡萄牙、西班牙商船抵达中国，将天主教连同西洋奇器及商品通过各种途径传入这古老的东方大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西洋奇器如火炮、自鸣鐘、眼镜、望远镜等是西学东渐的媒介和先导，对明代士大夫的视野和文化观念產生了巨大冲击。
部分远见卓识的知识份子精英开始接受西洋文明，既认识到西洋天主教与儒教的均等地位，同时又承认西洋的天文奇器独有所长。这一论断完全不同于天朝上国惟我独尊的文化自大主义，反映出其思想深处的多元文化倾向。

徐光啟、李之藻、李经天、王微等不仅对西洋奇器十分著迷，而且对製造这些奇器的西洋科学和技术充满热忱，并与传教士一道翻译西洋科技书籍，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和「奇器图说」等。崇禎七年徐光啟奏请建造当时先进的科学仪器日暑、星暑、望远镜，用於测定历法的科学活动中。耶穌会士和穆斯林学者因為在数学和天文学受过训练，被朝廷聘请从事皇家日历系统的工作。
自洪武皇帝以来，皇家天文局的一个穆斯林部，全部聘用穆斯林学者；伊斯兰教清真寺在北京城随处可见（注54）。
耶穌会传教士，义大利人利玛竇（Matteo Ricci，1552–1610）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
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為「泰西儒士」。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首次向中国知识份子介绍，地球是一个球体。1609年，用西方最先进的地图绘製技术结合中国的资料，在广东肇庆绘製完成首幅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利马竇后来又画了三幅中文世界地图：「舆地山海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利马竇在中国所画的世界地图是当时最先进的，説明中国人知道了经纬、赤道、南北回归线等概念，瞭解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的地理知。利马竇所翻译的大量的地理名称和外国地名河沿用到今天（注55）。由於他的影响下，一些知名的中国文人官员如徐光啟接受了他的宗教。中国明代亦成為中国歷史上最多元的时期之一。
融合中西元素的青花瓷中国的青花瓷开创于唐代，成熟于元代，繁盛于明清之际。随著明代大批青花瓷器销往世界各地，中国青花瓷艺术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吸收外来的文化的影响，在色彩，形状，花纹，题材上，反映了各个地区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

明代永宣青花瓷代表了中国青花瓷的最高品质，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博物馆中都躋身于最负盛名的展品之列。明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的大发展与郑和船队远航有直接关係。郑和下西洋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產能力，同时对提高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品质，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郑和带回的诸国土產中，与明初青花瓷烧造有直接关係的是「苏勃泥青」这种优质瓷绘原料，而这种青料是中东所独有的。正是这种进口青料的使用使永宣青花的发色有别于歷代青花。青花瓷随郑和船队远销中东、西亚，也换回了异域精美的金银器工艺品，景德镇烧瓷艺人以此為参照，製作出异域风格的青花瓷器。一些穆斯林商人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亲自携带画样，大批定烧青花瓷后直接在港口装船运往西亚各国，使中国生產的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风靡一时。这一时期青花瓷从形式到内容都带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韵味。明武宗皇帝尊崇伊斯兰教，正德瓷器上出现了大量的以伊斯兰纹饰作為装饰的器物。
16世纪葡萄牙率先到达中国，最早把瓷器传到欧洲。在中欧海上瓷器贸易开始不久，就引发了欧洲的中国风，改变了欧洲的生活时尚。中国瓷器常常被加上黄金装饰，用於最高尚的用途。美国国家艺术馆的保存著由乔瓦尼贝利尼1514年画的「诸神之宴」，其中可以看到中国的青花瓷器。在东西方的交流过程中，中国製造的克拉克瓷也变得中西合璧，出现了一些独特地作品。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陈列在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一个大口水罐，集伊斯兰金属装饰、传统中国花纹和葡萄牙国徽章為一身；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景德镇生產的克拉克瓷碗，主题纹饰是七头妖怪海德拉，这是欧洲传说中的怪物，两旁的飘带内用拉丁文写著「对智者而言，没有什麼是新的」，此外所有的纹饰都是典型中国式的。出口日本的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古染付」，多是日本茶道中使用的小器皿，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瓷器，按照从日本送来的设计或样本，在景德镇製作，再画上带有中国风味的纹样。明代瓷器大量输入欧洲，引发了当地模仿中国瓷器的生產，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荷兰的德尔夫特生產的锡釉青花陶，装饰风格非常中国化。不独是在荷兰，当时世界各地都在仿製中国的青花瓷器。可以说中国青花瓷器贸易的歷史就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歷史。



外来粮食作物
如果说中国瓷器在欧洲引起了时尚风格的变革，新大陆的粮食作物也悄悄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和饮食结构。明朝最后一百五十年时期，从大约1500至1650年，新的粮食作物从美洲传播到中国各省。除了陆路通过东南亚进入云南，以及从波斯和土耳其到中国的丝绸之路，新作物玉米，红薯，花生，烟草主要通过商船从海路运输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注56）。
万历年间，福州府闽县海商陈振龙把菲律宾种植的红薯带回故乡，红薯生长快，產量高，1594年的饥荒袭击福建时，他说服福建巡抚金学曾推广种植红薯賑饥，当年「秋收大获，远近食裕，荒不為害，民德公深，故复名為金薯」（注57）。
在明朝末年，番薯已经在福建、广东种植，以济饥荒。徐光啟(1562—1633)写到：「番薯……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若于高仰沙土，深耕厚壅，大旱则汲水灌之，无患不熟。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58明清中国人口激增，芋番薯和玉米的引进和普及，有密切的关係。这些供应使中国农业革命得以持续，并為1650年后中国人口爆炸中创造了条件。

明代外来农作物的传入和种植，改变了中国人的食物结构，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的烹飪文化。辣椒，在中国烹飪中是一个极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由西班牙人从南美带到菲律宾与中国商人交易。16世纪前，在中国没有现代的辣椒，但今天中国的食物没有辣椒是无法想像的。





第二节         明代海外移民与臺湾汉化
中国明代是一个相当开放、人口自由流动的社会，很多人特别是商人前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定居。明朝创始人洪武设置了自给自足的农业方式，人口不能自由移动，人们世世代代必须在同一地区从事同一职业，也没有任何商务工作或城市的贸易中心。随著社会稳定下来，农业生產增加，出现了大量的剩餘农业商品，明代社会稳步商业化，同时，洪武时代以来基础设施和通信的改善，也促进和刺激私人贸易和旅游。
中国歷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就发生在明朝，以东南亚国家作為最重要的目的地。明代海上贸易的繁荣，促使大批中国人，尤其是福建人，移民到东南亚大多数主要港口：暹罗、马来半岛、西爪哇，马尼拉和长崎。
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600年前后来到东南亚群岛地区购买胡椒等热带土特產品之时，福建商人在亚洲海域早已奋斗、经营了数个世纪。中国商人居住的范围东起日本的长崎岛，西至马来半岛南端的麻六甲，几乎覆盖了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绝大部分主要的贸易港埠（注59）。
中国商人与当地人通婚，混居，接触上层社会，形成了独特的海外华人的社会，还与外界人士、尤其是地方当局和土著贵族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纽带和人际关係网。在马尼拉，大批福建侨商居住在西班牙修道士和墨西哥商人的家裡，并同其东道主的关係良好，每逢遇到西班牙殖民当局开始大规模地驱逐中国侨民时，这些西班牙和墨西哥东道主便会出面保护他们（注60）。

寓居在海外的福建商人通过彼此之间的联姻、参加同乡聚会、或与宗亲氏族成员密切来往，逐渐地将传统中国社会的各种纽带和网路移植、重建于海外侨居社区，把闽人所熟悉的地方神祗如妈祖输出到了海外各闽商侨居社区。


臺湾的汉化与明代海洋贸易密不可分
十二世纪初之前，臺湾基本上湮没无闻，偶尔有些中国大陆的商贾和渔民会前来避风或与土著居民市易。直到十二至十三世纪，闽南与臺湾才真正地开始交往。福建商船在东北季候风期间前往菲律宾群岛与土著居民易货，在南下的航行途中，他们一般会在臺湾岛南部沿海泊靠，汲取淡水。16世纪中叶日本倭寇活动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猖獗蔓延。这些所谓的「倭寇」，其实其中有许多人原本就是中国的海盗和
沿海渔村的贫困渔民。在官府的追捕下，澎湖列岛和臺湾岛渐渐地成了这些海盗的避难所。

1604年，一支荷兰舰队前往澳门，但却在8月间因途中遇到颱风而漂流至澎湖。1622年夏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司再次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溃，损失惨重，被迫离开，前往福建沿海，并暂时栖居在澎湖列岛。1624年，明朝福建当局最终与荷兰人达成条约，允许福建商人自由地与荷兰人互市，但荷兰人必须立即离开澎湖列岛，撤到臺湾岛上。荷兰人把臺湾岛建成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埠，同时就近採购更多的中国商品，扩大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规模。随著臺湾海峡贸易格局的变化，福建商人很快也改变了其传统的贸易航线和贸易策略，蜂拥而至。由於在毗邻的臺湾岛便可得到白银、黄金和东南亚的热带產品，用不著再像从前那样千辛万苦地航行前往东南亚的各大港埠，如巴达维亚、马尼拉和麻六甲，大批福建商人遂纷纷横渡海峡前来臺湾。

明末，明朝福建当局和海商集团曾经有组织地移民臺湾。明天啟年间(1621–1627)，以顏思齐、郑芝龙、杨天生為首的海上贸易集团进入臺湾，适值福建沿海大旱，有三千人多泉州、漳州一带贫民随同前往。崇禎元年(1628)，郑芝龙归顺明朝政府，恰又值福建饥荒，郑芝龙在福建巡抚的支援下，即招集沿海灾区饥民数万人，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船舶载至臺湾进行垦荒。这是第一次有组织的向臺湾移民（注61)。

1662年2月，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签字退出臺湾。郑氏政权把大陆的政治、文教制度移植臺湾，重视土地开发和兴修水利，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了臺湾经济的发展，汉人在臺湾开拓的规模越来越大。到郑氏政权末期臺湾的汉族人口已达12万人。1683年清朝灭了郑氏政权，把臺湾纳入中国的版图，这就是臺湾成为中国一部分的来歷。




第三节         商人参与朝廷政治

随着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明末清初海商的势力不断增强，开始介入朝政。拥有强大海上武装力量的海上集团活跃在在东海、南海直至太平洋的海域里，覆盖了大半个东南亚，并改写了明朝的政治版图和歷史进程（注62）。

李旦（?—1625年），福建泉州人，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知名的海盗商人，被西方人称為Ardrea Ditts或甲必单(Captain China)。李旦最初在菲律宾经商，后转至九州定居，借著日本海盗集团的支持，筹组武装船队，来往于中国、日本、东南亚等航线进行商业贸易与船隻抢劫。李旦在多年的海上贸易生涯中，不仅与日本封建藩主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係，还与英国、荷兰等国派驻东方的商馆长官交情甚深。由於李旦与荷兰人的特殊关係，李旦成為晚明时期中荷两国冲突中，动员荷兰人撤离澎湖佔据臺湾的调解人。
1622 年6 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进攻澳门失败后，于1622 年7 月前往福建沿海，并暂时栖居在澎湖列岛，竭力试图迫使中国明朝当局开放门户。1624年夏天，李旦来到澎湖充当中间人，调停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福建当局之间的冲突与谈判。经过来回折冲斡旋，明朝福建当局最终同意有条件地开放贸易，允许福建商人日后可以自由地前往臺湾与荷兰人互市，但荷兰人必须立即离开澎湖列岛，撤到臺湾岛上。李旦死后，他的义子郑芝龙接替他的地位。

郑芝龙（天主教名Nichalus, 1604-1661），福建南安人，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在澳门经商，会说葡萄牙语，并受洗，教名Nicholas，到过马尼拉，而后去日本平户岛，成為李旦的手下。在接受招抚降明后，為明政府平定东南沿海海盗的骚扰，并借助明政府的力量，消灭竞争对手，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其资本之厚，贸易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影响之大，超过其他海商集团，逐步形成具有海上政权雏形的海商–军事复合体。「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成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舶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餉，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為长城」（注63）。1645年，清军入关，明王朝覆灭，郑芝龙拥立朱聿键，在福建福州建立南明政权，被封為平夷侯加太师，赐长子囯姓「朱」名「成功」（注64）。 郑芝龙从一名海盗商人，成为明朝廷的官员，这一身份转换，标誌著明代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势力的增长。郑芝龙的商业王国已经具有海上政权的雏形（注65）。

郑芝龙降清后，郑芝龙之子郑成功（Koxinga，又称Coxinga，1624–1662）继承了父亲的海上王国，成為满清王朝的强劲对手。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平户，母亲是日本人。他以厦门地区為大本营，每年派遣船队前往长崎、臺湾及东南亚各主要港埠进行贸易，一度垄断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海上贸易。1661年，郑成功為了谋求抗清的根本之地，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2.5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臺湾，迫使荷兰总督签字退出臺湾，在臺湾正式建立起郑氏政权东寧囯。清朝廷在东南沿海执行严厉的迁
海的政策，以孤立郑成功，结果反使郑氏商船远航日本、暹罗(泰国)、广南(越南)等地，採购米粮等战略物资，使臺湾对外贸易达到空前的兴盛。中国海商集团与葡萄牙、荷兰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海盗商人竞争角逐于东西洋上，成為一支不可忽视的民间海上力量。郑氏海商武装集团似乎可以称之為海商军事复合体。

明末期间，中国海军力量完成了国家和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海盗集团)之间的整合。这是明末政治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而郑氏海商集团提出「通洋裕国」论，力主「大开海道，兴贩各港」，集中反映了明代后期整个民间海洋观念的变化趋势。郑氏集团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终割据臺湾，并在所控制区域行使政府职能，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13世纪开始发生的情况相似。66





第四节         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虽然西方海上贸易势力已进入东方市场，但中国商品价廉物美，在东南亚和欧洲很受欢迎，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巨大的银矿，用在美洲便宜的白银来採购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它商品。而中国商人到马尼拉出售中国產品利润极為丰厚。随著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兴起，东南沿海从事海上私人贸易的人数成倍增长，贸易的地区和国家不断扩大，庞大海上贸易网日益兴隆，一个全球性贸易体系开始形成。到了明末，白银成為中国的主要进口，从而保持其经济的运行。金银比值在明朝中国的起伏变化类似于新大陆，欧洲，东南亚，日本，明帝国逐渐融合到所谓的正在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对银的需求和外国对中国的丝绸，瓷器，黄金，铜硬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介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注67）。

班切勒认為，东西洋航海图上的贸易航线，直接促成了伦敦作為一个全球性城市的兴起。在1540s年欧洲的全球性城市可能还是安特卫普市，但到了十八世纪时，伦敦作為欧洲新兴的羊毛和纺织品贸易中心，即成為世界的中心。促使伦敦的现代化的关键并不是记载颇多的大西洋贸易，而是沿著「东西洋航海图」航线所进行的亚洲贸易，以及在贸易过程中英国与东方的互动（注68）。

在十六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尚未集中在欧洲。几个世纪之后，西方才用技术的力量和毒品贸易扭转了中国生產欧洲消费这一贸易关係。近代初期，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欧洲对亚洲的影响力。没有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就没有西班牙帝国融资机制；如果没有中国，就没有世纪之久的价格革命；如果没有中国，世界贸易的诞生，将被推迟到不知什麼时候（注69）。 与其说「中国的经济受制于大西洋的朝汐「，不如说大西洋的潮汐被中国的月亮牵引著（注70）。

有人说世界贸易在1571年即大帆船贸易开始时诞生，万明认為，世界贸易的时间应该提前到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当中国社会白银货币化，中国对於白银產生大量需求并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侯。正是从那时起，中国以白银為主币，採取银本位制，促使白银成為世界货币，几乎绕地球一周的贸易结构，通过月港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接起来，滚滚而来的世界白银，推动著正在进行之中的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作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银本位制的确立，促使白银成為世界货币，围绕白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路。明代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初步建构中的关键(注71)。

结论





有学者曾经感叹道，明代的海禁政策，割断了中国人延续上千年的远洋传统。虽然根据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程经历编绘的「郑和航海图」，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之一，然而，除此之外，中国再也找不出第二幅远洋图了，甚至连一幅下南洋的航海图，也找不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地图史，航海史学术界，乃至国家的一个悲哀。（注72）
值得庆幸的是，在历史风尘掩藏3个多世纪后，「东西洋航海图」重见天日，填补了这一空白。中国的海洋传统并没有被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切断。相反，中国海商扬帆往返于整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海面上，积极参与了该区域的贸易，在十七世纪全球经济体系作了极大贡献。
「东西洋航海图」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明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保守和孤立的农业国，对外界毫无兴趣。「东西洋航海图」勾勒出一个开放，面向海洋，活泼，资本化的国家。「东西洋航海图」时期的中国，商业贸易达到高峰，中外交流频繁，社会多元化。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明代海商的贸易活动，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外交，以及商人与国家的关係等，產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离世界并不遥远
从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开始了与西方大规模的交流，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蓬勃发展海上贸易和新出现的全球贸易体系，使明代中国经歷了巨大变化，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清代才开始，发生在满清朝廷面临西方的威胁被迫改革的时候。然而，「东西洋航海图」却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明代就已经开始了。




















注:
1. 黄时鉴，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 復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 海野一隆，引自黄时鉴，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 2008.

3. 梁二平，谁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古代海图看世界，花城出版社，2009。

4. Stephen Dav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den Map: Some Conjectures, Mago Mundi: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65: 1 (2013): 97–105.

5. Dav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den Map: Some Conjectures, 2013.

6. Dav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den Map: Some Conjectures, 2013.

7. Robert Batchelor, 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A Chinese Map of East Asian Shipping Routes, c.1619, Imago Mundi: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65:1 (2013): 37–63.

8. 郭育生，刘义杰，东西洋航海图成图时间初探，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

9. 龚缨晏，国外新近发现的一幅明代航海图，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0. 陈佳荣，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图：编绘时间、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1. 钱江，閔南商人、东西洋航路与新近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2. Go Bon Juan, Gems of History: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www.kaisa.org.ph/tulay/archive/2 ... 011-V24N8.html#gem.

13. Batchelor, 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2013.

14. 钱江，閔南商人、东西洋航路与新近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2011。

15. Timothy Brook (卜正民),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 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Bloomsbury Press, 2014.

16. Batchelor, 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2013.

17. Batchelor, 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2013.

18. David Helliwell (何大卫), The Bodleian Library’s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ttp://www.bodley.ox.ac.uk/users/djh/17thcent/17theu.htm.

19. A.F.L. Beeston: The earliest donations of Chinese books to the Bodleian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Record 4:6(1953): 307, quoted in David Helliwell, Bodleian Library’s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0. Timothy Brook (卜正民),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 Valerie Hanso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22. Hanso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2000.

23.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4. Hanso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2000.

25.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1987。

26.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1987。

27. Hanso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2000.

28.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1987。

29. 明太祖实录，引自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1987。

30. 明太祖实录，引自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1987。

31. 冯之余，明代隆庆开放与海上贸易发展，社科纵横，2008年第2期。

32. Song Yingxing （宋应星）, 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ien-kung K’ai-wu （天工开物）, In Jonathan Clements, Coxinga and the Fall of Ming Dynasty, Sutton Publishing, 2004, p. 13.

33. Timothy Brook,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4. 安乐博，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1810， 东南学术 2002年第1期。

35. 韩庆，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探究，大连海洋大学期刊（社科版）2011年第5期87–92页。

36. So Kwan-wei,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引自安乐博，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 1520–1810, 2002.

37. 戚继光，戚少保文集，引自林仁川，1987，44页。

38. 胡宗宪，筹海图编，引自林仁川，1987。

39.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1987。

40. 莫知，海禁下的亦盗亦商—明代海商演义，海洋世界，2008年第9期，24–29页。

41. 樊树誌，倭寇新论，以嘉靖倭寇为中心，復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42. 万明，晚明海上世界的重新解读—商品、商人与秩序，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

43. 钱江，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27页。

44. 钱江，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

45. 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復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67–75页。

46. Antonio de Morga, 1971: 305，引自钱江，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2011。

47. 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2003。

48. 钱江，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2011。

49. 钱江，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2011。

50.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51. 卜正民,享乐的困惑：明代商业与文化，三联出版社，2004。

52. 陈芳，晚明尚「奇」的审美趣味芻议，装饰，2008年第11期。

53. 卜正民，享乐的困惑：明代商业与文化，2004。

54. Willard Peterson, Learning from Heaven: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 Western ideas into late Ming Chin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8: The Ming Dynasty, Part 2: 1368–1644, edit. Denis C.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 Mot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8.

55. 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竇世界地图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56. 王双怀，明代从海外引入华南的粮食作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57. 陈誌元，金薯传习录，引自林仁川，1987，385页。

58. 徐光啟，农政全书，引自全汉昇，美洲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三册，新亚出版社，1976。

59. 钱江，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2011。

60. 钱江，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2011。

61. 黄宗羲，赐姓始末，台湾当局-国史馆台湾文献馆，1995。

62. 万明，晚明海上世界的重新解读—商品、商人与秩序，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

63. 邹漪明，明季遗闻，卷4，引自林仁川，1987。

64. 张菼，郑成功纪究编年13–19页，引自郑永常，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成功大学历史学报，2008（34）: 65。

65. 黄顺力，明代福建海商力量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观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66. 黄顺力，明代福建海商力量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观的影响， 1999。

67.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68. Robert Batchelor, London: 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 1549–1689,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69. Gang Deng, The Foreign Staple Trade of China in the Pre-Modern Era. I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2 (1997): 253–285.

70. Timothy Brook (卜正民),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the Ming Dynast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71.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2004。

72. 梁二平，中国古代海洋地图举要，海洋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