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文人”刘文典”中国不能放弃琉球主权领土

抗战文化战士刘文典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林文俏
二次编辑:猎户人




刘文典(1891-1958)，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教授。是1956年云南两名一级教授之一(当时全国一级教授只有190名)。
刘文典原名文驄，字叔雅，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祖籍怀宁县。其父刘南田以经商为业，早早地便把刘文典送入教会学校读书，希望儿子能学会“洋话”，今后能与洋人做“大买卖”。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刘文典外文基础扎实，但他却逐渐同情民主革命，倾心于国学研究，与父亲的期望相去甚远。1906年，刘文典辞别父母，到达芜湖，正式进入安徽公学读书。当时的安徽公学在李光炯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已成为皖江流域最有名望的一所学校。来校任教或教学的教员，尽管有不少是怀著革命宣教目的，但也都是拥有真才实学之人。在课堂上，他们敢于突破陈规，大胆发言，拋却传统教育的束缚，一边传播文化知识，一边传播进步思想。这足以与刘文典早前就读的上海爱国学社声名相当。在这样的环境下，刘文典的思想得到了很大升华。在此期间，刘文典结识了“狂人”陈独秀。
陈独秀当时被聘为安徽公学的国文教师。他上课不拘小节，有时一边上课，一边搔痒。但仍然堂下鸦雀无声，学生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受其新思想影响，学生写作业时也常冒出“新”思想。一日，陈独秀批改作业，见一个学生作诗“屙屎撒尿解小手，关门闭户掩柴扉”时，不禁哈哈大笑。他用毛笔在一旁批了“诗臭尿腥”四个字，然后又加了两句诗:“劝君莫做诗人梦，打开寒窗让屎飞。”
什么纲常名教、什么师道尊严，在“势与封建孔教相决裂”的陈独秀眼里，都不值一文。年轻的刘文典在这样一个充满民主革命气氛的新环境中，大开眼界。他对陈独秀很是钦敬，并从陈独秀那裡接受了用西方哲学对照中国古籍的研究方法，这为其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打下了基础。陈独秀也记住了这个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优秀青年。



四面刘文典(上图)
第一面、是“国学大师刘文典”。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研究庄子的专家。
第二面、是“狂人刘文典”。中国刘文典研究专家章玉政在《狂人刘文典》一书的后记写道：“我将这个灵魂的底色称之为狂，他是一种对于权贵的蔑视与逃离，对于尊严的坚守与把握。”
第三面、是“民国范儿刘文典”。这是媒体最津津乐道的。对“民国范儿”涵义，当今有许多热烈的讨论。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它主要指民国年代一些杰出知识分子的高尚节操和魁奇风骨。刘文典的事例当然就是广为流传的和蒋介石的“对骂”，甚至有说“对打”。刘文典儿子刘平章告诉笔者：顶嘴是有的，绝无对骂和对打。其实刘文典敢与蒋介石顶嘴，不只是文人风骨，还因为刘文典的革命资格要比蒋介石老——— 他比蒋介石早一年参加同盟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而蒋介石1914年才第一次见到孙中山。
第四面、要介绍的是刘文典鲜为人知的一面：抗战文化战士。长期以来，刘文典被说成是一个“脱离现实，思想消沉”的颓唐文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刘文典一生曾三赴日本，在日本呆过数年时间。他对于日本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刘文典认为抗战不能只依靠喊口号、游行等热情，必须深入研究日本，了解敌人。为此，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到抗战胜利，刘文典在报刊发表不少与抗战有关的时评和诗文。他的抗战政论文章，透彻地分析了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军国主义的发源历史和侵略本性，呼吁国人放弃幻想，迅速觉醒，看清国际形势；分析了现实战局与形势，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精神；歌颂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其视角独特，观点深邃，笔锋锐利。是刺向日寇的锋利匕首。

他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写的抗战文章，是在主和派在政府占主流的大势下写就，但其文看不到半个“和”字，而是呼吁《积极备战》。历史竟沿着一个庄子学者的预言发展，卢沟桥事变彻底粉碎了主和派认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美好愿望，证实了刘文典的远见。

刘文典提出《战后可以不要日本赔偿和割让，但琉球必须收回。》
战后70年风云又一次证明他的建议是何等的真知灼见。本文从刘文典与抗战有关的文章中选取9篇，分上下两章，展示一个作为“抗战文化战士”的刘文典。



日本侵略中国的发动机
兵者，舆论先行。刘文典深知此理。因此，他把日本最早制造侵略中国理论者视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发动机”。
他以此为题，1932年9月25日和10月2日，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分两天发表万字长文。傅斯年曾说该文是一篇“值得国人永久注意的好文章”。
刘文典在该文一开篇就提醒国人：日本“举国一致，定要吞并中国和亚细亚洲，以尽大和民族的天职，实现‘王道正直’的大理想”。刘文典说写该文是“实在按捺不住”，因为“九·一八”后大家忙着请愿、游行、喊口号，却无人知道“日本是何时起就动手来并吞中国”。而国家是我们托命的场所，自古就说只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才能雪耻，刘文典指出：“日本之图谋中国，最早发源于向阳先生的讲学。”请看他在文章中怎么写的：
　　日本侵略中国的真正发动机，并不在东京，也不在横滨、神户、大阪。而在博多湾上福冈城头一座小小的房子里。主动的人物既不是去年九月十八日以来大家哭着咒骂的本庄繁、土肥原贤二，也不是南次郎、荒木贞夫。连那组织在乡军人会，著《国民总动员》，做上奏文，名震天下的田中义一也都不相干。说来也奇怪，这一位‘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英雄却是个美貌的女子。这位女英雄姓高扬，单名一个乱字，道号向阳先生。
　　根据刘文典的介绍，向阳先生世代书香，她熟读中国经典古书，群经诸子以及历朝史籍无不融会贯通；她看透中国政治的腐败，社会的昏乱，国民无知识而自私自利，断定中华民族决无发奋图强的希望；她认为日本自觉负有并吞东亚的使命，至少也要并吞中朝，才对得起天地鬼神。她抛弃眼科医世业，在家广收徒众，传授她的思想，为侵略造舆论。其弟子都是志趣远大，不怕死、不怕苦、不爱钱、肯为国出力的人。
　　由于元朝几次讨伐日本都是从博多湾登岸，在那留下许多罪行。那里的日本人特别仇视中国人。所以向阳先生结社讲学效果极好。不久就培养了许多决心实施向阳先生思想的亡命“爱国志士”。向阳先生逝世后，其弟子组织“向阳社”，纠合全国“抱经营东亚之大志”的人，往中朝蒙俄做种种侵略准备活动。“向阳社”后来改称“玄洋社”，并衍生出“黑龙会”，著名的黑龙会创办人头山满就是向阳先生的小门徒。

下图:蒋介石(右1)欢迎日本”黑龙会”头山满(左1)参加孙中山葬仪。







日本并吞各国的推进机
1932年2月29日清华举行总理纪念周，应梅贻琦之邀，刘文典做了“东邻野心侵略之计划”的演讲。3月11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以《日本吞并各国之推进机———黑龙会》为题发表刘文典的演讲稿。刘文典指出：日本对外侵略是由《黑龙会》推进，国民必须放弃对国际条约的幻想。该文曰：
　　就空间上说，他岂但要吞灭满蒙，席卷二十一省，还要兼并亚洲各国，连欧美他都要妄想侵略啊！我们的近邻有几千万饥渴的虎狼，七八十年来，昼夜在打主意，要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而我们还在做梦呢。我希望大家快快的醒觉，研究日本，认识日本，想一个死中求生的自救方法罢。什么国联咧，非战公约咧，华盛顿条约咧，都是一文不值的废纸啊，我们就是被这些东西所误，以为高枕无忧，所以才有今天的国难。
　　1901年2月23日，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在原玄洋社基础上成立黑龙会，目的在于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其会名即从黑龙江而来。刘文典告诉国人：黑龙会专门以酿成祸乱，趁火打劫，吞灭人的国家为事。他们怀抱所谓“经营东亚之大志”，想吞并各国。刘文典列举黑龙会的众多策划侵略的罪恶事实：结纳朝鲜东学党人，助长朝鲜乱事，促起中日战争；在中日开火时，充当日军军事侦探；出入中朝蒙俄等各处偷绘地图，为侵略做准备；甚至到支配控制日本内政、军事、外交；他们煽动菲律宾的亚基那尔德在马尼刺起兵；勾结印度革命党在印度闹事，外面假托侠义之名，其实是阴谋攫取印度；就是对于美洲，他们也有很大阴谋，在民国10年就督促日本政府从速对美备战；对于建立满洲伪国，他们早就有具体计划；他们迫害日本开明的政治家和主张正义的人士。
　　刘文典剑指“黑龙会”是要有胆识和勇气的。他1907年就参加同盟会，而同盟会正是由黑龙会帮助成立起的。1929年5月黑龙会首脑头山满到南京参加孙中山葬仪，还受到蒋介石欢迎。而且黑龙会无法容忍与他们观点相左的人，稍开明的日本政治家，都不知命在何时。但看清了黑龙会侵略本质的刘文典，为了国家与民族利益，才不管头山满是孙中山的好友和蒋介石的“座上宾”，也不顾个人的安危，在公开演讲场合，毅然以笔为匕首，投向黑龙会。



下图:经由刘文典翻译、胡适题字后的中文版《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借此书警惕当时以和平求和平的中国人民。



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中国兵法的千古良训。刘文典曾著文说：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不知道”，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1933年2月，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出版249页的《告全日本国民书》，打着“救济各民族，指导全人类上进”的旗号，疯狂宣传军国主义。刘文典不顾“某些爱国志士”骂他“不应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立即赶译出了《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先由天津《大公报》连载，反应强烈，后由大公报馆出版，由胡适题签书名。他在“译序”里写道：
　　自从沉阳的事变发生以来，当局和民众把日本误认为一个欧美式的现代国家，以致应付无方，把国事败坏到今天这样，推原祸始，全是由于对日本的认识错误。然而，从今天起痛自悔悟，也还不算过迟，所以我以一个学问知识思想都落伍的人，凛于‘侨将压焉’之惧，把那些支离破碎的线装书暂且束之高阁，来翻译荒木贞夫的这部书。
　　刘文典还说：正因为一般人都在睡梦里，不肯认清楚我们的敌人，我更觉得自己责任的重大，所以敌人的飞机在头上飞翔的时候，我在下面一气把它译完。
　　刘文典又在1933年4月10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一文，详细介绍荒木贞夫的军国主义思想。希望能够警醒国人“知道日本统治者的意见、政策和野心”。
　　刘文典指出：荒木贞夫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是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大人物。他不但是日本军部的首领，简直是日本民众崇拜的偶像，他的意思就是日本的国策。他一举手一投足，立刻就可以使我们中国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日本民众对荒木贞夫崇拜到何种地步？刘文典给出了数据：《告全日本国民书》1933年2月11日出版，3天时间就翻印到第10版，每一版印数在5万册上下。刘文典从朋友那里借到的是当年2月27日发行的，已到第28版，也即16天就发行了28版！该书是简明浅显的语体文，字大行疏，与小学教科书一样。而且定价便宜到只要“一圆”。显然，日本当局这样做，就是要把该书的军国主义思想普及到小学生以上的全民。
　　荒木贞夫要告诉全日本国民些什么呢？让我们从刘文典该文摘取若干段句：1.日本负有指导全世界的责任；2.日本之加入国联，跻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不但不算光荣，简直可以说是耻辱，因为“皇国”和“皇军”对世界，对人类都负有特别重大的使命；3.日本奉天神之命，有整顿世界的道德上任务，秉大和民族勇武的精神，扫荡妖魔，显扬正义于天下，这岂是欧美人所能懂得的，又岂是什么国联所能管的么；4.日本既是亚洲的先进文明大国，对于亚洲弱小的国家实在负有师保的任务。中国之祸乱相寻，印度之受英国压迫，沃野万里的西伯利亚，宝藏山积的中央亚细亚之被鹫爪(指苏联)所摄取，这都是尚武任侠的日本人所不忍坐视，要以慈爱的心肠，勇猛的手腕，起来救济保护的；5.日本这回吞并东北，进犯内蒙，也是为了要伸大义于天下，“作之君，作之师”的道理；6.以最伟大最高尚的道德，来救济各民族，指导全人类上进，这是日本臣民天赋的责任，应尽的义务。因为除了日本，世界上并无懂得这种大道理的民族了。
　　对如此赤裸裸而又嚣张的军国主义宣传，中国国内第一个做出强烈反应、唤醒国民的却是一个大学国文教授。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野心的软弱和麻木，可见一斑。




日本侵略政策的历史背景
对于日本侵略政策与明治维新两者的前因后果关系，世人一般都认为：日本是维新富强以后，需要向外发展，才侵略朝鲜、满洲、蒙古的。刘文典的见解恰恰相反。他在1932年11月13日的《独立评论》发表《日本侵略政策的历史背景》，指出：日本“侵略政策在前，明治维新在后”。日本是因为要侵略朝鲜、蒙古、满洲，所以才尊王倒幕，变法维新。刘文典举出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德川幕府时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佐藤信渊著了一部《混同秘策》。从这部书的名称，其野心之大也就可想而知。“混”者是混一天下，即并吞全球的意思，“同”者是万国来同，书同文，车同轨，就是要同化世界各国的意思。至于“秘策”，就是怎样并吞全球、同化世界各国的计划了。
就并吞满洲和中国全部而言，刘文典找出《混同秘策》一段话：
　　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也。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乱，可知也……夫岂但取得满洲而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弱，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以后(编注：满洲原称 鞑靼)，则朝鲜、中国皆次第可图矣。

在本文末尾，刘文典直言不讳地写道：
　　日本这个民族，处心积虑要吞并中国，南自菲律宾群岛，北自黑龙江和俄属极东堪察加，在八九十年前早已视若囊中之物，志在必得……什么蒙满政策咧，大陆政策咧，拥护既得权咧，都不过是一时诌出来的口号罢了。当局诸公既昧于日本的国情，又不能力图振作，把国家误到这步田地，是不足责的，今日号称知识分子的一班学者，如果不能看清楚这中间的因果关系，专在什么协定、什么条约上作精密的研究，也还是枝枝叶叶，无关大旨，决研究不出一点所以然来，和那些专讲究虚文的外交官之背诵非战公约、九国协定是一样的劳而无功。



中国的精神文明
1942年10月4日，刘文典在《云南日报》发表《中国的精神文明》。此文源于1933年3月4日，承德失守东北全境沦陷，悲观情绪弥漫全国。刘文典在清华园和某君发生激烈辩论。该君认为中国物质力量远逊于日本，如果自不量力和日本开战，是自取灭亡。刘文典则用匈牙利史学家埃密尔·莱希氏的话进行反驳：“自古无以战亡国者。能战者纵一时败亡，终有复兴之日，唯不敢一战之国家民族必然灭亡，且永无恢复之期耳。”
　　刘文典并说古今中外各国兴亡成败的史迹证明了这句话。所以刘文典坚决地对某君说：“纵然是战事毫无把握，必定亡国，为后世子孙光复旧物计，也不能不拼命一战。”针对该君说的中国武器远不如日本，刘文典反驳说：“任何利(厉)害的飞机大炮，都是人发明的，制造的。是要有志勇足备的人来使用它。所以，现代炮火虽然猛烈，但决定战事胜败的到底还是人。如果我们的人是行的，器械虽然差些，仗还是可以打的。”

刘文典从那场辩论总结三条：
第一、精神确乎重于物质；
第二、中国的精神文明确乎崇高伟大；
第三、国家的兴替固然依赖科学，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一国自己的哲学。
刘文典写此文是1942年10月，离那场辩论已过去9年，全面抗战也进入相持阶段的尾声。抗战虽然还没有取得胜利，但日寇无法打败中国已是事实。所以，刘文典写道：
　　只要看这五年来摆在眼前的事实就足够了。日本兵的飞机、大炮、坦克车，其数量品质固然远在中国之上，其运输的便利，以至兵的被服给养都不是中国所能及的。这在西洋的军事专家，尤其是机械化部队的专家，按照他们专门精密的方式计算起来，中国和日本简直是不能对打的。可是事实怎样呢？战事初期我们诚然是失利的时候多，到一两年后情形渐渐的改观了，两边打个平手。这一两年竟完全倒转过来，总是我们打胜仗了。




日寇最阴毒的地方
1943年2月26日《云南日报》发表刘文典《日寇最阴毒的地方》一文，文中说：“日本人最可恨之处，是在他除了屠杀焚掠，毁灭我们的肉体和有形的财物之外，还千方百计的要想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刘文典先以《顺天时报》为例。笔者查到，该报为汉文报纸，是日本文化侵华的重要工具。1901年10月创刊，由中岛真雄主编，日出两大张，1905年3月成为日本外务省机关报。发行量最高曾达到17000多份，一度成为华北地区第一大报。在京城引领舆论，在反日的浪潮中于1930年3月27日停刊。刘文典说：
　　这个《顺天时报》对于中国的政府自然是肆意胡说，闭眼造谣。其荒谬的程度，连周作人都忍不下去，他的《谈虎集》上有许多篇斥责《顺天时报》的文字。《顺天时报》的使命，除在政治上极力地诬蔑挑拨之外，还要想腐化中国的社会。报上有公然提倡嫖妓的一栏，天天登些捧妓女的文字，什么“才游花园，又过柳城”，什么“碧玉年华，绿珠风貌”等等肉麻的话和不堪入目的诗词，连篇累牍登之不已。




抗战细节：第六纵队
《第六纵队》是1942年11月13日刘文典在《云南日报》发表的文章。他用此文和《中国的精神文明》一文，从一反一正两个角度说明国人的精神状态对抗日战争的影响。文中，刘文典说：
　　(第六纵队)既不劳日本的训练总监来训练，也不属日本银行拨款豢养。连奔走活动用的汽车，接受训令用的广播收音机，都是由队员自己出钱备办的。东京的参谋部海陆军省不用费半点心力，他们竭忠尽力的为“帝国”“皇军”服务。他们的工作是在经济的、社会的方面。但是直接间接也影响到军事上。
　　刘文典列举涣散抗战意志的“第六纵队”的种种表现：传播敌特广播，轻信谣言，因物价腾贵就悲观叫苦，无理抬高物价等等。他说：第五纵队的活动，只要军警防范得严密，就可以无虞。“第六纵队”的活动是在每一个住宅商店的深处，军警是稽查不出来的。这班人自己替敌人组成“第六纵队”，一半是由于无知，一半也由于无耻。要知道在今天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自己忍耐劳苦，勉励别人也忍耐劳苦，这是一个国民最基本的义务。这点道理都不明白，还算得是一个人么？刘文典指出：第五纵队把一城一地取去，大军一到就可以克复，所以并不可怕。唯有这种“第六纵队”，侵蚀整个组织的细胞，动摇国民必胜的信念，他们无意地做了国家民族的罪人而不自知，真是既可恨而又可怜的众生。我们对于这班人，一面要以慈心视之，一面也要痛痛的鞭挞策励，望他们忏悔，促他们觉悟。




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刘文典强调:战后可以不要日本赔偿和割让，但琉球必须收回。》
1943年7月，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由于蒋介石对收回琉球群岛态度含糊，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没有提琉球群岛。




刘文典闻说后，于1944年3月30日和31日，在《云南日报》发表一万多字的长文《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上图)。浓墨重笔谈到“”琉球“”问题，批评了蒋介石对琉球群岛的放弃：
　　
”我对于战后和约的主张，可以说是个“无割让，无赔偿”的，不过“侵地”必须要“尽返”、“旧物”必然要全“光复”，不能含糊了事，以收复东北四省为满足。《台湾固然要收回，琉球是关系国防的要害之地，无论如何，必然要收归自己的掌握。中国之不能放弃琉球》，犹之美国之不能放弃珍珠港，英国之不能放弃直布罗陀，澳邦之不能放弃所罗门群岛。关于这一点，政府固然要在和会上力争，国民更要一致的为政府后盾。总要举国上下，一齐努力，把这个《琉球》地方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

后来，蒋介石也很后悔此事。如果刘文典是个“颓唐文人”，他能有这种惊世骇俗的远见和卓识吗？




上图:刘文典于西南联大时期照。

刘文典为”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其为人光明磊落、特立独行、不畏权贵。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也做过《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刚执掌政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没有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1962年3月10日冯友兰致张德光的信曾提到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曾到校指责刘文典先生：“蒋怒说‘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说‘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蒋把先生囚起来。
刘文典先生在狱中说:
”我若为祢正平（祢衡），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
我若为谢崇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执教于云南大学，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委员、国家一级教授。

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肺癌病逝于云南昆明，享年69岁。他解放后曾有服务桑梓、再回安徽教学的愿望，惜云南大学工作难离，此愿未竟。他临终遗言，家中珍藏悉数捐献安徽，骨灰送回家乡。在组织的关怀下，刘文典如愿以偿，得以魂归故土，安葬在安庆怀寧高家山上，与安庆北门外大龙山麓中陈独秀的坟塋相距不过两公里。


备注:
孙中山奉安纪念碑
1929年盛夏，在中国两大城市公祭孙中山仪式上，演出戏剧性的一幕：5月3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祭堂，头山满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孙中山旧友身份公祭孙中山。6月30日，北京中央公园，在刚立起的《孙中山奉安纪念碑》碑文里，铭刻着曾为孙中山秘书的刘文典的警示文字“犷彼东胡，僭盗十代，基属国护，引弓日戒。”“张皇六师，征伐四夷。”
　　北京《中山公园志》里的《孙中山奉安纪念碑》说道：“1929年5月孙中山灵柩迁往南京中山陵奉安。由北平妇女协会、商民协会、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5个团体发起，经北平市政府批准，在中山公园内建孙中山奉安纪念碑一座。经中山公园委员会提议该碑设在习礼亭以北，马路以南，与南坛门相对之处，同年6月30日兴建。纪念碑文由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教授刘文典恭馔，计594字。1938年由公园拆下收藏。6月份被日占领军军部取走，公园曾向伪市公署报告备案。”
　　为弄清日寇把纪念碑掠走的原因，今年4月，刘文典之子刘平章把碑文寄给古籍专家诸伟奇教授求教。诸教授给刘平章回信解说道，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纪念孙中山且出自北大名教授之碑文，有收藏价值；
二是，碑文可能有两处文字对倭人有触犯或忌讳，(1)是“犷彼东胡，僭盗十代，基属国护，引弓日戒”，这四句的意思是：凶猛强悍的东边敌人，经历十代，长期准备。我们应该加强军备，时刻警惕。(2)是最后一段的“张皇六师，征伐四夷”。“四夷”者，外部敌人也。其时“夷”主要指日俄；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后，“外夷”首当其冲的自然只能是日本了。这样的碑文，侵华日军当然不高兴了。

7月中旬，笔者在网上发现南京大学曹大臣的文章《日本人在中国的墓地(1871-1945)》写道：“1937年底日军占领北京，将中山公园孙中山奉安纪念碑的字迹磨平，另刻文纪念日本阵亡官兵，重树于卢沟桥边。”证明诸伟奇的第二点判断。

1933年5月，《(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的中文译本由天津大公报馆正式出版，书名由胡适题签。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的时刻，刘文典适时出手，让中国人洞悉了对手日本的“意见、政策和野心”。
   日本此时在刘文典内心构筑的图景是复杂而多变的。1936年春，根据清华大学的教授休假安排，刘文典赴日本大阪等地访学，途中经过奈良的日本著名遣唐留学生晁衡之墓，有感于中日之间曾经的情谊，不禁心潮起伏。
而此行中日本静安学会等同人的盛情款待，又让刘文典一时恍然，为此他特意赋诗一首，表达内心的复杂感情:
读骚作赋鬓华生，又访奇书万里行。
舟过马关魂欲断，客从神户自来迎。
既知文物原同轨，何事风波总未平。
记取今宵无限意，长期相敬莫相轻。


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而刘文典又吸食鸦片，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便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这位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从昆明到磨黑路途遥远，风险极大，为此张派人用滑竿将刘接到磨黑，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甚至派专人保护。到磨黑后，刘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偶尔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和“文选”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便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过足了烟瘾。四个月后，刘文典回到昆明。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诟病。而且刘文典的私自离校，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被困香港，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课程压力极大，所以便对刘极为恼怒。刘文典回到昆明后，第二年续聘，闻一多坚持不给刘发聘书，刘被解聘。刘文典知道自己被解聘的事后，非常生气，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的学生王力当时亦在中文系任教，当时极力为刘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文典）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离开清华后，到云南大学任教。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极为不满。
吴宓在1944年7月10日，日记中记载，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时，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是说：“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大在座者 姜寅清 无言，徐嘉瑞 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 闻一多 辩争”。

刘文典染上鸦片，据说是因长子刘成章的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因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学生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活动。刘成章因体质羸弱，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不幸患病亡故。刘成章去世后，刘文典十分悲痛，更增加了他对日本人的痛恨。每次上课，刘都要先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便开始吸食大烟。

云南盛产云土，刘到昆明后便如鱼得水，越发不可自拔。钱穆回忆说：“（刘文典）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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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蒋介石：日本主权领土不及”虾夷岛(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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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主权不及于”虾夷岛(北海道)“岛的记载，是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前，
在中国相关文献记载日本的本部领土都只限于《本州岛、四国岛、九州岛》：
《日本三岛》一词，是我国清末民初时常用的对日本的别称，指当时日本的本部领土:《本州 岛、四国 岛、九州 岛》，而且常常和《英伦三岛》相提并 论后来随著中国清朝腐败，日俄战争后确立日本军国的崛起，日本趁势蚕食呑鲸窃取虾夷岛(原宗主权国为中国”库页岛”的附属岛，日本打败俄国取得库页岛治理权益后，顺势完全窃占中国虾夷岛。
随后《虾夷岛》被迫掩耳盗铃般更改《北海道》殖民地，此刻就不再称为日本三岛，而是四岛了。

中国清末水师军事专家“陈伦炯”：
”海国闻见录“ 已见“日本三岛”的讲法 。

清末外交官员“黄遵宪":1877年，曾随主官出使日本,写"日本国志"说:"日本三岛之国"有似乎英……兵志。

国史学家”刘文典”，1944年3月30日、31日，连续两天在《云南日报》发表一万多字的长文《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写到:对日不主张割地，他认识到尽管日本曾经侵占了中国许多土地，但这次反法西斯战争是“义战”，是“要维护世界的文明，正义”，因此“战事终了之后，我们只要照我们的古训‘光复旧物’，‘尽返侵地’”，“绝不想索取日本的领土”。再说，“《日本原来自有的区区三岛》，土地本也无多，《他(日本)的本土三岛》，我们纵然一时占领，也无法享有他的土地，治理他的人民”。所以，“论势论理”，中国“都不必要日本割地给我们”。不过，刘文典认为有一个地方必须据理力争，那就是《琉球》。他(刘文典)说：“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他希望国民政府和国民都要坚持这一主张，务必把琉球收回来。琉球是一岛国，自古以来与中国就有关系，文化上深受福建、台湾影响。明代时成为中国的藩属，已达五六百年之久，(1879年)后来被日本蕯摩藩占领，后并入日本版图，改为冲绳县。

闻黎明:西南联大对战后处置日本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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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典:中国は琉球の主権領土を放棄できない』

1942年10月4日、劉文典は『雲南日報』に「中国の精神文明」を発表した。1933年3月4日、承徳の陥落により東北全土が陥落し、全国に悲観的な気持ちが広がったことに由来する。劉文典は清華園で某君と激論を交わした。この君は、中国は物質的な力が日本に比べて圧倒的に劣っ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る。

劉文典は、ハンガリーの歴史家エミール・ライヒの言葉を用いて反論している。
『古来無以戦亡国者。能戦者縦一時敗亡、終有復興之日、唯一戦之国民族必然滅亡、永無回復之期耳。』

劉文典はまた、古今東西各国の興亡の成否の史跡がこの言葉を証明していると述べた。だから劉文典は断固として某君に言います:「たとえ戦争の事であっても自信がなくて、必ず亡国になって、後世の子孫のために古い物を光復する計、同じく命懸けで戦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劉文典は、中国の兵器が日本に比べて劣っているとの指摘に対して、「いかなる利(れい)害の飛行機の大砲も、人が発明して作ったものだ。勇ましき者がそれを使うのである。だから現代は砲火が激しかったが、勝敗を決めるのはやはり人間だった。もし私達の人ができるならば、器械は少し足りないが、戦いはやはり打ちます。」

劉文典はその議論から3つをまとめた。
第一、精神は確かに物質より重い;
第二、中国の精神文明は確かに崇高で偉大である;
第三、国家の興替も科学に頼るが、最も重要なのはその国の哲学である。
劉文典がこの文を書いたのは1942年10月で、その弁論からすでに9年が経過し、全面抗戦も相持段階の最終段階に入った。抗日戦争はまだ勝利していないが、日本が中国に勝てないのは事実だ。

そのため、劉文典は、この5年間に目の前に置かれた事実を見れば十分だと述べている。日本兵の飛行机、大砲、タンク車は、その数の品質もさることながら中国より優れていて、その輸送の便利さ、ひいては兵の被服の供給も中国に及ばない。これは西洋の軍事の専門家、特に機械化部隊の専門家が精密に計算したところ、中国と日本は全く太刀打ちできない。しかし事実はどうか。戦争の初期には僕らはたしかに負け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のだが、一年か二年でだんだん様子が変わってきて、両サイドが引き分けになった。この1,2年は全く逆になって,いつも我々は戦いに勝った。

劉文典は1944年3月30日と31日、『雲南日報』に1万字余りの長文の「日本敗北後、我々はどう彼に対すべきか」を発表した。
濃墨重筆は「琉球」問題に言及し、蒋介石の琉球諸島放棄を批判した。

戦後の講和条約についての私の主張は、「割譲なし、無賠償」といってもいいのですが、「侵略地」は必ず「尽返」し、「旧物」は必然的に「光復」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台湾も返還するが、琉球は国防の急所であり、いずれにせよ、必ず自分の掌握に帰さねばならない。中国は琉球を放棄してはならない」、米国は真珠湾を放棄してはならない、英国はジブラルタルを放棄してはならない、豪州はソロモン諸島を放棄してはならない。この点に関しては、政府はもちろんのこと、国民はより一致して政府を支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常に国を挙げて、一度に努力して、この『琉球』地方を回収して、決して取るに足りない取るに足りない小島を切って、ちょっと油断して、国家の後に日が尽きるの害を言います。
その後、蒋介石もこれを深く後悔した。もし劉文典が「頽唐文人」だったとしたら、彼はこんな驚くべき先見と卓識を持っていただ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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