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风在手 于 2016-5-6 15:09 编辑
中国与国际知名品牌实验动物饲料发现大部分受污染的恶果  (2016-05-03 21:05:12)[url=]转载▼[/url]
2012年9月，《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法国塞拉利尼团队研究，持续两年用抗除草剂的NK603转基因玉米喂养试验组SD大鼠、用法国实验鼠标准饲料（A04 Safe）喂养对照组比较结果：第14个月时，试验组10%到30%试验鼠产生了肿瘤,“对照组”没出现；第24个月时，试验组肿瘤比率高达50%—80%，但“对照组”肿瘤比例也达30%，成为挺转学者攻击“使用了易‘自发’肿瘤老鼠品种”的“理由”。三年后，学术刊物《PLoS ONE》2015年8月发表塞拉利尼团队最新研究真相大白：来自5大州13种知名品牌实验动物饲料（法国A04 Safe、美国Purina 5002等与北京华阜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FK 1022等），委托认可实验室检测，发现全部遭农药污染（1-6种农药），大部分遭重金属（铅、镉、砷）、二噁英与多氯联苯污染，还发现1-6种转基因作物成分，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频度最高，最高比例48%，造成实验动物试验前潜藏病态，实验组健康危害显著遭“历史性对照数据”掩盖！【评论：真实样品、健康无隐藏病态实验用动物、良好质量无污染饲料，是“三足鼎立”确保毒理学动物试验精确、可靠三个前提基础条件！其任何一项出现普遍性严重问题以致全部出现普遍性严重问题，足以颠覆批准上市销售全部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 实验室啮齿动物饲料含有毒性水平环境性污染：对监管试验意味什么？ 作者：Robin Mesnage, 塞拉利尼等 Robin Mesnage et al., Laboratory rodent diets contain toxic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nts: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ory tests. PLoS ONE 10(8): e0135542. doi:10.1371/journal.pone.0135542，published August 7, 2015 Robin Mesnage et al.，实验室啮齿动物饲料含有毒性水平环境性污染：对监管试验意味什么，PLoS ONE 10(8): e0135542. doi:10.1371/journal.pone.0135542，出版日期2015年8月7日 摘要
脊椎动物喂养试验中使用的饲料质量至关重要。我们报告来自5大洲13个实验室脊椎动物饲料遭到环境性污染物污染的情况。检测采用认可方法进行。检测结果：所有的饲料皆遭到农药污染（检测了262种农药，在饲料中发现1-6种农药残留），重金属（检测了4种重金属，发现2-3种重金属残留，大部分为铅Pb与镉Cd），二噁英（检测了17种，发现1-13种）与多氯联苯PCB（检测了18种，发现了5-15种）。检测了22种转基因作物，在这些饲料发现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频度最高，在检测到转基因作物成分最高比例为48%。草甘膦除草剂农达是检测到的最主要农药，13种饲料中9种检测到草甘膦及其代谢物AMPA残留，检测到的最高残留为370ppb。残留量水平与检测到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量有相关性。这些污染物对肝、神经发育与生殖影响有文献记录。这些饲料中污染物风险因素总和（阈值为1的风险估计量）的变化量为15.8到40.5。这些饲料长期食用因此可以被考虑有风险。对这些饲料作出更为安全性的努力将改善生物医学与监管性毒理学中毒性试验的可靠性。
引言
生物医学研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实验脊椎动物喂养试验，特别用来研究商业性产品在脯乳动物中潜在的副作用。这样的喂养试验不仅构成对人类健康影响的试验，同时构成对于环境健康的试验。老鼠被考虑为小型脯乳动物毒理学模型，无论野生的还是作为养殖动物或宠物的模型。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的质量因而至关重要。
脊椎动物饲料大部分用农产品及其副产品配制，容易遭受毒性环境性污染物的污染[1]。然而，科学文献从来没有报告过实验用脊椎动物遭受这方面污染的程度与世界范围差别。 我们从5大洲（北美、南美、欧洲、亚洲、非洲与大洋洲）9个国家13个供应商获得13种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样品，对学术研究与监管安全评估中使用的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具有代表性。对这13种饲料，我们对262种农药、22种转基因作物、4种重金属、18种多氯联苯（PCB）与17种二噁英（PCDD/F）进行了检测。
这些污染物有助于解释世界范围实验用脊椎动物群为什么发展称之为“自发性”高发生率的疾病。
例如，来自Harlan的SD大鼠，喂养两年后，对照组中乳腺纤维肿瘤与垂体腺瘤名义发生率各自高达71%与42%[2]。来自Charles River的同品种SD大鼠，喂养两年后，乳腺纤维肿瘤名义发生率为38%（13%-62%），垂体腺瘤名义发生率则为71%（26%-93%）[3]。此外，这些发生率不稳定，有时更高有时消失[4]。这表明，不同鼠群的差别无法仅仅用遗传漂变进行解释，而可能由不同环境性条件造成，包括饮食或水污染。
该项研究是检测来自5大洲实验用动物饲料污染的程度，以及从监管机构官方计算（美国环保署知道原则）的数值扣除化学暴露于风险的影响。实际上，众所周知，实验用老鼠喂养两年后有无法解释的极为宽范围38%到83%的死亡率[3]，某些Wistar鼠品系喂养两年后的死亡率则没有这么宽范围不同[5]。
监管性慢性试验中用这些统计数据做外部对照。处理组老鼠不仅与实验中内部对照组进行比较，而后还与代表这整个动物群的实验室过去实验所有对照组归纳数据进行比较，或者对于这个老鼠品系过去实验所有对照组归纳数据进行比较，这样的归纳数据被称之为“历史性对照数据”。
对于监管性长期慢性毒理学试验数据而言，这种“历史性对照数据”被假设具有重要性，它们因而用于确定实验组动物与并发对照组之间统计性差别的生物性意义。
学术性研究中通常不这样做，而是仅将实验动物与本实验内对应并发对照组进行比较：同样条件下喂养、喂养同样的饮食，唯一不一样的是进行研究的那个指标。
实验鼠饲料颗粒大部分由粮食（小麦、玉米或大麦）以及豆类（如大豆）构成。根据种植方法，不同年度与地点，这些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喷洒不同的农药，造成不同的污染[6,7]。
农药为不同目的配制的毒素（图1A），特定针对植物（除草剂）、害虫（杀虫剂）或真菌（杀真菌剂）。然而，越来越多发现长期慢性饮食水平其残留的非靶标作用[8,9]。
某些农药与农业转基因作物密切关联，如草甘膦除草剂农达或突变了的Bt毒素（图1B）。这些转基因作物被基因改造为容忍和/或产生农药残留[10]；它们在他们生产的国家通常不标识，特别北美与南美种植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它们在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中的一般使用没有记录。
已知饮食性毒性物质，如重金属[11]与二恶英[12]的检测，也很重要，因为它们是无处不在的污染物。
我们从5大洲收集了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样品，因为不同地区的农业操作可能产生不同的污染。尽管相同饲料不同批次产品污染可能不完全相同[15,16]，本研究中的多重取样允许接触实验用鼠饲料中污染的可变性与无处不在状况。我们包括了监管性毒理学试验中使用的实验老鼠饲料（例如Purina 5002牌号饲料）以及大学实验室中使用的实验老鼠饲料，但是也包括了实验鼠繁殖公司用来喂养实验用脊椎动物的饲料（例如Mucedola TD.2016牌号饲料）。
在实验鼠繁殖公司用来喂养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情况下，实验用脊椎动物终身与跨代暴露于这种饲料。为了估计它们长期慢性暴露饮食中这样污染的风险，依照美国环保署（EPA）[17]与欧洲食品安全机构（EFSA）[18]推荐数据，我们对检测形成化学混合物的所有污染物计算了长期慢性非癌症风险指标。这种方法最近被用来计算对消费者的鱼中多氯联苯（PCB）残留的风险[19]与蔬菜中重金属的风险[20]。这种方法假设同时暴露于多种化学品的子阈值可能造成危害性健康影响[17]。
数据来源：“农药产业销售与使用报告：2006与2007市场估计”[13]与“全球已商业化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状况：2013[14]。
材料与方法 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 从5大洲使用这些饲料的实验室直接获得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
对以下饲料样品进行了检测：
北美（Teklad Diets 7913 NIH 31, Wisconsin, 美国与Purina 5002 LabDiet, Indiana, 美国）；
拉丁美洲（Purolab 22P, PuroTrato, and NUVILAB CR1, Nuvilab Sogorb Industria e Comércio Ltda., 巴西）；
欧洲（A04 Safe，法国；Mucedola S4RF21 and Harlan TD.2016, 意大利；Ssniff S8106-S011与V1326-000，德国，与801151 RM1, Special Diet Services，英国）；
非洲（Belmill Mice pencil, Belfast Millers Limited, 肯尼亚）； 亚洲（HFK 1022，北京华阜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大洋洲（Reliance StockFoods R94，新西兰）
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颗粒收到后储存在-80°C。依据欧盟2002/63/CE指导原则严格取样一式三份。生产这些饲料的国家不一定反映这些饲料粮食成分作物种植的情况，因为各供应商原料成分产地各自不同。
污染物分析
为确保数据的精确性与可重复性（特别是足够重复性、标准偏差与变量系数），所有的检测都在法国国家认可委员会（COFRAC）认可的实验室进行。细节如下。污染物检测结果在表1中列出。
表1、本研究中检测的脊椎动物饲料污染物。对于技术方面，参看材料与方法。所有检测皆在认可的实验室进行。
用GC/MS法分析（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的农药：（略）
用LC/MS-MS法（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分析）分析的化学品：（略）
转基因定量检测。
转基因定量检测依照国际标准组织ISO 21569、21570、21571与24276标准进行定量PCR检测。（细节略）
重金属检测（细节略）
多氯代二苯并二/呋喃(PCDD/F)与多氯联苯（PCB）检测。
动物饲料中PCDD、PCDF与PCB检测，采用结合同位素稀释的气相色谱/质谱（GC/HRMS）进行。（细节略）
计算风险因素（HQ）、索引和统计分析（细节略）
结果（略，见摘要概述的结果）
农药（细节略）
图2、世界范围使用的13种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的环境性污染物
表2、世界广泛使用的13种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中的污染物最高残留量与日摄入量。 转基因检测
这是报告世界范围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中使用转基因农产品成分程度的第一个研究（图2B）：
13种饲料中11种检测转基因为阳性（=含转基因），只有2种意大利饲料无转基因。在欧盟，如果含0.9%以上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识。欧洲含转基因的4种饲料中，2种德国饲料标识含转基因。法国A04饲料仅含0.3%转基因大豆，但是英国801151 RM1饲料含32±8%转基因大豆（总的0.47%）而且没有标识。
巴西的Purolab 22 P饲料有标识（48%转基因大豆），但是美国Purina 5002 LabDiet饲料含大约12.8%转基因大豆与35.6%转基因玉米，但是没有标识。
这次检测分析中，对所有转基因品种进行检测，无论单外源基因还是多重叠外源基因。在特别检测的22种转基因品种中，检测到12个转基因品种：9种转基因玉米、2种转基因大豆与2种转基因油菜籽品种。这些转基因品种中，6种为抗草甘膦转基因品种（RRS1与RR22、GA21、MON88017与NK603玉米，和GT73油菜籽），3种为抗草铵膦转基因作物（DAS1507、T25玉米， MS8RF3油菜籽），与5种转基因Bt作物（DAS1507、MIR162、MON810、MON863、MON88017玉米）。2种有双重外源基因（DAS 1507与MON88017）。
除了极少量转基因油菜籽（0.07–0.7%），看起来绝大部分转基因成分为大豆或玉米，但是其量非常不同（0-48%）。北美与南美以及新西兰的饲料中的转基因成分最高。巴西Purolab 22P种48%为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美国LabDiet 5002饲料中含同样的全球性成分，但是含有7种不同的转基因品种成分（2种大豆、3种玉米、2种油菜籽）。美国7913 NIH 31饲料中检测到最多的9种不同的转基因品种成分，占总量至少15%，包括2种转基因大豆（RRS1与RRS2）、7种转基因玉米（MON810、MON863、NK603、T25、Mir162、MON88017与DAS 59122）。所有欧洲的饲料中检测到较少转基因成分以至没有转基因成分，非洲的饲料没有转基因成分（在非洲种植的大多数转基因作物为转基因棉）。
转基因作物绝大部分容忍喷洒草甘膦除草剂农达。检测到最高水平草甘膦残留的是巴西NUVILAB CR1饲料（130ppb草甘膦+240ppb草甘膦代谢物AMPA）。检测到第二位高水平草甘膦残留的是美国LabDiet 5002（310ppb草甘膦残留）。实际上，仅在含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成分的饲料中检测到草甘膦残留，在其他样品中没有检测到草甘膦残留。在所有含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成分的饲料中，发现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成分与草甘膦除草剂农达残留（草甘膦+AMPA）之间存在正相关（Pearson’s r = 0.64, p = 0.019），如图3所示。
重金属
与农药和转基因不同，重金属污染（图2C）看来更为同质性。铅Pb的含量差别最大（肯尼亚饲料中最高达580ppb，英国饲料中为440ppb），与镉Cd（30到100ppb）显著不同。中国与法国饲料有低含量水银污染（10ppb），法国饲料还有相当含量砷污染（200ppb）。仅仅重金属污染的SHQ变化不小为6.2至16.7（表3）。
二噁英与多氯联苯（PCB）
所有饲料样品中都检测到二噁英与多氯联苯（PCB）（图2D与2E）。检测到的PCDD/F范围为0.067 ± 0.019 ng TEQ/kg湿重量（12%水分）（V1326-000，德国）与0.130 ± 0.039（7913 NIH 31，美国）。（细节略）
图3、世界范围使用的13种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中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残留（草甘膦+AMPA，ppb或mug/kg）。（注：中国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草甘膦+AMPA残留大约150ppb，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成分4%左右！）
对于所有污染物的ΣHQ
所有饲料长期慢性达到非常高SHQ（15.8–40.5；超过0.2或1时就需要仔细考虑其风险）。
讨论
这是全球性精确检测世界范围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遭农药、转基因、重金属、二噁英与聚氯联苯污染物的头一个研究报告。这些化学品的健康影响，包括在我们发现的残留水平，已有文献记录，尽管低于官方设定安全阈水平之下[27,28]，其混合物的影响没有经过评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此计算HQ及其和。该项研究的结果与欧洲食品安全机构（EFSA）CONTAM专家组的意见一致[29]，他们结论：动物健康风险评估依然伴随着高程度的未确定性因而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本项研究中发现的污染物及其水平与某些其他研究中的发现一致。例如，Zeljenková et al. [30] 在一项90天转基因研究用的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中检测到530-1600 ppb虫螨磷（pirimiphos-methyl）、94–300 ppb胡椒基丁醚（piperonyl butoxide）、118–173 ppb砷、0.16 ng TEQ二噁英/kg，与Schecter et al. [31]的研究中发现的一样。
意大利4RF21饲料，检测发现遭最严重农药污染，含1500 ppb虫螨磷（pirimiphos-methyl），这对应于老鼠长期慢性日摄入量75 ppb/bw/d，依据默认计算值[24]。这种农药已知在200 ppb/bw/d剂量抑制老鼠血浆胆碱酯酶[32]。在更低水平可能发生其他健康影响，尽管这些还没有实验，因为毒性影响可以已非线性方式发生[33]。然而，这样的摄入量已经是官方设定每日摄入量（ADI）的19倍。
此外，这种饲料还遭到溴氰菊酯（141 ppb）等其他农药污染，对应于老鼠长期慢性日摄入率7 ppb/bw/d。在瑞士小鼠中，溴氰菊酯从4 ppm/bw/d开始是致肿瘤物[34]。在大鼠中，从80 ppb/bw/d具有神经发育性毒素特征[35]。
实际上，这些风险通过混合物作物被增强，因为同样的饲料还含有1 ppm（在老鼠中相当于日摄入量50 ppb/bw/d）增效剂胡椒基丁醚，添加到农药配方中增强其毒性[36]，特别对溴氰菊酯这样的除虫菊酯。
农药中添加的辅佐剂被研究来增强农药对于植物、害虫，或真菌的毒性作用，同时增强脯乳动物中的毒性影响[25,37]。对单独用胡椒基丁醚的杀虫剂，这种杀虫剂的SHQ值（每次暴露对应于日摄入量ADI比率之和）已经达到19.7，将所有污染物加在一起其SHQ增高为40.5（表3），为令人担心限度的40倍。此外，这还没有考虑潜在的协同作用。
对每日摄入量（ADI）一般应用安全系数100（在未观察到危害性影响水平下边）。它同时考虑了种内（intra）（x10）与种间（interspecies）（x10）可变性。由于我们在表3中所有情况下都高于10（15.8–40.5），这些饲料对某些动物物种内某些动物可能代表着风险。
所有这些考虑本身就可以解释食用这些饲料的脊椎动物中可能存在的这些长期慢性疾病的发生率。考虑到这些污染物的混合看起来随时间与地点有所变化，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生率，在不同实验中的对照鼠中不可能稳定不变。作为后果，“历史性对照数据”不适合于作为一般性对照数据使用。
被检测的13种饲料中，8种中检测出一种农药协同化合物胡椒基丁醚，意味着农药应当以配方制剂形式试验，而不是对单独成分试验。极少对辅佐剂进行监控，但是如同壬基酚乙氧基化物这样某些广泛使用的辅佐剂（表面活性剂），已经在环境中广泛发现，而且与野生动物内分泌与生殖感染关联[38]。在所检测的农药中，甲基毒死蜱是一种内分泌干扰剂而且通过产前接触诱发抗雄激素作用与甲状腺功能减退[39]。存在这些残留可以解释大鼠对照群中为何发生较高水平的乳腺或垂体肿瘤[40]。
例如，马拉硫磷，或毒死蜱这样的农药，诱发大鼠乳腺中变化[41, 42]。低至0.1 ppb水平的草甘膦通过雌激素途径诱发人类乳房癌细胞生长[43]，如同与此可比较水平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在活体内诱发乳腺腺瘤生长[44]。草甘膦被描述为肿瘤促进剂[45]。即便希望有更多的试样检测，草甘膦除草剂农达残留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主要转基因作物，如NK603、RRS1，与RRS2）也已经表明在大部分为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与玉米中，发现草甘膦残留。
Bohn et al.的研究早已描述了这种情况[46]。只有巴西的饲料NUVILAB CR1的草甘膦残留水平为线性回归推测水平的两倍以至三倍；这可以认为农田中喷洒次数更多或者喷洒量更大，和/或其存在导致的水或土壤污染，如文献记录的那样[47]。
转基因成分与农药残留总量之间没有其他的相关性（Pearson’s r = -0.21, p = 0.49）。检测出最高转基因成分的4种饲料（含量9-48%）来自美国与新西兰，这合乎逻辑，因为美洲大陆生产着95%的食用转基因作物，转基因棉以外[10]。这些食用转基因作物80%是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因此北美洲与南美洲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中检测到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残留及其代谢物AMPA来自这些地区种植的大豆与玉米绝大部分为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喷洒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即便转基因毒性依然有争议[48]，做了检测的13种饲料中9种检测到草甘膦污染也已经是个问题，因为含48%转基因成分的实验用动物饲料Purina 5002通常用来作为转基因作物毒理学动物试验中的对照组饲料[49]。
在美国Purina 5002饲料情况下，没有提供这种饲料含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成分或者草甘膦除草剂农达残留的数据，尽管这样的数据对于毒理学动物试验最终的安全性结论具有关键性[50]。一般讲，在这些试验中，仅仅确认作物试验对象的转基因作物的转基因成分，却不知道对照组用的饲料的转基因成分比例。
所有的饲料都遭到生物蓄积性重金属污染，这非常令人担心，13种饲料中12种饲料铅Pb残留量超过官方设定的每日摄入限量ADI，13种饲料镉Cd残留量全部超过ADI，使其严重超过HQ值（各自为3.0 ± 2.2与7.3 ± 3.1），这更加令人震惊。
即便老鼠饲料并不遵循人类每日摄入量ADI标准，13种饲料中有7种超过对人类的铅含量的最高残留限量（德国2种、肯尼亚、英国和巴西各1种），对砷（法国饲料）或镉Cd（中国饲料）（表2）。老鼠对所有这13种些饲料的每日摄入量，超过人类对镉Cd的每日摄入量ADI，对这13种中12种超过人类对铅Pb的每日摄入量ADI。
这本身可以至少部分解释作为对照喂养这些饲料的对照组动物中为什么容易发生某些癌症或者乳腺肿瘤等其他疾病，特别因为镉Cd是一种类似于雌激素的成分[51]。
饮食中营养成分与农药和重金属污染物差别的潜在影响，已经相当长时间知道是一个问题[52, 53]。而且已经表明，对照饲料遭到砷污染对低剂量重金属影响的风险评估造成混淆[54]。法国脊椎动物饲料中砷的水平（200 ppb）处于前述研究的范围内，这项研究中，小鼠喂养了遭砷污染的饲料，参与异型生物质（細胞色素P450）与谷胱甘肽代谢基因表达的基因数量显著增加（增加了37倍）。
与此类似，实验动物食用的所有饲料超过了作为指标（PCBi）的二噁英、呋喃和二恶英类多氯联苯（PCDD/F与DL-PCB）以及NDL-PCB的每日摄入量ADI，造成这2组污染物的HQ范围分别达到2.6 - 7.0（名义值3.3 ± 1.2）与2.7 - 9.8（名义值4.7 ± 2.3）。它们的健康影响有越来越多文献记录[55]，在我们这项研究检测到的非常低水平或者在Schecter et al.进行的老鼠饲料试验的水平，特别作为肝毒素与内分泌干扰剂以及免疫抑制剂[56]。已经知道这些产品在长期慢性暴露中发生生物蓄积[55]。当然他们可能有助于造成喂养这些饲料老鼠中发生的病态状况。
实验用脊椎动物还可能遭到来自塑料笼子或水源的塑化剂的污染[57, 58]。某个案例中发现了塑化剂的内分泌干扰作用，因为干扰了对照组动物的内分泌功能[59]。
已清楚，即便对照用实验室脊椎动物中病态背景已经存在，无论随意喂养或在封闭的笼子里不活动，肥胖症的诱发，如前边所提议的那样[60]，它们饲料污染的原因不能排除，或不能完全排除。某些污染物本身甚至就是肥胖症促进剂[61]。
几乎所有的实验鼠都非活动性而且让它们随意吃食，因此单独这些因素无法解释毒理学历史性记录中对照动物的巨大差别[3]。例如，Charles River的SD雌鼠群中的乳腺纤维肿瘤发生率范围为13 0 62%[3]。实际上，已经知道不同种植方法生产的同样饲料成分对老鼠健康的生化标记物造成的损害不同[62]。无数案例记录了所有这些级别的污染物造成的表观遗传影响，在大鼠品系中诱发可能的跨代影响[63, 64, 64]。
综合在一起，这些数据可能对于监管性慢性健康风险评估中使用外部对照组提出挑战，因为不同的饲料污染状况人为强化背景影响并隐藏显著影响。因而将相同实验室不同实验中不同的对照数据结合在一起并不合适，因为不同批次的相同饲料不同时期遭到的污染可能不同。 不同国家饲料成分差别可能更为重要。这种背景比率的病态状况涉及使用巨大数量动物来发现慢性毒理学试验中肿瘤发生率的统计性差别。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对于致癌性试验453指导原则规定每组使用至少50只动物来发现致癌性影响。这是因为统计力必须足以在对照动物中有高水平肿瘤情况下发现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显著差别。因而有人提议增加每组动物的数量[66]。然而，这与目前对于动物福利的担心不一致。即便不同品种与品系实验用动物发展肿瘤基本状况将造成不同比率的肿瘤，更好的方式是通过使用安全的、未遭污染的饲料最大限度减少背景病态率，而且限制只能与当前实验中对照组进行比较。
即便这些结果将到目前为止进行的动物喂养试验的价值陷入问题，我们也不赞同将毒理学试验减少为完全在体外系统中的试验。胚胎干细胞试验可以作物鉴别胚胎性毒素有价值的第一步，但是它们不能完善重复胚胎毒性[67]，而且永远不能替代活性体内发育性毒性试验。此外，对于不同年龄段人类都可能暴露的化学剂，应当考虑试验的暴露从产前生活开始，以便允许致癌性潜力在发育最脆弱阶段表达其作用[68]。
作为结论，所有实验用脊椎动物饲料都检测到毒性环境下化学品（名义值SHQ = 23 ± 7，远超过应当关注水平1），这一事实对生物医学现行做法具有巨大后果。此外，HQ值对小鼠、幼鼠或依据发育过程不同阶段的暴露而进一步加强，因为它们的每日摄入量更为重要[24]。
所有这些数据综合考虑在一起，使得使用“历史性数据”无效，而且对致癌性研究中每组必须使用50只动物提出了质疑。
与此类似与非常最近，Kuroiwa et al.的研究 [69]结论，“历史性数据”中的多元化和起伏的病态，可能由环境性因素造成，而非由于F344鼠“自发性”或遗传性原因。
必须作出更安全农业作业与更好控制环境性污染物方向的努力，以便用健康饲料喂养实验用脊椎动物。这不仅将改善毒性试验的可靠性，而且改善生物医学研究中动物喂养试验的价值。
致谢
我们感谢向我们提供上述研究饲料的世界各地同事们。我们承认以下机构对我们研究这些内分泌干扰剂给予的支持：基因工程研究与独立信息委员会（CRIIGEN）、JMG基金会（JMG Foundation）、李亚自然（Lea Nature）、人类进步查尔斯·利奥波勒德·迈耶基金会（Foundations Charles Léopold Mayer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kind）, 自然维凡特（Nature Vivante）、丹尼斯·桂查德（Denis Guichard）、 马龙哥（Malongo）、阿尔卑斯大区理事会（Regional Council Rhône-Alpes）、大巴黎地区理事会（Regional Council of Ile de France）， 奥地利生物研究所（Institute Bio Forschung Austria），与可持续食物联盟（Sustainable Food Alliance）。
作者贡献
构思和设计实验：RM ND JSdV GES。做实验：LMR。数据分析：RM ND LMR。贡献试剂、材料、分析工具：LMR。撰写论文：RM ND JSdV GES。
参考文献：
参考资料： 孟山都与独立研究喂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试验结果为何截然不同？ 中国国际招标网2004年5月警告：警惕孟山都公司的大豆安全评估缺陷 加拿大卫生部长4月27日就公开草甘膦毒理学报告接见《请愿书》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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