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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危机和矛盾再一次被成功后延，但日后恐会加倍清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中央高层的这一表态被视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思路的重大变化。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强调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再是依靠“刺激政策”提升总需求的套路。其实，“供给侧管理”自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2009年中国推出“4万亿”的救市措施以来，就有很多学者呼吁，要从供给的角度反思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只是在前几年，这种声音被“稳增长”所遮掩了。
天平要向“供给侧”倾斜
很长时期以来，我们一直比较习惯于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办法来“稳增长”。
2015年1月，在“43号文件”的约束下，各地方政府不知道如何活下去，可如今显然已经找到了新活法，那就是依靠地方债和PP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0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3.5%，增幅创2014年7月以来新高，且高于市场预期的13.2%和9月末的13.1%，预计中国经济的泡沫化生产模式仍将继续；在取消限购、降准降息和降低首付比例的利好政策刺激下，2015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已逐渐反败为胜。笔者大胆预测，中国经济的冬天暂时已经过去，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观望期也即将结束。但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危机和矛盾再一次被后延，而且日后恐会加倍清算。
在此关键时刻，“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可谓真正踩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节奏上。当然，强调“供给侧改革”，不代表不要“需求侧管理”了，只是说与以往相比，政策的天平应该多向“供给侧”倾斜一点。就像习总书记说的，“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总需求”是“保底线”，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求未来”，现在与未来，哪个都不能舍。
提高品质，创造新供给
“供给侧改革”，到底改什么呢？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早已给出了答案，就是要深入推进国企、金融、财税、土地、户籍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就是要向简政放权、创新创业要成效。概括来讲，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清理无效供给。2015年10月10日，中央财经办公室主任刘鹤到广东调研时强调，要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对此，政府要主动从市场干预中退出来，利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去杠杆，让“僵尸企业”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重组的重组。过剩产能不去，中国经济转型无从谈起。
第二，提高供给品质。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奢侈品销售额近一半。为什么？不是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而是中国的很多产品和消费环境实在让人不放心。旅游消费本来是中国最有潜力的市场，但“黑一日游”、“青岛虾”等宰客事件的屡屡发生，对旅游消费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挖掘潜在供给。在中国医疗、教育、金融、交通、通讯等诸多领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供给短缺”，某些垄断企业和特权部门从中获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价现象仍普遍存在。对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垄断、放开市场。以出租车管理为例，如果不放开价格管制和牌照管制，再多的提价和补贴措施也解决不了打车难的问题。
第四，创造新供给。iPhone手机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消费需求确实是可以创造的。中国不能再一味依赖“后发优势”，模仿和引进占领不了高端市场，而是要强调“先发优势”，靠产品研发和创新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此，简政放权、降低税费以降低企业成本，加大创新投入、发展多元金融市场以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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