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818《这不是腐败！是腐朽！！！》

尝尽酸甜苦辣，只为讲句真话！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亿！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 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 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 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尝尽酸甜苦辣，只为讲句真话！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亿！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 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 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 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腐败腐朽化。

   邓小平在1980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批评邓力群说：
       有个同志做了个梦说：“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问题了。
       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不可能！我们49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級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
       那个同志还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我国消灭了黑社会31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
       那个同志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脫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共产党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实践会检验这一点的。
       那个同志又梦到：“工人失业，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最可笑的是那个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他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共产党早就消灭了性病。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道说无数先烈換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的手里吗？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邓三科出来的，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这些人基本上都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会的。

ZHANG737 发表于 2016-4-17 12:48
邓小平在1980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批评邓力群说：
       有个同志做了个梦说：“他梦到中国遍地 ...

明摆着睁眼说瞎话，掩盖其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本质。

毛泽东时代的自由是劳动人民的自由，没有精英份子通过当人上人剥削压榨腐败的自由。剥削份子们认为人吃人，人掠夺人，人害人是自由，那劳动人民就有造-反-有-理的自由。

西方及其国内走狗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

反邓反贪就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之一。

思想的征服，是最廉价的征服;意识形态的控制，是最彻底的控制。对此，西方反华势力有着深刻认识并长期精于此道。其中，借助媒体力量、通过日复一日的舆论渗透，让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巨人因失去精神之“钙”而变得软弱涣散，是他们的既定战略目标和基本战术套路，其行动之坚决、策略之灵巧，不可小视。

    第一层“做空”：麻痹精神意志。近年来，伴随着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的发展，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不断涌入中国。由于国内一些媒体立场不坚定，缺乏政治意识，对这些腐朽因素有意无意地宣传炒作，导致庸俗文化大行其道。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极力强调所谓“平等”“开放”等理念，淡化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关系，隐藏弱肉强食的真实图谋，从而使许多人丧失了对西方反华势力应有的警惕。如果任由这种状态发展，一旦将来国家有事，则难以迅速完成思想整备和精神动员。

    第二层“做空”：摧毁社会信心。近年来，中国社会以“中国梦”诉求为核心，汇聚起人民对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信心。而西方反华势力却通过信息渗透和媒体传播，不断放大党和政府在改革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矛盾困难、存在的缺点问题，恶意唱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途，进而摧毁中国人民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信心。而一旦社会信心被“做空”，党和政府领导的建设事业就难以按计划正常推进。同时，一旦社会陷入悲观情绪，一部分意志薄弱者就可能自我矮化甚至极端崇洋媚外，对西方事物不加鉴别地吸收点赞、随“风”起舞。由此，西方反华势力就能实现以较小代价阻断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企图。

    第三层“做空”：虚化历史记忆。“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早已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基本信条。近年来，国内一些媒体和“公知”“大V”以所谓“揭秘”“正名”为名义，对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革命先烈、英雄人物事迹进行歪曲宣传，甚至有意无意否定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为早有历史定论的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歌功颂德。这些舆论乱象背后，很难说没有西方反华势力的精心煽动和暗中策应。一旦历史记忆被歪曲和虚化，就会从根本上侵蚀党的领导根基，中国社会也将失去发展之根、进步之魂。

    第四层“做空”：瓦解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精神内核，是一个国家立于世界的精神基石，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家园。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和治国理政历史经验，对凝聚全民力量、牵引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西方敌对势力一方面宣扬意识形态“趋同论”“终结论”，淡化不同国家和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以“民主”“人权”为幌子，竭力将所谓“普世价值”包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从思想上拔根去魂、釜底抽薪的手法，不可谓不高明。

    必须尽快打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被动局面

    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严峻的军事政治考验中，正是党直面现实威胁、迎难而上的魄力和勇气，带领全国人民度过了重重难关。如今，面对西方反华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肆意进攻，同样不能和和气气、委曲求全，必须拿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决心意志和有力行动。

    让党媒真正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中坚力量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被动局面，缘于多重内外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党媒的党性原则、组织优势没有充分释放，作为新闻舆论阵地“定音鼓…’定盘星”的角色担当没有充分彰显，内在的舆论传播力和政治引导力还较为薄弱。对此，必须加以重点审视和强化。

    在媒体格局剧变冲击下，要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原则。近年来，随着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兴媒体的发展，我国媒体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流媒体与商业媒体、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固定媒体与移动社交媒体并存，党管媒体原则的对象由相对单一变为高度发散，由有形实体拓展到虚拟空间，大大增加了党对媒体领导管理工作的成本和难度。面对这种新形势，必须通过媒体领导管理体制的创新，保证新闻媒体在组织上听从党的指挥，在思想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坚持新闻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宣传口径上同党中央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战略目标保持高度一致，从而释放党媒应有的宣传力、解释力和战斗力。

    在媒体角色多元化形势下，明确主流媒体责任担当。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角色进入了多元化时期，一些媒体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责任担当日渐模糊。个别媒体甚至过度追求利润，导致被称为“四大公害”的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层出不穷，在弱化媒体声誉和公信力的同时，更弱化了媒体的责任担当。还有个别媒体，在“替党忧”“为党呼”上不坚决、不主动、不积极，有的甚至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仍然犹豫观望、徘徊不前，即使勉强参与进来，也是躲躲闪闪、含糊其辞，没有体现足够的战斗性。因此，通过政治规范、政策引导和舆论倡导，校准党和政府主办媒体的角色担当，刻不容缓。

    在传媒业态嬗变的有利条件下，激活主流媒体创新力。在这个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新闻传播业态日新月异的时代，新闻媒体和舆论工作如不能在理念、手段、内容、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创新，就难以跟上时代步伐，难以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这也正是习主席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专门提出“创新为要”的原因所在。尤其是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传播格局下，西方大国凭借庞大的传播系统和灵活的传播技巧，经常左右国际社会对有关问题的认知和评价。要改变这种局面，国内主流媒体必须抓住当前传媒业态日新月异的有利契机，在传播技巧和方式方法上摒弃陈旧观念和习惯思维，大胆学习借鉴、推陈出新，尽快在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等方面实现追赶和超越。

    以战斗精神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

    面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反华势力的政治进攻，新闻舆论工作只有积极发扬“守土”意识和战斗精神，才能避免被人牵着鼻子走，避免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拱手让人。

    要敏锐见事。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敏锐洞察社情舆情，精准辨识哪些是别有用心的污蔑攻击，哪些是错误思想思潮的苗头，为抢占舆论制高点创造有利条件。要像战壕里枕戈待旦的士兵那样，随时准备出击，随时能够上阵，随时能够打赢。

    要主动发声。对于社会上、网络上的杂音、噪音，党媒要敢于第一时间站出来，针锋相对、有理有据地进行批驳。如果没有一股子决不让邪气压倒正气、决不让歪理压制真理、决不让退步力量压迫进步力量的决心和勇气，就难以达成当头棒喝的宣传引导效果。尤其是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党媒要积极主动投入战斗，相互呼应支援，形成合力声势。

    要敢露锋芒。新闻舆论工作的对象是人，要打动人、说服人，就不能隔靴搔痒，不能当和稀泥的“好好先生”，必须旗帜鲜明表明态度立场。同时，空话套话和不着边际的简单说教，不仅没有说服力战斗力，反而会削减群众的信心和斗志，模糊矛盾斗争焦点。主流媒体只有果断祛除书生气和八股气，大力改进话风文风，才能让主流舆论如春风化雨，切实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实效性。

    吹响意识形态领域捍卫旗帜的号角

    纲举才能目张。要扭转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长期以来的被动局面，粉碎西方势力从精神思想领域“做空中国”的野心和企图，必须找准战略抓手。习总书记敏锐洞察，及时提出“党媒姓党”要求，并就新闻舆论工作做出一系列新的重要指示，可谓抓住了战略要害，吹响了意识形态领域战略反击的号角。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党媒姓党要求的提出，至少将从以下三个层面打开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崭新局面。

    积极主动的媒体策略将进一步确立。党媒姓党要求的提出，表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媒体策略将由相对被动转向积极主动，从而促使一些原本党性原则不强、角色意识错位、责任意识模糊的媒体不再当“好好先生”和袖手旁观者，而是以更加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战斗姿态投入意识形态战场。

    强势传播的战略资源将进一步整合。目前，党和政府主办的传媒资源虽然体量庞大，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党媒常常各自为战，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高效使用，也就难以真正形成传播强势。随着“党媒姓党”要求的落实，党媒阵营必将在“姓党”“为党”的旗帜下凝聚起来，提升意识形态领域政治传播的协同程度。同时，这也将为主流媒体推进自身融合发展、实现自身资源整合提供难得契机。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就媒体融合问题专门强调，要从“相加”到“相融”，着力打造新兴主流媒体，这必将推动一批拥有强大实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加速形成，从而为我国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形成强势传播奠定基础。

    独立巩固的“话语主权”将得到稳步构建。在西方政治理念主导的话语体系下，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难免被人牵着鼻子走。要从根本上化被动为主动，必须构建独立的话语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党媒姓党，实际上是对主流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构建独立巩固的“话语主权”提出了更高要求。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打破“西方出题我来答”的传统模式，根据党的工作方针和阶段性工作重点，主动设置传播议题，积极牵引舆论，而不是被动回应。另一方面，要根据党的创新理论、从党的视角来解释国际国内各种热点问题，而不是人云亦云，或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同时，党的权威媒体还要善于针对重大现实问题，及时定义现象、创新概念，为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构建具有独特传播魅力的“话语主权”创造条件。

    当今时代，国家战略竞争与博弈日趋激烈，领域和纵深不断拓展，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幻，构建充实巩固的精神思想堡垒，守护符合国情的核心价值体系，赢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较量，始终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和民族存续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这既是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战略态势的冷静判断，更吹响了意识形态领域捍卫旗帜的号角，具有重大战略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性。

    意识形态进攻是西方霸权行径的拓展延伸

    从地理大发现至今数百年来，依靠武力征服一直是西方强国的生存逻辑，也是西方霸权体系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基础。时至今日，人类文明和全球进步日新月异，但西方霸权主义的内在逻辑从未改变，只是支撑霸权体系的不再只是赤裸裸的暴力手段，而是更加依赖意识形态领域不见硝烟的侵略和控制。

    尤其是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交流更加便捷，同时也给西方霸权主义通过舆论宣传、文化渗透、思想侵蚀等方式，从意识形态上控制、削弱对手提供了更为先进灵活的手段。从瓦解前苏联、夺控东欧大陆，到近年来的中东乱局、“颜色革命”，处处可见西方运用思想舆论武器和意识形态手段维护拓展霸权的影子。

    从瓦解苏联、夺控东欧大陆，到近年来的中东乱局、“颜色革命”，到处可见西方运用思想舆论武器和意识形态手段维护拓展霸权的影子

    对于西方霸权的欺凌和控制，中华民族有着血泪斑斑的深刻记忆。如今，快速发展的中国又成为西方霸权主义者眼中的重大威胁。但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交织，西方霸权主义和反华势力不敢贸然诉诸武力。因此，从军事“上甘岭”转向思想“上甘岭”，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断渗透和迂回进攻，变相攫取最大利益，就成为西方霸权主义的必然选择。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前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就曾明言：“要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中国面临被西方反华势力“做空思想”的严重威胁

    于夕红 · 2016-04-19 · 来源：国防参考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海风依然 发表于 2016-4-29 14:46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矮子留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审审都有问题。

映雪 发表于 2016-4-29 19:53
矮子留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审审都有问题。

是啊，只要是矮子培养的都够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