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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大陆跑到台湾之五：经济崩溃（上）
上文说了，国统区的工厂殷切的盼望着国民政府能够看在他们这八年的忠诚给予一些政治和经济上的帮助，而对于小工厂来说内否获得日伪资产显得至关紧要，关系到他们能否生存下去。
除了上文讲到的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们为了一己私利卖掉或占有这些日伪资产外，甚至还默许一些伪政府官员继续拥有资产。重庆的《大公报》在报道1945年10月25日中华全国工业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最后出台了一份报告，指出在上海仍有一些工厂掌握在伪政府官员的手里。
在光复区，这里的工厂除东三省被苏联拆走一部分设备外，全国其它地区工厂保存完好，尤其是南京、上海等地，日本人在交割前没有破坏这些工厂，反而是认真的保养好这些工厂，国民政府接手后就能马上生产。而且但事与愿违，接收大员反而成了这些工厂的破坏者，真是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正是他们的中饱私囊，造成了光复区的经济混乱。除了把东北的机器设备卖掉外，上海的工厂也难逃厄运。1946年4月22日上海《文汇报》报导“在1946年4月之前的上海拍卖中买到的50至60家工厂，他们所做的只是拆下并卖掉工厂的机器。”而那些在后方的真正的民族实业家们因为没有钱购买只能眼睁睁的看到这些败家子卖光机器。
更糟的是工厂叫军队的大爷接收，因为兵痞们不懂生产，只知道抢占，造成的损失更大。只举在上海的两个例子。一个是皮革厂。皮革厂被接收后，先把工人赶走，工人指着水池子说这里面还泡着三千张牛皮，得赶紧捞出来，及时处理，结果无人听，七天后三千张牛皮全部泡烂了。另一个是油墨厂。油墨厂是在生产过程中接收的，那机器的油滚上全带着油墨，接收大员不管这些，先把人赶走，全部赶光后，签字、贴封条，接收！结果是油墨全部凝固。
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9日援引一些外国考察者的话说“上海90%的工厂都关闭了”，1945年11月18日天津《民国日报》也同样报导说天津本市“90%的工厂都停产了”。
由于在接收时，把翁文灏“先恢复生产，再进行接收”的政策抛到脑后，造成大批的工厂倒闭停产，从而引发大量的工人失业。针对此情况国民政府不得不应对。社会部社会救济司制定了一个救济金计划，但是全国太多工人的失业，使得这个计划无法实施。到1945年九月底仅上海就有四五十万工人失业，连带这些工人的家庭是一个庞大的救济人群，从而引发了城市中最严重也是最致命的社会问题。
工人此时无法得到救济，工人和他的家庭就无法生活，从而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最后演变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游行。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在光复区的一项要命的、愚蠢的接收政策。这个政策是：关闭所有日伪工业企业，同时禁止调用日伪仓库中的所有原材料、食品和其它一切物资。这样在西南的一些工厂因为缺乏原材料（上文提到的四川纱厂等）而无法开工生产，而光复区的原材料躺在仓库里，甚至坏掉，多么奇葩的事情呀！
这个政策只对一种人有利，那就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这貌似义正言辞的政策，使得光复区因得不到商品的补充，而使得物价飞涨。因为人是要消费商品的，哪怕是最低级的温饱，也是要消费商品的。这个政策不让工厂生产，不让仓库的商品流通，市面上必然导致商品短缺，商品一短缺就会造成物价的快速上涨。上海的《前线日报》在10月19日报导光复地区有记录的商品价格上涨了100%到200%。所以暗地里倒卖日伪物资的国民政府接收大员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这一点上，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经济学是学的不错的，是高手！
最后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最要命的原因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与美国签署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及随后的《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中美农业协定》等等这些出卖中国经济的卖国条约。这些条约规定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现在或将来所给予”中国“国民、法人、团体之待遇”，美国“任何种植物、生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以及运往美国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
也就是说，美国的商品可以自由的出入中国及美国可以从中国自由的掘起任何物品，不受中国政府的任何限制，甚至连关税都不用交，这样中国只能沦为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本身就孱弱的民族工业和农业那敌得过美国的工业和农业。美国的面粉运到中国比自己种的还便宜，制造的商品本身就比中国国产的便宜又没有关税，其后果是残存的、一点点的中国民族工业彻底垮塌了。
那么农业情况怎么样呢？只能用更惨来说。国统区和光复区的农村都是一种荒凉的景象。
在湖北的光复区，由于村庄和土地在日寇的践踏下，满目疮痍。农民回来后没有钱拾掇房子，也无力购买种子、农具。即使国府的农业银行汉口分行发放了农业贷款，但是这些贷款全由县乡村的贪官污吏把持了，一转手就放起了高利贷。农民没办法只能带高利贷，但是经过计算后，农民发现他们借的高利贷是无法还清的，不够还苛捐杂税和高额利息的。1946年4月18日，上海《和平日报》报道了湖北光复区的农村萧条景象，指出当地农民在1946年春耕到来时，任凭土地撂荒也不耕种。
在浙北也是如此，本来在日寇的铁蹄下，农民就非常的贫困，许多村庄接近饥荒状态。1946年8月1日，上海《文汇报》报导说：为了供养返回执政的国民党，大米、食物、钱全部被征收了，还有无休止的劳役，加上基层官员的盘剥，征收变的变本加厉起来。农民抱怨，中华民国政府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和日军占领时他们所承受的负担没什么差别。
浙江省的农民在苛捐杂税下活不下去了，崇德、桐乡、桐庐、富阳、诸暨、绍兴、萧山农村的数千男人、女人、小孩前去省城杭州请愿，省国民政府的官员没把这事情放在身上。结果在1946年1月，上述地区发生了暴动，随后嘉兴、新登等县的农民相继发生暴动。这次暴动的原因说起来让人即心酸又气愤。一个村的保长宁愿看到穷困农民自杀也不愿意减轻对他征收的税赋，后来逼得这个农民自杀了。所以这几个县的农民不干了。在日伪时期，这些甲长、保长、乡长就替日本人压榨自己的同胞，胜利了这些人依然作威作福，比之前日伪时期他们的残酷和腐败有增无减。上海《时事新报》在1946年5月1日、2日、5日连续刊登了唐戍中写的《关于浙江农民暴动的长篇调查报告》。
还有天灾。1945年、1946年湖南连续发生了旱灾，中、南部最为严重。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还是采取了措施，一是撤销了从湖南新征收200万担大米的命令；另外不许军队运走食物；三是实行救济。从江西紧急运来大米应急，联合国救济署也送来贷款，还有面粉、衣服等物品。但是县乡村的大小官员们把手又一次伸向了这些救命的物资。他们把侵吞来的大米、白面卖给饭店和粮店。在衡山，保长、甲长囤积了大量的救灾面粉；在永安，对灾民应得的食品额外收取每斤50法币费；在醴陵县，工作人员也参与进来，一名救济站的工人在市场上公开卖出70袋面粉。在衡阳，3000万法币拨下来用于改善灾民的居住条件，只有1000万付给了建筑商，剩余2000万不知去向。上海的《文汇报》在1946年7月11日详细的报导了湖南救灾的事情，引来一片哗然。
1946年12月21日《观察》杂志第14至16页刊登了兰州通讯员写的《忧患重重的西北角》。1945年甘肃省许多地方遭受了旱灾，中央给陇西和渭源两县拨付了救济金，可是地方官员却以高利贷的形式贷给农民。还有修一些设施比如公路等，给农民说好每人三千法币，活干完后，只给两千，剩余一千落到地方官员的口袋里。甚至在通渭县出现县府的官员取走1000万法币的公共贷款，消失了。有几个跑到了兰州，光明正大的生活，却没有人调查此事。
正如1946年4月15日上海《新闻报》评论的那样“救济物资并没有用来帮助穷人，而是被富人、有影响的人、乡干部和保长垄断了。”
当时的中国农村受苛捐杂税和灾荒的影响，无人耕种、赤地千里。更要命的是国民党与美国签订一系列卖国条约后，美国的面粉等农产品运到中国比中国自己种的还便宜，彻底的击垮了中国农业。
工业、农业垮了，下面该轮到金融业了。由于蒋委员长和他的国民政府出现了奇葩的金融崩溃，所以下一节单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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