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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用“经济模式”统一得了台湾 作者：黄志锡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片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这是台湾著名的爱国诗人丘逢甲所作的《离台诗》中之一首。在诗中诗人愤怒控诉了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于1895年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论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历史现实，作为臣民的自己却无能为力，只好像古人一样泛舟出海漂泊它乡。这也为今后的台湾催生了一个“台湾民进党”埋下了导火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以共产党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当时的蒋介石心情十分矛盾。他希望美国人帮助他守住台湾，又看出美国人有分裂中国的阴谋，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美国人分裂中国阴谋的一部分。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最后他下定决心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6月28日，经蒋介石授权，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台湾一方面接受美国关于台湾防务的计划，另一方面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自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他特意在声明中表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1954年12月，美台签署了针对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强烈的反对立场。于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了作为台湾门户的一江山岛。美蒋慌了手脚，他们一方面在台湾海峡增加兵力，另一方面极力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蒋介石各有各的打算。蒋介石为了寻求国际的支持，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多争取一些外援。而美国人想借此机会，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搞“两个中国”。急切呼吁通过联合国的斡旋“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想通过联合国的介入来实现海峡的停火，把台湾问题从一国之内的问题，变为必须通过联合国的国际问题。对于美国人的这个阴谋，蒋介石是心知肚明的，他决定不接受美国人的这个“好意”。于当年2月14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一统。”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汉贼不两立”，这也是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他还说：“我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大陆和台湾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容分裂。”（摘自《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蒋介石的关系 曾密约毛访台》）。这就是蒋介石对中华民族的三大贡献之一：不分裂中国（另两个贡献是：北伐和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我们把两蒋统治台湾这一时期的台湾看作为“前台湾时代”。
随着两蒋在台湾政治舞台上的谢幕。李登辉、陈水扁在台湾政坛的轮替执政，把台湾带入了另一个“时代”。20世纪90年代，李登辉搞“教育改革”，把教科书里的中国历史、地理、儒教文化部分，大幅度删减、编造，更把历史课本区隔出“台湾史”和“中国史”，区划为“台湾地理”和“中国地理”等。1999年5月，李登辉在卸任“总统”前一年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提出了“中国七块论”。李登辉写道：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还有以长江为区隔的江北、江南两块，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李登辉的"中国七块论"一出，立即在岛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认为，李氏的"七块论"是明目张胆地分裂中国的论调。同年7月9日，李登辉对德国媒体公开宣布两岸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即所谓的“两国论”。
如果李登辉通过修改教科书和在媒体鼓吹“两国论”成为分裂中国开创者，那么，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更是推波助澜进一步成为分裂中国的继承实施者。2002年1月13日，他宣布将在“中华民国护照”上加注“台湾”，此后推行了一系列“渐进式台独”步骤，包括着力清除象征中国的各种口号、标记、符号、特征、图案和名称等，代之以“台湾”名号；以及把清史列入世界史等。同年8月3日，他又抛出“一边一国论”，声称“台湾与对岸中国是‘一边一国’，要分清楚”。此后，陈水扁越走越远，2003年更引爆“公投制宪”议题，宣称在2004年3月20日搞“防卫性公投”，将两岸关系推向极为危险的境地。我们把李登辉、陈水扁轮替执政这一时期的台湾看作为“后台湾时代”。
我们从前、后台湾不难看出：“前台湾时代”和“后台湾时代”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前台湾时代”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坚定奉行一个中国领土完整的政策，毫不动摇。“后台湾时代”在李登辉、陈水扁轮替执政下，把教科书中的“中国化”全部去掉，在教科书中基本不可能再有“中国、中华民族”之类特别敏感的字眼，取而代之是冠以“台湾”名号。随着新生代的更替，台湾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已达到81%之多，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已基本不再存在。中国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却常常以“民族大义”为重，然而，经过大量去掉“民族魂”之后的台湾同胞究竟“民族大义”还有多少？从2013年“太阳花学运”和2014年“台湾九合一县市”选举中中国国民党惨败的例子中就可窥见一斑。
正如台湾一位政治评论员评价连胜文与柯文哲之间选战所言“连胜文是年轻人，但他代表的是中国国民党的老人政治；柯文哲是老人，但他代表的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年轻人指的就是新生一代。这是在李登辉、陈水扁去“中国化”之后成长的年轻人，台独观念比上一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去“中国化”之后带来的危害。
今日之台湾，非彼时之台湾；今日之对台策略，还是彼时之对台策略。这说明中国还没有很好的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方针之一：敌变我变。中国要如何运用好“敌变我变”这一战术，我们可从历史的统一规律中去寻找答案。
秦朝
秦始皇掌权后，任用尉缭和李斯等人，积极推行统一战略。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期间，秦始皇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连横的策略，逐步消灭了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和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秦朝。
秦统一中原后，为了有效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实行了统一的“仁义礼教”：书同文，行同伦，焚书坑儒等一系列工作。终于实现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
日本
日本明治维新后，蓄意对外扩张，逐渐形成了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消灭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终于在1894年，以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兵为契机，日本派大军进入朝鲜，并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
通过甲午战争，战胜中国。从而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论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为了更好长久统治台湾，把台湾同胞培养成日本的“顺民”，在刺刀下威迫台湾同胞学习日本的“仁义礼教”，即“奴化教育”。虽然日本统治台湾只有短短的50年，却非常的成功。据有去过台湾的人回来后描述：如果把台湾街头上招牌中的中文去掉，那么，它就是日本的某一座城市；路上行驶的汽车基本上都是日本的牌子；日货在台湾街头比比皆是。这就是日本在台湾实行“奴化教育”影响力之深远可想而知。
中国
1978年，中国在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引下，进行了改革开放。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神州大地到处充满生机，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改写着中国经济的神话。中国经济每年以两位数的增长，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台湾问题也被提上日程。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通过：暂停用武力收复台湾，改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效仿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终于在2005年，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于3月4日率访问团成员展开“破冰之旅”访问中国大陆。打开了封闭长达60年之久的两岸和平大门。
通航、通邮、包机成功开通，标志着中国大陆和台湾进入到一个新纪元。两岸交流不断的深入，由经济向政治的过程正在逐渐演变。和平统一的步伐逐步在各个领域展开，包括经贸、教育(未果)等。一个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将会在不久的未来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笔者观点
我们从历史上秦朝、日本的统一规律中与中国提出的“和平统一”相比较：它们即有异同点，又有共同点。异同点在于：秦朝和日本的统一方式都是通过“武力”来征服的，中国提出的统一方式是要用“和平”来实现的。它们的共同点：那就是“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实现统一。而“目的”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完成的。
秦朝使用的手段就是发动消灭战争，它改变了一种现状：秦国消灭六国。日本使用的手段就是发动侵略战争，它改变了一种现状：中国战败，日本获胜。
中国提出的“和平统一”使用的是一种怎样的手段和改变一种怎样的现状？中国使用的手段是：和平谈判+经济。首先来看看“和平谈判”，就是坐在一起相互商量。如果双方把问题结果达成一致，谈判就会取得成功；如果有一方持不同意见，谈判就意味着失败。因为谈判本身不具有强逼性，它必须是在双方意愿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沟通，所以，它改变不了一种现状。其次，“经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指出，两岸经济整合将让两岸走在一起。在笔者看来，“经济”可迷其“智”，不可改其“志”。孟子为“经济”作了最好的诠释：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也。历史上美国用“经济制裁”伊拉克和朝鲜例子中可以看到：“经济制裁”可使它国成为封闭、落后、贫穷，但很难摧毁他们国人的意志，相反，只会使他们国人空前的团结，凝聚成一股绳一致对外。要改变他人的意志，就必须从思想上改变他。因此，“经济”也不具有强逼性，很难改变一种现状。
“和平谈判”和“经济”都改变不了一种现状，那么，它就不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缺少手段，就无法实现“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另辟门径，来个“千里大调兵”，调一个能够改变一种现状的“兵”与它配合构成一种手段。“兵”在何处？从哪里调“兵”？怎样调“兵”？
我们看一看历史上的统一规律：通过发动战争为手段→国号统一→实施“仁义礼教”。从历史统一的规律中通过观察就可以发现其中一个词组有以下特征：其一，它既具有和平方式的性质，同时，它又能够改变一种现状；其二，它不论是在古代、现在、将来统一的过程中，也不论是用“武力统一”或是“和平统一”的过程中，都必须要实施一个必不可少的、“共同”的步骤。这个步骤就是实施“仁义礼教”。这就是千里之外的“兵”。现在把这个“兵”调到统一之前来，既承担了统一前在思想上的同一思想，又承担了统一后在思想上的统一思想。具有双重功能的作用。它改变一种现状是：改变台湾同胞的思想。把它组成和平统一的构思：实施“仁义礼教”+和平谈判+经济→国号统一→实施“仁义礼教”。这样，就能够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了吗？
问题并非如此之简单，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远远要比想像的复杂。它牵涉到历史遗留问题《马关条约》后续尚未解决，国共内战历史遗留矛盾尚有缝隙，被去掉“民族魂”之后的台湾同胞维持“前清遗明”现状的人居多。中国要想实现和平统一大业，就必须把系在和平统一道路上的“结”一个一个的解开。有句俗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实施“仁义礼教”只是改变台湾同胞的思想。改变的是一种内在的现状，却改变不了一种外在的现状。由于民进党执行“三不”政策：不放弃台独党纲，不承认“九二共识”，不和大陆方面接触谈判。使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变得扑朔迷离。
既然民进党执行“三不”政策。我们不妨用另类思维思考另类问题，可能就会峰回路转。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和平谈判”不能带来实质性的进展，不如转换思维，运用“谋略”，“谋”取台湾。当然，一个“谋略”是不会在此公开的，公开的也不叫做“谋略”。运用“谋略”，可实现“四大要点”和改变一种现状：1）分化民进党对台湾操控力；2）为大陆争取更多的民心；3）至少有三种方法可实施“仁义礼教”，包括教科书增加“中国化”；4）实现直通贸易。同时，它更能够改变一种外在的现状。这种外在的现状关系到中国能否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之属于”谋略”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在此公开。
把它重新组成和平统一的构思：实施“仁义礼教”+谋略 +和平谈判+经济→国号统一→实施“仁义礼教”。实施“仁义礼教”改变的是一种内在的现状，“谋略”改变的是一种外在的现状，这样，台湾内、外现状都将会被改变。就符合历史上的统一规律：通过一定的手段（改变一种现状）实现“目的”。
三国时诸葛亮把“谋略”运用的出神入化。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更是把“谋略”运用到一个空前的境界，“四渡赤水”、“三大战役”等一系列“谋略”的运用，加快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在和平统一大业过程中运用“谋略”，同样也会加快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历史进程。 |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谁在做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