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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国民党怎样才能摆脱战略被动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郑剑研究员在《中国评论》月刊发表专文《只有大胆占领道义制高点才能摆脱长期性战略被动——给中国国民党的一点建言》，作者认为：“国民党不只在今天的台湾，它的历史就是一段失败多于成功的历史、从被动到被动的历史。”“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首要原因，就是国民党经常不能、不敢甚至不愿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提出并推行其政治主张，引领自己的党员群众同心戮力、发挥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文章内容如下：
国民党的历史宿命
2014年11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再尝败绩，延续了马英九大位任内不断走下坡路的历史性轨迹。尽管事前没有人相信国民党会赢，但这次失败之惨重程度，还是超乎预料，应当称作“溃败”。岛内评论认为，这次失败是“国民党1949年撤退到台湾以来最惨的一次”、“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式大败”(指民进党以少胜多)、“溃不成军”。马英九和国民党此次挫败，具体原因颇多，相关高见充栋，本文不拟讨论。笔者这段时间以来在对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的观察中，有颇多感悟。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上演说时郑重指出：“本党自成立以来，成功的次数少，失败的次数多。”(《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P.526)笔者认为，最迟自1928年争取张学良势力“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即开始显露出走下坡路的历史性态势，一直未能有效遏制。直到孙中山的论断发表91年后的今天，这一态势在台湾仍在继续。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首要原因，就是国民党经常不能、不敢甚至不愿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提出并推行其政治主张，引领自己的党员群众同心戮力、发挥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
中国国民党始自1894年的兴中会，历经中国同盟会(1905年)、国民党(1912年)、中华革命党(1914年)时代，到1919年10月10日，由孙中山改组定为现名延续至今。其间，从辛亥革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到亡命台湾、政党轮替等大时代，其政治主张从引领全中国潮流，沦落到被多数民众唾弃，三民主义被共产主义取而代之；统治地域从基本覆盖全中国，缩水到弹丸之地台湾一隅，2000年至2008年还一度丢失岛内政权沦为在野党；组织规模从中国第一大党，蜕变成台湾地方政党，凝聚力涣散、战斗力陡降；国际地位从亚洲第一政党，滑降至无足轻重的蕞尔团体，世界影响更不足挂齿。在此期间，虽有过抗日战争时期的辉煌，但该党最腐败的面目，恰恰是那个时代在民众心目中定型的。不然，就无法解释抗击了日本侵略者8年、以世界最强大的美援为后盾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党军，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短短三年就丢掉整个大陆；而中国共产党则仅用两个月，便把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三八线，又用两年零七个月时间将敌人牢牢钉在那里直到今天。
到台湾后，国民党曾领导创造了“台湾奇迹”，经济飞跃发展，但也就昙花一现，大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已经把这个“奇迹”送入历史。如今的台湾已经从“亚洲四小龙”的“领头羊”变成“吊车尾”。问题来了：国民党从高峰急转直下，一直沦落到今天连一个岛子几乎不保，这是偶然的吗？是毛泽东比蒋介石谋略更为高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走运？民进党比国民党更会选举？失败有偶然性，胜利同样有偶然性，但至少不断地失败、不断地胜利就有必然性了，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的反映。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没有侥幸这回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是有必然性的。
国民党从何堕落的
中国国民党是随着从道义制高点坠落而坠落的。何为道义制高点？就是顺应历史方向、符合人民整体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谓站在道义制高点，就是推行发自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顺应历史发展方向、得到社会主流拥护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孙中山讲的：“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先辈站在推翻封建王朝、赶走帝国主义、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道义制高点，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摧枯拉朽，结束满清，建立民国。但辛亥革命一方面解决了中央政权性质问题，另一方面却衍生了国家分裂割据和共和名存实亡问题，国民党难辞其咎。于是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失败多于胜利论断，其目的是扭转窘境，重振新局。此前，中国共产党曾郑重向孙中山指出，国民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在民众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载于人民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共产党讲的还算客气，没有直接点出国民党的妥协、投机、派系本质。孙中山痛彻地感到，“不除去国民党‘现在的暮气，恢复朝气’，‘恢复革命的精神’，不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也就难以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也无由‘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周国兴《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转变》，载于2014年11月号《两岸视点》杂志)于是，他从抗拒共产主义转变为接受共产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要求“以俄为师”，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诞生。孙中山这一转变的实质，是领导国民党重回道义制高点，从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国民党站在打倒列强统治、结束军阀割据、统一整个中国的民族和历史高度，一路北进，风卷残云，实现中国统一。
但是，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孙中山这一努力与转变，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逆转和抛弃了。在即将成为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前时，国民党本应继续、彻底革命，消灭封建残余、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为最广大工农群众谋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中国工人阶级被残酷剥削压迫的问题。但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延续封建王朝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基本政治立场，成为满清后期各类地主、资本家、买办集团的利益代表，甘做帝国主义的附庸，迫不及待地把屠刀伸向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财富与工农之间选择了前者。立场让位于市场、理想让位于念想、党纲让位于政纲，其结果，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中，“打土豪，分田地”、站在道义制高点的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民心，稳稳站住了脚跟。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北上抗日；国民党则奉“攘外必先安内”为圭臬，全力剿共，一党之私超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不放一枪”兵退关内、妥协投降绥靖华北，终至党内有识之士忍无可忍，发生“西安事变”。事变的背后则是全国人民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此间即便国民党至今津津乐道的1927年到1937年的“黄金十年”，也是虚幻的。上海滩繁荣的背后是贫富悬殊、民不聊生、贪污腐败、地区差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切弊端在那个时代滋生，国民党的党政军情系统就是在那个时代被新创造的财富淹没而彻底腐败的，以致发展到以后即使大敌当前、日本全面入侵也不收手的程度。对于这段历史，蒋介石在1936年9月悲叹道：“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P419)。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大局为重，政策、策略、行动服从抗战，始终把抗日摆在第一位。1944年春，毛泽东依然公开强调“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1944年2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载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1984年9月版)；国民党则无时无刻不想除中共而后快，对外(日本)、对内(共产党)两条战线同时展开，赢得了抗战，但与民心进一步拉开了距离。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道：“军队在日本人面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争于1945年8月14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语文备课大师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1章“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之“政治上的虚弱”)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旗帜，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建设新中国，提出通过民主手段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国民党则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手中的选票，挑起内战，力图消灭共产党，维护在抗日战争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极度腐败政权和被人民唾弃的剥削制度、三座大山统治，岂有不败之理？对于这个结局，美国有识之士早有定论。1944年12月31日，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大卫斯致信佛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有“影子总统”之称的哈利.霍普金斯称，“事实上他(指蒋介石)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语文备课大师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0章“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大卫斯暗示，“把这样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大卫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同上)
国民党的失败与未来希望所在
国民党到台湾后，举“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旗，行偏安一方、反共拒统之实；共产党则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消灭剥削压迫为理想，带领中国人民艰苦探索、赶英超美，其间虽有曲折，但结束百年屈辱、实现民族统一与复兴的既定目标始终未变，在道义上始终占据了上风。国民党在与民进党的争夺中，李登辉时代逐步推行变相“台独”路线，既有违国民党党纲，又没有民进党的“急独”路线来得分明，最终导致2000年分裂、失败，把政权轮替给了民进党；2008年重新上台后，一度气势如虹，但旋即连“终极统一”这样的虚话都不敢讲，搞“不统不独不武”，等于公开放弃统一理想，结果不但历经挫折而不思悔改，甚至还觉得是去“统”不够所致。从岛内的“小道理”看，国民党没有民进党的“台独”分裂路线“旗帜鲜明”，导致党失去中心思想、组织缺乏凝聚目标、成员失去奋斗动力，一盘散沙、内忧外患，“含泪、含恨、含血”，不败才怪。此次“九合一”败选当天，国民党党工的感言十分说明问题：从来没有看过国民党败得这么惨，连抗议的力气都没有了，大家现在只想躲起来。而在此前，已经预想到自己会失败的国民党高层提前便在中央党部大楼前树起层层拒马、障碍，怕国民党员在败选后会来闹事。但是他们没来。这更可悲，国民党的一些官老爷们不但不了解社会的脉动，连自己党员的心思都不了解——“哀莫大于心死”。
中国国民党先天不足，突出表现为思想、组织和行动上的不彻底、不纯净、不一以贯之，利益集团混杂、功利性太强，背后则是政治立场与财富集团挂钩，脱离最广大工农群众。该党长期被既得利益束缚、被派系矛盾牵制、被短期需求吸引，导致其在道义上低人一等。中国国民党早期不断更名这一现象本身，就折射出该党的先天不足；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第一天起名字就没有动过，这就是道义上自信的反映。英国作家、政治家乔纳森.斯威夫特讲过：“我相信在政治中有这样一条神圣的马基雅维利定律：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另一部分人就要做出牺牲”。特别是马英九先生，似乎不懂得这个道理，天真地、固执地以基督式“爱我们的敌人”理念拓展选民基础，对绿营进逼妥协退让、对蓝营利益视而不见，结果得不偿失，有目共睹。
民进党有何可怕的？它秉承的“台独”分裂理想违背中华民族利益、忤逆历史潮流走向，是必然失败的。民进党标榜政治与社会变革，但政治主张逆潮流而动、人员组成鱼龙混杂、组织体系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之上，也预示着末路不远。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讲过：革命行动吸引社会上最好和最坏的分子。陈水扁给这个论断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当前，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引领中华民族发展方向。中国国民党在处理与大陆的关系时，不但高度、深度、气魄远远不够，还动辄拿西方“民主自由”说事，自以为站在了道义制高点，实质是贻害中华民族之举。“民主”把台湾乱成这样，如果整个中国大陆走向“西化”，何来伟大复兴！
中国国民党应当记住中山先生的嘱托：“唯吾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于自身之肩上。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一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顺天意，应潮流，合人意。”国民党发轫于革命党，但是“最革命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最古老的传统的人”。(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孙中山曾告诫国民党人：“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孙中山曾经告诫国民党，不要“正在堕落中死亡”。但愿不要一语成谶。国民党还有希望，因为骨血还在，更有未被伤筋动骨的党纲。(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15年1月号） | 
很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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