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虽然不能假设，覆灭的政权也绝无再起死回生之可能。
本文所批判的就是这种歷史假设，许多人流传着认为没有共產党，国民党就会统一中国，带领中国富强。
而这种假设是信口开河，建立在观念或个人偏好而且逻辑事实推理之上。
如果没有共產党，国民党能统一中国吗？——兼谈共军人民战争
文：RYAN YEH，2014年11月22日。
网上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学者在内）认為，如果没有中国共產党，国民党政府也能统一中国，结束内战，带来和平——并实现现代化。此说甚為流行，并被广泛用於反驳“只有共產党才能救中国”之说。或曰：一派胡言！北伐结束，国民政府就已经统一中国；若非共匪作乱，中国承平久矣。本文无意涉及“只有共產党才能救中国”的问题。只是结合当时的大量历史条件进行反事实推理，可以确定：即使没有中国共產党，国民党政府还是统一不了中国。
但须知统一是指政令一统从而消弭内战。仅仅某个集团获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空头支票，那不是统一，那是封建。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获取各地军阀名义上的臣服。
但随即於1929年爆发蒋桂战争；
1930年爆发阎蒋冯桂中原大战；
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另立反蒋政府，是為福建事变；
1936年陈济棠起兵反蒋，是為两广事变。
即直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国民党还在自己的内战（即非针对共產党的内战）中不可自拔。
如果北伐结束就是统一的话，这些内战是怎麼回事？
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无论国共双方的官方史观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為口号的北伐战争从一开始就是注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因為它本身就孕育著催生更多军阀的可能。
北伐战争消灭了两个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
但依附“国民革命”借机坐大的地方势力却至少有（除共產党之外的）：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龙云的滇系、蒋介石的黄埔系、李济深的粤系、唐生智的湘系。
北伐前后势力未受大损的原有地方割据势力包括：冯玉祥的西北军、张作霖父子的奉系、阎锡山的晋系、内蒙古的德王、西藏的达赖以及四川贵州多如牛毛的草头王们。
北伐的结果不是统一，而是更严重的分裂。
这就是尤其令国民党绝望，也让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绝望的一点：军阀始终斩不尽杀不绝。
直到抗战结束时，足以对抗中央的地方势力（除共產党以外）至少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归绥的傅作义、广西的李白、云南的龙云、西藏的达赖、西康的另一对“刘邓”（刘文辉、邓锡侯）、青海的马步芳、寧夏的马鸿逵。
回首戎马生涯，恐怕连蒋介石自己也要感到心力憔悴：
他削弱了阎锡山，却冒出来一个傅作义；
他打垮了冯玉祥，又冒出来一个杨虎城；
李济深下臺了，陈济棠出现了；
龙云失势了，卢汉发跡了。
更不用说九头鸟一般百死重生的新桂系。
直到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前夕，李白二人仍在高唱著不掛歌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更不用说，如果没有日军侵华的话，光是那20万装备飞机大炮装甲列车的东北军就足够蒋介石蛋疼两辈子的了。
再回首恍然如梦。谁处在蒋介石的位置，都难免自问一句：这种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削藩”究竟有完没完？
為什麼国民党就是消灭不了军阀？
这其实源於自晚清曾国藩组建湘军以来留下的病根：私人军队。
湘军最初的组建纯属传销性质。总司令发话，让大家发展“下线”。大家自己去找认识的符合条件的乡党参军。你找来一个排的人，你就当这个排的排长；找来一个连就当连长。所以这种军队是全靠下级对上级的信任结合起来的——要不是相信跟著你有肉吃，谁愿意把脑袋栓裤腰带上跟著你干？此后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直到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新军乃至后来的北洋军阀对此一脉相承。
军中的军人只忠实於有限层级内的指挥员。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一个原国民党师长一句话道出了他们简单的信念：“我听傅总司令的，傅总司令听共產党的，我就听共產党的”（张正隆：《枪杆子1949》第八章第二节“大改编”）这说得非常清楚，他听共產党的完全是因為“傅总司令”听共產党的。至於他本人则对是否听共產党的毫无兴趣。
这种军队致命的问题就在於他们的参军动机。
上乘者，希望跟著老大打天下，有朝一日谋得一官半职封妻荫子；
中乘者，只图“当兵吃粮”聊以糊口，若有机会获取一点战利品当然更是上上大吉；
下乘者，根本就是被骗来或抓来当兵的，只盼别稀里糊涂把命送了，最大的愿望就是找机会逃回家。
无论哪一种，其一致理念都是保命第一，不然就没得玩了。
落实到具体，则成為以下原则：多敛财，少出力；多发餉，少打仗。
国民党黄埔建军之后，表面上去掉了私人军队的影子，但因為其兵役制度的缘故，其军队士兵的从军理想还是和北洋时期半斤八两。（下文谈共產党军队的不同时会再详细说，此处暂时不表）
在这种军队里，军人的前途完全取决於其直接指挥员，或有限层级以内的上级指挥员。
当有机会发财的时候，他决定是否轮得到你；当需要表演胸口碎大石的时候，他决定你是那胸口还是那大石。
这就使得与上级的关系变得极為重要。
如果你和我关系很铁，我自然舍不得你去死；如果关系没那麼铁，那就活该你当战略肉盾。自然而然的，如果上级碰到关系不那麼亲密的下级，上级就指挥不动。因為下级总担心在丢卒保车之时扮演“卒”的角色，而一旦那样则从军的终极目的——保命——就完蛋了。
纵观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因為各种原因指挥不动、友邻部队互不救援的例子层出不穷。
战略上的例子包括：辽沉战役前夕，蒋介石反复要求卫立煌放弃沉阳撤至锦州，卫立煌拒不执行；平津战役前夕，蒋介石苦口婆心要求傅作义放弃华北，将部队南撤，傅作义死活不从。
战术上的例子包括：
孟良崮战役，整编74师受困，蒋介石严令之下周围国民党军还是无动於衷；辽沉战役期间，廖耀湘第9兵团奉命出击锦州，却停留在彰武眼看著锦州被攻克；淮海战役前期，邱清泉第2兵团、李弥13兵团奉命援救黄百韜第7兵团，结果两兵团却徘徊不前，坐视第7兵团全军覆没；淮海战役后期，李延年第6兵团和刘汝明第8兵团奉命北上支援，却逗挠不进，致使华东野战军可以调走好几个纵队从容歼灭黄维12兵团。
不仅仅是指挥不动。更倒楣的是关键时刻部队会整团、整师地成建制临阵倒戈。
对於这些军人来说，保命是第一位的，吃谁的粮不是吃呢？所以如果保命与忠诚不可兼得之时，他们往往选择前者。
对日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就常常成千上万成建制地”投敌当偽军“。
解放战争时，甚至在国民党军明明总体占优的时候也会出现整师投向解放军的情形。
如184师海城起义，就是因為该师官兵觉得国民党在把他们当肉盾使唤，而他们不愿意当肉盾，所以寧愿投向明显占劣势的共產党一边。
故有传言说，蒋介石手下不但有嫡系和杂牌之分，就连嫡系也分嫡系中的嫡系和嫡系中的杂牌（如卫立煌）；杂牌也分杂牌中的嫡系（如黄百韜）与杂牌中的杂牌。
这不是胡说八道。在那种体制的军队里，能否指挥得动，就算指挥得动手下是否尽力？这都取决於手下和你关系的亲疏远近。不把这玩意儿理出个子丑寅卯来，打仗的时候要倒大楣。
到这里可以小结一下了：当时国民党军队官兵从军只是為了保命或借机发财，因此其结合纯粹靠直接隶属的上下级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此也就决定了它“分封制”一般的性格。
陈诚在其回忆录中痛心疾首地总结：
“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己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於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决无幸免於消灭的道理。”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五章“结语”第一节“失败的检讨”）
也正因為这样，反复上演旧军阀才去，而新军阀又生的悲剧。所以说以当时国民党的条件，是不可能消灭割据与分裂的。
那為什麼共產党可以统一中国？
从一开始，共產党军队的理想和国民党军队不同。
国民党军队的理想“三民主义”是高高在上的，对普通士兵来说与浮云无异。
而共產党军队却从最基础最好理解的东西教起。“这是什麼？”“这是红旗。”“这是谁？”“这是一个穷人。”“什麼是红旗？”“红旗是红军的旗。”“什麼是红军？”“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六篇第五章“人生五十始”）
共產党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始终没有采用征兵制（但不排除地方组织强迫农民参军的情况）。
“（八路军）所有的服役都是志愿的。”（[美]爱泼斯坦：《歷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92页）
“新四军不征兵，来这里的都是志愿兵。”（同上书，118页）。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现行的，既不是旧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种兵役制——动员制。”（《论军队生產自给，兼论整风和生產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即政府通过游说，以及物质精神上的奖励，最大限度地鼓励农民参军。
对於每一个翻身农民的红军子弟兵来说，為谁打仗，為什麼打仗是比较清晰的：不是為了发战争财，不是為了保命，而是為了保卫自家分到的一亩三分地。
如果红军（或解放军）被消灭了，如果共產党被打败了，已经分到的土地就要被地主夺回去，所以必须拼命打仗。而且后顾之忧也少：军属的田有人代耕；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烈属有政府照顾。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当了孬种，犯了纪律，成了逃兵或叛徒，我的家属可能就不能再享受“军属”待遇。家里的田就没有人代耕，家里人在村里就抬不起头来。一切都是最最现实的情况。
所以共產党军队里虽然也有逃兵叛徒，却多為个人，极少出现成建制投降的情况。
侵华日军在记录下国民党军队大批量“归顺”的同时，还留下八路军极少投降的记录：
“1月下旬，120师正规部队的连长率兵前来投降，这是少有的现象。”（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们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三章第七节“华北方面军第二期后段的肃正建设”）
“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地区，曾见到若干正规共军的投降士兵，这是过去所见不到的”（同上书，上册第四章第四节“1941年夏季的各项主要施策”）
即使到了需要做“战略肉盾”的时候，共產党军人往往也奋不顾身。“其（八路军）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同上书，上册444页）
不过，上述的这只是针对共產党军队里的“子弟兵”（即翻身农民家庭出身的士兵）而言的。
共產党军队里还有另外一批重要的人：“解放战士”。下文会继续述说他们的情况。
此处先和国民党军队对比一下。
国民党军则完全不同。国民党不曾全面深入改造中国的农村。
他们的征兵制度依赖的还是古老的保甲系统，而这早已被农村豪强把持。
“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国内陆”这一章）。
既然士兵是被迫参军的，就注定了国民党军队对待士兵的野蛮残酷。
“国民党拉壮丁，用绳子绑著行军”（[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394页）。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歷。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征兵的军官们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為军队的一部分。
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这些士兵在家乡的家属却难以得到共產党军属那样的待遇。
这是很好理解的：正是因為他们家在当地没有势力，这些士兵才被保长之类的人送去当兵。以该壮丁在家时家里尚且如此受人欺负，他一走家里人丁更少，下场可想而知。
（原国民党60军军人）齐开文，父亲因為弄折财主家一把锄头，被财主用铁丝将下巴舌头穿起困住。然后财主当著全村人的面用梭鏢将其父活活戳死。“几年后，财主勾结保长将尚未成年的齐开文抓了壮丁，送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1团1营，有一位云南宣威籍士兵，控诉运动开始后，每天啥话都不说，一个劲儿地“呜呜”直哭，整整两天粒米未沾。经指导员反复动员，他才倒出剜心摘肝、难以啟齿的苦水。原来，这位士兵的父亲病故不久，母亲就被贪色的保长强奸了。随后，保长又强奸了他的姐姐。不久，这位根本不够服兵役年龄的孩子也被“光荣”地送去“抗日救国”了。
几乎一模一样的经歷，在原国民党第182师545团3连有一位，在暂编第52师第2团还有一位。
”因為这几支部队的诉苦并不是在一起进行的，故基本排除串通起来抄袭经歷的可能。
“据当时对4个营、2个连、1个教导队控诉情况的不完全统计，起义官兵家属
被地主恶霸残害致死的有392人，
被奸污霸占的有105人”（高戈里：《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第二篇，摘自作者博客，為作者亲自采访当事人“抢救史料”所得）。
这样一来，士兵来当兵本身就是一万个不情愿，来了以后家里处境更艰难，而且在外地打仗也看不出家里有任何好处，我為什麼要卖命？所以这些征来的兵员毫无战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解放战争三年，即使按照共產党公布的数字也能发现，
论伤亡，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比共產党军队多很多。（共產党军队152万，国民党军队171万）。但是另外两个数字就很惊人了：
生俘458万，起义投诚改编176万。（《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13章第8节）。极高比例的国民党军人在可以战斗的时候选择了投降，这构成国民党军队损失的主要部分。
陈诚所说的“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毫不夸张。
这些情况就引出了共產党军队里除“子弟兵”以外的另一个重要成分：
解放战士，即原国民党军人，被俘虏之后选择加入解放军的士兵。这部分士兵越到战争后面时期，越成為共產党军队的主力。
到1947年11月，西北野战军中解放战士比例到达70%，个别团营甚至到达80%。（孙文广：《一野战事珍闻全记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281页）。
1947年10月，辽东三纵队7师中解放战士占34%，辽沉战役之后上升到54%。（《辽东三纵队的诉苦教育情况专题综合报告》，转引自张正隆：《雪白血红》22章）
解放战士多来自国统区，因此解放军无法利用土改分地的方式拴住他们。
因此解放军采用的是另一个办法：诉苦。说白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你参加共產党军队之前的经歷。
於是被地主欺压，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里受虐待的事全倒出来了。
如果说子弟兵是被共產党的政策栓在了共產党军队里的话，解放战士则可以说是被国民党的政策给栓在了共產党军队里。
“诉苦”之所以有效，
一则是因為所诉之苦的真实性；
二则是因為所诉之苦的口味实在太重了。
国民党统治下广大农民的悲惨遭遇，成了国民党最积极的掘墓人。
除上文提到的地主豪强欺压、残杀农民之外，还有军队内部的压迫。
因為国民党军队下级对直接上级的绝对依附关系，使得上级对下级可以為所欲為。吃空额，扣军餉，喝兵血，凌辱体罚都是司空见惯之事。
“据统计，第144师2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期间，有345人被吊打过，289人被捆打过，1238人被棒打过，13人被刺刀打过，677人被枪托打过，1362人被打过耳光，945人被皮带打过，991人被拳打脚踢过，53人曾被打得昏死过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残废”。“该兵团的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高戈里：《歷史的曲折应该歷史地反思——《心路沧桑》创作感言》，载於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2007年第七期《观察与交流》，此处引自作者博客）
结合前文《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的相关描述，我认為这绝不是起义官兵在装腔作势。
当年在旧军队的经歷，当事人几十年以后都无法释怀。
“云南省石林县的起义士兵符啟元、张珩等，说到在旧军队挨打，时至今日，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半个多世纪了，张珩当年被军官用扁担打折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老人被泪水浸泡的心灵感受，有两句很值得回味。一句虽然低语轻声，但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国民党太坏了！””（同上）
这种待遇，激发出来的是一种“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仇恨。
粉身碎骨不要紧，拉你垫背就行。在这种仇恨之下，恐惧荡然无存。
在国民党军中无心恋战的懦夫，在共產党军队内成了凶猛的斗士。
“咒骂共產党“共產共妻”的杨班长，在控诉大会上，更是捶胸顿足失声痛哭，一边诉说自己母亲、姐妹所受的苦，一边自责，痛骂自己“忘本”，“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共產党”。从此，换了个人样。
几个月后，杨班长在南下参加解放战争的途中，加入了中国共產党，并在鄂川战役期间荣立战功。”（高戈里：《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第一篇，摘自作者博客）。
东北野战军3纵7师20团9连战士王福民曾是国民党士兵。诉苦运动之前，此人“怪话”最多，“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干这穷八路，打不死也累死了。老子不怕枪，不怕炮，就怕一天一夜不睡觉。”
诉苦运动后，“俺王福民生是共產党的人，死是共產党的鬼！”五次负伤（两次重伤）不下火线。三保临江大北岔战斗牺牲，临终前抓著赵绪珍（连指导员）的手要求入党。这位当初被列為“危险分子”的兵痞，被追认為共產党员。（张正隆：《雪白血红》22章）离休前為某师副参谋长的崔俘元老人说“最灵的还是诉苦教育。先找个苦大仇深的典型引路，一个个那苦水就像决堤的洪水倒出来。都是当兵的，有几个没受过地主老财的剥削、压榨呀？诉苦会上，许多人都哭成了泪人。苦水一倒，那心里就亮堂了，那人就像变了个人，跟国民党势不两立了。个把月教育结束，报名参军，没有不报名的。”（张正隆：《枪杆子1949》，第八章第二节“大改编”）“一位叫穀德贵的起义人员经歷了控诉运动后感慨承认：‘在安东时（起义之后，诉苦运动之前），谁最反动，怪话最多，那他在群眾中的威信就最高。现在呢？谁要反动，谁不进步，谁就被大家看不起！’”（高戈里：《歷史的曲折应该歷史地反思——《心路沧桑》创作感言》，载於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2007年第七期《观察与交流》，此处引自作者博客）
国民党能不能搞“诉苦”？当然可以。地主家庭子弟说起赤匪如何打土豪分田地自然也是咬牙切齿的，而且这些人在对共產党作战的时候同样视死如归。解放军攻打海南时，碰到原山东的地主还乡团子弟组成的国民党军，发现“敌人砍倒树木做路障，利用民房做工事，死战不退。有的负伤了，拉响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战士同归於尽。”（张正隆：《枪杆子1949》27章第3节）但地主毕竟是少数派。既然国民党站到了少数派这一边，自然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
到这里又可以小结一下了。可以看出共產党军队中两大部分都有自己参军的目的所在。
对於子弟兵来说，参军打仗是為了保卫自己分到的土地和家人。
对於解放战士来说，参军作战就是向旧社会复仇（国民党本来有机会不和“旧社会”绑定在一起的。但它放弃了这个机会，从革命者变成了旧秩序维护者，那就活该给旧社会殉葬了）。
这两种目标，都与指挥员是谁无关。只要是打国民党就行了，跟谁打不是打呢？
所以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部队更换指挥员后，指挥不动的情况较少。
比如兰州战役时，原属聂荣臻指挥的18、19兵团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归彭德怀指挥全然无碍。这在同期国民党军队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长期的官方宣传把共產党革命军队说得好像个个超凡入圣，不食人间烟火，思想上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事实恰恰相反。共產党军人一样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也一样安土重迁，贪生怕死。
对日抗战胜利后，共產党十万大军闯关东，一路逃亡率极高。
1945年12月17日，黄克诚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杨国夫部发生严重逃亡，且有下级干部与成班带枪逃走之现象，该师由山东出发到锦西，逃亡已达30％以上”（周宏雁薑铁军主编：《解放战争全记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252页）。
原因很简单，谁舍得离开故土远走高飞？
原鲁中警3旅管理科指导员李湖说：“从敖阳出发不久，夜里突然响枪。我们跑出去，看见哨兵倒在地上，脚伤了。说是特务打的。……
到龙口又听说8团2营长朱延国被坏人打伤了……
过海到东北才弄明白，都是自伤，為了能留在山东。”
“黑龙江省军区绥化军分区原司令员赵斌，闯关东时是1师3团2营副营长。老人说：在诸城还未动身，一些人就跑了。……转了一个多星期，动员回来30多……哪里看得住呀，到龙口就剩两个了。”（张正隆：《雪白血红》第3章下小标题“接收武器”）。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辽沉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入关前夕。
1948年11月11日，林彪、罗荣桓、谭政在给“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东北解放后，部队中议论纷纷，不少东北战士甚至某些干部怕入关作战，怕走路大远，怕离开家乡……最近开始增加逃亡。五纵向义县移动中逃亡三百多。四、十一两纵向冀东前进，十一纵一至七日逃亡六百餘；四纵十一师一至六日逃亡近二百人。北满各独立团开到前线歼敌，亦发生同样情形”（同上）
尤其在第四野战军渡海攻海南前夕，再次出现自伤避战现象。
40军参谋长寧贤文在渡海攻海南前夕开枪自伤。（张正隆：《战将韩先楚》，第五章）“别说老红军、老八路了，就说那满口高粱米、大植子味儿的东北兵在东北那3年吧，打了多少仗，谁能说得清？那时总觉得那仗打不完了，脑袋别在裤腰上，这一仗下来摸摸还在，还有多少仗等著，说不定哪一仗就没了。这回新中国都成立了，都打到大海边了，明明白白是最后一仗了，生命就格外珍贵起来，想活在胜利这边，不想死在胜利那边。”（张正隆：《枪杆子1949》，第26章“最后一战”）。
螻蚁尚且偷生，岂有人不惜命？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共產党军队的凝聚力来源於现实的利益和真诚的人性。不是什麼空中楼阁般的革命理想。“洗脑”不解决问题。
“子弟兵”参军打仗是為了自家的土地。
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在胜利前夕反而出现自伤避战现象，因為觉得已经不必再冒生命危险了），并不需要特别的灌输。
“解放战士”努力作战是為了跟旧社会算账。但他们心中的仇恨与其说是共產党灌输的，恐怕不如说是国民党灌输的。
现在可以全面总结了。
国民党拒绝深入农村，拒绝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社会，决定了他们的兵役制在事实上延续了曾国藩以来的私人军队传统。
又因為其兵役制度的野蛮残酷，决定了绝大多数参军者的理想不是作战而是保命。
又因為主流理想是保命第一，决定了军队凝聚力依靠的是直接上下级之间的依赖关系，即下级只信任并服从有限级别内的上级军官。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越扩大则產生军阀越多，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削藩”便没完没了，内战也就永无止境。
共產党通过土改，获取绝大多数农民支持。“子弟兵”参军打仗，是為了保卫土改成果。 “解放战士”打仗，是為了复仇。可见无论哪一种成分，其作战目的说到底都只有一个：绝对不能让国民党再回来。打败敌人是第一位的，保命在其次。共產党全军上下在这一点上高度一致。
共產党士兵作战目的不绑定於直接指挥员个人，而是绑定於整个中国共產党的兴衰荣辱。
在这种情况下，共產党内如果有谁要明目张胆地发动共產党之内的“内战”（如国民党内蒋桂战争、中原大战那样），多半没戏。就连曾经妄图“另立中央”的张国燾，也没能调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全面开战。共產党内部，有“山头”，没有军阀；有政治斗争，没有内战。所以赶走国民党以后，就只剩下了政治斗争，而不再有内战。
综上所述：
即使没有共產党，国民党也无法真正统一中国消灭内战。当时只有共產党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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