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噶珊制度”与”虾夷锦”
文:杨场、徐清
二次編修:猎户人
清代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噶珊制度”与”虾夷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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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用以“”噶珊制度“”代替明代“”卫所制度“”,是对黑龙江下游包括库页岛进行管辖的一项重要措施。 “”噶珊制度“”的建立,实行“”乌林(绫)制朝贡与赏赐“”,促进了“”山旦交易“”的发展,形成了“”虾夷锦文化“”现象, 加强了中国与库页岛与虾夷岛等三地人民的传统友谊。
今笔者不揣谱陋,仅就管见草成此篇,以期对清代东北边疆的建置,经济发展边境贸易,文化交流的研究能有所裨益。清继明对黑龙江下游地区进行统治, 除了直接编入八旗者外, 便是建立噶珊制度。 这是清朝用以代替明朝卫所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
噶珊,满语是“ 乡村” 、“ 屯落”意思的音译,
乡村的头人是“ 喀喇达”, 即”姓长“,
“ 噶珊达”,即 ”乡长”。
设 “”姓长、乡长“”分户管辖”黑龙江下游地区,”姓长”是”乡长”的上 一级官 员,统于”吉林将军”, 辖以”三姓副都统”的黑龙江下游地区,由姓长、 乡长进行管理的乡村制度,就 叫噶珊制 度。
据不完全统计, 仅《吉林通志》卷十七记载,黑龙江下游从伯力往下设立的”噶珊”有:
喜站噶珊(明喜申卫址)、
伊尔库鲁噶珊(明亦儿古里卫址) 、
穆苏噶珊(明马失卫址)、
敦敦庄噶珊(明镇真河卫址)、
格根噶珊(明盖干卫址)、
绰拉剔噶珊(明者帖列山卫址)、
萨尔布噶珊(明撤儿忽卫址) 、
札里噶珊(明扎岭卫址)、
奇集噶珊(明钦真卫址)、
瞻噶珊(明者屯卫址) 、
莽阿禅噶珊(明满径卫址),等等。
”噶珊制度”是清代地方行政机构,而”卫所制度“”是明代”地方军政合一“机 构。
噶珊制度,是明代卫所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 们都是 明清两 代地方组 织。
噶珊里组织结构除了“”头人姓长、乡长“”外, 还有“”穿袍人、白丁(白人)“” 。
”穿袍人”:地位在普通居民之上, 满文档案叫作子弟,《皇清通典》等书亦叫作”子弟”,他们是姓长、乡长的子弟,虽身无官职,但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并且有可能成为姓长、或乡长职务的继承人。
清廷为使”姓长、乡长”在职务和职权上有所凭证, 都由官给”顶戴”文凭。
此外,还发给他们“ 满文札付” ,作为贡貂时证明其身份地位的证据,并作为噶珊头目的“喀喇达(姓长)” 、“ 噶珊达(乡长)” 职权范围很广, 除了管理本噶珊户口, 处理噶珊内不法不平诸事外, 还有一项主要任务,那就是催纳贡物,定期向清朝”缴纳赋税”。
二、
有清一代,对黑龙江下游地区实行噶珊制度, 由姓长、乡长按照规定以时朝贡貂皮。
据<柳边纪略 >记载:
早期是三年一贡。 为了加强对东北亚土著(原住民)管理,清康熙五十三年(1814) ,在”三姓”增设”协领衙门”,并对贡赏制度实行一次改革,“乌拉江(黑龙江)口居住的“”库页“”等五 百 户,则每岁(年巡)遣”章京”等官,赴”宁古塔”境外三千余里之”普禄乡”等地方,令其以六月会议(注9)内,由三年一贡改为一年一贡。贡貂数额,初期定为“ 人贡貂皮一 张” ,后改为基本为两张。
贡赏地点也有变化,或是北京、盛京、宁古塔、三姓、黑龙江下游各木城。
”木城”是设在”噶珊”附近的”临时衙署”,先后有”普禄乡、奇集、德楞德勒恩、台伦 、敦敦庄”诸地。
黑龙江下游每年在各”木城(临时衙署)”收赋颁赏的时间,大约从“ 六月中旬” 开始, 一直到中秋才结束。
所谓”赏乌林”木城,即是用圆木建成的二、三十米见方的木城,分内外两层,内城为”赏乌林”官署所在外层为交易场所。
黑龙江下游土著(原住民)民族,按规定向清皇朝贡貂,并得到相应的赏赐品,称之为“ 赏乌林” 、或“ 赏乌凌” 、 “ 赏乌绩” 。
“”乌林“”,满语音译,意译为“”财帛“”。
因此说赏乌林,就是赏赐财帛。 (族人的)贡貂、(官府的)赏乌林是 同 时进 行 。
清皇朝赏给贡貂者的物品,则是相当可观。
据“”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记载:
清雍正十二年(1734) ,赏给”库页费雅喀人”等乌林(财帛),则例计开:
”姓长” ,无扇肩朝衣所需”蟒”缎各一匹、 白绢各四丈五尺、妆缎各一尺八寸、红绢各二尺五寸、家机布各三尺一寸、长棉袄及裤子所需毛青布各一匹、 白布各四丈、 棉花各二十六两,附带赏给零散毛青布各四匹、 汗巾高丽布各一丈、每块三尺之绢里子各二块、帽、带、靴、袜折合毛青布各二匹、梳子及蓖子各一、 针各三十、包头各一、带子各三副、棉线各三络、棉缝线各四钱、钮子各八、桐油匣子各一。
赏给”乡长”,朝衣所需”彭”缎各二丈三尺五寸、 白绢各四丈五尺、妆缎各一尺八寸、 红绢二尺五寸、 家机布各三尺一寸、长棉袄及裤子所需毛青布各一匹、白布各四丈、 棉花各二十六两,附带赏给零散毛青布各三匹、汗巾高丽布各一丈、每块三尺之绢里子各二块、帽、 带、靴、袜折合毛青布各二匹、梳子及蓖子各一、针各三十、包头各一、带子各三副、棉线各三结、棉缝线各四钱,钮子各八。
赏给”子弟”,缎袍所需”彭”缎各二丈、白绢各四丈、妆缎各一尺三寸、 红绢各二尺五寸、长棉袄及裤子所需毛青布各一匹、白布各四丈、 棉花各二十六两,附带赏给零散毛青布各三匹、 汗巾高丽布各一丈、每块三尺之绢里子各二块、帽、 带、靴、袜折合毛青布各二匹、梳子及蓖子各一、针各三十、包头各一、带子各三副、棉线各三给、棉缝线各四钱、钮子各八。
赏给”白人”,”袍子”所需毛青布各二匹、高丽布各三丈 五尺、妆缎各一尺三寸、红绢各二尺五寸、长棉袄及裤子所需毛青布各一匹、白布各四丈、棉花各二十六两,附带赏给零散毛青布各二匹、汗巾高丽布各五尺、每块三尺之绢里子各二块、帽、带、靴折合毛青布各二匹, 梳子及蓖子各一、针各三十、包头各一、带子各三副、棉线各三络、棉缝线各六钱、钮子各八。
通过上面满文档案记载, 可想当时”赏乌林”的盛况。
赏品种类多, 数量大。 且可看出清廷颁赏有严格等级差别规定,姓长、 乡长、穿袍人、白丁人,所赏赐的物 品无 论是质量上, 还是数量上都不一样。
同时, 将上述满文档案中所记载清雍正十二年(1734),赏乌林,则例规定库页费雅克人”姓长、 乡长、穿袍人、白丁人“”所受赏物的品种和数量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赏乌林则例规定库页-费雅喀人姓 长、乡长、穿袍人、白丁人所受赏物的品种和数量比较基本相同。
这充分说明颁赏乌林,相沿已久形成制度,一直沿袭下来。
黑龙江下游各民族须以按时朝贡,如因特殊情况未能进贡,其后必须补纳,那才能得到清廷补赏。
例如,清乾隆十八年(1753),库页-费雅喀人-舒隆乌-鲁姓、陶姓凡五十三户,因“ 众人感染疾病” , “ 而未 能前往约定之”奇集噶珊”进贡貂皮” 。该二姓在乾隆十九年(1754)前来进贡,除贡当年应纳貂皮外,还愿意补贡所欠乾隆十八年貂皮。 既已补贡,据清廷规定,理应补赏。
该规定即“ 查得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准将军衙门咨开,准兵咨开,内阁抄出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忠勇公傅”等议复奏疏内称,库页-费雅喀人等所居之地与”宁古塔、 三姓“相距甚远,且俱经”河、 海、山、林”,难免因路途阻滞获得貂皮,而不能如期前来、或因众人染病不能前来。
若当年出有因,而于来年补贡者,则仍照先例补给应赏之物。
若有两年以上欠贡者,则停止进贡所欠貂皮,亦停止补赏。
惟当年应贡之貂皮交纳后,仍照例予以赏赐等语” , “ 理应照奏准之例,予以补赏”。
可见清代补贡制度,有严格规定,若届期不至者,其前所欠之貂皮,仍然要纳贡,也照例赏乌林。
若欠缺二年以上,则停其补贡,亦停其补赏。
每年贡貂领赏,绝大部分都能如期前来贡貂,若因故迟误,也都应在次年补交。
然后将贡貂皮装箱加封,连同清册呈送北京,同时领回下年度应赏之乌林,清代贡赏制度完备。贡貂者所得到的赏品种类多、丰富,除了满文老档有详细记载外,其它古籍文献也有详细记载。
如,清康熙年间《柳边纪略》载有贡貂者得到的赏品有“ 衣服、缎绸、布缕、带帕、棉花、绿斜皮线、蓖、扇等物,’。
道光年间《吉林外纪》记载赏品有“ 蟒袍、妆缎、布匹诸物” , 可见主要为丝织品和布匹等。
赏品大部分是由京师采买备办,然后解往盛京(沈阳) 库贮待用。
颁赏届期,由盛京“ 车载马运,络绎于途” ,运往”三姓副都统衙门”,再派出”赏乌林官”押送到黑龙江下游“”木城“”地船舟云集,帐篷林立。 在贡赏贸易的日子里,如同(赶集)佳节盛会十分热闹。 日本殖民者文献《北虾夷图说》则有生动的记载。
三
清代内地丝绸诸物,经由东北亚古道运往黑龙江下游”木城”,由”赏乌林官”颁赏给”噶珊”贡貂者。
根据历史惯例,周边少数民族进贡,必有所赏,而且赏多于贡。
这种贡赏贸易,起源很早直到了明清两代又得到了进 一步发展。
赏乌林官员在”木城”居留期间,除了收贡颁赏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组织各噶珊间大型集市贸易,同时赏乌林官员也为清廷收购一些额外的貂皮。 “ 每月有几百人集聚于行署中交易” , 如:黑龙江下游德楞木城,每次都聚集五、六百人, 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日本殖民者”间宫林藏”在《东鞋纪行》中有具体而生动的叙述。
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得到赏品,最初在各自族群内部交易的,后来演变发展成各民族间进行交易,甚至扩大到与虾夷岛(今:日本殖民地北海道)虾夷族进行交易。
当时,中国边疆库页岛土著(原住民)民族、虾夷岛土著(原住民)民族称”黑龙江下游德楞、奇集”等地少数民族为“ 香旦” ,即”邻人(邻居)”的意思,即是“”鄂伦春、尼夫赫、赫哲“”等土著(原住民)民族的混称,虾夷人则将“ 香旦” 讹为“ 山旦” ,因此把同山旦人进行物品主要是绢织品交易,称之为“ 山旦交易” ,是贡赏交易的延伸, 他们以古老的贸易方式,以物物交换为主要形式进行着。
山旦交易主要场所在“奇集、普禄、德楞”等地。
奇集“ 东逾山岭二十余,即为库页海峡”。
那时库页岛、虾夷岛居民前往黑龙江下游进行山旦交易,一般是不经黑龙江口进入,而是由”克默而湾”即为 ”库页海峡”(今:卡斯特里湾) 登岸,肩扛小船行走20余里陆路,再入”甫里河”到”奇集”地(今:马林斯克),下”黑龙江”过”普禄(今:布拉瓦)” , 经”五如吉站”,直抵”德楞(台伦)”等地进行贸易有时黑龙江下游山旦人(”鄂伦春、尼夫赫、赫哲等族人“”)也会到库页岛南端白主地方,甚至远达日本殖民者向清政府申请开垦租借据点”宗谷村”(实由清政府吉林将军管辖登记后每年按人头缴交纳税。
于是这就形成了,中国开辟了南、北对日本的经贸丝路,“”勘合/山旦-直接贸易、或朝贡转口-间接贸易的经贸活动:
东南方的海路线:“”朝贡贸易体制:中国(闽浙总督管辖)福州-中国藩属琉球转口-九州岛。/勘合贸易体制:泉州-九州“”之外,
东北方的海-陆路线“”贡赏鸟林贸易体制:中国(吉林将军管辖)黑龙江-中国藩属库页、虾夷转口-本州岛。/山旦贸易体制:黑龙江-本州岛””等与日本间的贸易。
中国清廷对于黑龙江下游地区各族的”头人”称臣纳贡永世服膺表态,则是借由中国官府在木城举办的”贡赏鸟林制度”赐于官服袭衣,以示各族”头人在当地为清政府代职镇守边疆正统合法性”。
然而,由于中国清政府尊重边疆虾夷族地方自治,在边防管制宽松下的虾夷族又再跨海与日本本州人进行各式物品交易,由于黑龙江下游的鄂伦春、尼夫赫、赫哲、库页、虾夷等族常于中国官府举办的”赏鸟林”期间所获的中国官服进行交易。
如:虾夷族得到赏鸟林官所赏赐的官袍服饰后,虾夷族再将其获得官袍、锦绸緞绵等布料,私下与日本人交易,从而让日本本州岛人冠以虾夷族,并称为“ 虾夷锦” ,而日本也把通过与中国东北边疆各族人在交易中所获得中国官服布料,统一珍称为”虾夷锦”。
常认为这种高级别丝绸官服是是中国古代龙袍,其实是属于”(四爪龙:王爷)、蟒袍(五爪蟒:王爷)”。
而在山旦交易中也常出现”鄂伦春、尼夫赫、赫哲族等将赏鸟林体制期间所获得赏赐的”绸缎、锦缎、蓝毛青布、高丽布、妆缎、红绢、家机布、白布、棉花、帽子、带子、梳子、包头、棉线,甚至官服袭衣” ,再次与虾夷人进行交易,换取虾夷族的“”水獭、狐、貂等毛皮品“”。
简而言之,中国藩属虾夷族人利用了自身地理位置优越,与日本本州岛相隔“”津轻海峡“”之地利方便,在山旦交易期间,有计划组织的从事收购当时边疆各族在”赏鸟林”所获得中国各种各样服饰布料后、再与日本本州岛人进行转口贸易往来。
由边疆各族的山旦交易结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虾夷锦文化“”(专门将中国丝绸缎布料转口于日本本州岛)现象。
文化是历史范畴,衣着是文化一个重要层面,在山旦交易中,中国的丝绸袍服是主要交易物品。可见虾夷锦文化,也是中国汉文化传播的结晶。而中华民族汉文化则是当时东北亚区域的主体文化轴心。
中国内地丝织等物品,经冰川古道远达黑龙江下游,通过山旦交易进入中国藩属虾夷岛,从而转口到日本本州岛,而这早在明清年代五百年之前就有之。 远的不说在中国元朝就有了山旦交易。
到了明代又有了发展,据日本古籍《新罗之记录》载,
日本文禄二年(明神宗万历21年/1593),松前藩主蝎琦庆广为了取得德川家康支持,特地跑到当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前方基地九州-肥前-名护屋(今:佐贺县镇西盯)拜见德川将军, 并穿上华丽的虾夷锦袍服前往,德川家康见之倍加爱惜。于是庆广当即脱下“ 唐衣(中国明朝蟒袍官服)—虾夷锦”赠予家康,家康大悦,从而庆广在松前地位也得到巩固。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有明一代“丝绸诸物”从外东北渡海到达北方的藩属虾夷人手里,而日本殖民者于虾夷屯垦据点与虾夷族进行交易,获得了虾夷族人所提供的虾夷锦,随后再带回日本本土内地(本州岛、四国岛)。
十五、十六世纪 ,女真族人用貂皮换取内地江南丝织等物品,不但同库页虾夷各人族进行贸易,也同朝鲜族进行贸易。
明清时期山旦交易得到了发展。
中国丝织等品传到中国藩属虾夷国、甚至转口到了日本“本州、四国”岛,除了历史文献记载外,现仍保存虾夷锦实物更佐证了这一点。今藏于日本(殖民政府) 北海道(虾夷岛)神宫的“ 满洲古衣(中国清朝蟒袍朝服)” 多件,藏于(日本殖民政府)北道(虾夷)开拓(侵列屯垦)纪念馆的“ (四爪)龙袍”蟒袍 、打敷、丝绢等物。
不但日本一些博物馆至今保存着中国官袍朝服诸物,而今位于黑龙江下游俄罗斯的”考穆少林斯库”艺术博物馆也保存完好的中国黄色官袍服。
尤其是近年来,在黑龙江下游民间还发现至今保存完好的中国官袍服。
如:1990年,在黑江下游”布拉巴村”,少数民族奥罗奇人家中发现中国清朝“ 马蹄袖”官袍朝服。
同年,又在黑龙江下游”安米村”那乃人家发现带有花纹给地清朝袍服。
而这都说明中国内地丝织 等织物品已远达黑龙’江下游,甚至通过山旦交易进入中国藩属虾夷人手里, 形成虾夷锦文化现象。
中国藩属虾夷锦文化现象说明了什么?
首先是, 虾夷锦文化现象是中国清朝在黑龙江下游设立”噶珊”体制管理制度,实行“”乌林制“”的结果。 只有建立”噶珊”,实行”乌林制”纳贡颁赏,才能形成“”山旦交易“”的盛况,有了山旦交易, 才会有中国江南丝织品进入中国藩属虾夷(今为日本殖民地北海道), 是山旦交易的产物。因此,虾夷锦文化现象首先说明了中国清政权对黑龙江下游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乃至于库页岛、虾夷岛。
其二是,虾夷锦文化现象不仅说明了中国清代对黑龙江下游进行有效行政管辖,而且也说明了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地区。江浙地区丝绸袍服诸物能够远达东北亚黑龙江流域,众所周知衣着方式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文化是人类一种活 动,而文明属于文化活动的成果、表象,江南的衣着颇受东北亚土著(原住民)民族的关注和欢迎,因此说中华汉文化深刻影响着这一地区,是这一地区的主体文化。
其三是,虾夷锦文化现象也说明中国与虾夷族人友谊源远流长,黑龙江流域下游土著(原住民)民族与虾夷人进行山旦交易,它不仅构通了东北亚各族人民经济往来, 文化交流, 更加强了中国与库页岛、与虾夷岛等区域人民的友谊。
岁月匆匆流光易逝。今夭,虽有清一代已经变得遥远的过去。但我们的先人,披荆斩棘风雪长行,绎传丝绸远输黑龙江下游”奇集、德楞、普禄”,甚至库页、虾夷,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
虾夷锦文化现象,是联结中原经济、文化与东北亚各族人民的桥梁使千里冰川古道、海岛,显得神奇多姿。繁荣了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了文化促进与邻国友好交往。虾夷锦光彩,永远彪炳于史册。
奇集噶珊的遗址、德楞的木城、山旦交易、虾夷锦等等,这些翻腾着的历史浪花,无不记录着那些消逝的岁月。上述历史事实,无不说明东北亚地区各族间的经济交往, 文化交流贸易, 是有借鉴意义的。在今夭世界经济正在趋向经济集团化和区域化的时代, 而东北亚地区逐步形成新的区域化的经济文化圈,跨国自由经济区也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中、日、 俄、朝各国的学术界、 经济界已经提出这一间题,将成为今后这一地区的经济、合作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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