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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华民国[1911-1949年]的日本通之王芃生
王芃生被喻为“中国的王牌间谍”,他参与了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的谈判;和蒋介石一起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建议、指挥修建了举世闻名的滇缅公路;参与策划、筹备了台湾的回归。当然,他最让人敬佩的是,在抗战时期,他领导的谍报系统对日军何时发动“七七事变”、何时袭击美国珍珠港以及何时投降等,均能事前将其预测密呈蒋介石,并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王芃生, 1893年1月17日,出生于湖南 醴陵县 北乡 七里山/八步桥乡 枫树村;知识分子家庭;就读于醴陵县立高等小学、湖南瓷业学堂。
1910年前后,考入长沙 湖南 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活动留学日本,
1912年2月,进陆军军需学校;9月,加入中国国民党,对日本产生兴趣,并改学日文,广泛涉猎日本图书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
1916年和1919年,两次东渡日本本土留学,分别就读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等等
1921年,日本大学期间担任东京留日学生 学术研究会 外交研究部 部长一职,特别为祖国撰写"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深受当时中国北洋政府代表团高等顾问 汪大燮所赏识:
“汝辈均如此年轻耶?后生可畏,中国有望矣”。
也因汪大燮年老多病,特向 外交总长 颜惠庆 推荐 王芃生代替前往赴会。
王芃生由美国华盛顿回国后,经王宠惠介绍先后任鲁案 调查善后委员会 调查部 副部长,行政处副主任,青岛接收准备委员会 委员,细目协定起草 委员。旋任接收青岛行政及公产两委员会 主任委员,协助督办 王正廷工作。
1922年12月10日,中日两国在青岛举行了移交仪式,中国正式收回了已被德国侵占14年、复被日本侵占八年之久的青岛。青岛收回后,任 胶澳商埠办公署政务处长,兼 法规编审 委员长,办理鲁案善后事宜。
1923年,督办 熊炳琦 接替 王正廷。王芃生继续协助 熊炳琦 王正廷督办接收善后工作,自始至终参加中国收回被侵占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片领土的有关事宜
1924年,因力劝 督办 熊炳琦 抵制 吴佩孚 提出的由胶澳筹集巨款收买广州海军的计划,引起吴佩孚大怒。于是两人同时辞职而去。改任山东省 省长公署 统计处 处长 兼 山东 统计讲习所 所长,掌管全省统计工作。
1925年4月,因参与反对张宗昌 督办 山东事败,避走 日本。
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谋/第三十五军参谋长/江右军总指挥部参谋长,
1927年,第四集团军江右军中将总参议 兼 安徽省民政厅厅长,9月,宁汉/"南京政权蒋介石武汉政权汪精卫"合流后,退出军界,从此专门致力于外交和对日情报工作
1928年6月,奉外交部密令,东渡日本游说宣传,阻止日本军阀破坏签约和干扰中国收回关税权的阴谋,敦促日本政府承认国民政府。回国后,任湖南省政府顾问。
1932年,应聘为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委员,负责主编《外交月报》。
1934年11月,出任 驻土耳其公使馆参事,
1935年冬,改任 驻日本大使馆参事。
1937年11月,任 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期间专赴越南、缅甸开展外交活动,协商开辟滇缅公路,预作抗日之需
1938年,国民党 军事委员会 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将;
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候补中委”。
王芃生是抗战时期中国的王牌间谍,一生致力于抗日情报。早在1931年,他收集情报,提早几个月告诉蒋介石,日本会在1931年9月中旬发动东北事变,蒋不相信。他又北上通知张学良,张也不听,后来果然有“九一八”事变。他的情报天才由此引起了蒋的重视。
王芃生1937年3月,组建了专门的对日情报机关—国际问题研究所,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业务上直属蒋介石的侍从室。 当时,与其平行的情报机关还有戴笠的军统局和徐恩曾的中统局。 王芃生是中将,比戴笠(少将)军衔高,而且他们三人,只有王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937年至1938年间,每个月都有徐恩曾(中统)、戴笠(军统)、海军上将 杨宣诚(军事情报)、王芃生(国际研究所)和温毓庆参加的情报会议。
蒋介石让王芃生负责对日谍战,可说是知人善任。 王上任仅60天后,即5月中旬,便预测: “日军将在华北伺机制造事变”, “爆发时机当在日本陆军8月大异动之时,迟当在8月上旬,也有可能提前在7月间发动”。
5月24日,王将此分析报告以“敬电”电告在南昌的蒋介石,可惜没有引起蒋的注意。 卢沟桥事变印证了报告的准确性,蒋由是对王另眼相看。
抗战八年中,王芃生广泛收集日本情报,包括派出情报人员深入敌后刺探敌情, 例如, 李鸿章的曾孙 李家璟曾奉王芃生之命,在敌后收集情报。
与此同时,王及时追踪、剖析国际形势,对德军侵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提供了大量丰富而准确的情报。 例如, 在日偷袭珍珠港之前约三个星期,即1941年11月中旬,王芃生送呈一份从日军大本营秘密获得的“日军准备发动东进和南进攻势的战斗序列”情报资料,由此可判断出日军即将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和东南亚地区发动进攻的意图。 蒋介石的侍从室 情报组看到这份情报后,立即用红色封套原件加签迅速密呈给蒋介石, 蒋阅后立即批示:“密告美国政府。” 但美对此不相信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因未相信此情报而追悔不已,罗斯福派小罗斯福飞重庆指名要我方查清当时传送情报的人员,同来的还有美国东方学者、汉学家艾格。
王芃生还负责当时最高当局,交办的许多机密事情。 例如: 1938年8月下旬,蒋介石指示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 总参议 萧振瀛和日本“兰工作”机关头子 和知鹰二 进行谈判。 日本愿与中国谈判的国际原因是,希特勒多次电请日本与中国谋和,共同对苏;国内原因则为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让步取得和平。 然而,1941年之后,蒋已主战,对日本谈判和解已无兴趣。 但是个别日本人仍企图斡旋中日和平。 1942年4月,“兰工作”机关 总务部长 黑木清行到重庆要求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扬言否则自杀。 侍从室 主任 贺耀组 和蒋的文胆 陈布雷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峰,留交王芃生讯问。如果不能利用为反间,则应拘留,不许释放”。 蒋批示:“应即拘押监禁。”如此机密事交王办理,显示了在中日问题方面蒋对王的高度信任。
建立谍报网络,光复台湾 1940年3月,王芃生和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奉蒋介石命令,“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 当时,国民党在台湾尚无组织,而在重庆的台湾革命志士人数虽多,却分属台湾独立党、台湾民族同盟、青年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党等,缺乏统一的组织。 因此,王芃生等联手推动成立国民党台湾党部,由该党部选派人员秘密赴台开展党务活动,策动台湾人民抗日,扰乱日本大后方。
1944年春,王芃生奉蒋之命,与总政治部 副部长 张励生研究并拟具光复台湾政治准备工作、组织及人事等具体收复办法呈核。 4月17日,成立了负责接受台湾的专门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 中央设计局 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后来成为第一任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王则担任委员。 王芃生着意结纳、支持台湾爱国志士开展抗日活动。最典型的是尽量延揽连震东为代表的一批台湾爱国志士参加救国阵营。连震东正是后来卸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的父亲。
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连震东曾经请求参军抗战,却因其台籍身份遭军方回绝。 连震东请国民党元老张继和焦易堂为保证人,申请恢复了中国 国籍。 王芃生了解到连震东不仅渴望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而且学识根底深厚,社会阅历丰富,当过新闻记者,精通日文,立即任命他担任国研所 第一组主任,领 少将 军衔,专门从事对日谍报工作。 此后,连震东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主编《台湾民声报》,出版《台湾问题言论集》,为台湾光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芃生还在台湾和日本本土构建了绵密情报系统。 如,台湾籍 蔡培火在日本军部工作,被策反后成为情报员,向王提供了不少日本军政情报。 抗战胜利前夕,他受冈村宁次之托,从南京间道来重庆,在浙江被军统抓获,因怀疑是日本间谍,准备将他枪决,后由王芃生出面,证明蔡是对抗日有贡献之人,于是,蒋介石下令立即释放。日本投降后,蔡培火回到台湾,即受到重用。
与共产党配合,一生文章报国 王芃生是著名的时事评论家和政论家,先后在《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益世报》、《时事新报》、《国民日报》上发表了众多署名文章《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看清日本的真相》、《中国抗战对世界大战的贡献》,坚决主张持久抗战,反对悲观论、反对投降论、同时也反对速胜论、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
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后,一些人反对继续抗战,主张与日本结城下之盟,实际上是主张投降。 当时,军事学家蒋百里刚从欧洲回国, 叶剑英指示地下党:“去找王芃生,请他早些往访蒋百里,一同去见蒋介石,说明只能战,不能和。他们俩人在蒋介石面前有些信用,可以起作用。同时敦促他们俩给《大公报》撰文,唤醒国人,共同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王芃生接到中共意见后,立即去见蒋百里,随后,蒋、王二人写了不少文章,互相呼应,为抗战起到了呐喊作用。
王芃生不赞成 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拥护 抗日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大局。 抗战方兴,他一手策划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抗日。 郭沫若是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共产党人,曾任国民革命军 总政治部 中将 副主任,因发表《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呼吁反蒋而受通缉在日本流亡十年。 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在王芃生手下特工钱瘦铁和金祖同的帮助下,摆脱日本警察监视,别妇抛雏只身归国,在当年轰动全国,其背后隐藏着的秘密也格外为人关注。由于当时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尚未取消,在获得蒋介石的默认后,王芃生负责了郭回国的一系列具体工作。 7月30日,国民政府取消了对郭的通缉令,随后,蒋在南京接见郭后,随即任职 国民政府 军委会 政治部 第三厅 厅长。
王芃生与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时相过从,时有配合。 最典型的是他与中共情报人员于炳然的交往。刚开始,王芃生不知道于炳然是共产党员和情报人员,知道后,不仅一如既往保持友谊和提供帮助。而且,后来还掩护他离开重庆,撤回延安。于炳然撤离前,把徐仲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介绍给了王,虽然没有点明,王知道徐也是地下党员,他们后来果然一直保持联系。
王芃生维护中苏在抗日基础上的战略合作,他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为苏联讲话,有时甚至讲过头话。 例如,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军队入侵芬兰,芬兰将10%的国土割让给苏联。苏芬战争期间,国民党谴责苏联对芬兰进行侵略。王芃生则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专论,力为苏联辩护,导致蒋介石下了手谕:“以后不准王芃生署名发表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也结束 11月1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复员整军会议,开始战后的整编建制组织工作;为了做好日本投降后,战后中国的工作,。
王芃生感到了对日情报工作已经临近结束的阶段,对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途问题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之后,王芃生便召集了谢南光、潘世宪等商谈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将来”问题,经过大家的一阵沉默, 最后,王芃生提出将 国际问题研究所 改隶 中央研究院,以便将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单位继续存在下去。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场人员的认可。王芃生便开始和傅斯年商谈这个问题。但是,在王芃生与傅斯年的多次协商中,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其结果不尽如人之意, 傅斯年始终认为“中央研究院太小,容不下大菩萨”,“不能接受”,以一个难以让人信服的理由拒绝了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之事。这样,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的计划便泡汤了。
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军统局 能否兼并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说法。可见,解决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途问题已经非常紧迫了。此后,王芃生便召集了一批科级以上人员二十余人在其家中座谈,开始商讨“日本投降后,我们对日情报研究机构将向何处去”的问题。 王芃生首先说明了政局形势,对并入军统局问题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见,并以此征求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始终是想法不一,有人提出“解甲归田”,有人说“自谋出路”,有人提出并入中央研究院的问题,也有人提出改隶外交部的建议,还有人提议改为私人的研究团体。座谈会最后没有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办法。
国际问题研究所采取了由军委会 改隶 外交部的设想。 但是改隶外交部后国际问题研究所机构 要缩编、降低,王芃生也不能再继续领导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对此,王芃生表示要以安置机构人员为首要任务。
此后,在给国民党 侍从室解释改隶的理由: 日本已经投降,对日的敌情研究应改为平时的对日政治、经济研究,所以国际问题研究所应该改隶外交部。侍从室的批示是“与外交部洽谈改隶事”。
随后,王芃生派谢南光去外交部商谈并入问题。在改隶之事上, 国际问题研究所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国研所保留原名,只是改由外交部领导,直属于外交部部长的独立研究机构。 而外交部的方案是设立一个隶属于该部情报司之下的研究室。 从方案看,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想借此继续保留其原有的地位,而外交部则意在压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地位。 最后经谢南光与外交部 次长 甘乃光反复协商,达成了并入 外交部问题,但是隶属 地位问题没能解决。
9月初,因战后复员及接受伪满问题,谢南光奔赴南京,组织南京办事处,同外交部的具体谈判便一时被打断。 王芃生再派潘世宪与外交部对人员安置问题继续谈判。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初衷是要保留一个120人的规模,这样在人员数额上明显的超越了外交部的原来设立一个研究室的设想,外交部自然不同意。后来,经过几个轮回的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商定研究所的并入人数是60人左右,但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 对此,甘乃光认为,现在先不作肯定,到那时看最高当局的意思,能争取到与司级平行最好,不然就只能隶属在情报司之下了。等到回南京以后再谈。这样,谈判问题便再度被搁置起来。
1946年初,谢南光被王芃生推荐到驻日代表团工作,邵毓麟和潘世宪也被派往驻韩代表。 而在此时,王芃生也有放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的打算,想去日本主持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对出使日本颇有期望。为此,王芃生也向蒋介石表达了这一意愿,蒋许愿派王去日本处理对日问题。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内部亲美分子的鼓动,结果蒋介石任命亲美分子 侍从室 高级参谋 朱世明为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这样王芃生去日本机会失败了。 后来,王芃生表示返回外交界,也历经挫折先是应军事代表团邀请赴美国华府工作未成,而后驻土耳其大使空缺,有人建议亦未能接替。这些政治上的失败,使王芃生从此对政治失去了信心,开始专心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改造问题。
1946年3月间,王芃生奉命先后出访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处理日侨遣返事务,在此期间,王芃生也遍游国际问题研究所各站征求改造意见。这样,从以上情况粗看,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呈现出一片散伙的景象,整个研究所内部人心惶惶,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也弥漫着解散的气息。
王芃生的仙逝加速了国际问题研究所这段时期的惊慌 王芃生本有心脏病,在出访视察期间,病情严重,到南京后发病,到上海时更加严重。此后稍加治疗,飞往北平后,病情又加剧。 1946年5月16日飞返南京赴命。 17日接待宾朋,撰写报告,晚10时病发去世,享年54岁。临终索笔并书“国研所改组事”六字。一代哲人、一代爱国人士王芃生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1946年5月18日,各大报纸争相登载王先生去世的消息。南京各界也为王芃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经国际问题研究所同仁与贺耀祖的商量,追悼会成立了以贺耀祖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这样,王芃生的治丧事宜便顺利地进行了。王芃生的追悼会极为隆重,灵前摆满了各部会各团体的花圈、挽联和祭幛。 国民政府也发布褒扬令,表彰了王芃生一生的业绩。 蒋介石亲派姚琮为代表致祭,撰祭文并书“荩怀茂绩”以挽。 此外,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艺术界名家徐悲鸿、军政大员程潜、覃振、杨杰、刘裴以及陈布雷和智囊团的张群、吴鼎昌,社会名流张季鸾、胡政之以及苏联顾问 约尔克和波兰大使 高乐佩等也参加了追悼会。 王芃生墓葬南京钟山南麓灵谷寺侧小白龙山,位于著名先贤廖仲恺墓左后。 墓志铭由张群撰文、吴稚晖篆额、许世英书丹。 墓穴形似墨水瓶,墓标有如笔杆,象形王芃生一生文章报国的志向。 王芃生丧事结束后,蒋介石就下达指示,由唐纵负责处理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善后问题”。 对此,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有其自己的打算。
国际问题研究所曾商讨走民办道路: 即由第一组副组长留日学法律的潘君约同原 上海站 徐君领导的小组组员余守中和潘彼得筹建“新亚通讯社”,以收听日本用拉丁语广播的新闻并加以评论,向上海各大报纸发稿。这得到了《大公报》赞助。 但是后来余守中被捕以及电台遭到破坏,“新亚通讯社”开展工作遭受重大影响。此后这条道路便行不通了,这样走民办的道路也失败了。 在走民办道路的同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把王芃生去世的消息告知外交部次长甘乃光,请求再改隶外交部。这个请求遭到外交部长 王世杰的拒绝,改隶外交部一项已被否定了。
后来唐纵主张将国际问题研究所划归军令部 第二厅 郑介民处,以便使军统局实现并入 国际问题研究所。当然,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不愿走毁于军统之路的。继而国际问题研究所潘世宪提出了“结束、解散”的想法,经与原军统局 局长 贺耀祖的一再协商,侍从室最后同意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结束工作的请求。
此后,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以邵毓麟为首的临时班子来处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项结束事宜,开始把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物资、档案移交 外交部及新成立的国防部,人员遣散也相继进行。
1946年10月,全部移交遣散工作结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这段历史便就此结束了;王芃生去世仅四个月,国研所就被解散。 他一生著述较多,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出版《时局论丛》,收入文章32篇。著有《日本古史辩证》、《日本古史之伪造》、《土耳其论文集》、《匈奴史之新研究》、《小梅溪堂诗存》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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