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泉州与东亚的交往」
文：李玉昆。选自：泉州海交馆
二次编辑：猎户人
图：琉球中山国墓碑，其内容如下。
（繁体字原文）琉球國，道光十一年，辛卯，五月九日，死。進貢小唐船佐事，慶良間、渡嘉敷間切，同村小嶺築登之親雲上。
墓地，長：一丈六尺。橫濶：一丈一尺。
（简体字译文）琉球国，道光十一年，辛卯，五月九日，死。进贡小唐船佐事，庆良间、渡嘉敷间切，同村小岭筑登之亲云上。
墓地，长：一丈六尺。横濶：一丈一尺。
《泉州》海外交通史悠久，自我国唐朝起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南宋时，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元代，成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古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通道，也是沟通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通道。《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增多，泉州成为中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或多向进行的，既对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也推动了泉州的发展。泉州与东亚的交往就是这种交流的体现。泉州湾的后渚港
一、泉州与东亚的友好交往
琉球国墓碑 郑成功船队模型
泉州与东亚的友好交往中，有代表朝廷出使的外交使节，也有泉州海商向高丽转达朝廷之意的民间外交家，有的泉州人在东亚为官。在海上遇险时，泉州人与东亚人相互救助。泉州与东亚交往中一般是友好的，但也发生不友好的事件，如倭寇侵扰泉州，给泉州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损失。
奉使东亚的泉州人
宋朝对高丽的外交，除满足于传统的海外来贡的需求外，还带有借高丽之力以共同对付辽国的战略意图。神宗即位后，又积极实行联合高丽以反对辽国的策略。泉州海商在这一外交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熙宁元年（1068年），宋朝遣泉州海商黄慎赴高丽转达神宗的交通意图。熙宁二年，宋朝再遣黄慎到高丽，得到高丽王朝的积极回应，高丽遣使到宋朝，从而开始了宋朝与高丽之间外交往来的新局面。
熙宁八年（1075年），泉州商人傅旋持高丽礼宾省贴，到宋朝乞借乐艺等人。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两浙安抚使叶梦得委托泉州大商柳悦、黄师舜到高丽经商时，打听金朝动静。
明天启元年（1621年），杨道寅在国家危难之际奉使朝鲜，为明末中朝两国的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1]
杨道寅，晋江深沪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授太常少卿。天启元年二月初九，翰林院编修刘鸿训、礼科给事中杨道寅出使高丽，以出色的外交才华，与朝鲜官员、文人建立深厚的友谊，使朝鲜政府接受明朝的抚慰，坚定联合抗击后金的决心。
泉州籍的从客、冠带通事、护使都司在中琉友好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册封琉球的使臣，例有从客随行。从客多为使臣自己选择的文人、书画家、琴师、高僧、道士、医生、天文生等各行各业、多才多艺的艺人。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夏子阳、王士祯册封琉球时，从客中有晋江人王元卿。《泉州府志》载：“王元卿，字应元，号伯台，晋江人。……丙午夏，有给事行人册封琉球，求侍客可语者，聘元卿偕行。归舟，海风大作，有二巨鱼夹舟，长数十丈，目光如电，舵折舟旋，二使面无人色，曰：‘命止此矣。’元卿谈笑自如，曰：‘二公奉天威而来，何波臣之敢灾？’盥手焚香，出诏书向船头宣读，风遂息，其镇定如此。”[2]最近出土的《侍赠伯台王先生墓志铭》记载同。
明清册封琉球使节，向例“其过海登舟行，令该督抚，遴委干弁二员，干兵二百名护送，并酌拨修船匠役带往”[3]，他们的任务是保护使船的安全，负责指引针路，管好兵丁，掌管船上的淡水等。
清嘉庆五年（1800年），翰林院修撰赵文楷、内阁舍人李鼎元为正副使出使琉球，闽安左营都司陈瑞芳，南澳左营守备王得禄护使船。
陈瑞芳，泉州人，由武进士官闽安都司。护送册封琉球使船到琉球后，能严施法令，约束兵丁，琉球举国人民感仰。
在中琉交往中，翻译（人）才发挥了一定作用。
明太祖赐琉球三十六姓中，有南安人蔡崇。蔡崇到琉球国为通事，导引进贡。《明宪宗实录》载：“琉球国中山王长使蔡璟，以其祖本福建南安人。洪武初，奉命于琉球国，导引进贡，授通事，父袭通事。传至璟，升长史。”[4]蔡氏族人在明清两朝中琉交往中，有60人先后193次奉命为进贡、庆贺、谢恩通事、长史、正议大夫等来华。[5]
林易庵为引琉球入贡的通事，据《清源林李宗谱草创》之《历年表》载，成化二年（1466年），“易庵公率长子琛引琉球入贡，以年迈表辞，蒙恩钦赐冠带荣身。初，公谱晓译语，蒙道府荐为通事官也。”
林易庵出身于泉州航海经商世家，其曾祖父林闾“承籍前人蓄积之资，常俵家客，航泛海外诸国。”祖父林驽，“航吴泛越，为泉鉅商，洪武丙辰九年，奉命发船西洋。”[6]
旅居东亚的泉州人
宋朝许多福建商人到高丽贸易，高丽王朝密试其能，诱以士禄或强留之终身，有许多泉州人在高丽为官。
高丽睿宗（1106～1122年）时，泉州人刘载“尝随商船而来”，官至尚书右什射。高丽显宗（1010～1031年）时，泉州海商欧阳征被封为左右拾遗（谏官）。高丽文宗（1047～1082年）时，泉州商人肖宗明被封为閤门祇侯（宣引赞之事）等。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赐给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7]闽人三十六姓到后，琉球国王“即令三十六择土以居之，号其地曰唐营，亦称营中。”闽人三十六姓中，惟一（唯一）有明确记载祖籍是泉州的蔡姓。《那霸市史·资料篇·蔡氏家谱》载：“元祖讳崇，号升亭……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乃宋朝鼎甲端明殿大学士忠惠公讳襄字君谟六世孙，以太祖赐姓三十六居首，洪武二十五年授御奉敕始迁中山，择居于唐荣，中山之有蔡氏于是乎始矣。”
据冲绳《吴江梁氏家谱》载：明初奉迁琉球的三十六姓中之梁姓，“乃闽吴杭江田人也，系南渡相臣梁克家之后。”[8]吴杭即长乐县，梁克家系泉州人。三十六姓中之梁姓虽迁自长乐，其祖先却在泉州。
明末清初，旅居日本长崎的泉州人很多，有的入日本籍。他们通晓日、汉语言，幕府委以唐年行事，负责裁判在港口的中国人违法犯禁或争吵的是非曲直，兼管长崎的丝绸等贸易。泉州人担任唐年行事的有：江七官、吴荣宗（一官），晋江人、周辰官、颍川五郎左卫门、西村七兵卫和平木庄次郎等。唐年行事将福建的航海、造船、信仰、习俗等传播到日本，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泉州与东亚人民在海上互相救助
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新罗国人崔举等，在海上遭风，潮流至泉州界，被泉州渔民救起，泉州地方官发给通行证和生活费用，并派人护送到明州候使（便）船回国。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二月，泉州商人孟定侯、许玉棠将上年漂流到泉州的陆奥一关的船夫15人送回日本。
嘉庆二年（1797年）（百度结果为咸丰二年（1852年）），有一艘美国船“罗伯特·包恩”号，运载400多名华工，从厦门开往美国加利福利亚。由于船长辱（虐）待华工，华工举行暴动，在琉球人民和政府的支援下获得胜利，这是中琉友好的历史见证。
泉州的抗倭斗争
13～16世纪，倭寇侵略中国沿海、朝鲜和东南亚等国，在中国东南沿海肆意烧杀抢掠，给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破坏。泉州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倭寇骚扰，嘉庆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1557～1566年），泉州所属各县，均遭侵扰。《南安县志》载：“数年来，田亩沦为荒地，民无储谷，米斗值钞一百二十文；逃难入城，忍饥待毙；瘟疫流行，死者相枕藉。”[9]
倭寇的入侵激起全民的抗击，涌现出许多抗倭的民族英雄，如戚继光、俞大猷、万民英、欧阳深、薛天申、周岳镇等。
在抗倭战争中，对一些反对与制止倭寇残害村民而死在泉州的日本人，泉州人民建坟埋葬，建庙奉祀之。在倭寇侵扰安海、石井一带，有位“倭官”即日本海商船主，平时与村民和善相处，反对与制止倭寇残害村民。明朝官军前来征剿时，倭寇溃散，驾船逃走。“倭官”来不及上船，奔上石井烟楼山，东望大海，呼号悲痛，撞地而死。石井人民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念其生前德惠，敬而怜之，就建坟埋葬，俗称“烟楼公墓”。建“烟楼公宫”以祀之。每年三月二十六日举行祭奠、演戏、放烟火等纪念活动。
二、泉州与东亚的通商贸易
泉州与东亚的海外贸易由市舶司管理，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等，换回人参、琉璃、扇子、刀剑等。贸易的支付方式主要采取以货易货，有时也支付货币。交易方法采批发兼期货，交易前先议定价格。经营方式有独资、合伙、合股、委托、以舱代薪等形式。明清时期，实行禁海政策，禁止民间出海贸易，当仍然有人从事走私贸易，明代的安平商人和清初的郑氏海商集团就是走私贸易的代表。13世纪，泉州制造船舶的首部尖、尾部宽、高尾尖底“福船”类型，则是属于当时的远洋商船。
唐朝，泉州与日本、高丽有贸易关系，阿拉伯人也来泉州购买日本、高丽商品。夏德、柔克义《赵汝适》（百度赵汝适所为人名，夏柔二人为翻译《诸蕃志》）一书云：“当第九世纪的时候，或者有可能是比第九世纪较早一些时候，中国南部的海上贸易有一部分是移到泉州来（原注：靠近现在的厦门），泉州在以前，曾经与日本高丽发生通商关系，有过了一个世纪时间的历史，以后才给阿拉伯人发现到现在这个地方有日本、高丽等过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都是没法子在广州得到的。除此之外，在泉州这个地方还可以获得该地当局捐税较（轻）的优待”[10]阿拉伯商人来泉州购买日本、高丽的商品是因为在广州无法得到日本、高丽的商品，而且泉州的关税比广州轻。
宋朝泉州与高丽贸易往来频繁，“泉州多有海船入高丽，往来买卖”[11]据朝鲜《高丽史》和中国史籍记载，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至元祐五年（1090年），至高丽贸易的宋商船队27批，其中泉州商人16批，明州商人3批、台州商人3批、广州商人3批、福州商人2批。泉州商人有名字可考的有欧阳征、林仁福、陈文轨、怀贽、陈亿、李颖、卢遵、林蔼、林禧、王易从、肖宗明、黄文景、林宁、黄慎、傅旋、徐戬、刘载、徐成、柳阅、黄师舜等。有记载的最多一次达150人，到高丽贸易的泉州人约在千人以上。[12]
当时泉州海商运往高丽的商品主要有：绫绢、锦罗、白绢、金银器、礼服、瓷器、药材、玳瑁、茶、酒、书籍、乐器、蜡烛、钱币、宝玉等。带回的货物有：金、银、筒、人参、茯苓、毛皮、黄漆、硫磺、扇子等。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崇宁四年，泉州商人李充两次到日本贸易。李充从泉州带去“象眼四匹、生绢十匹、白绫十匹、瓷碗二百床、瓷碟一百床”，到明州办理出境手续，由两浙路市舶司发给公凭，航抵日本。日本《朝野群载》卷20《大宰府·大宋国客事》保存有宋崇宁四年泉州商人李充往日本贸易的公凭，是研究宋代海外贸易史的重要资料。
日本僧人成寻在熙宁五年（1072年）乘中国商船入宋，先后朝拜五台山、天台山和其他名山圣迹，后圆寂于开宝寺。成寻撰《参天台五台山记》，记录在中国的活动，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成寻说他乘坐中国商船来宋，船头有三人，一为泉州人。
元朝，泉州与高丽贸易仍未中断，泉州海商孙天富、陈宝生长期从事海外贸易，“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阇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13]自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定居泉州后，高丽与元朝的海上交通更加发展，高丽王遣周侍郎浮海来商[14]，泉州海商亦至高丽贸易。
元朝与日本的贸易有两种形式，一是天龙寺船贸易，一种是民间私人贸易，泉州与日本继续民间贸易。泉州向日本输出的货物有锦、绫、香药、瓷器、文具、书籍、铜钱、茶叶等。进口商品有沙金、硫磺、水银、木材、药材、折扇、屏风、刀剑等。
明朝仍有泉州海商到朝鲜，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泉州府同安海商李王乞等150多人在黄竹岛停泊，其中有名字可考的头人10名、客公60余人，水夫10名。[15]
明中叶以前，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主要是勘合贸易，对日本朝贡限制严格，规定贡期，限制船数、人数及贡品。隆庆年间（1567～1572年）开放海禁后，对日贸易仍在禁止之列。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泉州客商许丽寰到萨摩进行贸易，居留一年。次年从久志浦回航时，日本地方官岛津义弘致书许丽寰，约他明年再来萨摩贸易，并且说，如不幸漂流到他州，也希望等到萨摩派去的官员，以评定器皿财货的价格。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有明朝商船10艘到萨摩贸易。
李旦，泉州人，“以商船为事”，经营海外贸易。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菲律宾马尼拉经商是成为华侨社区的首领。后到日本经商，侨居长崎平户。郑芝龙随李旦到日本，曾寄居其门下，“以父事之”。李旦把几艘船和大量财富交郑芝龙监管，委托他在越南、柬埔寨经商，郑芝龙出色完成任务，获得李旦的信任。明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李旦去世，李旦集团的另一个首领颜思齐也于一个月后去世，郑芝龙继承李旦的位置，成为李旦集团的首领。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芝龙被清朝斩杀，郑成功继承家业，保存郑芝龙原来的资本加以扩大和发展。
郑氏海商集团贸易的对象首先是日本。郑芝龙年轻时住长崎，后迁居商业发达的平户，并与平户田川七左卫门之女结婚，生子郑成功，郑芝龙开辟了从泉州直抵长崎的航线。
郑氏集团向日本输出的商品有手工业品：绫子、纱绫、罗、纱、锦、绢绸、锦布、笔、墨、书信纸、瓷器、漆器、锡器等；书册古玩：书籍、绘画、墨迹、古董、花石；农付（副）产品：茶、冬笋、南枣、砂糖、黄丝、天蚕丝；医药类：芍药、黄精、何首乌、白术、甘草、天门冬、玳瑁、龙脑、麝香、真珠等；金属类：亚铅；果品：波罗蜜、龙眼、荔枝、橄榄、蜜饯等；玻璃类：翡翠、鹦鹉、五色雀、孔雀、碧鸡等。日本向中国输入的货物主要有：金属类：金、银、铜、刀；海产山货类：海参、鲍鱼、沙鱼翅、水獭等；医药类：紫梗、紫草、木香、黄连等；手工业品：黄铜器具、镀金器具。描金器具、硫磺等。[16]
郑氏海商集团对中国海商试行领取郑氏令旗，每舶缴2000金制度。领取郑氏令旗就是在郑氏武装舰队的保护下自由航行的通行证。郑成功集成这种税制，改名牌饷。牌饷分大小2种，大船征500两，牌照一年一换，有牌照才能通行。到郑经时代，改牌饷为梁头饷，改为由船的尺度计算征税标准，使船税更加合理。
据崇武《文献黄氏族谱》载，黄宝夫，生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商游于日本，籍长崎澳。”安平商人常去日本贸易，据日本的《长崎荷兰馆日记》载：1641年6月26日、7月1日、7月4日，就有安平海商郑芝龙的3艘货船开往长崎，运去生丝、黄生丝，各种纺织品、瓷器，以及水银、麝香、土茯苓、苏枋木、白腊、鹿皮等商品。[17]光绪十八年（1892年），泉州浔美人万连璧渡日，在神户经营新瑞号，后加入同盟会，曾捐巨资赞助武昌起义军火。
东亚商人来泉州经商
宋高丽商人来泉州经商的很多，宋人赵彦卫说：“高丽船舶运载人参、银、铜、水银、绫布等物，常到泉州贸易。”[18]绍兴四年（1134年），“高丽罗州岛人光金与其徒十余人泛海诣泉州。”[19]
宋朝，日本商人常来泉州贸易，据《诸番志》载：倭国“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四五丈，径四五尺，土人解为大方板，以巨舰搬运至吾泉贸易”。[20]
明来远驿遗址 风狮爷
三、泉州与东亚的科技文化交流
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增多，促进了中外科技文化交流。泉州与东亚的科技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既促进东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泉州科学技术在东亚的传播
泉州造船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隋唐时，泉州是当时的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宋元时期是泉州海外交通的鼎盛时期，也是造船业最发达时期。
16、17世纪，日本的造船技术比较落后，所造的海船“船底扁平,布帆挂在樯的正中，樯还要经常转动，因此，只适于顺风航行中，一旦赶上无风获逆风，就得把樯拉到，摇橹航行。”泉州等地商人改造这种旧船，“把樯固定起来，船底改作二重，尖形，这样就不拘斜风、逆风，都能航行了。”[21]
五代时泉州招庆寺僧静、筠编的《祖堂集》传到朝鲜，其雕版藏于朝鲜伽耶山海邱寺，直到近代才重新发现。宋嘉定十年（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到泉州，回国时带回福州版《大藏经》。元佑二年（1087年）泉州海商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等2900余片，载往高丽。这些对中国印刷术和佛经在东亚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中国的制瓷技术是通过中外人民的友好交往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嘉定六年（1213年），日本加藤四郎随禅僧道元入宋，到德化学习制瓷技术，回国后在山田郡的濑户村（今爱知县濑户村）试烧成功后大量烧制宋式陶瓷，称“濑户烧。”日本的窑炉受德化阶级窑的影响而设计的，所以日本把德化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22]同安汀溪窑青瓷划纹碗曾在日本出土，日本人称它为“珠光碗，”因为日本高僧珠光常用这种碗喝茶。
番薯原产地中美洲，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传入我国，对我国粮食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番薯经泉州传到琉球再传到日本各地。17世纪初，出生于琉球北谷切野国村（现嘉手纳町）的野国总官到惠安县,将番薯苗和栽培技术带回琉球,进行栽培、种植、推广,以后逐渐引种到日本各地。[23]
东亚科技文化传入泉州
泉州纺织业发达，生产高质量的刺桐段缎等，同时也吸收外国的生产技术，如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24]倭缎技术系从日本传入。
唐代，新罗国一种松科植物叫新罗松，传入泉州嘉禾屿（今厦门）种植。高丽菜，又称甘蓝，是一种蔬菜，从高丽引进泉州广泛栽种，又从泉州传播到东南亚和台湾等地。瓮菜，传自东夷即朝鲜或日本。从新罗、高丽传入泉州的植物还有新罗人参、新罗葛等。
琉球的优良品种也传播到泉州等地。闽南有一种优良的花生品种叫琉球花生，其特点是壳薄粒饱满，是从琉球引进的。
泉州文化在东亚的传播
闽籍僧人携带各家书画到日本，渡日的泉州僧人木庵、悦山、大眉、蕴谦、慈岳、东澜、大鹏等在日本留下书、画、篆刻等，泉州雕塑家范道生、方贵峰在日本雕造许多佛像，对书画雕塑艺术在日本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泉州海商傅旋持高丽礼宾省帖乞借艺人等，泉州海商为高丽购买图书、雕造经版等，促进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
成书于明万历末的《露书》，记载了明代闽子弟到琉球演出戏剧，有学者对福建福州闽剧、泉州梨园戏、莆仙戏三个主要剧种的历史、传统剧目及所在地与琉球关系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并非关中秦腔或福州闽剧，而是泉州的梨园戏，也不排除莆仙戏的可能。[25]
李贽是我国明代进步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思想对朝鲜、日本有重要影响。
朝鲜光海六年（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朝鲜派许筠为千秋使兼谢恩使正使，出使中国。在燕京（今北京）购得李贽《藏书》，读后认为是一部奇书。次年，在通州阅读《焚书》，写《读李氏焚书》诗三首。吟咏李贽文章的永久性，以及在世间遭遇的经难，李贽的道佛思想和《焚书》遭弹劾的过程，记录了许筠与丘坦的交流情况。[26]
韩国学者金惠经教授研究李贽思想深蕴之现代价值，认为李贽思想深蕴，至今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概括并融合了所有抽象和现实问题的统合性；说破生死之明确的生命意识；肯定各个阶层的文化都有价值和存在意义，强调各种文化并重的多元性。[27]
李贽思想对日本的幕末阳明学有重要影响。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日本幕末阳明学是推翻代表封建势力的德川幕府，导致明治维新的重要社会力量。吉田松阴的思想受李贽的影响，他反复熟读李贽《焚书》《续焚书》等，对李贽思想倍加赞赏，他在《己未文稿》中写道:“卓吾居士一世之奇男子，其言往往与仆之心合，反复甚喜。”松阴生死观、宇宙观、交友观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李贽的思想对日本近代社会产生一定作用。
日本学者对李贽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三宅雪岭编《王阳明》卷末有陆羯南的《李卓吾评传》，政教社刊，1893年；今关天彭《李卓吾先生》，《阳明学》杂志1909年。小柳司气太《明末三教关系》，《东洋思想史研究》1934年；《利玛窦与明末思想界》，《续东洋思想史研究》1938年；《吉田松阴的读书讲学和佐久间象山》，《续东洋思想史研究》1938年，都谈到李卓吾。广漱丰《吉田松阴研究》，武藏野书院1933年，有“李卓吾之事业”、“李卓吾之事迹”；铃木虎雄《李卓吾年谱》，《支那学》第7卷第2、3号，1934年。
从政治史研究李贽的有岩间一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李贽评述》，未来社1968年；《李卓吾思想的历史性性格》，《科学和思想》第13号，1974年。从中国哲学研究李贽的有冈田武彦《王阳明和明末的儒学》中《李卓吾》，明德出版社1970年；八木泽《中国的思想家》下卷《李贽》，劲草书房1963年；奥崎祠司《中国乡绅地主之研究》中《李卓吾的思想》，汲古书院1977年；《李卓吾的士大夫生涯》，《木村正雄先生退馆纪念东洋史论集》1976年。研究李贽和佛教关系的有荒木见悟：《阳明学的开展与佛教——禅僧无念深有和李卓吾》，研文社1984年。历史（研究）李贽的历史观的有山下龙二《阳明学的寿终正寝》，《李贽的历史观》，研文社1991年。翻译李贽著作的有沟口雄三《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的《焚书》抄，平凡社1971年；增田经夫（増井経夫维基百科）《焚书——明代异端的书》平凡社1969年等。[28]
琉球民俗受福建，特别是泉州的影响。风狮的作用是镇风、保平安，石敢当用来镇煞，压制不祥，泉州盛行风狮、石敢当信仰，随着中琉友好交往和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泉州风狮、石敢当信仰传到琉球。
琉球人有风水观念，琉球人的墓状如龟甲，这种墓是从闽南传去的，它浸透风水观念和人回归母体的观念。
琉球的民俗节日许多与泉州一样，如五月初五叫“端午节”，各地有赛龙舟；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君公，是夜灶神上天，以一家所行善事奏于天；正月初四接神；七月十四日祭祖宗等。
琉球的饮食民俗与泉州相近。冲绳有腊月十七杀年猪的习惯，猪头、猪蹄、内脏都吃，这些与泉州想通。冲绳的面条与泉州一样用碱。古代冲绳人取碱的方法与泉州一样是用草木灰浸水滤出的。
泉州、琉球都有“死猫吊树头，死狗放水流”的传统民俗。传说猫会讨命，必须吊起来，直到魂飞魄散；狗不能埋入土中，否则会变成妖怪。泉州人猜拳用三个指头，“土地、白蚁、鸡”，冲绳人也这么叫。
随着泉州人到东亚经商和侨居东亚，泉州的民间信仰也传播到东亚。
日本长崎福济寺，俗称泉州寺，又称漳州寺，1628年由泉漳帮船主创建。福济寺的青莲堂正中祀观音大士，右祀天妃，左祀关帝。
日本平户市千里滨是郑成功幼年故居，共有两幢房屋，一幢作为住所，一幢作为佛堂，供奉郑成功从中国带去的妈祖像。平户市政府成立“郑氏妈祖神像保护会，”筹备妈祖庙的具体建筑事宜。[29]
南安丰州石亭秋月 净禅作 九日山祈风石刻
四、佛教文化交流
泉州与东亚的佛教文化交流主要是僧人交往和佛教典籍的交流。在僧人交往中，泉州僧人到朝鲜、日本主要是弘传佛教，而朝鲜、日本僧人到泉州主要是来求法。佛教典籍交流是双向的，既有流入朝鲜、日本，也有佛教典籍流入泉州，促进佛教文化的发展。
僧人交往
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唐天宝十二载（年）（753年）随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佛像、佛具、佛经和字帖等。在日本弘传佛教，校勘佛教经典，建寺庙，为日本佛教、艺术、建筑、医药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据日本《类聚三代格》记载，昙静在日本担任传戒师并建放生池。昙静的传戒对佛教在日本传播起了一定作用。
宋泉州开元寺僧希湛崇敬高丽僧统义天。义天（1055～1107年），高丽文宗第四子，削发为僧二十一年（1067年）（如果是封“祐世僧统”的时间，百度为文宗二十三年），文宗赐封他为“祐世僧统”，成为高丽一代名僧。义天于元丰八年（1085年）入宋“游方求法”，到杭州慧因寺受法于晋江籍僧净源。净源振兴华严宗，成为华严宗中兴教主。义天归国后，送慧因寺金书《华严经》三种译本170卷等。希湛颂读义天赠送的《妙法莲花经》《观音赞颂文》，“图开讲席”，以报答义天。希湛因未能面向义天请益，故致信义天，并在开元寺虔诚颂读《妙法莲花经》《观音赞颂文》。希湛致高丽僧统义天的信，是研究宋丽交流史和宋代泉州佛教史的珍贵资料，它填补了泉州地方史籍对希湛记载的空白。[30]
明清时期到日本弘法的泉州僧人很多。崇祯元年（1628年），泉州僧人觉海率了然、觉意到长崎，觉海被延请为福济寺开山，觉意为监理。20年后，延清泉州安平人蕴谦戒琬为住持，被称为“重兴之祖”。之后，木庵性瑫也开法于福济寺。住持福济寺的泉州僧人还有慈岳定琛、东澜宗泽、喝浪方净、圣垂方炳、大鹏正鲲。住持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的泉州僧人有：木庵性瑫、悦山道宗、圣垂方炳、大鹏正鲲。东渡日本的泉州僧人还有大眉性善、雪机定然、忍仙等。
明清时期，闽籍僧人东渡日本，对中国佛教在日本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建筑：日本黄檗山万福寺、长崎唐三寺以及各地的黄檗山宗寺院，由渡日的中国僧人设计监督施工，采用中国明清建筑式样。
雕塑：泉州雕塑家在日本雕造许多佛像。泉州安平人范道生，雕塑长崎崇福寺的佛像、十八罗汉、福济寺的佛像，万福寺的佛像、十八罗汉、观音、弥勒、达摩、韦驮等。同安人方贵峰雕塑长崎崇福寺的佛像、韦驮像，福济寺的佛像等。
书法、绘画：闽籍僧侣度日时，多携名家书画，日本宇治万福寺成为明清珍贵书画的美术馆。黄檗宗高僧隐元、木庵、即非三人被日本成为“黄檗三绝”；悦山的书法有“书悦山”之称；大眉、蕴谦、慈岳、东澜善草书；大鹏善写意画，尤善画竹，也长与篆刻，著有《印章篆说》流传于世；喝浪擅长墨画等。
饮食：日本僧人常吃的唐式点心、隐元豆腐、唐豆腐、黄檗馒头等中国风味的食品，对日本烹调法式起了一定的影响。
医学：赴日的闽僧中许多精通医术，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而且将医术传给日本。
在泉州与东亚的僧人交往中，有朝鲜、日本僧人来泉州求法。
高丽僧人玄讷，五代时来中国求法，雪峰义存门徒。泉州刺使王延彬在泉州西门外为他建福清寺。玄讷在该寺住20多年，大阐玄风，“学者归慕”终老该寺。
日本僧人庆正上人，日本近江园域寺僧，宋嘉定六年（1213年）入宋，嘉定十年来泉州，次年回国。从泉州带回《波斯文书》和福州版《大藏经》的《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妙法莲花经》等。
佛教典籍交流
泉州与东亚佛教典籍交流有高丽、日本从泉州请回佛教及其他宗教典籍，也有佛教典籍从东亚流入泉州。
《祖堂集》是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年）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僧所编，为其作序者为泉州招庆寺主净修禅师文儯蔷┓逡宕娣ㄋ谩＞病Ⅲ薅Γ鲋星焖律渖饺痹兀视胁煌捣ǎ腥巳衔呛６錾葱侣蕖⒏呃鋈恕?
《祖堂集》收集了从形成禅宗渊源的过去七佛、西土二十八祖，到编者时代的256位禅宗祖师的主要事迹和代表各自家风的问答句语，为禅宗现存最古的灯灵,是研究早期禅宗史和禅宗在朝鲜传播的珍贵资料。它收录新罗、高丽的禅师有：云岳陈田寺元寂禅师（道义）、东国桐里和尚（慧禅师）、东国实相和尚（洪直禅师）、东国慧目山和尚（玄昱禅师）、溟州窟山故通晓大师、嵩严山圣住寺故两朝国师（无染）、海东双峰和尚、五冠山顺之和尚、福清玄讷和尚等。
《祖堂集》初名《古今诸方法要》，编后曾在国内流行，北宋契嵩（1007～1075年）在自撰自注的《夹注辅教篇》中说他看过《祖堂集》，北宋皇家图书馆目录《崇文总目》也列有《祖堂集》。此后在中国本土失传，其原因可能与宋景德年间编的三十卷本《景德传灯录》有关。《景德传灯录》编完后即作为禅宗史书的代表编人《大藏经》，影响日益扩大。而《祖堂集》没有被编入《大藏经》。
《祖堂集》可能从泉州流入高丽。宋代泉州与高丽贸易往来频繁，“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泉州海商既从事海外贸易，也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元佑二年（1087年）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等二千九百余片”[31]，载往高丽。
《祖堂集》流入朝鲜的年代不详，只知道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年）分司大藏都监匡隽开雕《祖堂集》二十卷的完整版本。朝鲜海印寺所藏《祖堂集》云：“已上序文，并祖堂集一卷，先行此土（即朝鲜），尔后一卷齐到。谨依具本，爱欲新开印版，广施流传，分为二十卷。……今以沙门释匡隽所冀，中华集者，永祛惜法之痕。”
《祖堂集》在朝鲜雕刻后，在远离京城的庆尚道陜（陕）川的伽耶山海印寺保管起来，直到近代，日本学者关野贞、小野玄妙对海印寺所藏大藏经调查时才发现《祖堂集》。
《祖堂集》在韩国影响至为深远，许多学者到泉州寻访招庆寺遗址。2011年6月20日，韩国亚洲大学，校文学部卞麟锡教授来泉州搜集有关招庆寺资料。他曾5次上清源山寻访招庆寺遗址，在清源山风景管理处高泽章先生的指引下，在势至岩附近找到“梅关”摩崖石刻和留正、倪思诗刻。根据文献记载，招庆寺在清源山梅岩。“梅关”石刻附近即现在的势至岩寺附近，应该就是古代招庆寺遗址。
庆政上人从泉州带回的《波斯文书》，据日本高山寺旧藏的《波斯文书序言》载：“此是南蕃文字也，南无释迦如来，南无阿弥陀佛也，两三人到来舶上望书之。尔时大宋嘉定十年丁丑于泉州记之。”，“为送遣本朝辨明和尚（高辨惠上人），禅庵令书之，彼和尚殊芳印度之风故也，沙门庆政记之。”[32]宋末元初寓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泉州人称之为“南蕃回回”。日本学者羽田亨和法国学者伯希和考证，庆政带回日本的南蕃文字为阿拉伯文学的诗歌集，是古阿拉伯文学遗留于东方的早期珍本。
高丽僧统义天“喝率鸠集众财，果家赞助”《妙法莲华经》《观音赞颂文》，泉州开元寺僧希湛虔诚颂读。
六胜塔
泉州与东亚有关的寺院与文物
福清寺是五代泉州刺史王延彬为高丽僧人玄讷所建，玄讷住20多年，并终老该寺。五代时，福清寺著名禅僧有师巍通玄禅师、行钦广法禅师等，其后传衍不详。
1974年，泉州开元寺出土一面日本大铜镜。大铜镜背面铸有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树下有一头爬行的龟，拖着一条蓬松的尾巴，头伸出甲壳向上昂举，一只鹤，站在龟的前面，另一只翱翔在天空。镜背面左侧铸一行直书汉字“天下一木濑大和守藤原信重作。“蓬莱图”盛见于镰仓及室町时代的和镜中，泉州出土和镜的“蓬莱图”绘画手法和作风显示了江户时代的作风。镜铭文中“天下一”是镜工自夸之词，谓天下第一、举世无双之意。江户时代镜工“木濑大和守藤原信嘉”系后西天明历年间（1655～1657年）即德川氏第四代将军宗纲之时，相当于中国清朝顺治年间。泉州开元寺铜镜工“木濑大和守藤原信”与江户时代镜工相比，姓、守名、名和藤原姓氏都相同，仅其名有“信重”与“信嘉”之别，说明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制作年代相同。[33]泉州开元寺日本大铜镜可能是到日本的泉州僧人携来赠与泉州开元寺，或许是郑其龙由日本带来捐赠给开元寺的。
1978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在惠安百崎征集一面日本铜镜，背面浮雕式松鹤图，汉字铭文为“中原摄津守光重。”这些都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注释：
[1]吴煜煜：《杨道寅开辟中朝海上航线》，《石壁采璞》，方志委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257页。
[2]乾隆《泉州府志》卷60，《明笃行》。
[3]李鼎元：《使琉球记》卷1，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4]《明宪宗实录》卷65，“成化五年三月壬辰”条。
[5]庄景辉：《明初三十六姓迁居琉球中的蔡襄后裔》，《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出版287页。
[6]《清源山林氏宗谱》
[7]龙文彬《明会要》卷77，《外番琉球》。
[8][25]王连茂：《泉州与琉球——有关两地关系史若干问题的调查考证》，《浦流市、泉州市友好都市缔结纪念学术文化讨论会报告书》
[9]刘佑：《南安县志》卷20，《杂志流寇盗》。
[10]韩振华：《唐代南海贸易志》，《韩振华选集之三：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2年版第368页。
[11]苏轼：《东坡全集》卷56，《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
[12]陈高华：《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海交史研究》第2期（1980年）。
[13]王彝：《王常宗集续补遗》，《泉州两义士传》。
[14]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15]吴唅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册第1369页。
[16]韩振华：《一六五〇——一六六二年郑成功外贸易和海外贸易商品的性质》，《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7]林仁川：《明代的安平海商》，《安海港史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18]赵彦卫：《云麓漫钞》卷5，《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船舶》。
[1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8。
[20]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21][32]（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55页，第347页。
[22]叶文程、徐本章：《畅销国际市场的古代德化外销瓷器》，《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3]公宗鉴：《甘薯引种传播的历史》，《福建省科技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92年版。
[24]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篇》。
[26] 朴现圭：《朝鲜许筠求得李贽著作的过程》，《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7]金惠经：《晚明思想家李卓吾思想深蕴之现代价值》，《泉州市李贽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泉州学林》2004年增刊。
[28](日本)疋田启佑《李贽研究在日本》，张建业主编：《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9]伍天辉、郑万进：《郑成功故居的妈祖庙》，《泉州晚报》1991年1月29日。
[30]李玉昆：《宋泉州开元寺僧希湛致高丽僧统的一封信》，《闽南》2009年第一期。
[31] 苏轼：《东坡奏议》卷6，《论高丽进奉状》。
[33]王仲殊：《关于泉州出土和镜的说明》，《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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