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清宣宗皇帝，道光六年），中国清廷政府藩属国-朝鲜王府「奏谢表」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满、汉合璧《朝鲜国王-奏谢表》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发现了迄今未曾公开的珍贵史料:
《朝鲜国王「李玜」-奏谢表》与《朝鲜国王「李昪」-奏谢表》两份各由满文、汉文各一册。
「满文-奏谢表」虽然是按照汉文所译,但含有诸多独特表现,因此具有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双重珍贵价值。「满文-奏谢表」的逐词对译及逐段意译,已载原文作者与日籍「吉本道雅」合著的《韩半岛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版)下编第四章中。在此,只对朝鲜国王「李玜」、「李昪」两位对其宗主权国的皇权清廷政府的「奏谢表」内容及时代背景作一简单介绍。
（一）
《朝鲜国王「李玜」-奏谢表》清宣宗皇帝，道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1827年12月16日，星期日）,所记内容及奏谢经纬是:
中国清宣宗皇帝，道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1826年5月3日，星期三），时值藩属朝鲜族人-全罗道「高元三」等九人，所乘船只，遭风漂流至台湾岛-噶玛兰地方（宜兰县）,经由台湾岛当地官员护送至闽省再辗转北上《京师会同四译馆》安置，再由《礼部》委派官员，护送返回朝鲜。并最终由中国藩属朝鲜国王「李玜」于清道光七年三月二十一日（1827年4月16日，星期一），接到中国清廷皇权政府《礼部》的「咨文抄本」后，于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向其宗主国-中国清朝皇帝「上表-称谢」。
「李玜(1790～1834)」，中国清仁宗皇帝，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朝廷先立「李玜」为朝鲜王世子。嘉庆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01年1月8日，星期四)，朝廷命：署散秩大臣「明俊」为正使、内阁学士「纳清保」为副使，入朝鲜册封世子「李玜」为王。
《清实录》载：清宣宗皇帝，道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1827年1月16日，星期二），有“抚恤朝鲜国遭风难夷”一事。
而《朝鲜王朝实录》载：清道光六年，所记十二月，“罗州（全罗道）-牛耳岛”遭风漂流至（祖国）内地的人数(十六人)与地点(浙江省)，与《朝鲜国王「李玜」奏谢表》所记不符,则应为其它遭风难事件。
然《朝鲜王朝实录》载：以「洪羲俊」为冬至-正使、「申在植」为副使、书状官「郑礼容」三人，于道光六年十月（1826年10月31日～ 11月28日），自朝鲜启程。
《清实录》载：道光七年二月二十九日（1827年3月26日，星期一），「洪羲俊」等三人，同与琉球使臣二人在京师皇宫午门外，瞻觐。
而《朝鲜国王「李玜」-奏谢表》记载：“朝鲜进贡使臣「洪羲俊、申在植」等”已于道光七年二月四日（1827年3月1日，星期四），启程回国。朝廷原定拟由朝鲜贡使进京述职后顺带回朝鲜难民，然而遭风难夷于二月十八日（1827年3月25日，星期日)，方才护送至京,最终改由《礼部》另行派员护送至藩属朝鲜国境。
《清实录》载：道光六年十二月丙寅（十九日）（1827年1月16日，星期二）,抚恤朝鲜国遭风难夷，如例。道光七年二月乙亥（二十九日）（1827年3月26日，星期一）,朝鲜使臣「洪羲俊」等三人、琉球使臣「马开基」等二人,于午门外瞻觐。十二月己亥（四日）（1828年1月20日，星期日）, 朝鲜国使臣「宋冕载」等三人,于午门外瞻觐。
《朝鲜王朝实录》：清道光六年冬，十月乙亥（二十七日）（1826年11月26日，星期日）,「李玜」召见冬至-正使「洪羲俊」、副使「申在植」、书状官「郑礼容」。辞陛也。十二月庚戌（三日）（1826年12月31日，星期日）,命罗州-牛耳岛飘到大国-浙江省，（罗州）人十六名从旱路护送。道光七年二月乙卯（九日）（1827年3月6日，星期二）,「李玜」命「（朝鲜）王世子」代理庶务。（二/四/七/九月）丁卯（1827年3月18日/5月17日/9月14日/11月13日）,冬至-正使「洪羲俊」等，以自燕离发驰启。冬，十月庚子（二十八日）（1827年12月16日，星期日）,「李玜」召见冬至-正使「宋冕载」、副使「李愚在」、书状官「洪远谟」。辞陛也。王世子（朝鲜世子）亦召见之。
《朝鲜国王「李玜」-奏谢表》满文版，为一折迭册页,共15页。１～13页各书写６行,而14、15页各书写３行。册页是在文字写好之后，折迭而成的,因此有４行文字处于折迭的痕线上。封里两处写有“百总：阿奎、庆德”、“百总：阿奎、长庆、庆德”。
注：
百总：中国朝廷政府的武官职名。百总在明代京营、边军系统，秩比正七品，次于军中统率千兵的千总（守备），麾下约有士兵四百四十人。明驻守京师兵，分三大营，统兵官中有此官；各地总兵属下军官亦有此官，位次守备。在清代为绿营兵的低级武官，秩正七品，位次于千总,。《奏谢表》内，另外记载名为「阿奎、长庆、庆德」等三位清朝《百总》武官，是为沿路派兵警戒护送遭受风难朝鲜族人，自台湾岛渡海闽省、北上京师、辗转平安到达藩属朝鲜-汉阳王府的感谢随行武官辛劳之意。
《朝鲜国王「李玜」-奏谢表》汉文版,黄缎册页封面,右侧朱书「览，王奏谢，知道《敕》该部知道」。封面于“王”、“该”之间印有满、汉文合璧朱色印章,印文左起满文、右起汉文:“朝鲜国王之印”。末页（第13页）于“光”字下、“日”之上印有满、汉文合璧朱色印章,印文左满文字、右汉文:“朝鲜国王之印”。
在奏表册页右上角的墨书标记，则是收藏的博物馆保管部另外加注的。
《朝鲜国王「李昪」-奏谢表》汉文版,黄缎册页封面,右侧朱书。（下图）
「览，王 奏谢，知道《敕》该部知道」。
封面于“王”、“该”之间特印有「满、汉文」合璧的朱色印章,印文左起满文、右起汉文：《朝鲜国王之印》六个字。在奏本的末页（第12页）于“丰”字下、“日”之上，则印有「满、汉文」合璧朱色印章,印文左满文、右汉文:《朝鲜国王之印》。在奏表册页左上角的墨书标记，则是收藏的博物馆保管部另外加注的。
（二）
《朝鲜国王「李昪」奏谢表》清咸丰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852年12月8日，星期三）,所记内容及奏谢经纬是：
清文宗咸丰二年（1852)，举行「宣宗-成」皇帝(道光)升祔太庙的仪式之前,为节省帑币而将例行派遣专使颁发朝鲜国王的诏书交付在京的朝鲜谢恩使「徐念淳、赵忠植」等带回,朝鲜国王「李昪」于同年十月十八日（11月29日，星期一），接到诏书后，上表朝廷称谢。
朝鲜国王「李昪(1831～1863)」,字：道升,全溪大院君第三子。中国清宣宗皇帝，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六日壬申,朝鲜王薨,以纯元王后命,奉迎于沁都,入承朝鲜王大统。初封：德完君,九日，行冠礼、即位。清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清廷命：兵部左侍郎「瑞常」正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稽查中书科事务）「和色本」为副使，赴藩属朝鲜，册封「李昪」为朝鲜国王。道光三十年，清廷命：吏部右侍郎「全庆」，册封藩属朝鲜王妃。
据《清实录》：颁发朝鲜国王的「诏书」及赏赐,为清咸丰二年（1852）五月二十一日。
但《朝鲜王朝实录》载：哲宗三年,是年，六月庚寅，召见以「徐念淳」为正使、「赵忠植」为副使及书状官「崔遇亨」的谢恩使。清廷颁发「诏书」的时间与交予来京师的藩属朝鲜王府谢恩使的「诏书」时间并不相一致,可表明清廷准备循旧制按例，遣清廷使臣入朝,由于一个月后，朝鲜王府所派的谢恩使来京，清廷取消遣专使入朝王府颁发「诏书」。
《清实录》咸丰二年（1852）
四月癸未,颁发朝鲜国，宣宗成皇帝配享郊坛诏书,赏给该国王缎匹，如例。八月丙午,朝鲜国使臣「徐念淳」等三人于西安门内，瞻觐。九月戊申朔,朝鲜国王「李昪」遣使奉表谢恩,呈进方物。命留抵正贡,赏赉如例。清咸丰三年（1853）正月辛亥,朝鲜国王「李昪」遣使表贺冬至、元旦二大节,并进贡方物,赏赉筵宴，如例。二月甲午,颁赏朝鲜国王，御书匾额曰:《海邦屏翰》。
《朝鲜王朝实录》清咸丰二年（1852）六月庚寅,召见谢恩使。正使「徐念淳」,副使「赵忠植」,书状官「崔遇亨」。辞陛也。十月乙未,召见回还谢恩使。
《朝鲜国王「李昪」-奏谢表》亦为一相同形制的折迭册页,共12页。１～10页书写６行,11页书写４行、12页书写３行。封里书写“青噶、庆寿”“吉福 □□”，这些人名亦当是奏谢表满语译文的担当者。
中国藩属朝鲜王府始终奉行锁国政策，在「李昪」也得以维持。不过宪宗、哲宗在位时，欧美各国船只经常出现在朝鲜半岛海域，被朝鲜称为“异样（外籍洋）船”；「李昪」掌政时期，就有二十次关于外籍洋船的记载。其中，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月，有外籍洋船出现在江原道蔚珍郡，炮击官兵造成死伤后逃脱。道光三十一年三月，有载着法国人、汉人共三十余人的商船抵达济州岛大静县；道光三十三年（1852年）十二月，一艘美国捕鲸船到庆尚道东莱府龙塘浦，船上有遇船难而被获救的日人。道光三十五年（1854年），俄罗斯帝国海军「巴拉达号」巡防舰，驶入图们江，并擅自将「元山」称为“拉扎列夫港”；同时，咸镜道永兴、德源都有居民因围观外籍洋，而被枪杀身亡。道光三十六年（1855年），法国「维吉尼号」巡防舰，测量从釜山到图们江的朝鲜东部海岸，并沿途命名一些岛屿；同年，英国「希维亚号」船舰到釜山。道光三十七年（1856年）七月，有法国军队数百人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成为流民流窜进入忠清道洪州长古岛，进行武装抢劫的牲畜、作物；八月，流窜黄海道丰川郡劫掠。
中国清廷虽身为朝鲜数百年的宗主权国，适逢百年之不遇未有的大变局，内有各省太平天国、捻军、苗民起义等动乱，在外有各船坚炮利洋人在两次反鸦片战争中被击败从而和议，由于在京师的朝鲜王府燕行使不断将清廷局势传回朝鲜王府。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北逃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遭纵火焚毁；北京失陷的消息传到藩属朝鲜王府，引起朝民上下骚动。据悉，当时京师皇公贵族纷纷离京避难，也有朝廷命官擅自离岗外逃；城民为自保，甚至不得不伪装成配戴十字架教友示好保命。而藩属朝鲜王府的「李昪」在王城格外唇亡齿寒的担忧政局稳定；先后派王臣「赵徽林、朴珪寿」任“热河使”，远赴承德追随咸丰帝。由于清廷最终采取停战议和，而陆续与各列强等国签署《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后，中国各地商港，不得不门户大开，而中国清廷对藩属朝鲜又有决对的宗主权，各国不断的争取要求在藩属朝鲜、琉球、越南、台湾等地区也要获得一体适用的特权，而清朝拒绝。此后，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纷纷从海上、陆上对朝鲜施压。此外，尽管正祖时朝鲜官方已开始取缔天主教，但是在哲宗一朝，禁教流于形式、镇压趋于和缓。哲宗八年（1857年）间，朝鲜天主教徒有一万六千五百人。到哲宗十四年（1863年），已有十二位法国籍神父来朝鲜传教；几年后，汉城内外已有超过十万名天主教徒，其中也有朝廷官员。郡夫人闵氏（高宗生母纯穆大院妃）身为王族，此后也成为信徒。因应天主教的快速扩张，出身没落两班贵族的崔济愚创立新兴宗教“东学”，在庆尚道各地传布，被当局视为邪教；尽管崔济愚最后遭逮捕、处决，但是东学教仍然继续发展。
升遐:帝王去世的婉辞,亦指后宫妃等死亡。中国古代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关于“死”，不同身份阶层地位的人都有各种不同的叫法。比如“崩”、“薨”、“卒”、 “殁”、“殒”、“缢”、“殪”、“殂”以及亡故、仙逝、不禄等等。
《礼记·曲礼》已早有规定：“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礼记·檀弓》中的记载是：“君子曰终，小人曰死。”；而《周礼·天官·疾医註》则认为：“少者曰死，老者曰终。”
在中国古代，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因而皇帝之“死”等级也是最高的，称为“崩”或“驾崩”。崩，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从山，朋声。《说文》：“崩，山坏也。”“崩”字上面的“山”，表明“崩”是因山体运动而发生的一种变化，本义为“山崩裂倒塌”。由于古代认为帝王的死对于社稷来说就像大山倒塌了一样，所以从周代开始，帝王之“死”就被称为“崩”。 如《汉书·高帝纪》：“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长乐宫。”后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死也被称为“崩”。如《汉书·外戚传》：“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祸而崩。”“崩”又称“驾崩”，典出《后汉书·舆服志》中的规定： “天子出，有大驾，有法驾，有小驾。”所谓“大驾”就是古代皇帝的车驾。皇帝出行，仪仗队之规模最大者称为大驾，在法驾、小驾之上。汉代蔡邕在《独断》中曾做过详解：“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小驾，有法驾。大驾则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故古代皇帝出征被称为御驾亲征，皇帝之死也就成了“驾崩”。明代都穆在其笔记小说《都公谭纂》中曾提到“驾崩”一词：“遂籍羣优於教坊，羣优耻之，驾崩，遁归于吴 。”清代长篇章回体通俗传奇小说《说唐》第十四回中也出现过这个词：“当文帝驾崩时，并无遗詔。”
“薨”字虽然也是死的代称，但从《礼记》的规定来看，“薨”字 是用来称诸侯之死的。《尔雅》称：“薨，死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公(鲁襄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此后的《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也有记载：“鲁文公薨,而东门遂镣适立庶。”清代对“薨”字的使用仍有严格规定：凡王、公、侯、伯等世爵之死均称为“薨”。
备注：
《王垚：“燕行录”——元明清朝鲜旅人来京见闻实录总汇》
2019-01-31 由 京畿有道 发表于历史
“燕行录”是一系列关于燕京（北京）之行的丛书总称，是中国皇朝朝廷的朝鲜之高丽( 918-1392)与李氏王朝(1392-1910)时期，藩属国王府派往中国皇权朝廷的使臣所撰写的使行录，其中尤以记我国元、明、清三朝之事居要。现收最早的“燕行录”著述的时间开始于清太宗皇帝，崇德二年(1637/明思宗皇帝，崇祯十年)，今所能见到的是「金宗一」写的《沈阳日乘》，而能见到的最晚的著作则是清德宗皇帝，光绪十四年(1888)，无名氏的《燕辕日录》。
朝鲜著名画师「金弘道」笔下描绘朝鲜王府使节团出使活动的《燕行图》之一——北京紫禁城“太和殿”
“燕行录”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广、年代跨度大的特点。其体裁有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作者包括朝鲜王府历届派往中国的正、副使、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一般的随员，著名的学者有「朴趾源、李德懋、洪大容、柳得恭」等，这些人同时也是中国属国朝鲜王府历史上“北学派”的著名人物。这些书多用其宗主国的「中文」写成，其中所提供的大量生动有趣的珍贵史料，未见于同时代的中国史籍。这些记录不仅是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外交史，还兼记包括日本、越南、泰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关系和中西文化交流，是有关东亚各国关系的重要史录，传载着东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化、等包括所有领域的庞大的记录遗产，对东亚外交史和整个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据史載，中国藩属朝鲜王府遵守着君臣礼制，派遣其王府使臣赴京上奏朝廷、恭祝皇帝圣上觐賀三节、年贡使团，通常在每年的十月、或十一月初从朝鲜半岛汉阳王府（首尔/扬州/汉城：明朝太祖皇帝，洪武二十九（1396）年，修建为中国藩属朝鲜国李氏王府）出发，十二月末以前，到达北京。清代藩属朝鲜使团所行路线多利用陆路，沿线所经过的主要城市依次是「平壤（柳京）、义州、鸭绿江、凤凰城、连山关、辽东、沈阳、辽宁、沙河、山海关、通州、北京」等等。自朝鲜王府京到宗主权国京师，总路程在3100里左右，途中约需50～60天左右。这样，整个旅程、包括在北京的日子约需5个月左右。他们在北京的驻留述职报告的时间一般可在60天左右。留京时期，朝鲜使团臣工与皇权朝廷各级官员、学者，甚至西方传教士进行接触交流，并可选购书肆、商品、以及参访游览名胜古迹。
朝鲜王府曾派遣的来华的使臣，回国后往往由朝鲜国王召见，汇报有关宗主权国最新的政令佈达与社会风貌情况。尤其是随团的《书状官》，必须将往返燕京旅途中的见闻记录禀报朝鲜王府;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私撰有关出使中国的记闻，并且它们多是用「汉文」写成，也有个别是用谚文(朝鲜文)写作的。这一系列记录朝鲜使团成员沿路见闻的著作，即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各个时期的”燕行录”。
“燕行录”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现可见到的韩国成均馆大学收藏的《燕行录选集》，除了记载路途、使行人员、贡品和沿路所见的风景外，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有详略各异的记述。尤其对于朝鲜王府的宗主权国之中国的时政、著名人物、藩属外交、边境贸易、商人市集、士人科举、以及婚丧风俗都是记述较多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的侧重点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藩属国朝鲜学者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非常感兴趣追捧。
「燕行录」相关书影
“燕行录”在内容与时间上都覆盖极广，同时由于是境外藩属国各族人对其宗主权国之中国认识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直笔、全面、完整是”燕行录”的最大的优点，也使其成为研究近代清季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
据推测， “燕行录”（有的称“朝天录”）现保留的数量甚多，其中的大部分是在13世纪至19世纪之间历经六、七百年的漫长岁月而记录下来的。由于年代长久，其中的许多部分已被污损，加上这些资料十分分散，所以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汇集编纂并非易事。1962年，由韩国成均馆大学编纂的《燕行录选集》本和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朴趾源」的《热河日记》面世，《选集》本所包含的30种”燕行录”与《热河日记》基本上已经包含了在各个时期影响较大的各种”燕行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林基中」编纂了《燕行录全集》，共100册，由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出版，收录约500余种从1200年到1800年的燕行记录。《燕行录全集）一百卷收录了藩属高丽和李朝王府的对华使臣、知识分子及其随从人员，以及从事国际贸易的人员往来宗主权国中国之元、明、清三代皇权朝廷的记录。其中往来元朝的记录1篇，往来明朝的记录125篇，往来清朝的记录228篇。此外，还收录了燕行录337篇，特殊的独立路程记3篇，评介新奇事物的跋文类4篇，保存得特别完整的别章类3篇，能够确认燕行录和当时的各种情况的地图类7件。这些记录中，已经确认作者的有342篇，还没有确认作者的有12篇。由于找到了「蔡济恭、吴载纯」的《跋文》，围绕着《航海朝天图》存在的各种谜团终于被解开；又因为收集和整理了《热河图》以及《海、陆路的燕行图》，从而能够把握当时往来宗主权国之中国的路程的真实面貌。
这部全集的出版，开拓了有关东亚研究领域的新的、广阔的天地，不仅对东亚，而且对全世界的学术界也将会做出重大的贡献。为了它的问世，「林基中」教授花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收集了分散在国内外的、很难把握其全貌或实体的资料，并加以整理和编辑，仅编辑这部巨制就花费了一年六个月的时间。然而，尽管如此， 「林基中」教授编纂的这部《燕行录全集》虽然居功至伟，但似乎由于林教授没有一一披阅这些史料，导致谬误颇多。首先是收录方针紊乱，所收作品很多都不是到燕京乃至中国的记录，如：
「权近」的《点马行录》(《全集》第1册)：是权近将朝贡马匹送到义州以及鸭绿江对岸的婆娑府。
「李廷龟」的《东槎录》(第11册)与「郑太和」的《西行记》(第19册)等书记载：是在朝鲜半岛境内迎接宗主权国皇权朝廷敕使的记录，而并未涉及中国一寸土地。
「洪景海」的《随槎日录》(第59册)：更是出使日本的朝鲜《通信使》的记录。
「崔溥」《漂海录》：这种燕行使以外的旅行记也被收入其中，如此一来收录范围更加广泛，收入其中的朝鲜族人到中国旅行记理应更多，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
其次是林教授对燕行录年代及作者的确定许多都有欠准确。如将作者及年代归为“未详”的《燕蓟纪程(燕纪程)》(第98册)，只要稍微阅读以下就知道作者是「朴思浩」，但是第85册又收录了「朴思」的《燕蓟纪程(心田稿)》，令人费解。此外，同样是作者及年代"未详"的《燕蓟纪略》(第98册)，查其内容并结合《同文汇考》等相关文献便可知作者为「李容学」，年代为朝鲜高宗十三年(中国清德宗皇帝，光绪二年/1876年）。第69册所收《燕行赆行帖》将「金在鲁」的名字误作“金相国”，另外此书是为"相国"即任官职《右议政》的「金在鲁」送行的诗集，不可能是「金在鲁」本人所作。
「李准」《燕槎赆诗》(第5册)的年代被定为"宣祖二十五年(中国明神宗皇帝，万历二十五年/1592)"，此处不仅将“万历二十年”误为“万历二十五年”，且更大的错误是此书系朝鲜英祖五年(清世宗皇帝，雍正七年/1729年),「李准」为前往燕京的「宋成明」送行的诗集。本词条仅举数例，此外疏忽亦为数不少。
清代的朝鲜使团
面对《燕行录全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2008年,「林基中」教授又编了50册的《燕行录续集》作为补充。
自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主编的《燕行录全集》100卷出版后，《燕行录》的研究、辑补与新编，逐渐成为中、韩、日等国学术界的热门议题。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齐永祥」认为，“燕行录”就是“出使中国的纪行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往 来中国的游记”。一部书是否算是“燕行录”，必须具备两个充分必要条件：
一是:作者必须是经由朝鲜王府所派遣的官署使臣、或是随行使团中的某个成员、或者是负有某种特殊使命的官员；
二是：作者必须到过中国（或者到过两国边境的中国境内）。
反过来说，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只具备其中的某一个，都不能算做是“燕行录”。 「齐永祥」经过仔细鉴别与研究，提出以下区别之法：
1.凡到南京、北京、沈阳等地出使者所撰纪行录，皆属“燕行录”；
2．燕行使所撰“状启”、“别单”与“闻见事件”等，皆属“燕行录”；
3．因国境、或会谈等问题至中国之纪行录，也属“燕行录”。
相对而言，有些篇籍虽然收人《燕行录全集》，但笔者认为不是“燕行录”。如：
1．「崔溥」《漂海录》一类著述不是“燕行录”；
2，与中国皇权朝廷使臣诗词唱和之作如《皇华集》、《东槎录》等，不是“燕行录”；
3，与燕行有关，但未出藩属国境之人所撰者，不是“燕行录”；
4．一般为宦、旅行、求佛、或因他事到中国之人所撰者，不属“燕行录”；
5．因各种原因导致误收者，更不是“燕行录”。
如果要勉强统计一下总数,「齐永祥」推测，存世“燕行录”在700-750种之间（约500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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