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水师与战船的建置
文：李其霖，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二次编辑：台湾猎户人
前言
清廷入关之后，以八旗军横扫北方各地，李自成军队、明代军队人数虽然多于清军，但却无力抵御，然而，对于长江以南的区域尚无法稳固掌控，尤以福建东南地区、漳、泉一带，甚至是广东之潮、汕地区尚有明代军队防守。清军无法控制的区域，主要是他们没有水师，因此无法与这些势力相抗衡。清廷为了招降纳眾，以明治明，拥有水师。从清廷起兵后，即顺势将这些投降兵、将整编，自成一军事体系，是谓：绿营（注1） ，（图 1）。换言之，绿营兵是在明清之际发展起来的，除原归附和招降的明军外，主要来自招募（注2）。绿营编制的初期，跟随八旗军攻打明代残余势力，尔后攻打南明孤臣郑氏集团军队亦由绿营主导。绿营的主要任务是镇戍，其编制，依据镇戍需要制定，原则是「按道里之远近，计水陆之冲缓，因地设官，因官设兵，既联犄角之声援，復资守御之策应」（注3）。绿营成立之后，即成为各省的主要防御兵力，负责各省治安，由各省提督指挥官统一调度。台湾的绿营部队初期由福建陆路提督和水师提督管辖，但台湾的绿营制度却有别于福建绿营。主要是因为台湾远隔重洋，设防不易，清廷又禁止台湾人当兵，故须从各地征调军队驻防台湾。这些部队因各种原因无法长期驻防台湾，因此清廷设计一折衷方案，让台湾的绿营兵採用三年一轮调的方式进行轮班换防，称之「班兵制度」。统领台湾的最高军事长官台湾镇总兵，为水陆总兵官，控有近一万四千名水陆师，权力极大。在水师战船方面，雍正三年（1725），在台湾设置军工战船厂，修护台湾近一百艘有余之战船，巡防台湾、澎湖海域。但因台湾地理位置、木料蕴藏状况特殊，修造战船制度亦有别于福建地区。
一、福建绿营之建置
清代在各省虽然皆设置绿营，但福建、广东地区，因明代相关势力犹在，军情尚不稳定，故绿营成立的时间稍晚余其他各省。福建绿营未定制之前，福建防务由 福建提督总兵官 统一指挥（注4）。
顺治六年（1649），将原设 左路总兵官 改为 汀州镇总兵官，原 右路总兵官 改为 泉州镇总兵官（注5）。
顺治七年，福建军情稍有稳固，方于福建制定绿营官兵制，初设绿营兵 35,000 名，此时亦设置水师（注6）。如：福州设置 福州水师协副将一名、泉州水师营参将一名、漳州水师营参将一名（注7）。至顺治末年，为了歼灭南明孤臣郑氏集团及南明势力，增加了水、陆师兵员，福建一地，已有陆师 77,345 名，水师 25,000 名，合计 102,345 名（注8）。
康熙元年，为了吓阻南明孤臣郑氏集团势力之扩大，统一指挥福建水师绿营兵，始设置 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为首任水师提督（注9）。辖下有六水师总兵官，负责沿海防务（注10）。福建水师提督 设置之后，对于 福建绿营水师 亦作了多次的整併，如：裁 海澄镇总兵官，命 福建水师提督带兵 4,000，驻札 海澄县。左路水师总兵官带兵 3,000 驻札 闽安县，右路水师总兵官带兵 3,000 驻札 同安县（注11）。设 漳州水师副将一人、游击二人、改 漳州水师二营为中、左、右三营，增 设游击一人（注12）。
康熙二年（1663），裁 泉州水师参将等官，裁 漳州水师副将、及三营游击等官（注13）。
康熙七年，裁 福建水师提督。
翌年（康熙八年），设 水师总兵官、及 镇标官。改 水师右路总兵官为 兴化总兵官，管辖：福州城守协，泉州、邵武、长乐、福清、同安等营。復设 连江营、復设 汀州城守协副将、及 标下中、左、右三营，裁 海澄营副将及中营游击等官、水师左路总兵官（注14）。裁撤 福建水师提督的主要原因剿、抚并用，则是清廷对台政策由军事围剿策略改为绥抚，并进行协商谈判。
康熙十六年（1677），清廷对台政策又有了改变，运用军事围剿策略的压制取代绥抚。旋即以海澄公管 水师提督事务（注15），加强军事整备计画。
康熙十七年，裁 水师总兵官，復设 水师提督 管理 福建水师，积极为攻台做準备。福建水师提标分中、左、右、前、后五营，中营设参将以下等官。左、右、前、后四营，各设 游击以下等官。又改 海澄总兵官 为 漳州总兵官，标下仍设中、左、右三营官。又裁 海澄公标下中、左、右、前后四营官，设 同安漳浦总兵官（注16）。
康熙二十三年，于台湾设 台湾镇总兵官，统辖台湾、澎湖两地水陆师官兵。
康熙二十六年（1687），设 南台水师营参将以下等官（注17）。
雍正七年（1729），福州府 设 水师营汉军（注18），此 水师营 隶属于 八旗水师，为 福州将军 辖下。
乾隆十九年（1754），改驻扎 八旗满洲水师（注19）。
雍正八年，增设 督标水师营，驻福州南台（注20）。
雍正十一年（1733），增设 水师提标后营，移 福州协左军都司 等官驻南台，改 督标水师营游击 为 参将（注21）。至光绪朝止，水师提督 辖下有水师总兵官2人，内兼水师陆路1人、水师副将4人、参将 5 人、游击 9 人、都司 8 人、守备 17 人、千总 84 人、把总 179 人、外委 323 人、额外外委 222 人（注22）。绿营水陆弁兵，由早期原额 14,654。
同治八年，减成 7,704 名。光绪三年仅四千余名，如:加上全台兵勇併计，共仅一万一千余名，已较原设兵额尚少三千余名（注23）。
下图 1、绿营旗图，图片来源：「崑冈」《钦定大清会典图》270 卷，卷 106，页 202。
二、台湾的水师设置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招抚盘踞台湾的郑氏集团之后，于台湾设郡县统治，并于福建等地调集绿营军队协防台湾，初期设置水陆营十营，以万人更替（注24），三年轮班调任，谓之：班兵（注25）。然因，清廷蠲豁（juan-huo:免除）台湾各种税赋三年，故此时期的台湾绿营兵，三年内的薪俸皆由朝廷支付（注26）。台湾绿营的出现，比中国各地地区晚了四十年，即1644–1684年（注27）。
清代的水师，依军政系统分：八旗水师、绿营水师。
八旗水师：主要以维护驻地安全，巡防为辅，不分内河、外海，如：广州水师、福州水师即为八旗水师。
绿营水师：因统筹直省水师营务，部分地区分内河水师、长江水师及外海水师。内河水师、长江水师、外海水师的编制相同，但战船型式则不同。清代设有绿营外海水师之处，北起辽东，南至琼州，及周边沿海岛屿皆设置之。台湾因腹地较大，四周环海，故设有水师、陆师。
清代绿营水师与八旗水师在功能上与编制上完全不同，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太多对话与合作机会，在军事的防卫上更是各司其事，甚为可惜。八旗水师在各种战事的参与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台湾水师镇，由福建陆路提督、福建水师提督管辖（注28）。
福建水师提督：设置于康熙元年（1662），康熙七年裁撤，康熙十六年復设。水师提督 驻 同安县厦门，管辖：本标中、左、右、前、后五营。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后，管辖：金门、海坛、台湾、南澳、福宁五镇，仍听闽浙总督节制（注29）。福建水师提督，虽控有五镇，但其中只有三镇为水师镇，福宁镇左营、广东南澳镇左营因属水师亦节制之，铜山水师营、湄州水师营由其兼辖（注30）。提标 辖下设 参将，中营游击4人，左营 驻石码镇，右营 驻厦门，前营 驻后崎尾，后营 驻内校场；守备5人，一驻本营，四分防浯屿、霞溪、厦门港、局口各汛；千总10人，9驻本营，一防海门汛；把总20人，17人驻本营，三驻高崎、海滸、三叉河各汛；经制外委30人、额外外委20 人（注31）。福建水师提督，是清朝设置水师提督存续时间最长者，与 浙江水师提督于康熙元年，同时设立。但 福建水师提督 重要性凌驾于 浙江水师提督 以及 广东水师提督 之上。乾隆朝以前，施琅家族以及黄梧家族在水师提督任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施琅」与其子「施世驃」任 福建水师提督33年（注32）。台湾最高绿营长官为「台湾镇总兵官」，总兵职缺以授官说，属于开列（注33）。开列之缺属于要职，需由皇帝亲自圈选后，认命之。水师人员的任用，虽按制度派放，但因特殊性较高，人员空缺时常无法补足，所以常有不依规定进行者（注34），特殊例子，时常有之。如：任官迴避制度，在乾隆朝以前，虽规定守备以上等官需迴避五百里，避免在同籍处任官（注35），但因水师状况特殊，因而取消迴避。
乾隆十二年（1747），规定无论水师、或陆路之副将、参将均迴避本籍，但施行不到十个月，水师副、参将，即毋需迴避。
乾隆二十五年（1760），再对水师副将，提出必须迴避本省之议。而 台湾镇总兵官 为 水陆总兵官，接任者皆需有水、陆师之背景方能胜任。台湾镇总兵也是清朝沿海地区控兵人数最多者，地位相当重要。许多担任过臺湾镇总兵者，其下一任，即调任 福建水师提督、或 福建陆路提督 者比比皆然（注36）。乾隆年间，甚至有调任 福建水师提督后，再回任 台湾镇总兵 之例子，显见其重要性并不亚于 提督（注37）。台湾镇总兵辖镇标中、左、右三营，各设 游击以下等官，设 台湾水师协副将、移漳州城守协副将 驻澎湖，是为 澎湖水师协副将（注38）。台湾镇总兵官 镇戍台湾府，管辖本标三营、台湾水师协、沪尾水师营，听「福州将军、闽浙总督、福建水师提督」节制（注39）。此时期绿营镇戍之区域，最北为彰化半线（彰化），显见清初的防守圈略小于郑氏时期（注40）。水师的镇戍地点尚未包含台湾北部地区。
康熙六十年（1721），曾将 台湾镇总兵 调往 澎湖驻防，称：台澎总兵。但隔年，又恢復旧制。以移扎 澎湖 之 台湾镇总兵官 仍驻台湾，其澎湖仍设 水师副将（注41）。
雍正元年，针对 台湾水师官员 额缺及驻防地点进行调整。增设 台湾水师协右营守备一员；台湾水师协中营千总一员 驻盐水港；副将及守备一员，驻 安平镇城内（注42）。
雍正十一年（1733），增设 台湾水师协左营千总、把总各一人、右营把总一人（注43）。同年，台湾镇总兵 授予「掛印」之权（注44），王命旗牌由五副增至十副，这彰显 台湾镇总兵 位高权重。（图 2），「蔡牵」海盗事件结束之后，水师驻防区域再进行调整。
嘉庆十三年（1808），移 水师千总一人驻 小南门。将 兴化协左营守备，移防为 艋舺营水师守备，驻 沪尾（淡水）礮台。拨 淡水营千总、把总10人，隶 水师守备 管辖（注46）。
光绪元年（1875），中央对福建及台湾的防务进行了较大规模之改制。福建巡抚 驻防台湾，台湾总兵 撤去「掛印」字样，归 巡抚节制，又裁 安平协副将（注47）。清廷于台湾的水师布防，由初期的集中于 安平、澎湖两地，改由 水师副将统领，至清末转变为分防于各地，由中、低层军官管理，部队由集中转为分散，遍及各地。（绿营水师官弁编制，请参阅表 1）
上图 2、台湾镇总兵之王命旗牌图，图片来源：「崑冈」《钦定大清会典图》270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107，页 204。
下表 1、 绿营水师官弁编制表。资料来源：「明亮、纳苏泰」《钦定中枢政考》72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品级〉，页2a–3b。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 854 册。
台湾水师主要由 台湾水师协副将 及 澎湖水师协副将统领，台湾镇总兵 负责统筹。
台湾水师协 于康熙二十三年，设置，中、左、右三营各设 游击，皆驻：安平镇（注48），首任副将则为「林葵」（注49）。
台湾水师
左营 旧驻：安平镇，乾隆五十三年（1788），移驻 鹿仔港（鹿港）。
右营都司 驻 安平镇，旧为 游击，嘉庆十三年（1808），改设 守备3人，二驻：本营、一旧防：鹿仔港；乾隆五十三年，移防：笨港汛，千总6人，二驻：本营、二防：鹿仔港、二分防打：狗港、蚊港 二汛；把总11人，五驻：本营、六分防：鹿耳门、盐水、笨港、新店海口、东港、大港各汛。经制外委18人、额外外委8人（注50）。
「澎湖水师协副将，驻 澎湖妈宫，辖 游击 二人，左、右营俱驻 内海娘妈宫，守备二员，分防:八军、西屿二汛；千总4人，二驻:本营、二防:嵵里（shi-li/嵵裏:东临井垵，西接风柜，南边与虎井、桶盘两屿隔海相望）、大北山二汛；把总8人，五驻:本营、三分防:妈祖澳、八军、西屿各汛；经制外委14人，额外外委6人（注51）。
光绪十二年（1886），澎湖副将与 海坛镇总兵 对调，将 澎湖水师协副将 改为 总兵（注52），驻扎 澎湖妈宫汛，统辖：本标左、右二营，左营兼中军外海水师:游击1人，中军守备1人、千总1人、把总4人、外委2人。右营外海水师:都司1人、千总1人、把总2人、外委2人（注53）。
初设的 台湾水师部队，分属 总兵 辖下之 安平水师协、澎湖水师协，共拥水师兵力近 5000人（注54）。至道光年间，水师部队拥兵 4,146名（注55）。水师兵力总数已减少近8百多人，再者，台湾北部的水师兵力，已超越台湾府城一带的水师人数。清廷在台湾的北部，如：鸡笼、淡水一带开始布署较多的水师兵力。
康熙中期以后，移往台湾北部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原设的台湾北路兵丁要防守硕大区域，力有不逮，因此，地方及中央开始有新设军事防务之议。
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闽浙总督「觉罗满保」（1673–1725）奏言：「福建台湾北路之淡水、鸡笼地方，实为贩洋要路，又为台郡后门，向係台协水师左营汛地，并未安兵屯驻。请于台湾各营额兵内，酌量抽调兵五百名、战船六只，设立：淡水营」（注56）。在闽浙总督的建议之下，于沪尾（淡水）设置 水师 防卫北台湾。淡水营，虽为新设的单位，但官弁则是移 福建兴化城守右营守备 而来，此外，再于 台湾镇 标中营，拨 千总1人；台湾水师 协左营，拨 把总1人，为 淡水营千总及把总，两人每半年轮流分防鸡笼（注57）。因设置守备以上武职员弁统率，其军事等级最高，而且有分防管理其他海口之责（注58）。
雍正九年（1731），为了提高 淡水营镇戍官员之级职，将 守备 改为 都司（注59）。同时改 台湾北路营为协（注60），改 参将 为 副将。
雍正十一年，在闽浙总督「郝玉麟」（？–1725）的建议之下，又再次加强了台湾北部区域之防务，在 淡水 增设一员 把总（注61）。
乾隆以降，台湾中北部的开发甚速，重要性逐渐提高，往来台湾 及 福建 两地之人员更多，造成统治复杂性的压力上升。
乾隆四十九年（1784），准 台湾鹿港 与 泉州蚶江 对渡。
乾隆五十五年（1790），准 台湾八里坌 与 福州五虎门 对渡（注62）。为了因应人口增加后的治安问题，清廷的军事防卫区域亦扩大至这些区域，并增加弁兵数量。弁兵人数已由 633人增至1,540 人，此数量为 北台水师 建置以来最多之时。
道光四年（1824），加开五条港、乌石港为第四、五正口（注63）。这反应了，一旦港口的商业活动日益兴盛，商业设施乃随之增加，清廷基于海防重要性的考虑，又为控制地方，即在港口建置或增添营汛，而具有军事机能（注64）。因此，台湾水师的设置地点，与台湾的开发地点顺序相同，由府城一带开始拓展到台湾北部与南部地区。（表 2）鸦片战争前后，在台湾布防的绿营军队达到最高峰之后。尔后，在台湾的绿营兵丁却逐年渐减少，绿营水师及战船数量更是寥寥可数，绿营制度可谓逐渐崩坏瓦解。
下表 2、 康熙、乾隆水师设置地点。资料来源：除了参阅台湾各地方志外，尚参考「周宗贤」清代台湾海防经营的研究》、「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谢纪康」〈清季台湾海防经营之研究〉、「李其霖」〈清代台湾的战船〉。说明：战船的数量与官弁人数常有不同，表内数字仅作参考之用，战船需大修、小修、拆造，因此数量时常不足。本表水师人数统计为士兵人数，不含官员。
在水师官弁的挑选方面，存在著籍贯的南北差异，大部分的挑选者认为，北方人不擅驾驭帆舡，亦不黯水性，南方人从事与海洋相关的职业较多，因此熟悉与海洋相关的技能，如：操舟、游泳、对海域的了解等等，在客观条件上即比北方人佔优势。虽然籍贯不能代表是否有能力胜任该职，但却成為了不成文的规则，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官弁的籍贯来分析，确实浙、闽、粤三省人员所佔的比例最高。而兵丁的挑选上，与官弁情况相同，居住于沿海，据有海上活动相关背景者为优先录取考量，因此海商、渔民、居住沿海地区者皆是重要的兵丁来源。在招募的时候也以他们时常活动的地方为主，如：妈祖庙，各沿海港口等处（注65）。
水师的薪俸虽然高于陆师，但却不及同样以海洋维生的商船水手及渔夫，因此具备海洋经验之人愿意担任水师者鲜少，这也间接地影响到的人员的素质。
水师官员的薪俸，如以 总兵 层级：
顺治朝期间，总兵 可支领的俸银 95两，薪银 144两，蔬菜烛炭银 140两，心红纸张银160两，案衣什物银 60两，共约 599两有奇（注66）。
乾隆以后，总兵 支领俸银 67两，薪银 144两，蔬菜烛炭银 160两，心红纸张银 160两，共 511两（注67）。
乾隆朝以后，总兵层级，虽然支领的本俸减少，但加上：养廉银 1,500两，已达 2,011两，比起以前多出 1,412两。
绿营士兵的薪水称：作餉，如以月计，亦称：月餉。
顺治十三年（1656），水师营内正舵捕盗，月给餉银 1两 8钱，水守兵 1两（注68）。
乾隆五十五年（1790）议准：「福建省台湾、澎湖各营戍守兵丁，于应得钱粮外，每名每月，加给餉银四钱」（注69）， 因此台湾水师最基本薪俸为 1 两 4 钱。然而，水师兵丁 与 水师官弁 尚有不同之处，水师兵丁无法支领养廉银，所以最基层的兵丁薪俸，即便在雍正年间，实施养廉银制度之后，对他们的薪俸增加并无帮助。
水师的主要职责，即维护海疆安全，包含巡洋会哨、维安、捕盗、缉私、粮食的运送，以及战船督造与看守等等（注70），凡与海洋有关的事项，都是水师的责任范围，因此他们的工作繁重，有时候分身乏术，难以兼顾。但水师的首要工作还是以治安为主，因此水师训练著重在操舟、战斗、团队合作、武器的保养。这四种训练，尤以操舟为要，御敌次之。一个水师成员，至少需具备两项专长，才能应付所需。
三、台湾战船的建置
清朝在洋务运动（1861–1895）以前，并没有自行设计或研发战船之经验。其战船之船型除了沿用明代战船以外，尔后，多仿造民间渔船及商船样式改造。形成战船、渔船、商船，甚至是海盗船都属于同一种船型之现象。船舶搭载士兵，配置火炮，即为战船。船舶搭载渔民，配置渔网，是为渔船。船舶搭载商品，远赴他地进行贸易，是谓商船。如这些船舶被海盗劫掠，海盗即把船舶改造为海盗船。正因清廷没有积极研发战船，清朝战船技术无法精进，与面对的对手实力积弱有很大关係。在制度面，用来对付海寇，因时制宜，妥善规划，亦达到一定成效。在战船的编制上亦能多方兼顾，每一支水师部队皆由多种样式的船舶所组成，彼此互相支援，使作战时能达到最高效果，然而这样的编制尚可对付海寇，但对于技术工业越发精进的西方强权，则是逐渐不堪一击。
水师人员编制完成之后，亦陆续设置战船巡防海疆，台湾战船的设置于康熙朝领有台湾时即已展开，初期战船设置规格及任务并不明确，因此战船数量不足问题时常发生（注71）。乃至雍正三年（1725），台湾设置战船厂后，战船的数量与制造方有所依归，战船的数量由雍正朝至同治朝间，
大抵皆在96艘上下（注72）。依据《清史稿》记载，福建外海战船设置有：赶繒船、双篷艍船、平底哨船、白艕哨船、哨船、平底船、双篷哨船等十数种（注73）。
清廷的水师形制大体上可以分成三大系统，1，长江口以北属沙船系统。2，浙江、福建籍台湾属福船系统。3，广东及海南岛则属广船系统。台湾的主要战船如下所述。
一、《赶缯﹙zeng/繒）船》
赶缯﹙zeng/繒）船（图 4、5）为民间所使用的渔船，但大抵在明朝晚期，明朝水师即已使用赶缯﹙zeng/繒）船作为战船之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为了使水师操纵更为快速，逐渐以「赶缯﹙zeng/繒）船」取代「鸟船」，成为官方使用之战船（注74），至清代晚期，赶缯﹙zeng/繒）船皆是水师所使用的战船，因此赶缯﹙zeng/繒）船成为了明清之际使用时间最长的水师战船。船型较大的赶缯船，可做为犁冲之用（注75），亦称：犁缯船。赶缯船通常配掛有两张风帆，也以「赶缯双篷船」称之。赶缯船的特色：船甲板上左右两舷，设置的样式如垣，船身宽阔，篷高大，船底圆状，便于使风，行驶快速（注76）。《金门志》：对赶缯船的形态有清楚的描述，得以让我们更了解赶缯船（注77）。
赶缯船,如为一尖底海船，可横越大洋，赶缯船依照船只大小，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式（注78）。
大赶缯船：设兵 80名，排枪 42杆；
中赶缯船：设兵 60名，排枪 30杆；
小赶缯船：设兵 50名，排枪 25杆。
福建省
大号赶缯船，身长 9丈 6尺，板厚 3寸 2分；亦有身长 8丈，板厚 2寸 9分。
二号赶缯船，身长 7丈 4尺、及 7丈 2尺，板均厚 2寸 7分（注79）。
（清代船舶的尺寸换算见表 3）赶缯船除了作为清代的主力战船之外，也常被民间用于远洋航运，尤其是用于对吕宋的客运和贸易（注80）。「刘潞、吴芳思」编译《帝国的掠影》，页 86。说明：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使节团于宁波地区所见的清朝水师战船，依此船样式及时间、地点判断，应属于驻防于宁波的浙江提标之大赶缯船。宋、明、清三代制造海船长度规格表。资料来源：依据「吴承洛/吴洛」《中国度量衡史》整理而得（注81）。说明：度量衡一丈为十尺。宋、元时期一丈为34.72公尺；明代一丈为3.11 公尺；清代一丈为3.2公尺。
下图4、 赶缯﹙zeng/繒）船
二、《艍（ju）船》
艍船（图 6）的规模小于赶缯船，船型类似于赶缯船。特色为船底涂白色漆，亦称「白底艍船」、「水艍船」等。艍船大部以双篷样式呈现，亦称：「双篷艍船」（注82）。与赶缯船的分别之处在于艍船船头微低，口张无狮头，其于各处相当（注83）。缯船与艍船都是民间渔船的一种，因艍船与缯船样式相当，乍看之下相似，因此清廷及民间亦有称作：「缯艍船」。艍船亦有大小之分，小型艍船所乘载的人员有，1捕盗、1舵工、2繚手、3椗手、1杉板、1抄、1韆、12官兵，共21人（注84）。中型艍船可载运 30人，如：广州将军「锡特库」曾建议派中型艍船载运官兵30名，增防广州虎头门附近之缆尾河、亭步港（注85）。
民间的艍船亦常被征调担任载运工作。如：厦门向有白底艍船，赴台湾岛鹿仔港贩运米石者，亦必由蚶江掛验，始准出口。海道既紆，风信尤须守候，是以艍船渐次歇业。……再艍船，比蚶江之单桅、双桅船较大，配运官米，亦得多载（注86）。但有关艍船的史料记载极有限，在现有的资料上，我们无法得知更多资讯，做出更详细的说明。
下图 6、 双篷艍船。图片来源：《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只图说》，4 册。
三、《同安梭船》
同安梭船亦称：同安船，为 福建同安地区所使用的商船，同安梭船因驾驶便利，船身比赶缯船高大，因而在嘉庆初年，取代了赶缯船成为清朝的主力战船，尔后，浙江、广东等地亦使用同安梭船。嘉庆十年（1805），台湾水师的战船，开始由 赶缯船 改造为 同安梭船。然而，为了确认 同安梭船 之操驾，是否更胜于 赶缯船。嘉庆十一年，直隶总督「温承惠」（1754–1832）曾询文「李长庚」等相关官员，同安梭船的操驾情况为何？得到的答案，即是同安梭船，其坚固与商船相等，由此可见同安梭的性能受到官员的肯定（注87）。同安梭船，因船型大小不一，载运人数亦不同，可分：「一号、二号、三号、集字号（注88、图 7）、成字号」等船型，集字号、成字号，则为同安梭船，中较大船者，集字号同安梭可搭载人员 50人（注89），一号同安梭船，依《军器则例》载，人数约有 30–40人上下（注90）。其余二、三号同安梭船所搭载的人数更少。改造后的同安梭船之武器配备，火力明显增强。
集字号，配：二千觔重-红衣礮二位、一千五百觔重-红衣礮四位、八百觔重-洗笨礮一位、一百四十觔重-劈山礮十六位、窝峯子-四百觔、籐牌牌刀-三十面、口挞刀-六十杆、竹篙枪-六十杆。
一号同安梭船，配：一千觔重-红衣礮二位，八百觔重-红衣礮二位、五百觔重-礮二位、一百觔重-劈山礮四位、八十觔重-劈山礮四位、窝峯子-四百觔、籐牌牌刀-二十面、口挞刀-四十杆、竹篙枪-四十杆（注91）。
从上述船只在武器的配置上，无论火砲数量及砲位大小方面，皆可看出战船的武力有明显增强。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的水师主力即为同安梭船。但战争的结果，水师战船毁损严重，同安梭船根本无法与英军铁壳战船相抗衡，因此，鸦片战争之后，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针对同安梭船是否继续做为水师战船之用，朝廷内外多有讨论，最后裁定，因为同安梭船吃水较深，于外洋相宜，因此得以继续做为战船使用（注92）。至清末依然可以看到同安梭战船游弋于大洋之中。
下图 7、 集字号同安梭船。图片来源：「李天鸣」《兵不可一日不备》（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2002），页 41。说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幅同安梭船图，皆配掛荷兰国旗的有趣景象，可参阅，「陈国栋」〈好奇怪喔！清代台湾船掛荷兰国旗〉，《台湾文献别册》14 (2005)：2–11。
四、《哨船、巡船、快船》
哨船、巡船、快船都是航行于沿海到小船，部分船型稍大者配有两枝桅杆，这些沿岸船舶皆配置桨，皆可称：桨船。桨船、櫓船（galley）是中国、埃及、欧洲等地，早期所使用的船只，希腊、罗马时期即以桨船做为主要的战船。中国使用桨船的时间亦早，于河姆渡出土的古物中就有桨的发现，据说该桨已有 7,000年历史（注93），可见桨船的使用时间有数千年之久，近代的海上战争皆可见到桨船参与其中。（图 8、9）桨船靠人力划桨航行，不借重风力，机动性较高，通常用于内河、或近海。桨船的大小型态多有不同，以水师来看有二种，大者六桨、小者八桨（注94）。
雍正六年（1728），议改，只供哨探差防之需，篷桨兼用，如此一来，风顺则扬帆，风息则摇桨。桨船的桨设于船之两旁，头尖尾方，样式与渔船相当，配备有二枝杉木桅杆，内舱一层做为放置 5张帆之用，其速度可与小赶缯船相比拟，但因平底，故无法航行远洋（注95）。桨船因大小不一，因此武器配备亦有差异。大者配置火砲，常用于作战，小者速度快、机动性高，常成为州、县官沿海巡哨、缉私之用。做为巡船用之桨船，型式较小，以八桨巡船来看，每艘配兵 4名，内鸟鎗兵 2名，籐牌兵 2名（注96）。此种规模无法与海寇作战，只能查缉沿海走私，及维护治安之用。
桨船如配置于水师辖下，用于作战，则配备有较强大的火力，如：督标后营，额设第二号内河两櫓桨船一艘：配兵 20名，大纛（da-dao:行军大旗）一副、母子砂礮三门、铅封口弹子三百颗、铅羣子一千五百颗、火药四斤、扁刀六张、快鈀六枝、竹篙枪十枝、钩镰四把、铜锣一面、鼓一面、桅旗一面（注97），另外船头则绘有狮头。（图 9）做为巡船以及战船的桨船，无论人员及武器的配置都有一定的差距。桨船虽非作战的主力战船，但因其速度便捷，操驾迅速，在作战时常用于战术之使用，能发挥奇袭效果。
下图 8、八桨船图 、下图 9、八桨，船首狮头彩绘。图片来源：《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只图说》，4 册。
下表 4、 清代台湾主要战船型式表
战船的布署地点，由康熙至道光年间多有改变。康熙年间，战船布署区域主要于台湾府城沿海一带，北至彰化鹿港，南至现今高雄港，澎湖群岛则以马公港、西屿乡、湖西乡、望安乡等区域为主，其他区域再配合战船交相巡防（注98）。乾隆以降，战船的布署地点北至鸡隆，南达枋寮（注99）。道光年间，战船分布地点大致在此范围。（表 5）但战船数量与以前相比较并无增加，此种海防布署将呈现许多漏洞，一旦发生战事，敌人将轻易突破防线，长驱直入。在鸦片战争前，从「姚莹」时常不安而藉故占卜，即可得知武备防线其焦虑情况（注100）。再者，据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初一日，的统计，台、澎地区可供操驾之战船只剩 62只（注101）。（表 6）再者，大同安梭战船之数量并不多，各营不超过 5艘，甚至于艋舺、澎湖水师左、右营皆只有 1 艘。各营数量最多之战船种类，以中、小同安梭为多。
下表 5、 道光初期台湾战船驻防区域表，资料来源：《台湾采访册》，〈全台军制条目〉，页 157–161。
下表 6、 鸦片战争前各营战船种类、数量统计。资料来源：「姚莹」《中復堂选集》，〈台湾水师船礮状〉，页 62。说明：台湾水师协标中营船只，总数应为 12，但「姚莹」误植为 13。
台湾战船的制造，由清廷领有台湾之后即开始展开，但此时战船的修造并未成定制。雍正三年（1725），于各省兴建军工战船厂之后，台湾亦随即设置台湾军工道厂，战船制造的规定即有所依循。雍正十年（1732），议准各省战船在修造时，由督、抚、提、镇，再委由副将、参将，会同文职道、府领价督修，再由都司及该地文职官员共同採办木料，修造战船的所有过程必需造册备查（注102）。对于支领款项兴造战船，各省必需在修造前两个月领银备料。台湾、琼州两府，因远隔外洋，遂可提前在修造前四个月领银备料（注103）。乾隆元年（1736），对于修船所需的料价银
数规定，料价五百两以上，工价二百两以上者，令督、抚预行确估题报，工竣造册注销。如：料价在五百两以下，工银两百两以下，令督、抚咨明工部议知照户部，申请款项，完工之后，亦需造册注销（注104）。台湾除了设置军工道厂之外，道光二年（1822），台江改道，影响了军工道厂战船的制造。遂于道光五年（1825），兴建另一处军工府厂，接替军工道厂未修完成之战船。军工道厂由台湾道负责修造 台湾水师协 等水师官员负责监督。军工府厂，则由 台湾知府 负责修造，再由驻防的水师官员监督（注105）。台湾在战船制造上，因木料取得不易等因素，因而衍生出一套军工匠制度，负责木料之供给和船舶制造。台湾战船的制造措施，一直延续至《马关条约》后，台湾割让给日本为止。清代的战船武器配备，以火砲来看，火力最强者为二千斤发射实心弹之铜砲，这与英军的火砲比较还相去甚远（注106），这是因为船舶的形制太小，而限制了火砲之搭载重量，另外，这与中国长期以来所使用的海上战术亦有很大之关係。中国战船擅用凿船、火攻、犁冲等传统战术（注107），即便到清朝中叶以后，这样的战术亦普遍运用。。
四、结语
台湾水师的设置时间晚于沿海其他各省，因远隔重洋及管理不易等因素，台湾水师自成一较特殊体系的三年一轮调之班兵制度。但除此之外，其他有关水师的相关规则，诸如：职责、薪俸、考核等，台湾的情况皆与其他各省相当，并无太多差异。然而在水师官弁的升迁上，在台湾任官，只要有治绩，再往上更上层楼之机会确实比其他地方要来的快速。如：台湾镇总兵任期届满，升任提督的机会是非常之高的。清廷为了防卫台湾之需要，于雍正三年，设置战船厂制造台湾及澎湖所属之战船。并委由当地文官修造，武官监督之模式进行。虽然台湾编制近百艘之战船，但通常无法全数修造完成，形成海防漏洞。在战船的制造方面，台湾的战船制造有别于浙江、福建、广东，因台湾的木料取得不易，因此衍生出一特殊的军工匠制度负责制造战船，这样的制度虽然存在著许多不公平之问题，但却能够完成制造战船的使命。台湾的战船形制属于福船体系，故台湾的战船样式与福建其他水师营之编制相同，并无台湾远隔重洋之因素，而有特殊的战船样式。
备注：
1， 绿营：因部队所使用的旗帜为绿色，始称：绿营。[ 清 ] 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卷 35，页 5a 载：「国初定八旗之色，以蓝代黑、黄、白、红、蓝，各位于所胜之方，惟不备东方甲乙之色。及定鼎后，汉兵令皆用绿旗，是为绿营」。清代档案、文书皆称此军事组织为「绿营」或「绿旗」。
2，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页491。
3，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页492。清顺治三年二月，淮扬总督「王文奎」〈建立江北绿营揭帖〉。
4，《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5，顺治四年十一月癸卯，页284–1。
5，「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顺治六年，页117–2。
6，「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页 94；《世祖章皇帝实录》，
卷 50，顺治七年八月甲午，页 397–2–398–1。
7，「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顺治八年，页117–2–118–1。
8，「陈锋」《清代军费研究》，页 94。
9，《圣祖仁皇帝实录》，卷6，康熙元年七月戊戌，页118–1。
10，此时期有左路、右路、海澄、福宁、海坛、南澳。
11，《圣祖仁皇帝实录》，卷7，康熙元年八月丁卯，页130–2。
12，「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康熙元年，页118–2。
13，「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康熙二年，页119–1。
14，「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康熙八年页，119–1–119–2。
15，「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康熙十五年，页119–2。
16，「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康熙十七年，页119–2。
17，「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康熙二十六年，页120–2。
18，「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45，雍正五年，页47–1。
19，「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45，雍正五年，页47–2。
20，「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雍正八年，页121–2–122–1。
21，「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雍正十一年，页122–1。
22，「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页117–1。
23，「刘璈」《巡台退思录》（中国南投：中国台湾文献委员会，1993），页69。
24，「高拱乾」《台湾府志》（中国南投：中国台湾文献委员会，1997），页91；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中国台北：中国台湾当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页9–11。
25，「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页 259–273；「余光弘」《清代的班兵与移民：澎湖的个案研究》（中国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页 58–64。
26，「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中国台北：中国台湾当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页 8。
27，「许毓良」《清代台湾军事与社会》（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页 44。
28，福建水师提督 状况表亦可参阅：「王御风」《清代前期福建绿营水师研究》（1646–1795）（中国台中：东海大学硕士论文，1995），页 154–156。
29，「明亮、纳苏泰」《钦定中枢政考》7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绿营〉卷1，
〈营制〉，页20a。
30，「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志〉，卷130，〈志〉106，〈兵〉2，〈绿营〉，〈统辖〉，页3913。
31，「穆彰阿」《大清一统志》560卷（中国台北：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卷424，页8336。
32，「李其霖」《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中国台北：五南出版社，2014），页 151–165。
33，「罗尔纲」《绿营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 295。
34，清季任武职官员，按出身、授官等分项，资料来源：整理自「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明亮、纳苏泰」《钦定中枢政考》。
武职以出身，分项：
行伍：由 兵丁 拔补 把总以上 官职者，未经由 科举、袭爵，而担任官职者称之。
世职：因世袭制度，担任公职者称之。
武科：经由科举考试，担任公职者称之。
荫生：经由爵位之恩荫，而担任公职者。
武职以授官，分项：
开列：副将、总兵、提督皆由兵部开列，再由皇帝圈选任命。
部推：由兵部推举有资格之人，再由皇帝任命。
题补：沿边、沿海及省会等交通要道，令督、抚、提、镇，简选才技优良者。
调补：以该省熟悉相关事务，衔缺相当的人员调补。
轮缺：副将、参将以下缺出，先补用旗员再补用绿营。
拣选：守备以下人员奏派大臣拣选。
35，「梁章鉅、陈铁民」点校《浪跡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4，〈武职回避〉，页
60。
36，水师在嘉庆朝以前，担任 台湾镇总兵 后，曾再接任 福建水师提督 者有：
姚堂（?–1723）、蓝廷珍（1664–1729）、王郡（?–1756）、张天骏（1685–1752）、李有用（?–?）、马龙图（?–1761）、马大用（?–1759）、甘国宝（?–1776）、叶相德（?–1769）、吴必达（?–?）、柴大纪（1732–1788）、蓝元枚（1736–1787）、奎林（?–1792）、哈当阿（?–1799）。
37，乾隆五十六年，曾调任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1799）后，回任 台湾镇总兵。
38，「崑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兵部〉9，〈台湾绿营〉，页124–1，康
熙二十三年。
39，「明亮、纳苏泰」《钦定中枢政考》72卷，〈绿营〉卷1，〈营制〉，页20b。
40，「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页 12。
41，「崑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550，〈台湾绿营〉，康熙六十一年，页124–2。按：「朱一贵」事件后，曾将 台湾镇总兵衙门 移往 澎湖称：澎台总兵，由「陈策」担任，惟不到半年「陈策」死于任内。隔年，再将衙门移驻 台南府城。见「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页 147。
42，「崑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雍正元年，页124–2。
43，「崑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雍正十一年，页125–1。
44，明朝以公、侯、伯、都督「掛印」，充当各地 总兵官，称作：掛印将军，以后渐以 流官 充任，惟 总兵 若镇戍 畿外，不听节制可「掛印」。清代共设：宣化、大同；延绥、陜安、凉州、宁夏、西宁、肃州、台湾、皖南，十镇为「掛印」总兵官。但，台湾镇总兵 需接受 闽浙总督、福建提督 节制。「掛印」总兵权力：多五面王命旗牌；可理民事；可调派军队，不必稟告督、抚。见「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页156–159；「陈韵竹」〈从制度层面对清代台湾总兵官的再析论〉《台湾文献》第五十七卷，第三期（中国南投：中国台湾当局国史馆台湾文献馆，1996），183–186。
45，王命旗牌：顺治初年定，总督 掛印 旗牌：十二副。康熙七年，（总督 掛印 旗牌）改十副；掛印 总兵：十副；巡抚、提督：八副、总兵：五副。「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 685，页 19a–19b。王命旗牌：最大功用，可直接审判犯人，并直接正法，不必稟报皇帝。《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414，乾隆十七年五月，页 424–2。
46，「崑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台湾绿营〉，雍正十三年，页125–1。
47，「崑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台湾绿营〉，光绪元年，页126–1。
48，「蒋毓英」《台府志》（中国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67。
49，「林葵」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人，本为郑氏将领后投诚清廷。「高拱乾」《台湾府志》（中国南投：中国台当局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76–77。
50，「穆彰阿」《大清一统志》（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卷424，页8338。
51，「穆彰阿」《大清一统志》，卷424，页8338。
52 ,「连横」《台湾通史》（中台国北：台湾文献委员会，1992），卷 13，〈军备志〉，页 336。
53，「崑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93，〈绿旗营制〉4，〈澎湖镇 外海水师总兵官〉，页661–2。
54，如表2 ，内容之统计。
55，「李其霖」《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页327。分属 台湾水师中营 785名；艋舺、淡水营1503；澎湖水师协左营929名；澎湖水师协右营929名。见「明亮、纳苏泰」《钦定中枢政考》72卷，〈绿营〉卷37，〈兵制〉，页 43b–44b。
56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五月，页732–2。
57，《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五月，页732–2–733–1。
58，「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中国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6），页 114。
59，「崑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兵部〉9，〈台湾绿营〉，雍正九年，页
124–2。
60，《福建通志台湾府》（中国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卷83，页296。
61，「崑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50，〈兵部〉9，〈台湾绿营〉，雍正十一年，
页125–1。
62，「廖风德」〈海盗与海难：清代闽台交通问题初探〉《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三）》（中国台湾-南港：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2，四版），页194。
63，「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17。
64，「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页83。
65，有关水师官员的任用与兵丁的招募，参阅「李其霖」《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中国台北：五南出版社，2014），页 211–232。
66，「罗尔纲」《绿营兵志》，页 342。
67，「明亮、纳苏泰」《 钦定中枢政考 》72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14，〈 俸
餉〉，页6a–6b。
68，《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180卷（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52，〈户部〉，页827。「林焜熿」《金门志》（中国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载：步战兵、新战兵：每名支
银1两5钱。守兵：每名支银1两，页83。
69，「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256，〈俸餉〉9，〈各省兵餉〉2，乾隆五十五年，
页1030–1。
70，「李其霖」《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页 174。
71，「李其霖」〈清代台湾的战船〉《海洋文化论集》（中国高雄：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10），页 278。
72，「李其霖」〈清代台湾军工战船厂与军工匠〉（中国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3），页 29–31。
73，「赵尔巽」《清史稿》，〈志〉，卷135，〈兵〉6，页4014。
74，《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只图说》，4册，德国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柏林国家图书馆）藏。
75，犁冲：清朝水师作战的方式之一，以大船冲撞小船，使敌船沉没。
76，《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隻图说》。
77，「林焜熿」《金门志》，卷5，页95。
78，「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710，〈兵部〉，雍正6年，页835–2–836–1。
79，「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936，〈工部〉，雍正10年，页740–1。
80，「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页 296。
81，各代度量衡换算，参阅「吴承洛（吴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上海书局，1987），页
64–66。
82,乾隆三年十月，烽火营庆字十二号，双篷艍船一只，遭风击碎。《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三年十月丙午，卷 79，页 247–1。
83,《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只图说》不分卷。
84，卢坤，《广东海防汇览》42卷（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卷15，〈方略〉4，页5b。
8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62，乾隆十九年闰四月乙卯，页996–2。
8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57，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壬申，页188–2–189–1。
87，《仁宗睿皇帝实录》，卷161，嘉庆十一年五月庚午，页87–2。
88，集字号同安梭为同安梭船最大者，故又称：「大横洋同安梭」。「陈寿祺」《福建通志》（中国台北：华文书局，1968，同治十年重刊本），卷84，〈国朝船政〉，页36a。
89，「陈寿祺」《福建通志》，卷84，〈国朝船政〉，页37a–38a。
90，「董诰」《钦定军器则例》24卷，卷23，页435。
91，「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898，〈工部〉，嘉庆二十二年，页378–1。
92，「崑冈」《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712，〈兵部〉，道光二十三年，页860–2。
93，「杨槱」《帆船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页 11–28。
94，乾隆九年，水师提标五营添设桨船 19只，编列「江、河、千、载、謐」字号，分配五营，这些船只都为八桨、六桨。「周凯」《厦门志》（中国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页157。
95，《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隻图说》，4册，德国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柏林国家图书馆）藏。
96，「董诰」《钦定军器则例》2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嘉庆兵部刻本），卷23，页436。
97，「董诰」《钦定军器则例》24卷，卷24，页440。
98，「李其霖」〈清代台湾的战船〉《海洋文化论集》（中国高雄：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10），页299。亦可参见表2。
99，「李其霖」〈清代台湾的战船〉《海洋文化论集》，页 300–304。
100，「章瑄文」〈纪实与虚构：鸦片战争期间台湾杀俘事件研究〉（中国新竹：清华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页100。《铜城姚氏卦单》，转引「施立业」《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4），页181。
101，「姚莹」《中復堂选集》（中国台北：台湾文献委员会，1994），〈台湾水师船礮状〉，页62。
102，「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575，〈兵部〉，〈军器〉，页31a。
103，「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575，〈兵部〉，〈军器〉，页31a–31b。
104，「卢坤」《广东海防汇览》42卷（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卷12，〈方略〉1，页38a。
105，有关军工战船厂设置问题请参阅「李其霖」〈清代台湾军工战船厂与军工匠〉，页 38–57。
106，清朝水师所有的火砲，在制造工艺上落后英国许多。如：砲身铁质差、铸砲工艺落后、砲架和
瞄準器具不全或不完善、砲弹种类少。各方面条件皆不如英军。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5），页 36。
107，「李其霖」〈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页 37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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