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海上武装贸易集团兴起

《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
「市禁则商转为寇」，海上武装贸易集团兴起

文:骆昭东




中国海商自我武装、相互联合纵横于中国延海贸易上百年，这些海商又被称之为海盗（华商海运武装集团）。在西方贸易扩张中，虽也同样存在著海盗，例如:英国著名海盗「霍金斯、德瑞克」等集团。但是中国海商与西方海盗却有著截然不同的命运。


海外市场需求刺激下中国商人纷纷出海贸易
全世界白银向中国流动是在需求与供给双方作用推动下发生的。首先，是中国经济需要大量白银，同时能够向中国供给白银的日本、欧洲国家则需要中国的手工业品。在这种双重作用下，大量国际上的白银通过换取中国手工业品的方式流入中国。白银刺激下的巨额国际市场需求为中国手工业品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正是在这种利润的刺激下，中国东南各地大量沿海商人纷纷出海贸易，并逐渐突破了原本受到官商豪门大贾掌控的私人贸易的范围。

私人出海贸易的情况可以从当时私商云集的海港大量出现得到反映，这些海港主要集中于当时官府难以控制的「浙江宁波府、福建省」沿海的海岸线上。

宁波府，所属的「双屿港、烈港、岑港」等地私商云集，形成了重要的私人海上贸易港口。聚集在这裡的私商「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比比蝟起。每年夏季，大海船数百艘，乘风掛帆，蔽大洋而下」。据史載在明朝时期，航行在舟山洋面的商船曾经竟达1390艘。葡萄牙人「托宾」在他的游记中说，当时，双屿港每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


对于福建等沿海地区来说，出海贸易是百姓谋生的重要手段。早在明朝洪武初年，福建沿海居民「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永乐年间，经常「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明宣德年间，由于漳、泉一带的商民违禁下海者日眾，明官府不得不「復敕：漳州卫-同知「石宣」等严通番之禁」，但是效果不佳。据明正统十四年（1449），福建巡海僉「董应軫」的报告，「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依旧通番不绝」。

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以漳州、泉州二府居民为首的海商，纷纷冲破朝廷禁海规定，贸易发展空前。由於走私商贩集聚，位于漳州城南50里的月港成了重要的贸易港口。史料这样记载月港贸易盛况：「闽漳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番物，往往络绎於海上。」崇禎《海澄县誌》生动详细地描写了从明初至成化、弘治年间由海外贸易给月港带来的变化。月港本来是一个十分贫瘠的地方，物產缺乏，土地產量也不高。百姓辛苦一年还不能解决温饱问题。於是一些胆大的人开始出海从商，贸易利润非常高，常常达到十倍以上。这吸引了大批渔民也弃渔从商，逐渐形成了出海的风潮，即使是朝廷严令也无法禁止。最后发展到其他地方的商人也来到月港从事海上贸易。作者这样评价贸易给月港经济带来的变化，「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到了正德、嘉靖之际（1506-1565），福建海商的对外贸易又进一步发展起来，这可以从遍布福建沿海各地的走私港口得到体现。之前福建仅有漳州月港一个贸易口岸。之后除了月港之外，梅岭、海沧、龙溪、嵩屿、南澳以及惠安的蓬城、崇武、同安的浯屿等地也成為漳州商人出海的港口。在嘉靖年间，泉州晋江的安平港发展成為仅次於月港的贸易港口，「近年番舶连翩径至，地近卸货物皆有所倚也」。

漳、泉两州是当时福建最為重要的港口。其他如兴化、福州两府略次於漳、泉，但也「实繁有徒」。以及福宁、福州等地商人，「恃水洋七更船之便，贪小物三倍利之多，莫不碗毡绒袜，青袄皮兜，叉手坐事，耻问耕钓。其黠者，装作船主」，纷纷出海贸易。


私人贸易的发展使得市场逐渐突破了朝贡贸易体系控制的范围，并逐渐恢復了原本存在的贸易网路。

首先是与中国贸易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贸易都不是朝贡贸易，而是民间贸易。据张燮《东西洋考》的记载，仅与漳州月港一地有贸易往来的就有东、西两洋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中除了原本的亚洲国家，还有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许多沿海百姓在从事贸易的过程中发了家，「夏去秋来，率以為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辐輳竞趋，以為奇货」。《东西洋考》序中描写了贸易盛况：「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这表明贸易不仅帮助沿海百姓致富，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贸易网路逐渐恢復的第二个特徵是商业移民的增多。商业移民是商业贸易的主要传播者。当时的商业移民可分為船商和商贩。船商是将中国產品运往海外的海上贸易商人，他们往往為了贸易的便利而移居海外；华人商贩是将中国產品从海外各地港口再度输送到各国各地角落，或採取长途运输的方式或者採取脚力的方式。Houtman 在《航海日记》中记述万丹华人小商贩说：「当地的中国人多是向农民收购胡椒的小商贩。他们手提一桿秤和两个布袋，渗入到农村各地收购」，货郎们则「整天背著沉重的包袱，从一条巷子走到另一条巷子去叫卖」。

明中后期，移民数量最多的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印尼的巴达维亚，其次是日本的长崎，其他如马来西亚的北大年以及暹罗的大城等地也有相当数量的华人。据统计，至万历十六年（1588），在菲律宾定居的华人已超1万6000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菲律宾华人增长到三万餘人，当年遭到西班牙殖民当局屠杀的华人就达2.4万至2.5万人。但是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也就是红溪惨案前夕，数量再次增长到4万人。其次是长崎，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华人高达2.3万人。巴达维亚等地华人也不少，万历四十七年（1619），华人已占巴城居民人数的40%。马来西亚的北大年华人数量达到数千，暹罗华人在4000至5000之间。


海上贸易集团兴起
随著海外贸易的发展，一些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人，不甘心於中国封建政府打压封锁与西方商人排挤竞争，相互联合、自我武装，组成了武装贸易集团，纵横南部海域上百年。据林仁川等人的研究，明朝所谓的海盗与倭寇实际上就是当时最為主要的海上武装贸易集团，「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為商，市禁则商转為寇」。对中国海上贸易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海商集团主要包括江浙皖海商集团、闽广海商集团和后来垄断沿海贸易的郑氏海商集团。

江浙皖海商集团形成较早，主要活动时期在16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嘉靖时期的一些重要倭寇首领如许栋、王直、徐海，就是这个集团的主要首领。倭寇被镇压之后，这个集团就衰落了。明代中叶，闽广也出现了大的海商集团，规模较大的有何亚八、林国显、许西池、洪迪珍、张维、张璉、吴平、林道乾、曾一本、林凤等贸易集团。最终这些海商集团在政府的镇压下也逐渐走向没落。唯有郑氏家族投靠政府，并吞併其他海商力量，从而成為南部沿海势力最為强大的贸易集团。

江浙皖海商集团与闽广海商集团主要从事中日之间的走私贸易和南洋贸易。

例如江浙皖的徐氏兄弟以及李光头在中日贸易过程中逐渐强大，并联合起来成為「海上寇最强者」。著名海商首领王直在日本淞浦津建立贸易基地，从事中日之间的走私贸易。徐海集团也从事中日之间的贸易，史书记载徐海到日本后，「日本之夷，初见徐海，谓中华僧，敬犹活佛，多施与之，海以所得，随缮大船」，进行海上贸易活动。

史书中关於南洋贸易也多有记载。万历元年（1573），林道乾曾赴彭亨国贸易，史载林道乾「既行至甘埔寨（即柬埔寨），乃出囊中装五百金，帛五十吨，因杨四送奉寨王，乃以乾為把水使，属翁十、苏老、林十六等所部，而四亦得蒲履綌絺诸物」。

后来為了贸易方便，林道乾匿名海外从事贸易，「乾，今更名曰林语梁，所居在臣国海澳中，专务剽劫商贾，声欲会大泥国，称兵犯臣国」。这段史料表明林道乾武装能力相当强，可以侵犯东南亚一些国家。著名海商林凤就曾在东南亚一带与西班牙人展开贸易据点的竞争。海商林凤本来主要在福建、江浙沿海一带贸易，后遭到政府的镇压，被迫远赴南洋。為了夺取南洋重要的贸易港口马尼拉，林凤於万历二年（1574）冬率领62艘大船进军吕宋，11月30日在巴拉拿克（Paranaque）登陆，争夺贸易据点过程中打死了西班牙驻菲律宾总指挥戈伊特（Mltin Gorri）。12月，林凤再度向马尼拉发起进攻，但是由於西班牙準备充分，林凤只得撤到冯加施兰，筑寨修堡，建立了定居地。这件事情表明，其实以当时中国的势力，完全能够将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势力消灭殆尽，从而為中国商人扫除贸易障碍，但是政府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势力最為强大、持续经营时间最长的是郑氏家族海上贸易集团，郑氏家族的成功是因為其与明朝政府的联合。由於明朝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需要利用郑氏家族的力量消灭海上的不稳定势力，而郑氏家族也需要利用朝廷的力量打败贸易上的竞争对手，於是这样一次特殊情形下的联合便造就了郑氏海商集团垄断南海贸易达半个世纪。

天啟五年（1625），郑芝龙在继承和接纳了李旦、顏思齐海商集团的资產之后，势力逐步强大起来。史载：「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天啟六年）而120隻，丁卯（天啟七年）遂至700，今（崇禎初年）併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这段史料说明，在崇禎年间，郑芝龙已有上千艘船隻，可见其势力已经非常庞大。崇禎元年，郑芝龙接受朝廷招抚，并借助政府力量逐一消灭或者兼併竞争对手。在击败刘香海商集团之后，势力达到顶峰。当时郑芝龙海商集团「雄踞海上」，「独有南海之利」，「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列（例）入二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

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在贸易经营方面更具才能。1650年，郑成功委派经验丰富的郑泰和洪旭专管对外贸易。并且下令採办木材，建造航海大船，远赴各国展开贸易通商，与日本、吕宋、暹罗、交趾等各国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係。此外，郑成功还将原本的贸易组织进行改革，创建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细緻的商业集团。郑成功将贸易集团分為陆商与海商，陆商以金、木、水、火、土命名，海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陆上五商主要在杭州及其附近地区活动，负责採购贩运到海外的货物，货物备齐后交付海上五商。海上五商主要在厦门及附近地区的海上接货，一旦取得货物，即运往海外销售。此外，郑成功还派遣军舰在海上巡逻，其他国家贸易船隻须向臺湾缴纳税收才能进行贸易，即使是西方国家也不例外。

中国海商自我武装、相互联合纵横於海上贸易上百年，这些海商又被称為海盗。在西方贸易扩张中，也同样存在著海盗，例如英国著名海盗霍金斯、德瑞克等。但是中国海商与西方海盗却有著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国海商被政府冠以海盗之名，然后逐个被绞杀；西方名副其实的海盗却受到政府的支持，明火执仗地抢夺他国商人。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商人与政府的关係不同。

西方政府鼓励本国商人海外贸易，海盗行為也是政府大力支持的，因為有利於打击别国商人。例如，英国女王伊莉莎白就曾参与著名海盗霍金斯的奴隶贸易和抢劫活动（投资了霍金斯贸易船隻中的两隻，一共三隻）。除了直接资助海盗活动，还发放「私掠许可证」，鼓励海盗进行海外掠夺。由於伊莉莎白的这些政策，她曾被称為「海盗女王」。相比之下，中国的海商就没有这样好的机遇了，许多人是在正常贸易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背负海盗骂名，走上私商道路。《海澄县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洪迪珍在闽广一带从事海上贸易，积累起了一定的财富。当时偶有倭寇掳掠沿海百姓，洪迪珍都以钱财帮其赎回，所以颇得百姓爱戴。但是一些官员為了完成缴获倭寇的任务，竟然屡屡捕获中国商船以充海盗，洪迪珍的贸易因此屡受打击，最终被迫走上海盗贸易的道路。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明政府不仅不支持商人，而且还利用商人从事贸易的愿望，将商人逐一剿灭。著名的海商集团首领王直虽然从事非法贸易，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正常贸易的努力，為此王直多次请求朝廷允许其贸易。嘉靖三十四年（1555），王直向胡宗宪表达了「成功之后，他无所望，惟愿进贡互市而已」的愿望。胡宗宪趁机利用王直的这种心理，先以允许贸易诱惑，然后背叛许诺，将王直抓捕入狱。

明政府也有支持商人的例子，但明政府支持郑氏海商集团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明朝后期，内忧外患，「东南海氛围之炽，与西北之虏，中原之寇，称方会三大患焉」，「时方征天下兵，聚辽东，不能讨芝龙，用抚羈縻之」。因此才出现了政府与商人合作的特例。这种合作，很难说有利於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因為郑芝龙获得政府的支持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大量海商遭到剿灭。郑芝龙為了自己垄断贸易，先后将刘六、刘七、李魁奇、钟斌以及刘香等海商集团击溃。郑氏一家获得了南海贸易的垄断权，天下海商却失去了南海贸易的权利。

由於明朝政府与商人的这种关係，所以大量海商实际上沦落到流亡海上、无国可投的境地。虽然一些海商在海外建立贸易基地，但是要麼是外国需要利用海商获得中国產品，要麼是外国政权一时难以用武力剷除而暂时得以生存下去，这些贸易基地最终都没有摆脱被西方商人剿灭的命运。就如海商首领林凤，虽然在冯加施兰建立了贸易据点，但是由於影响到了西班牙的贸易，所以最终被西班牙所驱逐。这样一群无国可依、到处受到排挤的海商集团自然难以发展壮大，更不用说与西方商人抗衡了。

相关书摘 ►《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西方国家最大的问题不是殖民地居民，而是中国商人和华侨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臺湾商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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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骆昭东

「一带一路」来自中国记取歷史的教训！

「一带一路」是近年中国主导的重大议题，举世关注，并影响全球政经贸易版图。
「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展现了中国记取歷史教训的态度，釐析在世界舞台成败的关键。

15世纪明初之际，中国与西方各自形塑出
「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的不同贸易体系，
明清之所以溃、西方诸国之所以成，差别就在国家的态度。
以全球经济的视角重新解读明清与西方的贸易之争，
在新的时代中，那一把剑又将何去何从？
十年磨一剑，古往今来，都是值得细细一探的歷史！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是人类歷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使得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影响，并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在全球贸易的发展中，中国当然也没有置身事外。随著海外需求的增长，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大量销往海外，中国还一度成為世界白银的终极窖藏地。但随著欧洲的崛起，中国国际贸易地位渐渐发生了大逆转。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从曾经的世界最大净贸易出口国沦為净进口国。

本书从全球史的视角研究明清对外贸易政策的成败，摆脱歷史学研究明清对外贸易政策「开关—闭关」模式的窠臼，也突破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比较优势理论的束缚，提出「仗剑经商」才是西方国家占据国际贸易优势地位，并进而成為世界强国的祕密武器；而中国歷来不重商业目的的朝贡贸易政策，不懂保护本国商人才是明清逐渐丧失全球市场主导力量，并最终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美二季度经济或暴跌40%       
http://www.CRNTT.com   2020-04-16 16:27:05


  
　　摩根大通银行专家则预计二季度降幅为40%，此前的预测值为25%。

　　报道指出，对局势的评估迅速恶化的原因是，失业人数史无前例地增长。美国人三周内递交了1680万份失业救济申请。在摩根大通看来，4月失业率可能达到20%，也就是说，约2500万人将失去收入。

　　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的经济学家认为，失业率将升至12.6%，且就业复苏步伐缓慢：到年底该指标只会降至8.1%。

　　正如知名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早些时候警告的，所有这些预测数字都是非常具有假定性的，因为经济从未遇到过如此规模的问题。

　　他指出：“无论在大萧条、二战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都从未出现美国、欧洲和中国相当一部分经济部门停滞的局面。过往的历次危机在新冠病毒造成的打击面前‘黯然失色’：推动全球需求的所有因素——消费、投资和出口——均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相信，人们将在美国见证30%的失业率。作为对比，大萧条高峰时的这一数据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