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宣传队：解放军报 应彻底整肃汉奸

     《解放军报》曾刊发整版文章，剖析抗战期间的“汉奸现象”，而国防部网站在转发时还配发大量中外历史照片。文章追溯了“汉奸”的起源和定义。文章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文章说，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贪婪之徒，已经或正在成为敌对势力捕猎的对象。今天的中国应该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

——中国的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

汉奸，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个“皇军”的样子，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

想当初，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所作《致南洋同志书》何等壮怀激烈！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有着荆轲刺秦般豪迈和勇气的人，最终却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汪伪政权中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骨干头目，官居汪伪政权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学生领袖，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人，抗战期间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之所以有汉奸，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以华制华”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

抗战初期，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就公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

有学者研究“汉奸文化”时发现，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洗脑”的中国学生，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险恶用心。

汉奸的本质特征是背叛、出卖民族利益。既然是“出卖”，就必然会有“进益”，赔本买卖汉奸是不会做的。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汉奸定义的基本条件，也是汉奸真实心态的记录。

汉奸的繁衍，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问题。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专制造就了许多国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传统文化的糟粕，对国人心灵造成极大侵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思想、“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忍气吞声、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等传统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很容易叛国变节，跪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

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独裁统治，吏治腐败，军阀混战，外强凌辱，国运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加剧，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

抗战期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中日“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汉奸现象”依然横亘在现实

中国历史上不乏奸人，诸如石敬瑭、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之流,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遭人唾弃。想不到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

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

中国还会再出汉奸吗

汉奸，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永难消除的一块伤疤。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但曾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汉奸现象”并未绝迹。

      君不见，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继承了汉奸先辈的衣钵，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网络汉奸”等。

     君不见，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贪婪之徒，已经或正在成为敌对势力捕猎的对象。

君不见，今天的中国产生汉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汉奸理论”“汉奸思维”并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势下有了某种“创新发展”。

假设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再进北京，大小汉奸们会不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假设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重新打响，“维持会”“皇协军”会不会再度登场？一个非常现实的严峻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应该怎样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

——致力国家强大。汉奸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实现民族由大向强跃升的同时，更多地让人民群众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体味国家理念，涵养家国情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从根本上祛除了产生汉奸的条件和基础，这本身就是一种震慑外敌的强大软实力。

——砥砺民族气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崇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坚定的志气和节操。 人格是国格的基础。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
汉奸心态不除，民族脊梁难硬。没有民族气节，没有民族精神，你经济力量再雄厚，也不过是强盗手中的窃取之物。“一个民族只有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强大起来，才永不颓谢”。

——高擎法治利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饱受汉奸之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国家对“汉奸现象”采取了超过一般暴力的残酷镇压和道义谴责。自诩是世界人权典范的法国，二战胜利后，戴高乐政府成立了整肃委员会，一旦发现战争期间的通敌者统统依法枪毙，对于叛国者起到了强力震慑的作用。

有的国家还专门立法，惩治那些“汉奸”及为“汉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历史上深受汉奸之害、而今又厉行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彻底整肃，决不手软。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作为一种社会赘瘤，“汉奸现象”应时而生、应时而灭，而我们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同“汉奸现象”作斗争正未有穷期！

第五纵队汉奸越来越猖狂，必须严查严惩，

难,难在与“汉奸”伴生的是“卖国贼”。当宪法中没有了“惩办一切卖国贼”条款,当然刑法中就没有了“卖国罪”,当然也就没有了“汉奸罪”。

尽管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专家对于一些具体的文学和文化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和观点，但对鲁迅的整体评价却毫无二致，无一人使用否定之语。用《鲁迅正传》的作者卜立德（David　Pollard）教授的话说，那是因为人们敬仰“鲁迅不仅是位大文豪和卓越的学者，而且还是个天才”。当然，更在于鲁迅对于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持续而巨大的影响力。
　　为什么在最近的十几年间，英语世界好像突然发现了鲁迅似的，学者们何以如此兴趣盎然，孜孜研究鲁迅呢？为什么对鲁迅的重新认识会从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定论到了与世界文豪平起平坐的高度？为什么中国的鲁迅，突然成了世界的鲁迅？对鲁迅如此评价的依据是什么？是否充分？

　　对鲁迅做出如此的整体评价是西方文学研究范式变化的必然，有其内在的逻辑。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是从以作者为主的研究不断向文本研究和读者研究的转变过程。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的新批评，乃至稍后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基本都是立足于文学本体论研究，不但将文学研究限制于文本之中，试图发现所谓的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性，而且将文学与文化、社会、历史、种族、自然等等所谓的文学的外在因素隔离，重点研究文学的表意书写方式，如叙事、节奏、反讽、张力等等。但是，文学本体论研究因其固有的保守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被超越和扬弃。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兴起是文学批评发展的必然。也正是得益于文学研究新的理论和范式的确立，英语世界的学者才得以重新阅读鲁迅，阐释鲁迅，认识鲁迅，进而以世界文学为语境，评价鲁迅。由于文化研究将“文化”作为一个文学分析的语境，结合社会学、历史学、种族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分析鲁迅的作品，这就必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