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有多少假文凭和假年龄的官员？

中国到底有多少假文凭和假年龄的官员？
政经山东  时评环球

从近几年落马的80多名官员看，文凭和年龄都是假的，并且有的已经通过多次更改，有媒体称:如果仔细查每一个官员的文凭和年龄基本上都有问题。在落马的这80多名高官中就有这么多的“假博士和假年龄”，那么仍在台上的中高级干部中，究竟还有多少“假博士和假年龄”？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抓住官员“假文凭”和假年龄问题不放，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中高级干部在职时取得的硕士、博士学位，基本都是花费价格不菲的公款“培训”所得，作为纳税人难道不感到难过吗？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官员连学历和年龄都造假，你还指望他们有高尚的个人品格，还指望他们带着大家去共同建设一个诚信的社会吗？去年网上曝光一个初中生要挑战所有“高学历”官员的文化知识一帖，不久此帖被删除就说明了官员的文凭和年龄确实是一个最敏感的话题:不能捅.不能提.........

博士是对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称呼，同样也可用来称呼已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主要通过拥有博士点的普通高等学校和拥有博士研究生培养资格的相关科研机构举办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来进行招生。

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三级学位中，博士学位是最高的一级。

1983年5月27日，我国首批18位博士诞生。1983年10月19日，我国首次培养出了第一批文科博士。

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保持冷静的思考，富有色彩鲜明的文化个性，具备人文精神和传统内涵，品味高尚，温文尔雅，完全是因为大学教育和它的知识群体。如果大学离开自己的本质，知识分子首先会变质变性。社会将急剧地退化和变异。而社会退化的特征是：道德沦丧，焦虑浮躁，品味低下，无视信义，假劣泛滥，破坏文化，失去自我，缺乏自信，迷失方向。这样的社会可能充斥金钱和高科技，却绝没有希望和前途。

因此，我们每年虽然培养了全世界最多的博士生，却在世界科技和发明史上没有一席之地，这不仅仅是因为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博士质量低劣，还因为我们庞大的高级官员明目张胆的博士造假之风盛行。

比如震惊中外的“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发生后，围绕杨栋梁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我们可以通过公开报道看一下杨栋梁的简历，发现这是一名来自于天津的“假博士”。1954年1月出生的杨栋梁，1972年10月成为工人，初中、高中应该是在“文革”中度过，本身没有多少文化基础，工作后没有经历过任何全日制教育，其间仅有1995年9月—1998年1月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的经历，却在任天津市副市长期间，经过2004年9月—2007年1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学习，神奇地获法学博士学位。我在想，那些经历20来年寒窗之苦的博士们是多么憋屈？

同样在天津任职期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被查后，有人在网上晒出了他的博士论文——《人－车－路交通安全系统动态控制模式与策略研究》，仅该论文复杂的函数，及随后的英文版，绝非一般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朋友能完全读懂，武长顺根本就没有能力诵读一遍整篇论文，更不要说撰写这篇论文了。这篇论文，一定是由他人“捉刀”，论文答辩更是“扯淡”了。

查下天津市政府8名正、副市长的学历，那种豪华程度也是令人咋舌。除排名最末的孙文魁系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外，其他7人均为博士。其中：市长黄兴国为管理学博士；另6名副市长中，段春华系经济学博士、尹海林系工学博士、曹小红为农学博士、王宏江为工学博士、何树山为工学博士、阎庆民系经济学博士。

有意思的是，与天津毗邻的河北省“十八大”之后遭查处的三名常委全都是博士。其中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滨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管理学博士，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而作为“班长”的周本顺，1953年2月出生，中学是在“文革”中度过，基础也不可能太好，但他不仅于2003年“知天命”时获得湖南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3年后又获得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学术界都稀有的“双料博士”。

其实，在“十八大”之后遭查处的高级干部中，“假博士”可以说比比皆是。仅凭笔者观察，除天津的黄兴国、杨栋梁、武长顺，河北的周本顺、梁滨、景春华外，至少季建业、金道铭、沈培平、武长顺、梁滨、景春华、余远辉、乐大克、谷春立等人的学习经历，根本就没有可能靠学识获得博士学位，说直白点，这些人其实都是“假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