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肇淛」，明隆庆元年(1567)，字:在杭，号:武林号: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明朝福建长乐人。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至天啟二年（1622）间，担任: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兼僉事分巡金沧道，书写云南地理不免加上官方的视角，而「谢肇淛」《滇略》一书或视之为云南地方志，则其文学特质似乎被掩盖在笔记、载闻之中。然而，此书或擷取前代诗作，或留存往来书函，可说是广义的「记事」文学
。而转录他人诗作的当下，不也是个人心志之抒情展现？此书虽为「方志」，然细绎此书，可发现它不仅是史料的记载，更有「谢肇淛」的创作心灵的展现。 根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滇略》提要所云： 此书乃其官，云南时所作，分为十门。一曰:版略，志疆域也。二曰:胜略，志山川也。三曰:产略，志物产也。四曰:俗略，志民风也。五曰:续略，志名宦也。六曰:献略，志乡贤也。七曰:事略，志故实也。八曰:文略，志艺文也。九曰:夷略，志苗种也。十曰:杂略，志琐闻也。虽大抵本图经旧文，稍益以新事，然「（谢）肇淛」本文士，于记诵亦颇博洽，故是书引据有征，叙述有法，较诸家地誌体例特为雅洁。「薛承矩」序称其:上以搜「杨终、常璩」之所未及，下以补「辛显怡、李京、杨慎、田汝成」諸纪载之漏遗。《杭世骏道援堂集》有是书，跋亦谓其详远略近，博观而约取，苍山洱水之墟称善史焉，均非溢词也。审视《滇略》所分列的十部分，「谢肇淛」展现了对于云南一地的知识图景，包括地理版图、山川地景、物产民风。此外，名宦与乡贤、艺文与故实之纪述及云南诸民族之叙写与琐闻，亦展示了云南人文的感觉结构。而四部馆臣之所以对此书有「引据有征，叙述有法」，「特为雅洁」之评述，一者如:「薛承矩」所言，是书係承继云南书写的脉络，始于「杨终、常璩」，继而为「辛显怡（或辛怡显）、李京、杨慎、田汝成」之云南纪述。「搜之所未及」与「补诸纪载之漏遗」之「搜、补」之功为「引据有征」的写作判準；
「叙述有法，特为雅洁」则称其书写之文理脉络；「详远略近」，指出其资料之择选；「博观，而约取」论其资料之统整性。从四库馆臣之说法可见出其「谢肇淛」该书在历史承继、资料取捨与铺陈、叙述笔法之称誉，另一方面，此书的「大一统」思想自也是是书在清代
受重视的原因之一。明朝「谢肇淛」《滇略》各篇之前，均有一篇小序，说明写作原则，其说法如：
高皇帝开天闢地，日月重朗，金马碧鸡之墟，始得与子男之列，方幅齿遇， 至于今文运弘开，樵苏熙攘蒸蒸，上逼邹魯，盖亙古以來，所未有之盛，而亦滇万世之奇遇也。(〈版略〉)
明圣继作，移风易俗。(〈俗略〉)
自汉及唐，文献彷彿足征，宋三百年，堕羅剎鬼国矣。明兴而后词命文告，纪载题咏，灿然俱在。篇籍不胜汗竹也，豈非既富而教，王道之成哉。(〈文略〉)
从「王道」、「明圣」、「奇遇」之语，皆可见其「官方」与汉民族中心之视野。
然而，「谢肇淛」也指出:云南与「国家」分隔之事实，譬若:「自周失其政，六合瓜分，蛮夷华夏割据雄长，始与中华隔绝。」(〈版略〉)、「炎徼殊域，隔绝中华」(〈绩略〉)、「自玉斧一画，大渡中断，帝车无南指之期」(〈献略〉)再者，由于「谢肇淛」的生命经验。对异族与边徼之地的态度也并非採取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向。
「谢肇淛」（注16）在十三岁时(明朝万历七年(1579)，祖叔「谢杰」（注17）任副使赴闽渡海册封琉球中山王，「谢肇淛」随行，故有了异国经验。《五杂组》有云：
封琉球之役，无不受风涛之险者。万历己卯予从祖大司农公「（谢）杰」以大行往，至中流，颶风大作，雷电雨雹，一时总至，有龍三，倒掛于船之前后，鬚捲海水入云，头角皆现，腰以下不可見也。舟中仓皇无计。……往琉球海道之险，被于占城，然琉球从來无失事者，占城（明朝）成化二十一年，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皆往而不返。千余人，得还者，麦福等二十四人耳。盖亦物货太多，而不能择人故也。（注18）
「谢肇淛」这段随册封使臣渡海赴琉，虽为幼年经验，或可见其对于中华边境文化接触之影响。（注19）他指出：「夷狄之不及中国者，
惟礼乐文物稍朴陋耳。至于赋役之简，刑法之宽，虚文之省，礼意之真，俗淳而不诈，官要而不繁，民质而不偷，事少而易办，仕宦者无朋党烦嚣之风，无訐害挤陷之巧，农商者无追呼科派之扰，无征榷诈骗之困。」（注20）
从此处的分析，足见他并非以单一的角度看待「夷狄」。
此外，谢肇淛四十二岁时(万历戊申年，1608年)在家乡福建长乐发生掳杀倭人的事件（注21），由他的感触「噫！闽之人苦倭极矣，然闽人之所为如是，去倭能复几何？」，在此刻其反思，又可看出他对待异族的态度。（注22）
再者，「谢肇淛」身为福建长乐人，他对于闽地的「位置」亦有其敏锐感受。他指出闽地风景奇胜，然地远遐陬，人所罕及，自言「吾闽处大海陬，地不足当汉什一」（注23）、「吾闽处乱山穷谷之中，自非握三寸管如青萍，安能上干气象？」（注24）
有言： 吾闽礪山襟海，奇胜甲天下，而南服遐陬，杖屨之所罕及，轩軺之所鲜至，故古今宦辙纪咏之音亦复寥寥。（注25）
由此可知「谢肇淛」理解「盖山川郡国与文章之显晦，皆有不遇焉。」（注26）肯认宦闽文士的地方书写，有云：
闽故饶洞壑，僻处，轩軺罕至，往迹故实，即枌榆长老不能举其策。仁仲不远千里，策杖蠟屐，幽搜遐眺，嗒然忘返。所至为诗记，又皆语绘云霞，句挟风霜，得珠罔象之先，搔首青天之外，非世之耳食而为名高者。（注27）
「谢肇淛」不仅对于家乡闽地有书写与自觉，其行跡每至一地，则有所作。对于文献之蒐罗征集不遗余力，尤其是乡邦文献，以记时事见闻与风土民情。参与修纂官志、府志、县志、寺志等等。（注28）如：《北河纪》、《风土记》、《鼓山志》、《太姥山志》等等。在〈《鼓山志》小引〉有云：「感胜迹之寥绝，痛文献之无征，稍为掇其崖略，欲成一家言而力弗逮。」自言本身有蒐集资料的习惯：「「（谢）肇淛」宦辙所至，手书拳拳，令购郡县乘及民间…。
下图注:
明朝「谢肇淛」撰《五杂组》卷一「天部」。
备注:
「谢肇淛」，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其父:「谢汝韶」举人出身，曾任:钱塘教谕、安仁知县。「谢肇淛」于青少年时随父往长沙。万历六年(1578年)，「（谢）汝韶」辞官回福州，随父居福州朱紫坊，与闽名士「徐熥、徐火勃、曹学佺」等交游，组织"莲社"，切磋诗文，学识益进。
万历十六年(1588)，谢肇淛，中举。
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壬辰科 进士，历任:湖州、东昌推官。湖州知府忌白衣，见穿白衣者均予逮捕治罪。谢肇淛作诗讽刺，知府大怒，调为 东昌司理。
万历三十四年(1606)，其父去世，谢肇淛回闽守孝三年。
万历三十七年(1609)，出任 南京刑部主事。后升 兵部郎中，又调任 北京工部屯田司员外郎。
万历四十年(1612)大旱，上《疏》为民请命，指责宦官搜刮民眾行为，指出国家诸多浪费弊端，语气恳切。明神宗感其诚，曾传旨嘉奖，但不能用其言。旋奉命巡视河道，治理河流。仅用一年时间，即完成疏浚河道任务，并在治河中写成《北河纪要》，详载河流原委及近代治河利弊。翌年春，明神宗爱子福王就国，用船1200多只。谢肇淛操小艇为之前导，沿途疏浚，船队得以畅通，沿途百姓亦少受骚扰。其后出任 云南参政。
天啟元年(1621)，任 广西按察使，官至 广西右布政使。到广西任职后，见吏治腐败已极。深感痛心，他认為吏治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為官不理政事，而由胥曹代理，胥曹因循守旧，上下虚与周旋，以至积弊无法解决。他到任后力挽时弊，置官增兵驻守广西与安南(今越南)边境，以抵御安南侵扰，他整顿盐政，增加财政收入，并铸钱招徠商人与少数民族互市，发展经济。他设法抑制土司的权力。使少数民族地区臣服政府管束。经他治理，广西境内政通人和，相安无事。
明朝天啟四年(1624)，病卒，葬于福建长乐县下洋村大象山麓。
清朝咸丰五年(1855)，盐商「魏杰」在鼓山新建桃岩精含，内祀五贤，五贤即「曹学佺、徐熥、徐火勃、林弘衍、谢肇淛」，故名:五贤祠。
「谢肇淛」在京任明朝官时，常到内府抄阅古籍收藏，酷嗜藏书，收集宋人文集颇富，秘本较多，贮于其《小草斋》中，藏书名耀东南，与「徐、曹学佺」并称当时福建藏书「鼎足三家」。此外，还撰写大量杂记，但凡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学、科技、动植物等无不涉及。由于，「谢肇淛」入仕后，数次调任各省曾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雄迈苍凉，写实抒情，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曾与「徐火勃」重刻 淳熙《三山志》，而其所著《五杂组》（上图）为明代一部有影响的博物学著作，《太姥山志》亦其所撰。
《五杂组》，记录了作者的读书心得和事理分析,同时记载了政局时事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亦有国事、史事之考证，在清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最盛之时曾被列为禁书，主要原因是该书言辞大胆且触到了清统治者的痛处。「谢肇淛」在明朝尚且强盛的时候，就看到了边疆最大的隐患。
《五杂组》在许多地方生动描述了福建的乡土风情，这也成为闽后人考证福建地方历史风俗的重要资料。如:
卷一《天部》:其笔下涉及福建的论述就多达八条，基本上都是谈论闽地的年节风俗。如:「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为之添丁」「至于（端午）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
卷四《地部》:涉及福建的论述，则有六条。如:在谈论温泉时说：「至吾闽中则多矣，吾郡城内外，温泉共十五处，而其一在汤门外，最小而极热，土人呼为『杀狗泉』，盖盗狗者常于此治之也。」
（16），「谢肇淛」其姓名皆与「地方」相关，「淛」为浙的古字，「在杭」所指即为杭州，「武林」亦为杭州别称。在《明史》「谢肇淛」传，曾写道：「肇淛，字:在杭。万历三十年，进士。官工部郎中，视河张秋，作《北河纪略》，具载河流原委及历代治河利病。终 广西右布政使。「原岳」，字:汝高，亦闽县人，「（谢）肇淛」同年进士，终 湖广副使。 」然而，《明史》上述这段介绍，虽只有四十多个字，但其中却有两处错误。
一是:「（谢）肇淛」万历三十年（1602），进士。正确应
作万历「二十」年，这在《小草斋集》和《小草斋文集》可得验证。
二是:「终 广西右布政使」也是不对的。《小草斋文集》附「曹学佺」〈明 通奉大夫 广西 左方伯 武林 谢（肇淛） 公 ，墓誌铭〉，「左方伯」就是「左布政使」。另一篇附录 徐《中奉大夫 广西 左布政使 武林 谢（肇淛）公，行状》也非常明确，且记载道：「癸亥，晋本省 右布政使，寻晋 左布政使」天启三年癸亥（1623），即谢（肇淛）氏卒前一年。见于「陈庆元」〈小草斋集‧序〉，《小草斋集》，明朝「谢肇淛」所著，「汪中柱」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页 3。
（17），「谢杰」 (1545-1604)，为明朝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 户部尚书。《五杂组》载万历七年(1579)，「谢杰」任副使册封琉球中山王，「谢肇淛」随行，故有了异国经验。
（18），见明朝「谢肇淛」著：《五杂组》卷四地部二，页 110~111。
（19），《五杂组》有云：「琉球国小而贫弱，不能自立，虽受中国册封，而亦臣服于倭，倭使至者不绝，与中国使相错也。盖倭与接壤，攻之甚易，中国岂能越大海，而援之哉？其国敬神，以妇人守节者为尸，谓之女王，世由神选以相代云。自国王以下，莫不拜祷惟谨。田将获，必祷于神。神先往，采数穗茹之，然后敢获。不者，食之立死。御灾捍患，屡显灵应。中国使者至，则女王率其从二三百人，各顶草圜，入王宫中，视供臆厨饌，恐有毒也。诸从皆良家女，神特摄其魂往耳。中国人有代彼治庖者，亲见神降，其声呜呜如蚊焉。」(明朝「谢肇淛」撰《五杂组》卷四 地部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 年)，页 107。
（20），「谢肇淛」撰《五杂组》卷四〈地部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 年)，页 111。
（21），《书倭舶事》:「万历戊申十月，有倭泛舶从吕宋，诸国贸易归者，其一为风所飘，至 长乐县界。舟中男女百余人，番银钱四十余石。海滨之人利其所有，杀而掠之，俘其孱幼十八人报官，以为寇至。巡司擒获，侈以为功，上之人弗察也。噫！闽之人苦倭极矣，然闽人之所为如是，去倭能复几何？其亦释氏，所谓轮迴果报者耶？然彼尚为鲸鯢之雄，而我秪为椎埋之靡，又当愧死矣。」见明朝「谢肇淛」著，「汪中柱」点校：《小草斋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页 537。
（22），但这也不意味「谢肇淛」就必然能去除「异族」的框架，〈题倭画跋〉有云：「右画五幅，传以为日本国中来者。其精细淫巧，殆非人工。及「李思训、王振鹏」未能彷彿也。有人「蒋子才」持至小草斋，赏其奇俊，因出兰州「騊駼毧」一端易之。西戎、南倭，其气味相差近耳。书之卷末，不觉喷饭。」 明朝「谢肇淛」著，「汪中柱」点校：《小草斋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页 503。「西戎、南倭，其气味相差近耳」以及「喷饭」之语，亦可见「谢肇淛」的某种「态度」。
备注:
《1879年中国官府照译横滨西字报论琉球事》
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 一十七。
光绪五年八月二十日（公历十月初五日——礼拜日）/1879年,
照译 横滨西字报 论 琉球 事
日前,有人自北京寄书来，证明琉球所以属日本之故；作者「巴洛佛尔」受日本"宍户"公使之托，自不得不如是云尔。
察 作者之意，不外言公历一千六百十年(1610年),日本征服琉球以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1874年),中国认琉球为日本管辖两端已耳。
一千六百十年（1610），"萨摩"征球，人所共晓，即"华人(倭寇)"，亦无异词；
而谓,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国认琉球为日本管辖，则未免过当也。
夫琉球进贡中国，球王即世、中国遣使往封，事在"萨摩"征球前二百余年。
当萨摩入球时，封贡曾否停止，吾不知也；历年来琉球仍进贡中国，其陪臣子弟仍入北京国子监读书，球王即世、中国仍遣使往封：事事如初，众目共见、众耳共闻。
谓"琉球既隶日本"?封也、贡也，彼何以不知；知之，又何以不禁！
为日本者? 既攻琉球，则当废琉球之主、更琉球之政，以示君威；乃一一听其自治、一一率由旧章，行之二百余年矣。
今乃忽然昌言曰：「当是时，吾既灭其国,而有之矣」；谁则信之！
查琉球官吏上书有曰：「历奉日本严戒，勿以萨摩一事显告中国」；
又曰：「使臣进北京时，必令其盟誓勿泄」。
苟琉球既为己有，何不直禁其遣使，而私相盟约不敢告人?；
可见一千六百十年(1610)以来，琉球一岛，日本并未视为己有也。
至日本并球、击台等事，并未知照中国，而谓「琉球为其所为」；是与一千六百十年,萨摩谓「琉球为其所为」，无异也。
公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1874），日本兴兵至台代球民复仇；中国过问，几动干戈。
日兵至台时，统领"西乡从道"照会"闽浙总督"李内称：『日前台湾生番劫杀备后民四人，后又惨害琉球难民五十二人；特此兴兵复仇』云云。
闽浙总督覆文内称：『琉球，中山故国也；臣事中国巳数百年，极其恭顺。而中国待之，不分畛域。是以本大臣札饬台湾地方官严拿凶犯，秉公办理』云云。
闽浙总督二次照会，更属了然；内称：『球人是我属民，其被生番惨害一事，自应由本大臣饬令地方官查办，不必贵国费心。况贵国之备后四人未遭惨戮，不过被劫』云云。
吾读此文吾，已知"巴君"之谬，然尚未知成立之约何如；
及取阅之，乃知"太久保"与"总理衙门"所定者,曾无一「琉」字、一「球」字，第言「有国当保护己民」而已。
此一役也，中国自始至终皆不直日本所为，谓其"藉端滋扰"。
注：
中国明清两朝五百年间藩属琉球视皇权朝廷为其主权国，且不与二心为倭寇诱惑所动摇而改变。
清朝时期，琉球国为 闽浙总督 所统、福州布政使司、福州知府 管辖。琉球国文书 须先申 府，府 申 道，道 送 司，司 再呈 督、抚。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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