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最终大失败之二：美国只怕中国毛泽东化，不怕现代化

国防部发言人：没有什么锁链能够锁住中国       
http://www.CRNTT.com   2017-11-30 16:43:45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中评社　徐梦溪摄）
　　中评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　徐梦溪）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在回答有关解放军空军开展出岛链远海训练的问题时表示，有关训练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类似的训练我们今后还会继续搞下去，没有什么锁链能够锁住中国。

　　有记者问，台湾军方23日称，解放军轰－6K等各型军机开展出岛链远海训练，其中部分机种经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后沿原航路返回基地，台湾军方全程依规派舰机进行监侦应对。有媒体称，中国空军出岛链训练已成为常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表示，这个问题之前已经回答过多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关训练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类似的训练我们今后还会继续搞下去。

　　“我还注意到，你在提问当中多次提到‘岛链’这个词。我在这里强调一下，没有什么锁链能够锁住中国。”吴谦说。

台评：中国模式崛起与台湾民主傲慢
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 11:48 AM
来自/中时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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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克萨斯思想者大会今年首度邀请大陆学者与会，復旦大学教授张维为与欧美顶尖意见领袖就当今国际大势和大陆发展模式展开辩论。张维为是大陆活跃的意见领袖，他认为大陆崛起的背后有其文化、制度的优势，也有能力不断修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错误，这场辩论是近年来中西治理模式之辩的缩影。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只看到大陆的发展成就，但并不认同大陆的发展方式，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不断陷入治理危机，全球化趋势也接连受到“黑天鹅”事件冲击而逆转，西方国家开始探讨大陆的发展理念乃至发展模式。对台湾来说，也同样身处变局。

两岸政治社会制度不同，但同属中华文化，面对大陆快速的发展，更需要翻转过去的视角，不能再以「民主的傲慢」对大陆发展经验不屑一顾，而应正视自己出现的种种问题，学习借鉴大陆的经验。

两岸之间虽有制度之争，但争论并不是为了展现所谓的优越感，更不是贬抑乃至仇视对方，而是为自己的发展道路寻找参照，检视自己发展经验的利弊得失，并加以修正，这才是理性务实的治理态度。大陆既然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显然有其合理性，台湾当然不能视而不见。

一个显而易见的对比，在大陆能不断透过改革解决面对的新旧问题，正如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所言，“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台湾民主化近30年，却仍然深陷不断制造问题的恶性循环中，旧的问题未解决而新的问题却层出不穷，每一届新政府上任后都高喊改革，卸任之后却都留下烂摊子给下一届政府。如此循环往復，台湾的竞争力也在虚耗中不断沉沦。

当然，大陆的所谓“中国模式”不尽然是永世典范，“中国模式”是现在进行式，其本身也在不断修正之中，对此，大陆也应该有清醒的认知，不要因为目前的成绩而骄傲自满，甚至认为已经能够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式发展模式平起平坐，甚至能够取而代之。过去百年时间，曾出现许多成功的发展模式，苏联曾与美国平起平坐，成为全球两霸之一，最终却落得崩解的结局；日本也曾一度急起直追，大有赶超美国之势，日本经验也曾风靡全球，但在广场协议之后却随之迎来“失去的20年”，到现在还未恢復元气，鑑往知今，值得大陆警惕。

中央研究院朱云汉院士对当前的逆全球化潮流和全球治理改革有深刻的洞见，他认同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伊的见解，中美两大国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乃至兵戎相见的概率其实并不大，而更可能出现的局面是“金德尔伯格陷阱”，意即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财提供者角色的时候，中国大陆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来填补这个真空。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以来，美国主导了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同时也扮演着规则制定者和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但在朱院士看来，美国在此过程中也不尽然扮演着完全正面的角色。

事实上，许多纷争以及当前的许多困境恰恰是因美国而起，旧秩序的根基在眾多衝突中也已经开始动摇，国际体系进入了秩序重组时期，人类正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阶段。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也渐渐转轨中国推进的全球化方案，大陆的“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推进的全球化方案代表作。朱云汉提醒，旧秩序不是一夕之间崩解的，新秩序也不是马上就能确立的，新旧秩序还会并存很长时间，形成一个漫长的过渡期。

这正是大陆当前所必须审慎面对的现实，好在我们也看到，大陆并不急于取而代之，而更倾向于与美国扩大合作，共同解决当前世界面对的诸多问题。针对区域纠纷，大陆也抱持有限参与的原则。

大陆务必要保持战略定力，冷静面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并对自身的问题保持谦卑的态度，不断自省。也只有这样，中国模式才能渐趋发展成熟，才能真正为各国所学习借鑑。

台湾面对国际新秩序的重新建构，必须诚实面对制度劣势问题，并重新确立台湾与大陆及世界的关系，若继续与大陆为敌、仇视中国、否定大陆的制度与模式，台湾将加速没落。

鲍盛刚：中美2535亿美元大单的意义
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 03:30 AM
文/鲍盛刚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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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刚

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之行圆满结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2535亿美元贸易大单，这无疑是一种震撼。首先，它说明中美关系发展前景巨大，而且这种发展将是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的。

其次，它说明中国与其说是美国的威胁，不如说是美国的机遇。其三，它说明美国须转换思路，与其说遏制中国，就能够使美国再次强大，不如说美国只有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对、做好，才能再次强大。

目前，美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双方关系如同山雨欲来风满楼。30多年前，中国实行引进来的政策，这是第一次中国机遇，美国抓住了这一机遇。可以说，中国引进来政策拯救了大批美国企业，否则这些企业早已破产倒闭，而不是继续留在美国，投资美国国内。

这些美国企业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最大赢家，问题是这些企业利润没有在美国国内得到公平分配。再有一个问题是美国政府自己不作为，忘记了在推进产业转移的时候，加快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忘记了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以至于“腾笼换鸟”变成了“鸟飞笼空”的结果。这又能怪谁呢？

随着中国实行走出去的战略，美国正在迎来第二次中国机遇。因为美国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如何推进再工业化，唯有如此美国才能走出经济低迷，提升就业，增加政府财税收入，支撑庞大的政府支出，并让美国再次强大。

美国要再工业化，关键在于解决由谁来投资？生产什么？向谁出口？环顾世界，显然目前唯有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做到这一点。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全球化，打开了经济全球化这个潘朵拉盒子，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是最大的得益者，它们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中国成为它们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其二，中国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成为中国崛起的第一推动力。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在中国都有投资。由于大量外资涌入，使得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三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

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不久将超越美国。

但是，目前中美经济关系的这种互补性已经发生变化。一，由于美国已经没有钱继续购买中国的产品，除非中国继续借钱给美国花。二，美国认为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所以美国要再工业化，要自己生产，还要自己出口赚外汇以便还债。三，美国还要重新制定全球贸易规则，将中国排挤出去，不想跟中国再玩了。不仅如此，美国还要在军事上遏制中国，搞什么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

由此中国加工出口主导型经济结构难以为继，不得不改变为以扩大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对全球进口需求日益扩大。

同时，随着中国国内资本投资过剩，中国正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这事实上反过来又有利于世界经济与中美经济的再平衡，全球资本显然已经再一次嗅到了中国机会，其中自然也包括美国资本。中国人的购买力不断攀升，这对美国的经济是大好消息。

中国经济更强，就意味着其企业和中产阶层消费者群体更加壮大，也意味着美国出口的新买家更多。美国要再工业化，要扩大出口，自然最关键的是要寻找买家；而中国现在摇身一变，显然已经成为全球的最大买家。

美国要再工业化，自然需要投资，所以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曾经表示：“国家之间最持久的经济关系是直接投资，而非贸易或债券投资。”虽然中国的对美直接投资远不及其国际投资的其他部分，但正在不断增加。

2013年，中资企业花费140亿美元收购美国企业或在美设立分支。单是2014年头三个月，中国人就在美国花掉了这个数目的约一半。华盛顿的决策者担心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而在美国的州、城市和地方商会，领导者正竭力吸引能创造良好就业的中国企业。

中国如今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世界经济正在迎来第二次中国机会。如果美国明智，让中国投资进来，那么随着中国继续发展，美国也将变得更加富有。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的粗略计算，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可能超过20万亿美元。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约占GDP的5%，若该比率届时继续上升至合理的10%，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将达2万亿美元。目前美国仅吸收约2%的中国对外投资，若该比率上升至15%，届时美国将吸收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将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这意味着将有百万美国人被中资企业所雇用。当今世界是一个国与国不断相互依赖的世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美国的问题无疑在于其挥不去的冷战思维，在于将国与国的经济关系政治化，这不仅损人也不利己。如果美国不能改变其思维，识时务，必然将失去第二次中国机遇，失去自身经济复兴的时机，在经济不断全球化的大潮中陷入闭关自守，不断被边缘化的困境。

作者原为国际政治学者

现任职于一加拿大国际集团

中国经济更强，就意味着其企业和中产阶层消费者群体更加壮大，也意味着美国出口的新买家更多。美国要再工业化，要扩大出口自然最关键的是要寻找买家，而中国现在摇身一变，显然已经成为全球的最大买家。

八项规定五年成绩单：逾26万人被处理
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 02: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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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30日）公布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五年以来的“成绩单”。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10月31日，中国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9万3168起，处理26万2594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4万5059人。

据新华网报道，从级别分布来看，省部级被处理的人数为24人，其中给予党政纪处分的22人；地厅级被处理的人数为2329人，给予党政纪处分的1555人；县处级被处理的人数为1万9619人，给予党政纪处分的1万1882人；乡科级被处理的人数为24万零622人，给予党政纪处分的13万1600人。

从违规类型来看，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等问题共6万2051起，占总数的32.1%。


此外，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三类问题比较突出。

其中，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共3万5597起，占总数的18.4%。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2万6741起，占总数的13.8%。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共2万1313起，占总数的11%。

另一方面，大办婚丧喜庆、违规公款吃喝两类问题也较为突出，总数均超过1万起。其中大办婚丧喜庆问题共1万9469起，违规公款吃喝问题共1万6615起，分别占总数的10%、8.6%。

于之伟：从中朝真实历史因应朝鲜核危机
2017年12月2日 星期六 03:30 AM
文/于之伟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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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之伟

最近朝鲜核危机搅动了世界的目光，如果说巴尔干半岛是欧洲的火药桶，亚洲的火药桶则是朝鲜半岛。朝鲜仍旧坚持主体思想与先军政治，为了维持自身安全，大力发展核武器，不断引发朝核危机，为东亚的稳定平添了不少危险因素。

朝鲜发展核武，造成了东亚局势的紧张。无论是朝鲜还是中国，将局势紧张的责任归结为美国的敌对，从外交与宣传的角度而言并无不妥，但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言：“把责任推给美国，如果只是外交辞令，那还可以理解；但如果真的这么想、这么做，势必犯下颠覆性的历史错误。”冷战时期朝鲜的背后无疑是苏联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影响无疑最大。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应当抓住主动权与主导权。只是而今的中国对朝政策似乎失灵，处于一种进退维谷、无从入手的窘境。在人们看来，中朝之间不是不散打不烂的血盟兄弟关系，相反的正处在一种冰冷的状态。


近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特使、中共中联部部长宋涛访朝被高调报道，有学者认为会使中朝关系回暖。但笔者对此观点存疑，中朝的冰冷状态在短期内恐难化解。

值得注意的是，现今大多数中国人甚至领导层大概仍深受长期以来宣传的影响，对中朝之间血与火凝结成的友谊深信不疑。然而，中朝之间的事实已经表明这种友谊似乎并不存在。

中朝“血盟”怎会成“怨侣”？这使人迷惑不解，中朝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笔者认为要因应朝核危机，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弄清楚中朝之间现在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去梳理与考察，也只有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历史学研究者，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研究者，才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归纳，才可以从不同的解释框架出发进行对话和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沈志华教授新著《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年至1976年）》，该书叙述了中朝之间的真实历史，通过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视角，讨论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止的中朝关系，破解了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

在这本书中，作者坦言中朝在朝鲜战争期间，双方就没有结成血盟，而已是怨侣。只不过由于在冷战环境下中朝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需要，而必须对中朝友谊进行宣传。书中对于“八月事件”、中国从朝鲜撤军、中朝边界纠纷等问题，做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研究。

全书的中心议题就是要讲清楚中朝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毛泽东和金日成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总结出毛泽东时代中朝关系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和金日成对中朝关系的处理，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与朝鲜提倡的“主体思想”，及反“事大主义”之间的博弈，反映了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不对称同盟关系中大国与小国的特殊现象，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弊病。

从来不是血盟关系

中朝之间血盟只是神话。双方关系从来不是血盟，而是起伏不定、冷暖无常。实际上，中朝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与金日成的关系。毛泽东力图打造革命的“天朝”，用传统的“天朝”观念来处理对朝关系（对外关系）；而金日成则始终追求朝鲜的独立自主与个人的专制统治。毛建构革命“天朝”的最终目的，则是要领导世界革命，统御寰宇。

在毛身上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悖论，传统中央王朝的理念与现代世界革命的理想集于一身，运用传统的王朝观念，去实现革命理想。在毛泽东身上传统与反传统并存，在反传统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坚持传统。在反传统的同时又建立了新的传统（革命传统），这种传统对中国影响之深，波及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革命传统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维与行动。

而朝鲜历来遵奉事大主义，依附于强国，追随势力最大者，充当小弟。金日成作为中苏共同栽培的“小树”，必然也多少会采取这种朝鲜的传统政策，依附于苏联或者中国。这体现出金日成传统的一面，但由于其终生目标就是朝鲜独立自主和个人专制统治。这就要求金日成又必须反事大主义，具有反传统的一面。

对朝鲜而言，追随苏联与依附中国是同样不可或缺，这是金日成的现实需要，故而在事大与反事大中纠葛徘徊，在现实与理想中颉颃。长久以来，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朝鲜具有强烈的小中华意识。中朝之间联系自然紧密，在坚持这种传统的同时，由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金日成又受到苏联的栽培而自然倒向苏联，抛却传统的小中华意识而是以主体思想来替代，进而逐步树立起自主的意识形态。

毛打造革命的“天朝”是一个“大理想”，金则有自己的“小主意”。毛泽东为了实现理想而付出巨大代价，给朝鲜经济援助，甚至出让领土，就是为了拉住朝鲜，使其能够忠心追随中国。而金日成则恰恰左右逢源、两边讨好，经济上依赖外援，政治与外交上争取独立自主。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或者说中朝之间的这种张力，最终决定了双方关系的走向。

沈志华研究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上通常是党国不分，这是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之间的上下级领导关系移植到国家关系上，以党代国，造成国家间不平等与不正常的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传统的宗法关系。

在笔者看来，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信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存在着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纠葛，在观念中都强调国际主义为先，并没有严格和明确的领土与主权概念，国家也只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暂时现象。只是在朝鲜多少有些特殊，在金日成眼中则是民族主义为先。

朝鲜依赖中苏保障自身安全，竭尽所能千方百计的索要各种援助，究竟是偏苏还是向中，完全取决于哪方给予更多的好处，其功利性相当明显。即便在冷战后的中朝关系中依旧如是。

不管怎么说，朝鲜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国家之一，在实用主义原则下灵活的处理与中国关系，但是其意识形态的斗争思维始终没有改变，反美即是其一直未变的国策，这就造成灵活下的不灵活，金日成在批评毛泽东教条主义的同时，自己也不自觉地成为教条主义者。

金正恩显然多少也继承了金日成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虽然短期内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长期而言，却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困境，不但外部生存空间丧失，而且内部经济也难以发展。冷战后的朝鲜确实实现了独立自主，但是也失去了以往的安全保障，不得不求助于发展核武器而达到自卫的目的，对朝鲜而言，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故此无论国际社会如何努力，朝鲜都绝不可能弃核，朝鲜半岛无核化也只是镜中月水中花。

而今中朝关系实际上早已是正常的现代国家关系，但决策者在主观上还似乎并未认知。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与朝鲜的宿敌美韩建交，在朝鲜看来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尤其当中国放弃世界革命之时，中朝之间已然分道扬镳。沈志华的这本著作，不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更为可贵的是它将对中国对朝外交决策发挥作用。

正如北京大学牛军教授所言，由于朝鲜半岛是当今最有可能使世界陷入核战争灾难的地方，各国那些自诩为当政者献计献策的人，更有必要认真阅读这本书，以便搞清楚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无知达到何种程度，以及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唐代白居易曾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沈志华的著作在朝鲜再度引发核武危机、东亚局势骤然紧张，再次考验中朝关系的时刻出版，在增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无疑对于民众了解真实的历史，国家制定外交决策帮助良多。

可以说，欲处理好朝鲜问题，了解中朝之间真实的历史是必要的前提。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制定对朝政策，彻底解决朝鲜问题。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应当抓住主动权与主导权。只是而今的中国对朝政策似乎失灵，处于一种进退维谷、无从入手的窘境。                                                  

美日想用什么岛链封锁中国，适得其反！ 美国背叛反法西斯同盟堕落成为勾结日寇法西斯势力，继承希特勒的反共事业，阻碍人类和平的魔鬼！不但遭到别国的抵制更会受到国内人民的反对！别看它有十一艘核子航母,军费比中俄之和的三倍还多，满世界挥舞大棒，寻找打击的对手；在中国面前只能是班门弄斧。敢对中国玩小聪明必定请君入瓮！

郑永年：当代西方的处境及其未来
2017年12月5日 星期二 0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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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专栏

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的治理危机，也就是秩序危机。无论东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秩序岌岌可危。甚至一度被视为是“历史的终结”的西方民主政治，似乎也进入一个非常态。

收入的巨大差异、社会的高度不平等、恐怖主义的日益盛行，这些因素在深刻影响着欧美的现存秩序。在美国，各种因素促成了特朗普那样对现存制度极具冲击力的政治人物的崛起，企图重建社会；在欧洲，英法德政治人物仍然苦苦守着旧的制度，但经常是力不从心。

不难理解，如果现在的这些情况继续，得不到有效改善，当人们不可容忍的时候，即使民主政治也有可能回归集权，演变成专制。历史地看，没有一个政体会是永恒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更是出现集权和专制的大趋势。诸如普京、莫迪和埃尔多安那样的领袖，都是在以建设新秩序为名，寻求自己政治权力的最大化。


这些领袖似乎都在想办法解决秩序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真的想建立新秩序吗？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深化秩序危机。原因很简单，尽管意图可能是良好的，但他们并不能对今天的秩序危机有正确的诊断。

如果从大历史看，这个时代的秩序危机背后是人的危机，即人在这个新时代和新处境的自我认同问题。解决不好人的危机，无论怎样的秩序建设都难以应付这个时代的危机。秩序不是抽象的，所谓的社会秩序是以人为中心的秩序。

很显然，今天所有这些领袖的核心并非“人”，而是“非人”，例如资本、经济发展、市场、权力、治理（对人的管理）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处境”，而非人本身。在这些成为人们关切的重点的时候，就导致了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的恶化。或者说，一旦人们把秩序建设的核心从人转移开，而到了这些“非人”因素，那么秩序危机不可避免。

不过，人类的进步也是源自于人的危机。这一点从西方文明的发展可以看出。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因为人的危机。或者说，社会进步就是人的进步。今天，人们怀念古希腊城邦制度，因为一些城邦的制度安排关切的是人。

雅典实行的是典型的共和制度，是为了解决人的利益和荣耀问题。今天西方所说的“政治人”就来源于古希腊。“政治人”的假设的基点是人对政治的参与。“政治”就是人的“处境”，人人必须参与能够影响自己的“处境”的营造和形成。

古希腊也出现了专制的政体。亚里斯多德对古希腊不同政体的探讨，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人的制度安排。和今天的人们不一样，亚里斯多德并没有把“民主”视为是最理想的政体，他认为一种混合的政体才是最理想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混合政体最能体现人的价值。

欧洲的中世纪进入了神权时代，被欧洲人称为是“黑暗时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个时代放弃了人的权利，一切都要听从上帝和神的安排。不过，历史地看，即使这个宗教时代，也并不是那么黑暗，也为西方留下了丰富的有关人的价值的文化遗产。宗教和上帝至高无上，但其中仍然有“人”的因素。

在中世纪，亚里斯多德的“自然法”学说得到发扬广大。自然法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权利”，宗教在西方人权进步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上帝”是抽象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是平等的。不管怎样，经过宗教改革之后，西方演变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这一文化在近代之后逐渐演变成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

中世纪也发生了教权和世俗政治权力之争，经过长期的斗争，宗教和政治被分开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自然法得以重新解释来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自然法的中心从神转移到人；教权继续强调上帝，但政府则转向法律。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

在西方“人”的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运动能够像文艺复兴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文艺复兴真正确立了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的价值并非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加以衡量的，人是衡量人本身价值和其他东西价值的唯一尺度。

今天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包括人权）都已经在文艺复兴运动得到弘扬，演变成为类似信仰的东西。这已经不是对“神”（上帝）的信仰，而是对世俗事物的信仰。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型，即对“神”的信仰转化成为对世俗的信仰。直到今天，这种信仰也足以解释西方社会为什么对人权具有如此的关切。

探讨实现人的价值的制度　

如果说文艺复兴确立了人的价值，那么探讨一种能够实现人的价值的制度，则是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启蒙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政治制度领域。就制度而言，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政治开始进入近代。之前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启蒙运动把变革引入政治制度领域。古希腊实行过民主，但现在形式的民主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开始的。

启蒙运动之后，宗教力量不断退却，而世俗权力得到强化。随着主权国家概念的出现，西方开始出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西方国家之间、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无穷的战争。不过，民族主义最初的意义也是为了保护和实现人的权利的。

民族主义的假设就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最典型的是当时自由主义的表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自由民族主义看来，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确立自己的国家最能保障和实现自己的权利。

从一个侧面看，民族主义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国家层面的表达。尽管它以实现个人权利为目标，但最终走向了反面。首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是个灾难，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多民族”性质，民族主义意味着国家的分裂。其次，民族主义通过与其他民族为敌而强化自己。

不难理解，民族主义在内部造成了内战，在外部造成了战争。这种现象直到现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经常变本加厉。即使西方内部，种族问题（民族主义的变种）也经常给少数族群造成“处境”危机。

对西方人来说，人权的“敌人”不仅仅来自早期的宗教和专制时代的政治权力，也来自资本。尽管在向君主专制争取权利过程中商人群体扮演了主要角色，但代表资本的商人群体很快成为人权的“敌人”。自16世纪以降到马克思时代，商人或者资本是西方“公民社会”的主体，但到马克思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不过，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资本或者经济本来是人的“处境”，是为人服务的。但在原始资本主义那里，资本和利润本身成为了目标，而人反过来成为了工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异化”了。而人是很难承受这种“异化”状态的。因此，在欧洲大陆很快社会主义风起云涌，这场运动的目标就是向资本争取人权。

欧洲人自己找到解决危机方法

从时间点来看，民族主义运动早于社会主义运动，但一旦社会主义运动崛起，民族主义运动具有了巨大的动能，对外极具进攻性。在欧洲，这两场运动的结合导致了一战和二战。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世期间已经目睹欧洲国家之间不间断的战争，他对欧洲近代的转型的结果似乎早有预见。欧洲人拥有同一个上帝、同一个文明、同一个文化，为什么还互相杀戮呢？尼采因此勇敢地宣布“上帝已死”。“上帝”不再能够为人提供生存的意义，人们需要寻找生命的新的根源。

不过，上帝并没有帮助欧洲人解决人的危机，是欧洲人自己找到了解决危机的方法。二战之后，欧洲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功不可没，因为这场运动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从原始形式转型到福利形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福利资本主义，并非资本本身发展逻辑的结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

直到现在，尽管福利社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一制度的确帮助人们实现了多方面的人权，例如免于饥饿、不会因为贫困而不能就医、体面的生活等。战后大众民主的出现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关联的。大众民主在有效支撑了福利制度的同时实现了人们的政治权利。

那么，今天西方的人的危机根源在哪里呢？原因很简单，还是回到马克思，即“异化”。人的危机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全球化的结合和互相强化，导致了西方制度的重心，从人转移到了资本和财富，而民主这一近代以来人们用来制约资本的手段在资本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全球化、资本和移民，一切都处于流动之中，这是最符合资本的逻辑，因为对资本来说，只有在这些要素的流动过程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发展和利益。不过，在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这个过程中，人的危机出现了，因为社区不见了，地方共同体不见了，财富掌握在很少一部分手中，社会高度分化。社会的各个群体再一次找不到人的意义。各种冲突，包括阶级的、不同群体的、宗教的、种族的，甚至恐怖主义，无一不是人的认同冲突。

到现在为止，西方社会对各种冲突仍然持容忍的态度，包括对阶级分化、对不同宗教、对不同种族的容忍。但这种容忍能够持续多久？这没有明确的答案。民粹主义、隐性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明显在抬头。

特朗普的选举犹如美国白人的公投。欧洲内生型恐怖主义的崛起也在和欧洲主流社会的忍耐度竞争。一旦忍耐度失去会发生什么？会再次走向宗教冲突吗？像马克龙那样的欧洲年轻一代政治家，能否再次“革命”把西方的重心，从资本或者政治再次转移到人？

一句话，如果不能有效改善“人的条件”，那么不管怎样的治理制度都难以应付日益深刻的危机。尽管治理的对象不可避免地是人，但人不仅仅只是一个管治对象，而且也是主体。如何突出人的主体性，那是当代社会秩序甚至国家秩序重建的最大难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特朗普首个国安战略有四大支柱 自比里根时代“结束混乱”

2017-12-05 04:00:00环球时报 张朋辉 分享 参与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张朋辉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周内推出其首个国家安全战略。目前起草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新的战略将有四个支柱：国防、经济、力量和反恐怖主义。“这标志着美国利用新的强硬手段应对一系列全球安全挑战的开始”，《华尔街日报》3日这样评论称。
　　据新闻网站Axios4日报道，特朗普已经签署了这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整个草案已几近完成，而所有的主要负责人——美国防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财长姆努钦等——都已经就其核心部分达成一致。该战略文件将会很快被公布。
　　“这份草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沙德洛花了几个月时间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迪娜·鲍威尔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共同完成的。其间，沙德洛和鲍威尔面见了数十名国会议员、网络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以及军事战略家和企业家。目前，该草案已得到了蓬佩奥、科茨、塞申斯、罗斯等多名重要人物的支持。该文件将在本周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被审议。”

　　Axios分析称：“这份国家安全战略会解释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口号将如何适用于美国现今面临的广泛威胁：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俄罗斯对外施加影响力的行动、太空武器化等等。据三个熟悉该文件的信源称，这份文件将用来指导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
　　《华尔街日报》3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该战略应对的问题还包括朝鲜核武器威胁、全球恐怖主义及伊朗问题。麦克马斯特说，该战略将寻求制定特朗普政府扩大全球合作关系的条款，明确这些同盟关系将仅在其他国家采取更多行动的条件下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华尔街日报》还报道称，虽然美国国会为2018年安排了7000亿美元巨额经费，不过国会的保守派议员并不满意。此外，麦克马斯特在谈到当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弗林认罪、国务卿蒂勒森辞职风波等争议问题时说，这些都不影响美国的安全战略。 ”
　　此前有媒体报道，新政府将自己同里根政府作对比，认为两者很相似，都是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之后登场，用强硬的手段帮助美国“重拾信心”，恢复大国雄风。麦克马斯特还引用里根曾经说过的话，“以力量求和平”，用更加强硬的手段应对美国的“威胁”，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如果美国新安全战略更加注重军事手段，对外更加强硬，同里根政府的安全战略确有很多相似之处。
　　“坚定”“现实”——熟悉这份国家安全战略的消息人士这样形容该文件，它和以往的战略相比少了些雄心勃勃和理想主义。“批评者可能会认为，它放弃了美国的价值观和在道德领域的领导力，因为特朗普依然没有兴趣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广民主理念。”消息人士形容称，特朗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是对过去16年美国外交政策的“纠正”，过去美国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并没有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项上。“特朗普政府的这份文件不会做这样的事”。
　　Axios报道称，特朗普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有三个方面值得期待。首先，这份文件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保护国土的关注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都要高。第二，该战略将把经济竞争力视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面对中国时，而这与特朗普一直以来认为的外国在占美国的便宜和偷走美国的工作机会的观点相一致。第三，文件还将聚焦技术威胁的上升，比如俄罗斯所打的“混合战争”和太空武器化所取得的最新突破。前美国防长和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的幕僚长巴什表示，一任白宫政府在其就任第一年就完成国家安全战略很不同寻常，不过他补充道，只有真正实现这些目标，这份战略文件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有用的，“最困难的部分现在才开始”。
　　根据美国国会1986年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构法案》规定，美国行政部门每年都要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广泛的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话题作出阐述，美国布什、克林顿时期，基本每年都要发布报告。不过在一些总统任内，这一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比如奥巴马政府只在2010年和2015年发布了两次报告。这些战略安全报告确定了美国大的外交框架，比如1999年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外交的三个目标“国家安全、经济繁荣、推广民主”等大体为后来政府所遵循。

美媒：尽管成就切实存在，但中国尚未接管世界

2017-12-05 04:00:00环球时报 克里斯托弗·鲍尔丁,王会聪译 分享 63参与
　　美国彭博社12月4日文章，原题：中国或许不能接管世界  几乎每一天，美欧中三方的报纸都刊登有关中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威力的吸睛大字新闻标题。尽管中国的成就切实存在，但它们未必表明西方失败或中国已接管世界。在宣扬此类成就的同时，评论家们通常忽视使之形成的结构性因素。
　　中国许多最具创新力的企业不仅受到政府支持和保护，还受益于使其业务更切实可行而非相反的结构性环境。这些企业在一种充斥着各种挑战和投入的独特熔炉中蓬勃发展，而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或许并不存在同样的挑战和投入。
　　不妨以世界都承认中国是领军者的移动支付为例——去年中国人使用其手机消费达5万亿美元，是美国的50多倍。该数字料将在今年继续稳固增长。助推移动支付应用的是两种结构性因素。首先是中国的“陈旧”银行系统，它们通常为大企业而非消费者的利益服务。这种现状阻碍信用卡文化在商家和顾客中的发展。其次，中国人将其使用智能手机的1/3时间用于(腾讯公司的)微信，这不仅限于相互发送消息，还包括叫出租车、交流商业信息和积攒忠诚度积分等。与此同时，阿里巴巴去年垄断(中国)60%的电商市场且将在今年明显超过50%。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两家企业能像它们在中国这样占据消费者的时间。

　　相比之下，西方消费者拥有太多选择，尤其就支付而言。他们能使用现金、信用卡、借记卡、支票、贝宝以及近来出现的苹果支付等移动支付系统。尽管移动支付正在兴起，但其他支付提供商也在开展创新。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使用银行卡至少不需要下载软件和学习一种新技术。
　　在其他领域亦能找到类似例子。已吸引西方极大兴趣的自行车共享热潮，也基本上是中国独特环境使然。低收入中国人已被“超便宜”的服务所吸引，以解决赶往和离开公共交通站点时的所谓“最后一英里”问题。这种技术之所以没在西方首次出现是因为当地消费者——即便是在兴起自行车热的荷兰——并不真正需要此类极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所有这些并非意在贬低中国企业已取得的非凡成就，而且鉴于正对人工智能大举投资，它们很有可能将发明更多技术。问题是此类公司和技术一旦被移植到不同的环境将会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对中国商界来说，主要困惑之一是其企业为何仍难以在国际上扩张。答案或许在于它们正为那些完全不同的海外问题提供(中国)解决方案。除非它们能迎合在迥异于中国的环境下生活的消费者的需求，否则其取得的非凡成就或许就将仅限于中国境内。(作者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克里斯托弗·鲍尔丁,王会聪译)

调查：税改对美经济刺激有限
2017-12-05 03:01:55|来源：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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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相继通过特朗普的税务改革方案，一项调查发现，税改对美国经济的刺激有限，部分经济学家认为，2019年年底前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并认为贸易保护以及加息会造成经济收缩的风险。美国参议院上周末通过税改，美元兑日圆周一反弹至两周高位。\大公报记者 郑芸央
　　根据美国全美商业经济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一项调查显示，由美国共和党支持的税改及财务刺激措施，将为未来两年的美国经济带来温和刺激作用，预计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会提升0.2个百分点至0.39个百分点。此外，约五分一受访经济学家预期税改将带来更大好处，惟另外有五分一的经济学家则预计对经济增长不会带来太大益处。
　　签署前屡修改具潜在影响
　　该项由全美商业经济协会进行的调查，在十一月六日至十五日访问51位受访者，调查发现，受访经济学家之中，部分受访者同时预计，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自该项调查进行以来，共和党的税改议案经过不少变化，这或会改变税改对经济造成的潜在影响，而在呈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案之前，参众两院可能会就税改作出进一步修改。
　　该项调查结果显示，略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预计，经济衰退或在2019年年底前出现，其中大部分人预计经济周期在2019年下半年见顶；而48%的人则认为经济扩张起码持续到2020年。另有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扩张构成最大风险是贸易保护主义，其次是股市显著下跌，以及利率上升。
　　经济学家对于劳工市场紧张、但工资增长依然疲弱的理由看法有分歧，约30%受访经济学家将此归咎于生产力增长疲弱，27%受访者指称是低通胀所造成，19%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是人口老化因素所致。
　　由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推动的税改，对于经济的影响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共和党人表示，税改方案释放出来的额外增长，意味减税将透过收入增长自我补偿，惟不少经济学家对此并不认同。白宫表示，税改方案将触发企业投资热潮，推动增长保持在3%的步伐，并会弥补降低税率带来的税收损失。
　　美汇扬 美元兑日圆两周高
　　美国参议院上周六通过税改方案，刺激美元上扬，美汇指数周一升0.51%，至93.355水平。美元兑日圆曾涨0.95%，至113.07水平，为十一月十七日以来最高；每百日圆兑6.96港元。欧元兑美元曾跌0.59%，至1.1836。澳元兑美元亦曾跌0.51%，至75.8美仙。
　　澳洲联邦银行外汇策略师表示，至少在短期内，美元走势将会向好，惟2018年美元上升潜力有限。瑞穗证券外汇策略师表示，美国经济指标及税改进展正面，对美元带来支持，市场目前关注到美国政局对美元的影响。

40年来，我们在无路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好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