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南中国海《更路簿》之路

解说南中国海《更路簿》之路
来源:中国海洋报。文：刘义杰。二次编辑：八重王





上图：「苏承芬」保存的祖传《立东海更路》。


　　欲读懂《更路簿》，除了要知道航海中“更”的本义，还需了解其中的“路”为何义。我国古代航海自从有了航海罗盘以后，“放洋，全以指南针为信。认定方向，随波上下，曰针路”。《更路簿》中的“路”，便是记录指南针指示方位的针路。

南宋时，地理学家「赵汝适」为了总结海外交通情况，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和文献，撰成《诸番志》一书，该书是我国反映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盛况的一部经典性著作。
「赵汝适」在“海南”一章中说：
“海南岛‘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渺茫无际，水天一色。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

这里的“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指的就是位于海南岛东南方向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那时的航海家通过长期总结的航海经验，了解并掌握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复杂的海况，远洋航行的船只要从此经过，就可以根据指南针指示的方位，尽量避开这两个海区。生活在海南岛地区的渔民以三沙海域为主要的活动场所，他们需要比远洋船舶更加细致的针路，用来在这片被他们称为“祖宗海”的海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这比远洋船只更详尽的针路就是《更路簿》。海南渔民就是根据《更路簿》上记载的三沙海域针路，纵横驰骋在三沙这片海域。

记载针路的航海指南工具书，出现在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的北宋时期。北宋末的宣和年间已经有明确记载，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公元1124年）一书中就记载了航海时使用“指南浮针”来辨别方向的情况，该书也被认为是最早记载航海针路的一部书。此后，凡是专门记载指南针针位，指示航路的工具书，就被称为《针经》《针簿》谱》《针本》以及《针路簿》等，这些工具书经整理加工后，形成了综合性的指南书，一般被冠以“海道针经”的总称，历史上著名的《渡海方程》、《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指南广义》就是这类航海指南工具书。
清代从福建闽南传到台湾地区的针路簿，又被称为“洋更”、“水镜”。海南岛的海道针经，除了“更路簿”这一名称外，还有“更流簿”、“水路簿”等称谓。

　　《更路簿》是具有鲜明海域特色的《针路簿》，其所记载的针路主要集中在南海地区，个别的也会扩及南洋海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地区。综合考察目前已经发现的《更路簿》，大部分是三沙海域与海南岛之间的针路，航海家们在《更路簿》中体现的对三沙海域各岛礁的熟悉程度，正是他们数百年航海经验积累的成果。《更路簿》中还记载有多条以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岛为始发港航向新加坡等地的航线，说明我国渔民曾长期以南沙群岛为渔业中心并以此为渔港和商贸基地，开辟出通往南洋的商贸航线，它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海南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更路经》传承人之一苏承芬保存有一部《更路簿》（如图）。这部《立东海更路》是祖传的珍品，由苏承芬转录并订正，这里的“东海”是海南岛渔民对西沙群岛的传统称法。


该《更路簿》的第一条针路是：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驶到十二更时，驶半转回乾巽、巳亥，约有十五更。”

这是从海南岛潭门港（大潭）起航前往东海即西沙群岛北礁的针路，从潭门港起航时，航向用“乾巽”针位，在航海罗盘里，乾（西北315°）和巽（东南135°）为对坐的针位，称为“对针”，乾和巽在航海罗盘的24个方位中均可单独指向一个方位，称为“单针（丹针）”。
这种”对针”是《更路簿》比较独特的地方，它用最简便的方式记载了潭门港和西沙北礁间的往返针路。即从潭门港起航时用“单巽”针，从西沙北礁返回时用“单乾”针。后半条针路的针位略有调整，它用的针位是“乾巽、巳亥”，这也是特殊的对针。在其他《针路簿》中，是用“乾亥”（西北322.5°）与“巽巳”（东南142.5°）记载这两个针位的，它们在罗盘中也是相对的针位。这种用相邻两个方位组合成一个针位的，称为“缝针”，这里的“乾巽、巳亥”实际上就是“乾亥”和“巽巳”组成的对针，与乾、巽对针一样，也是海南《更路簿》的独特之处。

　　可见，《更路簿》中的“路”是很特别的一种“针路”，与其他的海道针经相似而又有自己独特的记述方式，解读《更路簿》时，需要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