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外交文选》
一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提到：“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纵观毛泽东一生，尤其是他在指导新中国外交工作方面，确实展现了“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战略眼光与恢宏气势。
美国，始终是毛泽东外交视野中的重要目标。毛泽东并非如世人所想像那样一贯反美。在延安时期，他对美国也是抱有期望的，并曾经准备去美国访问。可罗期福与斯大林一样，并不看好割据一隅的中共和毛泽东，而是把武器、美元都送给了蒋介石，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从此“斗争”成为毛泽东对美态度的主题词，也成为毛泽东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毛泽东是怎样和美国人斗争的呢?
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反动派，所以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讲。但是这么一讲，就有了一种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气势，以这种气势看美国，就不是平视，更不是仰视，而是俯视。这种气势，表现在朝鲜战争中，就是毛泽东说的“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这种气势，表现在金门炮击中，就是毛泽东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中所言：“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
毛泽东是策略大师，更是军事统帅，深谙掌握主动之道。他教给印尼总统苏加诺：“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这是你的办法。第二是不要着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
“不着急”，是毛泽东掌握主动的一个法宝。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建议中国重返联合国，苏加诺还提出过渡办法，即“由一个中国代表整个中国，另外由台湾集团代表台湾”。可毛泽东说什么?“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一万年”，是毛泽东常用的一个词汇，有时表现决心：“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有时候表示一种紧迫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引用“只争朝夕”的毛主席诗词来敦促毛泽东与其合作对抗苏联，毛泽东却指着基辛格说：“只争朝夕的是他。”那意思就是，你们马上就要大选，当然要急着拿中国说事，但你和台湾不撇清关系，我就不和你建交。正因如此，直到毛泽东去世，四年时间，他并没有急于跟美国建交。但他去世以后，当时的领导人急于访美，匆忙建交，却留下了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个大尾巴。这条尾巴至今还在台湾海峡扫来扫去，甚至尾大不掉。
说到这儿，想起前一阵中外媒体热议的“习奥会”，有的媒体还拿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见与之相比。我看，这不是无知就是幼稚。这两次会见没有任何可比之处。首先，主客不同。1972年是尼克松飞到北京，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专程访问一个未建交的国家，我们是主场。你要知道，美国人是讲实力、认强权的，它不到走投无路，能主动到北京来?既来了，必有所求;既有所求，就不得不让步。所以，《中美联合公报》的核心内容“台湾部分”，尽管美国人多有不满，但也终于屈从了中国——其实是毛泽东的意志，一字未改。这就是主场作战的优势。而这次“习奥会”我们是客场，甭管住在哪儿，庄园也好，酒店也罢，总之是我们飞去的，尽管是访问拉美几国以后“顺道”。可别忘了，在之前，安倍也去见了奥巴马。仿佛奥巴马成了一个仲裁者。
其次，内容不同。毛泽东见尼克松，谈的是“哲学”。哲学是什么?是价值观、是立场、是原则，不是商量具体事儿，更不是讨价还价。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价值判断，告诉美国人：中美现在不是敌人。是不是朋友?不一定。反正既然不是敌人，那就什么都好说。至于尼克松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想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却当即推开：“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这次“习奥会”具体谈了什么不清楚，从媒体批露的情况看，似乎没谈哲学，奥巴马看起来也不像懂哲学的人。
还有一点，就是背景不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苏联军事实力超过美国，谋求全球霸权，处于攻势;美国则在越南战场深陷泥淖，处于守势。美苏平衡有可能打破。而当今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天下，虽然有各种说法：多极世界啦，甚至无极世界啦，但我还是觉得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相当牢固的。老大和老二的差距还是有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和当年的“美苏关系”不在一个量级上，因为苏联的实力体现在核弹头上，而我们的GDP体现在“砖头”上，这能一样吗?
正因为不一样，奥巴马能听中国的吗?当年美国都被苏联逼成那样了，还非要摆个架子不可，基辛格在毛泽东面前非说中美走到一起是中国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抵抗苏联。本来是你自己找上门来，还偏要说是我求你来。今天美国那么牛，又有中国给美元兜着底，它怎么会把你放在眼里呢?
尼克松访华带来的根本后果就是世界格局的质变：两极变为三角，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而直接的效果更为明显，出现了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美国的盟友英国在尼克松访华一个月后同中国建交，日本、德国在半年后与中国建交，澳大利亚在10个月后同中国建交，一批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及大洋洲的国家也陆续与中国建交。到1976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1个。这是我们对外开放的基础!
“习奥会”的效果如何，现在还说不清。不过，在“习奥会”刚刚结束，美国就宣布与日本举行夺岛军事演习。
“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本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却被有人误读为“中美共治”，甚至造出了一个新词：“中美国”。要我看，这又是美国人在忽悠。美国对付中国就两手：棒杀或捧杀。现在中国太大了，一棒子打不死，就改“捧杀”了，给你戴高帽，迷惑你，让你只看头上的帽子，不看脚下的陷坑。
1973年，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访美，与尼克松签定了防止核战争协定，给世人造成了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写了一篇文章，提出防止核战争协定签定后，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得知后，认为这个观点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批评说“放屁一通”。20世纪后期的历史发展证明，美苏之间的联合主宰是暂时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直至苏联瓦解。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战略眼光确实高人一筹。
因此，毛泽东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在今天，我们尤其要牢记这个教导。
二
毛泽东是哲学家。哲学研究事物的本质。毛泽东看美国，就是看美国的本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就是从本质上说的。1954年，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对于美国的反共战略和反共政策，毛泽东分析道：“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做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
如果转动地球仪，就会发现，毛泽东所说的这个中间地带，就是欧洲、北非和亚洲，中间隔着大西洋。1963年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这实际上就把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本质目的揭露出来了，因为在广大的中间地带，有相当一批国家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按理说不应在美国“反共”目标之列，但他也要控制，也要欺负。可见，反共是幌子，控制全球才是实质。
世界形势的发展，更加证明了毛泽东对美国“反共”本质认识的正确。当年，美国以反共为由，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则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造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表面上看，这是意识形态斗争。但是，二十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对立的一方没有了，按说北约也该解散了吧，可是，北约不但没解散，反而一个劲东扩，直逼到俄罗斯家门口。俄罗斯早已改旗易帜，姓“资”不姓“共”了，但美国还是不依不饶，千方百计打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还不是因为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是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最大威胁吗?其实，美国现在真正怕的，不是中国而是普京。
无利不起早，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更是美国的本质属性。美国打压你，是为了它自身的利益;美国支持你，也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可千万不要认为它是国际主义者。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剥夺了英、法在埃及苏伊士运河上的殖民权益。同年10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了侵略埃及的战争，遭到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出人意料的是，英国的盟友—美国竟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人民的行动。要知道，当时的埃及可是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时间，有人被美国的“正义”迷惑了。但是毛泽东提醒埃及人民：“美国是想借这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真是一针见血，目光如炬!
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的目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在纳赛尔、萨达特相继去世后，穆巴拉克上台，埃及成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盟友。可叹的是，2011年穆巴拉克被人民推翻。美国的走狗没有几个善终的。
所以，毛泽东告诫人们：“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而且，一旦发现你没用了，美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你。1963年5月8日，越南南方两万名佛教徒为抗议美国扶植的吴庭艳政府禁止举行佛祀仪式，进行示威游行，遭到镇压。后来，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也纷纷走上街头，吴庭艳政府动用了毒气弹，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愤慨。毛泽东随即发表声明指出：“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是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局面，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对于吴庭艳的下场，毛泽东以预言家的口吻警告了吴庭艳和美国的其它走狗们：“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
毛泽东一语成谶。半年后，美国策划了一起军事政变，吴庭艳被击毙。
美国是世界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它要实现管理世界的目标，就不能不搞些规则，比如签订条约之类。但这些规则，是束缚别人的，捆住的是别人的手脚，而绝不是美国自己。毛泽东对此看得明明白白的。他指出：“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捡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看看当今世界，是不是如此?!因此，毛泽东号召：“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和平的胜利局面是怎么得来的呢?绝不是四处呼吁和谐就能换回来;更不是跑到美国国会，向美国议员们大表忠心，反复叨念“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权威”，以博取议员们悲天悯人之心而赐予的。和平只能靠自己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以斗争的方式争取来。这不仅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更是国际政治活生生的严酷现实。
当然，斗争并不意味着排斥合作。相反，这是为了更好地合作创造条件，奠定基础。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为了实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最大化，他能与自己的敌人握手合作。邀请尼克松访华，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决定的，而是经历过漫长的铺垫。从1955年8月到1970年2月，前后1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就举行了136次，绝不像某些人所说“中美两国建交之前，老死不相往来”。1959年，毛泽东会见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伊斯夫妇时，就提出来到密西西比河游泳的想法，他说：“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毛泽东的话表达了一种希望，同时也暗示了存在的障碍。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在陕北时期就认识的老朋友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一破天荒的举动向美国传递了强烈的信息。然而，白宫的主人却忽略了这一点。基辛格回忆说：“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哪一个美国人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基辛格感叹道：“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为了让粗心大意的美国人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想法，当年12月18日，毛泽东又与斯诺进行了5个小时长谈。毛泽东说：“目前中美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毛泽东为中美关系进展，可谓是煞费苦心，寓意深远。中国后来的所谓对外开放，实质上就是指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开放，而若没有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这一切都无从谈起。毛泽东才是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
三
如果说毛泽东对美国是以斗争促成了合作，那么，对第三世界国家则始终充满了关心、团结和友好。1956年，毛泽东会见苏加诺，谈到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 广泛团结第三世界，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反对霸权主义，是毛泽东外交活动的主线。
现在我们认识到“周边是首要”，但老实说，“首要”问题并没解决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理不是与日俱减，而是与日俱增。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冷战局面已经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禁运政策，“二战”后兴起的新兴国家对中国还不了解，特别是周边的一些邻国，由于历史原因，对新中国多少有些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会见大批外国朋友，不断阐述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反复解释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打消人们心中的疑虑，为新中国营造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
1954年12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毛泽东两次与其会谈。当时中缅边境有少量国民党残余部队，缅甸担心中国政府会利用这些人做文章。毛泽东开诚布公地对吴努说：“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你们可以去(云南)观察一下，看看我们在那里所做的，是对你们友好，还是暗害你们。”当吴努提出请中国派人到缅甸研究缅甸政府对叛乱份子的立场时，毛泽东说：“我们派观察团到缅甸去，是不妥当的，会让外界得到不好的印象。我们的大使和领事可以根据报纸上的材料和公开的文件进行研究。”“至于你们自己的纠纷，我们是不能介入的。”“如果我们派观察团到缅甸去观察民族之间和党派之间的纠纷，缅甸政府可以不认为是干涉内政，但是缅甸别的民族、别的党派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别的国家也会有不好的观感。”
吴努总理对此既感激又感慨，他说，我把主席的建议看成是大哥哥对小弟弟的建议，因为大哥哥更有经验。毛泽东马上纠正道：“我们不是大哥哥同小弟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兄弟。”平等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在谈到国家关系时经常用“兄弟”这个词，但从没用过“夫妻”这个莫名其妙又粗鄙不堪的比喻。
待人真诚，旗帜鲜明，既真心帮助别人，又让受助者感受到尊重，这是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贯态度。1956年他同埃及驻华大使谈话时说：“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么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一百年以后再说吧。”
“你们有什么需要”，这体现了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高度关切和真诚帮助的胸怀，这是朋友之间的贴心话，而不是生意场上的客套词儿。毛泽东总是讲“互利”，没有讲过“共赢”，但实际上，他对第三世界的无私援助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
1970年3月18日，西哈努克在出访期间，柬埔寨发生政变，美国支持的郎诺集团上台。3月19日，当西哈努克按原定计划飞抵北京时，迎接他的是中国在京的所有党政官员和41个国家的外交使团代表。这一切，都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从此，中国成了西哈努克的第二故乡，北京给他提供生活和外交所需的全部费用，而柬埔寨也成为中国的坚定盟友。当西哈努克深怀感激地向毛泽东问及偿还问题时，毛泽东只说了一句：“我们不是军火商。”
“我们不是军火商。”这句话，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不会乘人之危的价值理念，一下子就居于了道德高地。毛泽东说过，“我们对所有反帝力量都支持”，这是新中国高举的正义大旗，旗帜是如此鲜明，凝聚起全世界的反帝力量。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何深受国际社会尊重、毛泽东本人为何具有崇高国际威望的深层次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欧洲建立“北约”以对抗苏联，在东南亚建立军事同盟以防范中国。1954年，美、英、法、澳、新西兰和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5年又在泰国召开理事会，目的是“给红色中国织起一道竹幕”。那时，泰国是军政府时期，它的领导人并不想和中国全面对抗，就派私人代表来北京，想同中国做些贸易。毛泽东会见了泰国代表，当即表示：“我们中国可以同泰国贸易。泰国要卖几十万吨大米给中国，我们是可以买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橡胶。你们需要什么呢?要钢，要铁，我们都有。要轻工业品我们也有。至于日用品，你们应该自己设厂生产。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轻工业工厂。”
后来，毛泽东在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时，对泰国当时的处境表示理解，甚至说泰国“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这一番表态，不仅争取了人心，而且也培育出诗琳通公主这样的对华友好人士。
什么是大国心态?
这就是大国心态。
现在，世界都在讨论所谓“中国模式”，这似乎是改革开放以来唯一让国人感到骄傲的一件事。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有了“中国模式”。那时，崛起的亚非拉人民都以中国为榜样，纷纷来华取经，学习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毛泽东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国际友人，其中包括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但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搞所谓“输出革命”，而是十分中肯地强调各国人民要结合本国实际，走自己的道路，他甚至还不厌其烦地介绍中国革命那些失败的教训。1959年2月在会见非洲代表团时，毛泽东指出：“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对遥远的非洲大陆，毛泽东给予了深深的关注和无私的援助。著名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首先就是对非洲提出来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身建设任务相当繁重，财力、物力比较紧张的状况下，支援并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了一大批国计民生所迫切需要的项目。坦赞铁路就是对外援助的一个成功范例，被誉为“自由之路”和“南南合作的典范”，至今已成为非洲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而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三个世界”理论，也是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来的。
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具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这样歌颂毛泽东：“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纵观毛泽东时代的外交，真可谓波澜壮阔，成就恢宏。毛泽东以他超人的智慧、胆略和远见卓识，为人类贡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理论这两大遗产。这是新中国价值观输出的成功典范，是新中国软实力最生动的展现、最有力的证明。今天，我们对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实践，首先要以小学生的姿态认认真真地加以学习和研究，对现实进行反思，对未来进行谋划，努力实现毛泽东的愿望：
“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