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麟：中国史籍的琉球列岛与相关岛屿考

原题：中国史籍中的钓鱼岛及其相关岛屿考
文：郑海麟(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文献、地理和地质构造、以及国际法的角度来评判，其领土权皆属中国。在中国的歷史文献中，最早出现钓鱼屿的名字是一四０三年前后成书的《顺风相送》。之后，钓鱼岛列屿的名字便不断在中国文献上出现。例如一五三四年明朝出使琉球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一五五六年奉使日本的宣諭使郑舜功所著《日本一鑑》，以及防倭抗倭的史地学家郑若曾的《郑开阳杂著》、《筹海图编》等史籍，都明确指出钓鱼岛列屿就在福建沿海海域，属於中国有效控制的军事防卫区域，并将其纳入版图。钓鱼岛列屿主权归属中国的史实，载诸典籍，斑斑可考。





一、引言


钓鱼岛列屿位处东中国海大陆架边缘，為我国东海中部隆起地带，从地质构造体系来看，属於晚近新华夏系，该系以总走向北北东的岛弧形复式沉降地带為其主体，在太平洋西缘大陆架海区甚為发育，并波及东亚大陆，规模十分宏伟。钓鱼岛列屿在东海中部大陆架上的隆起，反映了中国大陆相对向南伸延，东侧太平洋地块相对向北扭动趋势。
习惯上所称的钓鱼岛列屿，它由面积最大的主岛钓鱼岛，其次為黄尾屿、赤尾屿，以及位於钓鱼岛周边的南、北小岛等五个岩礁组成。钓鱼岛，中国史籍中亦称钓鱼台，钓鱼屿，钓屿，钓鱼山。位於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三十分至一百二十三度四十分；北纬二十五度至二十五度五十分之间。海拔三百六十二米，面积约三点九一平方公里，东距台湾的彭佳屿九十海里，西距琉球八重山之西表岛八十八海里。
黄尾屿，亦称黄尾山，黄毛山。位於东经一百二十三度四十分，北纬二十五度五十八分。在钓鱼岛东北方约十五海里，海拔一百一十七米，面积约零点九一平方公里，岛由大块绿斑岩组成。
赤尾屿，亦称赤坎屿、赤屿、赤尾山。位於东经一百二十四度三十分至一百二十四度四十分；北纬二十五度五十分至二十六度之间，海拔七十五米，面积约零点零六五平方公里。该屿位处东中国海浅海大陆架之边缘。濒临东海海槽，与琉球列岛西南边界上的久米岛（枯美山）遥遥相对，為明清册封使船由福建往琉球航行中之望山。
在中国的歷史文献中，最早出现钓鱼屿的名字是一四０三年前后成书的《顺风相送》。之后，钓鱼岛列屿的名字便不断在中国文献上出现。如一五三四年明朝出使琉球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一五五六年奉使日本的宣諭使郑舜功归国后所著《日本一鑑》、明嘉靖朝防倭抗倭史地学家郑若曾的《郑开阳杂著》等史籍，都明确指出钓鱼岛列屿就在福建沿海海域。根据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版的《筹海图编》（郑若曾编纂），包括今之澎湖列岛（澎湖澳）、台湾岛（小琉球）、彭佳山、钓鱼屿、黄尾屿（黄毛山）、赤尾屿（赤屿）等，皆纳入福建沿海军事防卫区域，在中国政府有效控制的领土版图内。钓鱼岛列屿主权归属中国的史实，载诸典籍，斑斑可考。




二、《顺风相送》所记 “钓鱼屿”考


现存最早记载钓鱼岛列屿岛名的史籍，当推珍藏於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顺风相送》一书。该书係誊抄本，每页九行，每行二十四字，封底有拉丁文题记，言该书為牛津大学校长劳德大主教（Guil Laud）於一六三九年所赠。据云劳德曾收购到欧洲一所耶穌会大学之藏书，内有中文书籍多种，《顺风相送》即其中之一。该书之流传欧洲，应是十六世纪在中国传教之耶穌会教士购带而来，随后辗转流传英伦牛津大学。
据考《顺风相送》成书之年，最早不能超过明永乐元年，即一四○三年。因為根据该书「序」之末节云：「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詔，累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為微簿。」知该书所记始於永乐元年 (然据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教授所考，《顺风相送》底本实为元末福建移民往返琉球之更路簿，稿本在元末即己成形)。又因封底有一六三九年劳德的赠书题记，知最晚不能迟於明崇禎十二年，即一六三九年(关於《顺风相送》成书年代之考定，可参看向达著《两种海道针经序言》，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出版；徐玉虎著《明代郑和航海之研究》，第85页，台湾学生书局一九七六年版；及《明代琉球王国对外关係之研究》第71页，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八二年版；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第25－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北京)。
据前引「序」中有「累次校正针路」之语，知《顺风相送》一书乃為明代使臣往（东）西洋各国开詔时查勘航线，校正针路而作。是书《福建往琉球》条记钓鱼岛列屿事云：「大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坵。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為妙。」(《顺风相送》之向达校註本，係根据牛津大学藏本抄出，与另一部航海书《指南正法》合成一书，题為《两种海道针经》，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
上录不仅是目前世界上所存最早记载钓鱼屿属中国海域范围及中国海船活动之领域的文字，同时也是较详细地记载由福建往琉球航线上的各岛屿名称、航向（针位）、里程（更）的珍贵文献。由於该文献涉及许多明代航海术语和专业名词，以及中国与琉球的岛屿名称，因此要準确地理解该文文意有一定的困难。近年出版的有关钓鱼岛列屿的论著和文章，提到或引用《顺风相送》这段文字者不少，但真正解通者至今未见，且往往產生误解者亦復不少。鉴於该文献对我们了解钓鱼岛列屿的主权归属极有帮肋，笔者不揣浅陋，权作解人，试将该文所记岛屿略作考释如下。
通观全文，结合前引「序」中「累次校正针路」之语，知这篇文献是对福建往琉球的航线作多次查勘的航海记录，据笔者所考，前后共有五次，最后一次（即第五次）则為直航至琉球国那霸港的记录。



（一）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坵，用甲寅并甲卯针。


　　按此处提到的 “太武”，即太武山。在福建金门岛為北太武山，镇海角為南太武山，為海船啟碇出航之港口。放洋（或作开洋），指海船从某港口啟碇出洋。
　“甲寅针”，係指罗盘针上的一个方位。考针位图之绘製，係根据罗盘针之方位而定。该方位又根据我国之地支（十二支）、天干（取八干，除去居中央的戊、己不计）、八卦（取乾、坤、艮、巽四卦。坎、离、震、兑不计），配合而成二十四向，即子（正北，三百六十度）、癸（北偏东、十五度）、丑（东北偏北，三十度）、艮（东北、四十五度）、寅（东北偏东，六十度），甲（东偏北，七十五度）、卯（正东，九十度）、乙（东偏南，一百零五度），辰（东南偏东，一百二十度），巽（东南，一百三十五度）、巳（东南偏南，一百五十度）、丙（南偏东，一百六十五度）、午（正南，一百八十度），丁（南偏西，一百九十五度）、未（西南偏南，二百一十度）、坤（西南，二百二十五度）、申（西南偏西，二百四十度）、庚（西偏南，二百五十五度）、酉（正西，二百七十度）、辛（西偏北，二百八十五度）、戌（西北偏西，三百度）、乾（西北、三百一十五度）、亥（西北偏北三百三十度）、壬（北偏西，三百四十五度）。每向相隔，合圆周十五度。据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云：指南针「或单用，或指两间」。所谓「单用」，即单针方位，如「单甲针」，即為东偏北，七十五度；所谓「指两间」，即取其两针间方位是也。如「甲寅针」，即為东北东，六十七点五度。由此类推。
　“七更”的「更」，係我国航海的计时方法，一般用沙漏，上筒沙尽，下筒沙满，其时间恰是一昼夜十分之一，称為一更，一日二十四时為十更，每更合两小时半（一百四十四分鐘）弱，大约行程六十里。但这也不是绝对定数，要视流水顺逆、风汛急慢而定。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上卷「南洋记」云：「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指南正法》「定船行更数」条亦云：「凡行船，先看风汛顺逆，将片柴丢下水，人走船尾，此柴片齐到，為之上更，方可為準。每更二点半约有一路，诸路针六十里，心中能明此法，定无差误。」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水程」则云：「船在大洋，风潮有顺逆，行使有迟速，水程难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人从船首速行至尾，木片与人行齐至，则更数方準。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则為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则為过更，皆不合更也。」可知每更约為水程六十里，只是一个大概的平均数，实际上在行船时往往根据风潮顺逆而有倍累或减退的情况。
　“乌坵”，即乌坵屿，亦作乌龟屿，在福建湄洲湾外湄洲岛之东，南日岛之东南，為闽海航线上之重要岛屿。《海国闻见录》上卷「天下沿海形势录」云：「闽之海……外有南日、湄洲；再外乌坵、海坛。所当留意者，东北有东永，东南有乌坵。」按「东永」即东涌，与乌坵同為闽海屏障及开洋之所。



（二）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


　　按此处提到的 “东墙”，地点不详。萧崇业「琉球过海图」绘有东墙山，位於梅花所与平佳山（笔架山）之间。章巽《古航海图考释》「图五十九」亦绘有东墙，位於菜屿之东。查《海国闻见录》下卷「沿海全图」之福建沿海部分绘有菜屿，其东侧為湄洲，疑东墙即為福建湄洲湾之湄洲岛。此岛自宋以后建有妈祖祀庙，知歷来皆為海船啟碇出航之港口。又，《郑和航海图》绘有东墙，位於乌坵及南日岛北。
　“小琉球头”，或称「小琉球」（如陈侃《使琉球录》有「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為福建往琉球必经之望山。位於台湾北端基隆港外。据梁嘉彬《小琉球考》云：「小琉球在台湾，南北皆有之，其南者位屏东县东港外西南海中，有小岛曰琉球屿。昔属凤山县，称小琉球社，今属屏东县，称琉球乡，俗称小琉球。此外在台湾北端，别有名小琉球者，為明代自福建；或广东，开往琉球；或日本船隻，所必经处，与屏东小琉球迥异。明人记录称之曰「山」、「屿」不一。其地望盖指鸡笼头山也。」（载《台湾文献》第十九卷一期）。向达校註《两种海道针经》（第213页）「小琉球」条云：「小琉球、小琉球头以及十一画之琉球仔，当指今台湾南部西海岸枋寮口外之琉球屿而言。」此说与梁嘉彬相左。对此，笔者曾求证於台湾师大歷史系王家俭教授，云现今基隆港外仍有一小屿名小琉球，為旅游点。笔者近日又见一九八一年台湾内政部地政司编绘的《中华民国台湾区地图集》之基隆市图部分，在基隆港外花瓶屿旁，有一小屿名基隆屿（Chilung Yu），即当日所称小琉球头也。知梁嘉彬、王家俭所说為确。
　“木山”，当指琉球南部之八重山，又称北木山。据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四：「八重山，一名北木山；土名彝师加纪，又名爷马，在太平山西南四十里，去中山二千四百里。由福建台湾彭家山，用乙辰针至八重山。……山较太平尤饶裕；多樫木、黑木、黄木、赤木、草蓆。」又前引向达校註本「木山」条云：「木山在福建海上东涌即东引附近。」查《郑和航海图》、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沿海全图」、章巽《古航海图考释》「福建地方图」，东涌附近皆无木山，不知向达之说何所据？



（三）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


　　按此处“北风”，如用甲卯针取彭家山，当係逆风。由东涌至彭家山必须南风方可达。
　“东涌”，即福建三沙湾外东南方之东引山，《海国闻见录》作「东永」。
　“彭家山”，亦作彭佳山、彭嘉山，即今台湾北端之彭佳屿，位於东经一百二十二度至一百二十二度三十分；北纬二十五度三十分至二十六度之间。為福建往琉球必经之望山。
　“钓鱼屿”，亦作钓鱼台、钓屿、钓鱼山，今称钓鱼岛者。位於我国东海中部隆起地带，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三十分至一百二十三度四十分；北纬二十五度至二十五度五十分之间。海拔三百六十二米，面积约三点九一平方公里。东距彭佳屿九十海里，西距琉球八重山之西表岛八十八海里。



（四）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


　　 按此处的 “彭家”，即彭家山；“花瓶屿”，在小琉球头至彭家山之中途，位於北纬二十五度二十六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五十六分。



（五）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為妙。


　　按此处的 “梅花”，即梅花千户所，简称梅花所，明时设，位於福建闽江口，為明册封使船啟碇航海之港口，入清后因水浅沙积，改由五虎门外东沙岛开洋（程顺则《指南广义》云：「福州往琉球，由闽安镇出五虎门，东沙外开洋。」）。
　“小琉球”，即前述之小琉球头。又，明代有称台湾為小琉球，那霸為大琉球者。明代西洋人的海图往往以Lequio Mayor称琉球；以Lequio Menor称台湾（详参中村拓《御朱印船航海图》第47l页，原书房，一九七九年）。
　“赤坎屿”，即今我国东海中部隆起地带之赤尾屿，為钓鱼岛列屿之一小屿。在东经一百二十四度三十分至一百二十四度四十分；北纬二十五度五十分至二十六度之间，海拔七十五米。陈侃《使琉球录》、郭汝霖《使琉球录》、郑若曾《筹海图编》、萧崇业《使琉球录》皆作「赤屿」；郑舜功《日本一鑑》、郑若曾《日本图纂》亦作「赤坎屿」。另，《郑开阳杂著》、《指南广义》又作「赤屿」。
　“枯美山”，亦作古米山、姑迷山，即今琉球之久米岛，為琉球西南边界上之镇山，亦是福建往琉球必经之望山。
此处之「看好风」，即海船在迷失方向后辨认风向以定针位（航向）。据《中山传信录》附《针路图》记「自姑米山单卯针取马齿山」。此处用单辰，显然偏离航向，后改单甲，十一更后始达马齿山。据伊地知贞馨《冲绳志》「地理志」云：「久米岛在那霸之西四十八里。」此处的「里」為海里。又据周煌《琉球国志略》卷四上「姑米山」条云：「久米岛在国西四百八十里。」此為旧航海里(一里相当于今零点一四海里)，正常情况下六更可达。盖因枯米山下礁多水急，如遇风向不对，多迷失航向，颇费周折。陈侃《使琉球录》记，海船经古米山，遇逆风退航，又迷失针路，飘流至冲绳岛以北之伊平屋岛（熟壁山），费时十四天后始辗转抵达那霸港；萧崇业《使琉球录》记，由枯美山用乙卯针，六更取马齿山，為针路正确下顺利抵达。
　“古巴山”，即《指南广义》所记之「姑巴甚麻山」，亦即是今日琉球庆良间列岛之久场岛，為福建往琉球航路上之望山（由古米山至那霸中途）。程顺则《指南广义》「琉球归福州」条云：「由那霸港用申针放洋，辛酉针一更半，见姑米山并姑巴甚麻山。」知该山距那霸只有一更半路程。古巴山、姑巴甚麻、姑场岛、久场岛，用琉球语发音皆作「くばしま」（Kubashima），故名称常相杂用。姚文栋《琉球地理小志》（照日本明治八年官撰地书译出》记：「姑场岛在赤岛之西南三十町餘，东西十五町、南北二十町，高九百十六尺。」為庆良间列岛中最高峰。查一九七○年日本讲谈社版《日本の文化地理》卷十七附图「冲绳」之庆良间列岛中最高峰為久场岛，海拔二百六十九米。且位於赤岛（即阿嘉岛）之西南，知姑场岛即為久场岛；另伊地知贞馨《冲绳志》之「地图第七」绘有「コハ岛」，位於「阿嘉岛」之西南，按即是久场岛。但此久场岛绝非今日本政府所称「尖阁列岛」之一的久场岛（即黄尾屿），因前者在钓鱼岛与古米山之间，且海拔為一百一十七米；而后者却在古米山与那霸港之间，属庆良间列岛（即东西马齿山），海拔為二百六十九米。按东马齿山即今庆良间列岛之渡嘉敷岛。
　“赤屿”，在古巴山东北，往西马齿山（今座间味岛）途中。亦名赤岛、阿嘉岛，因「赤」的琉球语发音為「あか」（Aka），音读即為「阿嘉」，属庆良间列岛，海拔一百九十三米。大槻文彦《琉球新志》）（一八七三年）附图绘有赤岛，位於计罗摩岛ケラマ（即庆良间列岛）；一八七六年日本陆军参谋局绘製的《大日本全图》亦标作「赤岛」，伊地知贞馨《冲绳志》、讲谈社一九七○年版「冲绳」地图皆作「阿嘉岛」。此处「赤屿」与钓鱼岛列屿之「赤屿」（即赤尾屿）因同在福建往琉球的航线上，故常被混而為一。如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将此「赤屿」等同於「赤坎屿」也即是「赤尾屿」，实误（见吴氏书第26页）。


从以上五次航海查勘记录看来，前四次皆為校勘福建海域范围各岛屿针路，目的是要寻找正确通往琉球那霸港的航路。其中第一次只是从厦门到乌坵屿（福州的半途），属福建沿海航行。第三次航程较远，到达钓鱼岛，属福建边沿海航行。据上可知，明代初期我国海船活动之领域，包括太武山、乌坵、东涌、东墙、小琉球头、彭家山、钓鱼屿等，皆在福建海域的范围之内，且以东涌為中心（稍后移至梅花所），至钓鱼屿各岛屿，皆有针路可达。最后一次是由梅花所直航那霸港，沿途所记各岛屿的名称十分清楚（包括琉球境内由枯美山至那霸途中的各小岛）；所用针位，据笔者对照海图校勘，除第二次由东墙开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这段略有偏差外（盖因东墙之準确地点无法考辨，故笔者疑為东涌之误），其餘皆準确无误。足证《顺风相送》在我国航海史上具重要之价值。


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顺风相送》所说「古巴山」即是《指南广义》所记「姑巴甚麻山」，与「赤屿」同属庆良间列岛（即马齿山附属小岛），现在的冲绳地图称為「久场岛」和「阿嘉岛」，在明治时代还属於无人岛，自古即為琉球辖地，且在福建往那霸的航线上。但与中国福建海域范围的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為两码事。虽然同在福建往那霸的航线上，但属於不同的区域，且各有不同的名称，《顺风相送》一书写得十分清楚，钓鱼屿、赤坎屿（赤尾屿）為中国领海范围，以枯美山（久米岛）為分界线，继续往东航行至那霸，中经古巴山（久场岛）、赤屿（阿嘉岛）為琉球领土范围，其间岛屿名称也出现了琉球语发音，与枯美山前的钓鱼屿、赤坎屿明显有别。这是一四○三年中国明朝永乐皇帝派出的使臣经多次航海查勘的结果，而《顺风相送》即為该使臣的航海报告。〔关于 “福建往琉球”沿途各岛屿的详细考证，参看拙著《钓鱼台列屿之歷史与法理研究》第一章〈 “顺风相送”所记钓鱼台列屿史实考释〉，香港明报出版社1998年版；另，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及《钓鱼岛正名》(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两书，曾不加注明地抄袭和改写拙著中的考证文字，笔者在《〈钓鱼岛正名〉举正》一文己作揭发(见《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二０一一年第四期)，在此再加指出〕。




三、《日本一鑑》所记钓鱼屿及其相关岛屿考


明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我国东南边境，朝廷下詔招聘「御侮平倭」人才，郑舜功於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赴闕陈言」，嘉靖帝准其所请，下「移諭日本国王」朱书，交由兵部派遣郑舜功前往日本，於是有「奉使宣諭日本国」之行，目的乃為「採访夷情，随机开諭，归报施行」(见郑舜功《日本一鑑》「穷河话海」卷一「引言」及卷八「评议」)。郑於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仲夏啟航，同年六月，「舟至日本丰后国」，次年正月，「惟时布衣郑舜功使日本还」(见《日本一鑑》「穷河话海」卷七「奉贡」)，在日本前后六阅月，归而著《日本一鑑》(《日本一鑑》虽成书於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年），但该书稿本应起自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即郑舜功归国之后，并有抄本流传，因郑若曾於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年）撰《日本图纂》引前使所记「福建使往大琉球针路」，内容和文字与郑舜功《万里长歌》完全一样，而与陈侃《使琉球录》不同，知《日本图纂》实採自郑舜功所记针路)。该书第三部分即《浮海图经》卷一之「万里长歌」亦有记 “福建往琉球”针路及钓鱼屿事云：
或自梅花东山麓，鸡笼上开钓鱼目（梅花，所名，约去永寧八十里，自所东山外，用乙辰缝针或辰巽缝针，约至十更，取小东岛之鸡笼山。自山，南风，用卯乙缝针，西南风，正卯针或正乙针，约至十更，取钓鱼屿。……自梅花渡彭湖、之小东、至琉球、到日本，為昔陈给事出使琉球时，从其从人得此方程也。一自彭湖、次高华、次黿鼊、次大琉球，亦使程也。而彭湖岛在泉海中，相去回头百六十里。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尽屿，南风，用正卯针，东南风，卯乙缝针，约至四更，取黄麻屿）；黄麻赤坎古米巔，马齿琉球逶迤先（黄麻、赤坎、古米、马齿、琉球、逶迤，皆海山也。尽黄麻屿，南风，用甲卯缝针；西南风，正甲针；东南风，正卯针，约至十更，取赤坎屿。尽屿，南风，用正卯针，或寅甲缝针；西南风，艮寅缝针；东南风，甲卯缝针，约十五更，取古米山。……尽古米，南风，用寅甲缝针或正卯针，约至五更，取马齿山。尽山，南风，用甲卯缝针，或寅甲缝针，约至五更，取大琉球）。
兹将该 “针路”所记地名及岛屿考释如下：
“永寧”，即永寧卫，明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年）设，位於泉州港口。
“东山”，即梅花所外之东沙山，在今福建闽江口外白犬列岛东南。
“小东岛”，即台湾岛。据《万里长歌》「一自回头定小东，前望七岛白云峰」句自註云：「小东岛，岛即小琉球，彼云大惠国。」按当日有称台湾為小琉球，那霸琉球国為大琉球者（日人又称小东岛為大惠国），即Lequio menor（台湾）、Lequio mayor（琉球）。
“高华”，即高华屿。据梁嘉彬氏考為今彭佳屿或附近一屿（见氏著《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第319页，台湾东海大学一九六五年版）。米庆余氏将其比定为 “临近中国的钓鱼岛或钓鱼岛群岛中的一个”(见氏著《琉球历史研究》第24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鞠德源袭米庆余说，认定 “高华屿即钓鱼屿”(见氏著《钓鱼岛正名》第180页)。而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高华屿在福建往台湾之间的澎湖列岛。参看张崇根著《台湾四百年前史》第311页，九州出版社二００五年版，北京。
“黿鼊”，即黿鼊屿，据梁嘉彬氏考為姑米山即今琉球之久米岛（梁氏书中有些地方又将 “黿鼊屿”写作“奎壁屿”）。米庆余氏从其说，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从中国文字的释义和音韵来看，黿鼊属於龟类，与姑米的发音相近(见余著前揭书第243页)；至于鞠德源氏则完全抄袭米庆余说(见鞠著前揭书)。为弄清楚鼋鼊屿的确凿地理位置，笔者查阅了大量琉球和台湾的历史文献。
据高拱乾纂辑《台湾府志》(康熙三十五年刻本)卷一<封城志&#8226;山川> 之“澎湖屿”云： “澎湖一岛，山屿错出，泛泛若水中之凫。其最大而宅中者，曰大山屿(横、直各三十馀里)。其北偏，曰龟壁山(龟壁，海物名。山下最多，山因以为名)。”又据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清一统志台湾府》之<山川&#8226;澎湖岛>云： “澎湖岛：其最大而居中者曰大屿，纵横三十馀里。屿之东偏曰香炉屿，西偏曰雁净屿，曰沙墩屿，北偏曰奎壁屿……按奎壁屿，旧志作龟壁山。” 如将前引两《志》合而观之，知 “奎壁屿”即旧称 “龟壁山”，盖因山下多产 “龟壁”而得名。鼋鼊屿、龟壁山、奎壁屿当属同一地方，位置在今澎湖列岛之湖西乡偏北角，今称 “奎壁山”者。综合以上台湾历史文献和诸家之说，高华屿和鼋鼊屿的位置当在澎湖列岛之中，应是可靠的。
“回头”，地名，约去金门四十里。即今福建围头湾之围头屿，位於金门岛东北。
这里的 “黄麻、赤坎、古米、马齿、琉球”，分别是 “黄尾屿、赤尾屿、古米山、马齿山、那霸琉球国”。
“逶迤”则无法考，恐非岛名（海山）也。
上文最值得注意的是，郑舜功清楚地指出：钓鱼屿属台湾岛的小屿，这是郑此次出使日本沿途考察所得的结果。又因郑氏此行乃是為了「採访夷情」，其中很多地理知识是得自当时的日本人，如将台湾称為「小东」、「小琉球」、「大惠国」等，这些概念是当时的中国、琉球、日本人对台湾的不同称谓。因此，将钓鱼屿视為台湾（小东）附属小屿的认识，亦即是当日中、琉、日人士的共识。通览《日本一鑑》特别是其中的《桴海图经》，我们并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此外，从《桴海图经》卷二之「沧海津镜」所绘台湾至琉球沿途岛屿来看，台湾（即小东）為中国东南海域之大岛（主山），花瓶屿、彭嘉山、钓鱼屿皆置於小东之旁，亦表明属台湾之小岛。




四、《郑开阳杂著》所记钓鱼屿及其相关岛屿考


有明一代，倭寇猖獗，东南沿海，祸患尤烈。俊彦之才，有识之士，莫不以筹海戍边，防倭抗倭為当务之急。边疆史地，沿海岛屿，皆在考究之列，有关东南沿海及周边国家之史地著述，一时成為经国之大业。前有薛俊《日本考略》〔薛俊著《日本考略》，初刻於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年）；嘉靖九年（一五三○年）重刊，此后翻刻者甚多，如高丽明宗二十年（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的金驥刻本，道光辛卯（一八三一年）得月簃丛书刊本等〕、郑舜功《日本一鑑》〔郑舜功《日本一鑑》虽成书於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四年），但其初稿应起自郑使日归国后（一五五七年），因郑若曾《郑开阳杂著》（一五六一年）卷七「福建使往大琉球针路」条与《日本一鑑》「万里长歌」所记针路完全相合，而郑若曾并无出使日本或琉球之经歷，又因当年胡宗宪所遣出使日本招降海寇王直的蒋洲、陈可愿两人归国后（一五五七年）并无留下著述，知《郑开阳杂著》所记针路实得自郑舜功之出使记录，由此推知《日本一鑑》之初稿应在《郑开阳杂著》之前〕创其始；后有郑若曾《郑开阳杂著》集其成。然这些经世之作，莫不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划入我国东南沿海版图，归入防倭抗倭之海防区域，其中以郑若曾《郑开阳杂著》最為明显。
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崑山人，嘉靖初贡生，好留意时事。倭患事发后，曾究心海防，绘製了一些沿海地图，并以著论解说，由苏州府鐫刻刊行，后為胡宗宪所见，遂正聘入幕，专事《筹海图编》之编纂。郑於入幕之前所撰著述，即為今日所见《郑开阳杂著》内容。据四库全书总目《郑开阳杂著》十一卷「提要」云：「是书旧分《筹海图编》、《江南经略》、《四隩图论》等编，本各自為书。国朝康熙中，其五世孙起泓及子定远，又删汰重编，合為一帙，定為《万里海防图论》二卷；《江防图考》一卷；《日本图纂》一卷：《朝鲜图说》一卷；《安南图说》一卷；《琉球图说》一卷；《海防一览图》一卷；《海运全图》一卷；《黄河图议》一卷；《苏松浮粮议》一卷。其《海防一览图》即《万里海防图》之初稿，以详略互见，故两存之。若曾尚有《江南经略》一书，独缺不载，未喻其故，或装缉者偶佚歟。……此十书者，江防、海防、形势皆所目击；日本诸考，皆咨访考究得其实据，非剽掇史传以成书。与书生纸上之谈，固有殊焉。」
以上「提要」值得注意者有二：其一，《杂著》诸书所述东南沿海江防、海防区域各岛屿，皆為著者亲身考察所得资料而绘；其二，有关日本诸岛屿图说，皆得之前往日本考察者之「实据」而绘 (这些日本考察者，即郑舜功及其同一时期往日的陈可愿、蒋洲等人。据郑若曾在刊刻《日本图纂》自序中说：「日本地方甚大，限隔山海。……惟日本诸岛，讯之长年火掌，不知也；讯之擒穫倭党，不知也；讯之贡臣，不知也；讯之通事，不知也；讯之被掳去之人，不知也。归质所疑，总督大司马胡公谓予曰，於识是也何，有鄞弟子员蒋洲、陈可愿，志士也，宣諭日本，能道其山川远近风俗强弱之详，其言不诬。」见《郑开阳杂著》卷四》）。因此，《杂著》的可信程度极高。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郑开阳杂著》十一卷下有双行夹註「浙江巡抚採进本」字样，此足以说明《杂著》并非仅仅為私家著述，在当日实具防倭抗倭的官方文献性质。《杂著》有关钓鱼岛列屿的记载，分别见於卷七《琉球图说》及卷八《海防一览图》。



（一）《琉球图说》


卷首有《琉球国图》一幅，从图中可以看出，郑若曾是将小琉球（台湾）与大琉球（冲绳）合绘為一，列入中国海防区域之版图。其原由在「琉球图考」中曾加以说明，盖因自明「洪武初，行人杨载使日本归道琉球，遂招之。其王首先归附，率子弟来朝……永乐以来，其国王嗣立，皆请於朝，受册封。」至於小琉球，则地「近泉州，霽日登鼓山可望可见」，為东南沿海防倭抗倭之要塞重镇；虽「入明未尝朝贡」（正因如此，郑若曾才将大、小琉球合绘一图），实乃為中国海防区域，无疑属中国版图。据此，若曾才将小琉球之附属岛屿如鸡笼山、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屿等置於古米山、那霸港左侧。对於这点，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中已提出批评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四「琉球三十六岛」条指出：「旧传岛屿，误谬甚多，前人使录，多已辨之。前《明一统志》云：『黿鼊屿，在国西，水行一日；高华屿在国西，水行三日。』今考二屿皆无有。又云：『彭湖岛在国西，水行五日。』按彭湖与台湾、泉州相近，非琉球属岛也。昆山郑子若曾所绘《琉球图》一仍其误；且以针路所取彭加山、钓鱼屿、花瓶屿、鸡笼、小琉球等山去琉球二三千里者，俱位置在姑米山、那霸港左近，舛谬尤甚；太平山远在国南二千里，郑图乃移在中山之巔欢会门之前作一小山，尤非是。」)。然必须辨明的是，郑若曾所绘「琉球国图」，目的在防倭抗倭。诚如柳詒徵先生指出：「明人措意倭患，实兼规及海上诸小国，不仅仅就倭言倭，是则恢復旧属扶翼小邦、张辅车之势，以挫虎狼之锋。」(见「壬申夏六月陶风楼印行」之《郑开阳杂著》「压卷」。按：壬申即一九三二年)。基於这样的原因，郑若曾才将大、小琉球及其附属岛屿合绘一图的。但并不能以此认為，小琉球（台湾）属於大琉球《冲绳》国之领土，这点郑氏在「琉球图考」中有清楚的说明。属前人所述纪程文字提到的如黿鼊屿、高华屿、彭湖岛、古米山等，这些岛屿在卷八之「万里海防图」中皆用长方形标註，而中国海域岛屿（包括彭湖嶴、小琉球、鸡笼山、彭加山、钓鱼屿、黄毛山、赤屿等）则用椭圆形标註，以示区别。细考郑氏「琉球国图」其资料来源实採自陈侃《使琉球录》。陈录有「群书质疑」一项，其中引《大明一统志》所记琉球国山川有：「黿鼊屿，在国西，水行一日；高华屿，在国西，水行三日；彭湖岛，在国西，水行五日。」陈氏在后作补註云：「山川，则南有太平山，西有古米山、马齿山，北有硫黄山、热壁山、灰堆山、移山、七岛山；盖不止黿鼊屿、彭湖等岛而已。」又曰：「昨见古米山水急礁多，闻舟有至此而败者，亦不亚於落漈之险矣。」显然，郑若曾是将《大明一统志》与陈氏补记之琉球国属岛合而為一；然后又将小琉球及其附属各岛屿（即图中的北山、花瓶屿、鸡笼屿、瓶架山、彭家山、钓鱼屿）併在一起绘成琉球国图的。如果我们明瞭该图的资料来源，再结合其「琉球图考」及「万里海防图」来考察，就不难分辨出郑氏「琉球国图」所绘之琉球国（大琉球）属岛部分和台湾（小琉球）属岛部分之区别（小琉球及其属岛部分的资料来源係採自陈侃使录中的「使事纪略」及郑舜功《日本一鑑》中的「万里长歌」所记）。



（二）福建使往大琉球针路


《郑开阳杂著》卷七有「福建使往大琉球针路」一条，记由福建往那霸沿途各岛屿针路、更程，现抄录如下：
梅花东外山开船，用单辰针、乙辰针，或用辰巽针，十更船，取小琉球；小琉球套北过船，见鸡笼屿及花瓶屿，至彭嘉山。彭嘉山北边过船，遇正南风，用乙卯针，或用单卯针，或用单乙针，西南风，用单卯针，东南风，用乙卯针，十更船，取钓鱼屿；钓鱼屿北边过，十更船，南风，用单卯针，东南风，用单卯针，或用乙卯针，四更船，至黄麻屿；黄麻屿北边过船，便是赤屿。五更船，南风，用甲卯针，东南风，用单卯针，西南风，用单甲针，或单乙针，十更船，至赤坎屿；赤坎屿北边过船，南风，用单卯针及甲寅针，西南风，用艮寅针，东南风，用甲卯针，十五更，至古米山；古米山北边过船，有礁宜知避，南风，用单卯针及甲寅针，五更船，至马(齿)山；马(齿)山，南风，用甲卯针，或甲寅针，五更船，至大琉球那霸港泊船。
细考以上所记针路，完全採自郑舜功《日本一鑑》之「万里长歌」，唯在黄麻屿与赤坎屿之间，衍出一赤屿，盖因陈侃《使录》在黄毛屿（即黄麻屿）后為赤屿（即赤尾屿），而郑舜功「万里长歌」则作赤坎屿（与《顺风相送》所记同名），以至郑若曾误作两屿。另「万里长歌」之「东山外」，《杂著》误作「东外山」。不过，这些皆為无伤大雅之笔误。真正值得重视的是，郑若曾在这里所记钓鱼岛列屿，皆用中国名，以「名从主人」之史例，无疑属中国海域岛屿。又由於该针路係取材「万里长歌」，郑舜功有关「钓鱼屿，小东小屿也」的地理概念，无疑亦被《杂著》作者所接受，并且在他的「万里海防图」中得到清晰的反映。



（三）《万里海防图》


《郑开阳杂著》卷八為「海防一览图」（原书将「一」作「二」），该图「即《万里海防图》之初稿」，两者实為一图二刻，故该图题头亦作「万里海防图」，下有小註云：「嘉靖辛酉年浙江巡抚胡宗宪序，崑山郑若曾编摹」。按嘉靖辛酉即四十年（一五六一年），而《筹海图编》刻於嘉靖四十一年，知该图早於《图编》之「沿海山沙图」。
《万里海防图》第五、第六幅东南向分别绘有彭湖屿、小琉球、东沙山、瓶架山、鸡笼山、彭如（加）山、钓鱼屿、黄毛山、花瓶山、黄茅屿、赤屿等岛屿，这些岛屿的位置虽有错乱，个别岛屿亦出现衍名（如黄毛山及黄茅屿），但作者清楚地标明这些岛屿皆在闽地海域，属中国版图。相对属前人纪程文字所述且不十分确定之岛屿，作者则用长方形加註以示区别（如高华屿、元辟屿等），领土意识十分明确。同理，在该图第十一幅中国与朝鲜国交界的「鸭绿江」，亦是用长方形格，以示区别於椭圆形格内的中国属岛。
另外，从《万里海防图》中可以看出，福建沿海岛屿，包括彭湖嶴（即澎湖列岛）、小琉球（台湾）以及彭加山，钓鱼屿，一直至赤屿，皆属闽海海域岛屿，而古米山则不同，图中用表示领土分界的长方形格标示，这正好与陈侃《使琉球录》中「古米山，乃属琉球者」的领土地方分界為同一意思。由此亦可证明，由福建往琉球，从梅花所经小琉球一直到赤尾屿，皆為中国领地，中间并不存在「不属於两国中任何一方的情况」(奥原敏雄：《尖阁列岛の领有权问题──台湾の主张とその批判》，载《冲绳》季刊一九七一年五十六号《尖阁列岛特集》)，即所谓「无主地」。如果说，陈侃《使录》只是界定琉球领地起自古米山；那麼，《万里海防图》则註明赤屿乃属中国领土，中琉两国的分界线在赤屿与古米山之间。




五、《台海使槎录》所记 “钓鱼台”及“薛波澜”考


清朝康熙年间巡台御使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毫无疑问是研究台湾历史地理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是书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 问世以来，凡修台湾地方志者必加徵引。该书卷二《赤嵌笔谈》之〈武备〉记 “钓鱼台”及 “崇爻之薛坡兰”等地名云：
再凤山、岐后、枋寮、加六堂、谢必益、龟壁港、大绣房、鱼房港、诸罗冂仔、穵象领、今尽淤塞，惟小鱼船往来耳。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馀；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
《使槎录》这条史料，被其后的史家广为引录。范咸纂辑《重修台湾府志》、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李元春辑《台湾志略》，以及陈淑均纂、李祺生续辑《噶玛兰厅志》都曾加以引录。又因该文中提到 “钓鱼台”，有些学者便将该文后面提到的 “崇爻之薛坡兰”比定为即今之钓鱼台列屿中 “钓鱼台东南方附近交叉错落的小群岛” (即今称 “南、北小岛”等岛屿) 。此说最早出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下篇之〈附考〉及《钓鱼岛正名》第200页 ( 兹将鞠著抄录如下： “按照前文黄叔璥<台海使槎录>有关 “钓鱼台”和 “崇爻之薛坡兰”的记录，可以确实肯定，所指 “崇爻之薛坡兰”即为钓鱼台附属岛屿 “橄榄山”之古名，具体所指为钓鱼台东南方附近交叉错落的小群岛。案：崇，山大而高也。又含有聚也、众也、多也、丛也等意。爻，交也、变也，含有交错和交化之意。故 “崇爻之薛坡兰”，当解为高崇众多并交叉错落的岛群名薛坡兰。此名较明初命名的黄茅屿，及其后正式核定的橄榄山岛名更为古雅。又案：薛，为古国名，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之一。今山东省滕县东南五十里有薛城，即其故地。又薛字为姓氏。此处之 “坡兰”，又写作 “婆兰”，为古代船舶载重单位，引申为船舶之代称。故黄叔璥所称之 “薛坡兰”亦即 “薛婆兰”，实际是用中国船户薛姓大船之名，命名为小岛群的总括之名，以示纪念。” )，年来中日钓鱼岛之争事起后，一些报刊和网络文章加以转引。不过，严谨的历史学者则持慎重的态度，不敢作无根据之揣测。然而，《使槎录》中提到的 “钓鱼台”、 “崇爻之薛坡兰”的位置究竟在那里？为弄清楚其确凿的地理位置，笔者查阅了近三百种清代台湾历史文献后，终于有了结果，现将其报告如下。



(一)　陈文达<凤山县志>提到 “崇爻山”。


康熙五十九年(1720) 刊刻、陈文达编纂《凤山县志》凡十卷，内中卷之一〈山川〉有记 “……又北，而为卑南觅山，有社曰卑南觅社；则与诸罗之崇爻山相界。邑治山后之山，至此而止焉。”
这条史料清楚地记述 “崇爻山”是与凤山县北部之卑南觅山相交界，属于诸罗县地界。考台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纳入清朝版图，分凤山县 (今台湾南部高雄一带) 、诸罗县 (今台湾中部嘉义县一带) 、台湾县 (今台南市一带)。查卑南觅山具体的地理位置在今台东县境内，该县设有卑南乡；至于崇爻山，其主山脉位于台东县交界的花莲县境，南连台东，北接宜兰。诚如马冠群辑《台湾地略》云： “崇爻山，在后山宜兰县东，东跨大洋，自北至南绵亘数百里。”
关于崇爻山的记载，还可见诸刘良璧纂辑《重修福建台湾府志》、范咸纂辑《重修台湾府志》、王瑛曾编纂《重修凤山县志》等史籍，所记内容与《凤山县志》大致相同。



(二)　李元春《台湾志略》对《使槎录》的补充说明


嘉庆年间由李元春辑《台湾志略》卷一〈地志〉有谓： “邑治内优大山之东曰山后，归化生番所居。舟从沙马矶头盘转，可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馀艘。崇爻山下薛坡兰港可进三板船。”
据《台湾志略&#8226;弁言》谓 “本书大都取材于郡县旧志及前人著作”。李元春这段记述无疑参考过《使槎录》，但内容明显有所增补。其一，它说明 “山后”地带即为 “台湾邑治内大山之东”。查夏献纶《台湾舆图》之〈后山舆图〉及刘维茵整理之《清代东部后山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出版)， “山后”亦可写作 “后山”，地域横跨凤山县北部、诸罗县全境及台湾县东部，相当于今之台东、花莲、宜兰三县；其地段北自宜兰县的苏澳，南至台东县的卑南。而 “山后”一带多为生番聚居之地，向有 “卑南二十四社”、 “崇爻九社”之谓。其二，它指明 “薛坡兰港”是在崇爻山下，可容三板船进出。在这里，李元春清楚地说明 “山后”、 “崇爻”、 “薛坡兰”都是台湾岛内的地名。 “山后”是指今之台东、花莲、宜兰三县地带， “崇爻”为这一地带其中之一座山脉， “薛坡兰”则是这座山脉下面濒临大洋的一个港口。



(三)　薛坡兰、泗波澜、秀姑峦为同一地名


关于 “薛坡兰”这一地名的来龙去脉及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前述陈淑均《噶玛兰厅志》有更清楚的说明。该《志》卷八〈纪事〉有谓： “秀孤峦（一作秀姑峦，兰人云泗波澜，皆音之转也），山麓皆菊花，有能结实者。”又谓： “泗波澜有十八社番，与奇莱连界。《府志》作薛坡兰(《志》据《赤嵌笔谈》)，属凤山县界，亦在崇爻山后文。可知奇莱即嘉义之背，泗波澜即凤山之脊；由此而卑南觅，而沙马矶头，回环南北一带。则山后诸地，自泖鼻至琅峤大略与山前千馀里等耳。《台湾县志》谓：舟从沙马矶头盘转而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馀艘。崇爻下薛坡兰可进三板船，则竟有至其地，可知也。”
关于噶玛兰厅治地，马冠群《台湾地略》记云： “噶玛兰，一名蛤仔难，在台湾后山；今宜兰县治。”又据夏献纶《台湾舆图》之〈后山舆图说略〉云： “台湾向第有三县，彰化、淡水皆係后闢。自嘉庆中，噶玛兰设官，且穷及山后矣……后山自苏澳以南至得其黎百四十里，峭壁崚嶒，难通舆马；且无可耕之地……岐莱历花莲港、吴全城、大巴笼、周塱社而至水尾得所谓秀孤峦者(又名泗波澜)，计程百五十里；地尽膏腴。”由此看来，噶玛兰厅辖地并非只限于今之宜兰县，还包括今属花莲县境的 “后山”地带，所谓 “且穷及山后”是也。
据前引《噶玛兰厅志》，噶玛兰人称 “薛坡兰”为 “泗波澜”，有些史籍又将其写作 “秀姑峦”或 “秀孤峦”，其地在原属凤山县界的崇爻山后，自噶玛兰厅设置后，归入厅治。可见 “薛坡兰”、 “泗波澜”、 “秀孤 (姑) 峦”皆为同一地名，只不过是读音相近而写法不同罢了。至于 “薛坡兰”今属何地？查近年出版之台湾省花莲县地图，境内有一条秀姑峦溪，由瑞穗乡经丰滨乡之港口村流入大洋，出口处北端有小地名曰 “大港口”，南端曰 “静埔”，知即是昔日之 “薛坡兰港”，而秀姑峦溪流经的地带即为《使槎录》所称 “薛坡兰”者，大致可成定论。



( 四 )《使槎录》所记港口斑斑可考


确定了 “薛坡兰”的地理位置，结合 《使槎录》中提到的 “凤山、岐后、枋寮、加六堂”等港口，便不难推定 “钓鱼台”的位置。据台湾 “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出版的《清代台湾港口》所述： “凤山港”在今高雄市小港区凤森里； “岐后港”在今高雄市旗津； “枋寮港”在今屏东县枋寮乡枋寮村； “加六堂港”在今屏东县枋山乡加禄村； “谢必益港”在屏东县枋山乡枫港村； “龟壁港”在今屏东县车城乡海口村； “鱼房港”在今屏东县车城乡福安村； “大绣房港”在今屏东县恒春镇大光里。除 “诸罗冂仔” 、 “穵象领”两个港口无法考定外，前引《使槎录》中所提到各港口的地理位置大致弄清楚了。
比照近年出版的台湾地图，结合前引《使槎录》所记，我们看到，黄叔璥巡台，对台湾西南部及后山东部沿海各港口皆作过认真考察和记录。按其所记各港口的顺序排列，正好是由西南部的高雄市经屏东县，绕过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转向东海岸，然后由南往北，经台东县、花莲县、宜兰县，沿途所记地名和港口皆在台湾岛内。从逻辑上看，《使槎录》所记的 “钓鱼台”，应在 “薛坡兰”附近，似不应指远在一百六十公里外的钓鱼岛；所述 “山后大洋”的地理位置指的是濒临大海的台东、花莲、宜兰即清代 “后山”地带。然而，查这一带的地图，并无以 “钓鱼台”命名的山或岛屿。 “ 山后大洋北 ” 中的岛屿也只有今属宜兰县头城镇的龟山岛(即史籍称 “龟屿”者)一处，该岛正对宜兰的乌石港(史籍亦有写作 “鸟石港”者)。乌石港在清代为南来北往的商船停泊和货物集散地，曾经繁盛一时，该港口当年也确实 “可泊大船十馀”。
又据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海防》之〈噶玛兰厅〉记：“噶玛兰即厅治，北界三貂，东沿大海，生番聚处。……又治西有鸟石港，与海中龟屿相对。夏秋间港流通畅，内地商船集此。设炮台防守。”此外，位于厅治南的苏澳港也是噶玛兰厅辖区内的一大港口。〈噶玛兰厅〉又记： “苏澳港在厅治南，港门宽阔，可容大舟，属噶玛兰营分防。又后山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泊大船千艘。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船。”此条史料虽引自《使槎录》，但编纂者将它置于苏澳港之后， “钓鱼台”的位置理应距离不远。且引文在文字上也略有改动，如将 “山后”改为 “后山”， “十馀”改为 “千艘” ，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
然而， 《使槎录》所记 “山后大洋北”的 “钓鱼台”究竟指哪个岛屿？根据现存的台湾文献资料确实颇难推定，在未有确凿证据之前，颇值得存疑。尽管如此，在黄叔璥的地理概念中， “钓鱼台”为台湾之附属岛屿当是确定无疑的。因早在明嘉靖年间，由皇帝派往日本的宣谕使郑舜功所著《日本一鉴》之〈浮海图经〉便有 “钓鱼屿，小东小屿也”的记载，明确指出 “钓鱼屿”为 “小东”(即台湾)附属小屿。










附记：
安倍明义著《台湾地名研究》(台北，武陵出版社1987年版)第十四章<台东>部分之 “三仙台”有谓： “三仙台 古老的钓鱼台。白守莲东方海中有三个高度二十馀公尺的岩屿突出，‘三仙台’之名由此而来。”
查近年出版的台东县地图， “三仙台”位于台东县成功镇东北方三公里临海处，旁有 “成广澳”港口，今称 “小港渔港”者；往北即为 “薛坡兰港”，今称 “大港口”是也。疑《使槎录》提到的 “钓鱼台”即今之 “三仙台”， “可泊大船十馀”的港口即为 “成广澳”港口。不过，这些都有待挖掘新史料再作进一步的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