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1.1em]审时度势
清华大学国情综合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近日出版新报告，声称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在很多方面超越美国，目前仅军事资源还与美国有较明显差距，但到2020年，综合国力“将大大超越美国”，且军事资源也将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Robert Fogel）多年前曾撰文指出，到了20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世界的40%，届时美国将仅是14%；比起胡鞍钢等如同迷宫一般的综合国力论述，恐怕是更直接有力的“惊吓”。但是只要冷静下来面对诺贝尔奖等级的大师的分析，就会渐渐能够回过头来，认识到胡鞍钢等的报告也可能所言非虚。
另一位可以参考的学者，是现任印度总理莫迪的经济顾问苏布拉马尼亚（Arvind Subramania）。他的《日蚀》（Eclipse）一书考虑到外汇储备、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的规模，指出目前中国的金融力量已经赶超美国，十年之内，中国在金融领域将拥有如同英、美极盛时期的优势。
他在开头假设了美国总统向中国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IMF）总干事借钱的场景；倘若未来某日国际资本义无反顾地转向人民币、弃美元于不顾，迫使美国国债利率大幅走扬，那么美国财政危机确实可能爆发，向中国低头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胡鞍钢等的报告在网站上公布后，引来的仍是一面倒的讥评。绝大多数网民对于一个事实有着更明确的感知，也就是一般美国人的生活还是比中国人过得舒服的多；虽然这种人均的概念其实与综合国力是两回事，但是多数网民还是执著于此，反映了中国对内与对外的号召力，或说软实力，仍有待进一步积累的现实。
中国网民很容易体会到上海、杭州、深圳等沿海大城市，与大量内陆县乡城镇的巨大反差，但是美国内陆也一样有着大量的破败城镇，许多人只能挣得接近8美元的最低时薪。最不幸的是，农村的中年白人妇女由于生活压力巨大、吸毒酗酒增多，平均寿命在过去十多年竟然明显缩短。
确实，就算是这样的相对贫困的美国地区，其生活也仍然比多数中国人舒服。但是只要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够得到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就足以超越美国，这又是数学上的必然。
不过中国政府当然也知道倘若“食利阶层”过于庞大，多数人感到拼命不如拼爹，那么就算综合国力一时赶超美国，国家也难以保证长远的稳定。为了实现全面富裕，对外推动了“一带一路”，对内有着各个新区、包括“雄安新区”的出台，这些举措除了国土综合开发、提升北方经济实力的考量，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有发展的去处，减少既得利益集团的羁绊。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开征各种财产税，例如房地产税、遗产税等，都是必要的举措。美国20世纪上半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一度达到91%，房地产的遗产税税率一度高达77%。逐步增高的税率催生出大量的“慈善家”，今日著名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洛杉磯的主要文化设施，包括亨廷顿图书馆、诺顿赛门美术馆、盖提中心等，都是富豪们应对高税率而做出的权衡之举。高税率催逼出大量慈善家，一旦没了高税率，朱门酒肉臭的腐败之感就卷土重来，此点在美国成立，而中国也难免。
冷战结束后美国所推动的全球化，在国内拉大的贫富差距，结果是中国成了最大的受益国。作为最大受益国也就有着最大的维护秩序的必要性与能力，这是中国成为全球化旗手的必然。但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要避免与已发展国家的零和博奕，就必须扩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需求，因此中国不仅在内政上得提升社会民主，外交上一样得推动国际民主，宣扬一个共同富裕的国际社会。
认识到这种现实，中国才不得不在多方面担起国际领导之责。从军事上来说，如果按照目前的造舰速度，并考虑中国经济规模正逐步扩大对美国的领先程度，一代人之后中国的海军规模、甚至航母的存量，也都不无可能超越美军。这个海军规模的天花板将不是取决于综合国力，而是仅仅取决于需求。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训练，包括语言与文化知识储备，更得回应维持国际和平的巨大需求。
不过军事只是最后手段，中国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外交。虽然由于美国国会的漫不经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中断，中国被迫成立亚投行等组织，但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利用好既有的国际组织，仍是更方便、更“和谐”的策略选择。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才果断扩大了对维和事务的参与。更进一步认识这一点，还可以让中国少走许多歪路。
例如为了争取华人的国际影响力，台湾企业家曾推出金额颇高的“唐奖”，声称要成为东方诺贝尔奖，但结果搞得不伦不类。倘若马云等企业家真的想要搞一些大奖，反而可以从联合国下手。例如联合国人权奖的价值取向，与多数发展中国家较为接近，中国人可以尝试扩大联合国人权奖的影响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有许多奖项，甚至有一个孔子扫盲奖，每年由中国政府出资15万美元。中国人可以支持更多这类联合国与其附属机构的奖项，提高其奖助金额，如此的舆论影响将远胜于搞“中国特色”的新奖项。
诺贝尔奖成为国际社会最高奖项之类的软实力现象，很难靠中国另起炉灶来应对，与其去与诺贝尔奖争宠，不如依靠联合国机构的权威来超越。“联合国”奖项的权威性，应该可以超越诺贝尔奖的权威性，至少有着舆论上的操作空间，因此中国人应该给予联合国更多的资金支持。与此类似，要超越挟联合国总部而做为世界首都的纽约的软实力，也不能仅是靠在北京、上海设几个新的国际组织，而且应该拉抬欧洲的日内瓦、维也纳等联合国机构重要集中地的地位。
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外交作为确实不得人心，甚至让欧盟总统气到想支持德州的独立运动。如果不是美国的法官让特朗普的旅游禁令失效，欧洲、非洲国家完全可能起而抵制，另寻他处召开联合国大会，而其结果几乎必然是选择日内瓦或维也纳。一个失去联合国加持的美国，其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差距，感觉似乎又小了许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赶超美国，与美国内向化的加速，这一天或许将很快出现。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
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