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当局借尸还魂与李宗仁的宪法论

原题:蒋介石在台湾“復职”与李宗仁”代总统”在美抗争《借尸还魂》
文:杨天石，二次编辑:关天培


下图:《中华民国， 公元1912-1949年 ，建都南京》的纪念碑，目前在南京十朝历史文化园坐落于南京钟山风景区四方城1号。其中展馆区包括主题馆两个，即《南京十朝历史文化展览馆》和明孝陵博物馆。


　　


1949年元旦，国民政府军队在内战中败局已定，眼看大势将去，在桂系的逼迫下，蒋介石发表文告，表示愿意和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復和平的具体办法”。
蒋介石说：
   “”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縈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月4日，蒋介石亲到李宗仁的住处拜访。
“现在我(蒋)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要李出来顶起局面，和共产党讲和，并且声称，自己5年内将不干预政治。

1月21日，蒋介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引退。当日，发表引退文告，声称自元旦文告发表后，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
《文告》宣称：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自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21日下午，蒋介石飞赴杭州。
22日，回到浙江溪口，住在母亲王採玉墓旁的慈庵里。

李宗仁接任代总统后，并没有抓到实权。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可以用总裁的名义控制一切，指挥一切。

5月2日，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飞到桂林，和李宗仁会谈，形成了一份《谈话记录》，声称与其让李宗仁“徒拥虚位，无裨实效”，不如自请解除代总统职务，“仍由总统復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自请解除代总统云云”云云，是假话，这份《谈话记录》的实质是要求蒋介石交出权力，尽快出国。
　　
5月3日，蒋介石在上海见到了这份《记录》，于6日復函行政院长何应钦，坚决拒绝出国，要他转告李宗仁，请李宗仁“蒞临广州，领导政府”。同函并说明从今日起，只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復闻问。

蒋介石声称不再过问政治也是假话。
同年5月底，何应钦向李宗仁请辞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拟以居正继任。居正在历史上属于西山会议派，与蒋有较深矛盾，与桂系则关系较好。李宗仁认为他“为人正派，敢做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卑不亢”，如出面组阁，蒋介石将“不易在幕后违法操纵”。蒋介石得讯后，立刻致电在广州的郑彦棻等人设法阻止。
蒋于日记云：“若不能战胜与克服彼獠，则惟有亲自復职之一法。”这是蒋日记中第一次记录他有关“復职”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又在日记中表示“自悔当时不应退休”。
　　
5月31日，居正以一票之差，其任命未能通过。李宗仁无奈，改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长，获得蒋同意。李又力图安排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蒋介石认为这将大有助于桂系扩张军权，极力反对。
桂系抓不到权无法做事，只好仍请蒋介石出马。

9月25日，白崇禧访蒋，提出李宗仁退为副总统，请蒋復职，企图推动二人之间的妥协与合作。蒋对白的建议不表可否。此后，国民党领导层中要求蒋介石復职的人日渐增多。蒋介石也找人谈话，为復职做准备。


　　
国民党内大佬纷纷劝蒋“復位”，李宗仁赴美就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陈賡所部积极向广州进军。

10月8日，蒋介石刚到台北，就接到洪兰友的电报，声称广州危急，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事实上，李宗仁并无此意，仅表示，“如果蒋先生要復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
当天，顾祝同致电蒋介石，声称广东西北及湖南、贵州军事，已趋劣势，要求蒋介石復任“总统”，长驻西南。
10月9日，蒋介石约见新到台北的吴忠信。吴称：此时广州若失国民政府迁渝，蒋介石再不復职，则以后将没有机会。

10月14日，蒋介石又召见阎锡山。阎讲话圆滑，仅称：人定胜天，希望蒋介石对出处早下决心。
15日晚，蒋介石约李文范、马超俊聚餐。李文范主张蒋介石復职，其理由是，不復职，则军心、民心无法挽救。

　　
在摸清党内大佬意见后，蒋介石决定迅速行动。
1949年10月18日，蒋介石召开隶属于总裁办公室的“中央”设计委员会议，研究復职利害。他发言称：
    “只问应该不应该再起，不能问再起后之利害得失。只要人民、军队与国家有再起必要，则不必研究外交上美国加我之害及其后果如何。此时只有自主自强，决无外援可望。”


出席者大多数主张“再起”，但也担心桂系反对，主张应使李宗仁和白崇禧谅解，不致造反。
当晚，蒋介石约丁惟汾、于右任、吴忠信等数十人再次研究。这一次，担心桂系反对的意见佔了上风。最后结论是不主动推进，等待李宗仁出于至诚自动退职，以免内部分裂。这一结论自然不合蒋介石的心意。
他的想法是：再不能迁延，否则时局更无挽救之望。

11月7日，洪兰友飞台北与蒋介石详谈对“復行视事”的意见与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李宗仁的求退，并非心悦诚服，不过想摆脱责任而已。吴忠信则称：研究復出问题，不应以李宗仁是否有诚意作为基准。蒋介石非常欣赏吴的这一意见。
此时，白崇禧仍企图劝蒋、李二人妥协、合作。


12月4日，他致函蒋介石，请蒋復出为“总统”，早日来渝领导，“李代总统”仍为“副总统”。

12月14日，蒋介石自台湾飞到重庆，致电李宗仁，要李即日返渝共商一切，同时致电白崇禧，要白帮同劝驾。

李宗仁患有严重胃病，这时便血不止。
12月20日，李宗仁自南宁飞赴香港，声称将飞美治病。
12月22日，蒋介石约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派居正、朱家驊等4人持函赴港，探访李病，劝其回国。蒋在函中保証，将以“充分权力”交给李宗仁。同日，蒋介石约白崇禧谈话，仍然表示本人此时决不復职，要求李宗仁克日回渝，商定对内、对外大计。

居正、朱家驊等4人的香港之行无功而返。
12月26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一致同意蒋介石“復位”，

1949年12月27日，再次开会，听取居正等4人香港之行的报告。蒋介石发言，从对外、对内两方面说明自己迅速“復职”的必要。他说：
   “对外关系:尤其我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之代表地位问题，极关重要。如果李宗仁长期滞港，不在政府主持，而余又不復行视事，则各国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以为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蒋介石认为，在此状况下，各国将不得不考虑承认北平的中共政权。
关于国内形势，蒋介石声称：
    “此时举国上下，人心动摇”，云南的卢汉等人已经宣称，李既出国，蒋又不肯“復位”，“国家无人领导，尚何希望之有”！

蒋介石企图以此说明，他的復出尚有“维系人心”的作用。因此，蒋的意见是：不能不作復行视事的准备，需要研究的只有“时期问题”。蒋既如此说，参加会议者自然一致认为局势严重，“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
会议决议：“仍切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復行总统职权。”

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再派朱家驊、洪兰友赴港，传达决议。

早在1949年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即同意李宗仁来美就医，表示将予以便利，李宗仁便决定以“代总统”身份赴美。
李宗仁对朱家驊、洪兰友二人说：
  《本人具有(中华民国)“法统”地位，不受(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约束。》

12月2日，朱、洪二人持李宗仁復函返渝，蒋介石与阎锡山、张群二人商量，决定在完成“法定手续”后，再作“復行视事”的准备。

12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继续讨论，迁延不决。蒋介石摆出摊牌姿态，他说：
或者从此不问军政，任由李宗仁亡国、或者立即復位，行使职权。
蒋经国等不主张“速復”，但会议仍决定在手续完成后于短期内“復位”。
会后，阎锡山仍想再做一次努力，致电请李宗仁“力疾归国，挽救危局”。

12月4日，李宗仁復电，表示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5日上午，李宗仁自香港飞美。


　　
李宗仁不肯返台，深恐沦为“张汉卿第二”
蒋介石既不放心李宗仁，也不放心美国，认为李宗仁赴美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定会”以李打蒋”，认为只有“定位正名”，才能防止美、李的阴谋与毒计，于是决定啟动“復职”手续。

12月4日，滞留台湾的部分前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致电在成都的蒋介石，声称前此引退的原因，早经消灭，不能视事的理由，不復存在，时急事迫，要求蒋实现“李代总统”的“屡次诚恳表示”，迅行復职，继续执行“总统”职权。
在成都的“国民大会代表”、中国青年党代表陈啟天、民社党代表蒋匀田等，都纷纷向蒋示意，要求他即时“復职，”“明赏罚而正功罪，泯派系而擢贤能，尊友党而重舆论，察民隐而苏民困”。

12月7日，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712人在台北举行会议，致电蒋介石，声称时局已至“千钧一发之秋”，要蒋“俯顺舆情，领导军民共挽危局”。同日，洪兰友致电蒋介石，报告说，于右任与居正两位“院长”都迫切希望蒋介石“復职”。

12月21日，蒋介石復函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暗示他已决定“復职”。函称：“自当仍本数十年之革命精神，群策群力，挽回国运。”

至此，蒋介石则认为向李宗仁提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0年１月18日，台湾当局“监察院”开会，讨论事先起草的致李宗仁电文，指责他“于战局危岌之际，遽离中枢”，“重洋远隔，何能因应事机，由此所造成之违法失职事件，其将何以辞其咎”！
讨论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
居正同情李宗仁，发言称，李宗仁出国，有公开文告，“本院要忽略此层，似乎不妥”，至于“违法失职”等文字，是对未来的推测之辞，也似不当。会议大多数人反对居正意见，电文获得通过。

1月24日，李宗仁从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出院。
1月29日，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復电台湾“监察院”，声称病体尚须休养，不能立即返台。

2月2日，李再復一电，表示在赴美就医期间，除施行手术的几天，均照常批阅来电，公布命令，政务并未废弛。留医期间，曾与美国朝野“直接间接密取联系”，争取美援云云。
蒋介石读到这些电文后，在日记中指斥李宗仁“仍以政治、外交为儿戏，毫不负责自罪，无耻无赖。”



李宗仁之所以不愿返台，主要是担心受蒋控制，失去自主和自由。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李宗仁)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著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復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张汉卿（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北京已经成立，李宗仁滞留在美国当“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当然荒唐。
2月12日，蒋介石当局“监察院”开会，通过曹德宣等9人提案，批评李宗仁企图在美国主持“国事”，于事实、法理，均不相合。会议通过的电报指责李“拖延貽误，无异自绝于国人”，并且表示不愿再与李宗仁作“文电之往还”。居正此时仍同情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当局)监察院的电报“措辞等于弹斥”，“被利用作杀人刀”。

　　
坚拒“国家权力”私相授受，李宗仁打出宪法牌
李宗仁拖延返台湾，蒋介石自有办法。
1950年1月31日，蒋介石指示滞留台湾岛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主任黄少谷向国民党中常会提议，除“使领馆”工作人员及现有公职者外，“中央”各机关公务员、国民党中央委员留在香港及外国者，限期回台湾，届期不回，开除其职务，吊销其护照，国民党中央委员并开除其党籍。

2月4日，台湾岛上《中央日报》、《扫荡报》、《中华日报》等同时发表社论，向李开火，指责他违背出国1月即归的诺言，“在万里之外，怎样遥为领导”？社论表示，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现实问题必求现实解决，只能放弃对李宗仁的希望，要求总裁“綰领国事，统率三军”。


1950年，李宗仁滞留美国期间，居正曾托女儿带给李宗仁一函。
2月6日，李宗仁復函居正，声称国民党军队困守台湾与海南，而美国对蒋介石又“成见极深”，暗示局势仍非他收拾不可。函称：
   “”今国军孤悬台琼，既无餉械，復乏外援。闻美国政府对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成见极深，曾一再声明，不以军事援助台湾，今更公开嘲骂。在此情形下，吾党负责同志应警惕国家之危亡，不再感情用事，权衡利害，改弦更张，以挽回既失之民心，俾友邦对我增加信心，乐于相助。“”


该函批评台湾岛上的蒋介石当局“监察院”的电报别有用心，说他自己并非贪恋权位，“代总统”一职早就干不下去，也不想再干：
   “名为元首，实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针毡，有何留恋权位之足云！”

该函重点批评请蒋介石“復职”的说法：
   “”或曰可敦请蒋公復职。殊不知弟所代者为总统职权，而非蒋公本人，国家名器，何能私相授受！譬如宣统逊位后贸然復辟，国人群起声讨之。专制帝皇，尚不能视国家为私产﹔蒋公首倡制宪，安可自负毁宪之责！弟何忍为个人安逸计，而陷本党于创法始而毁法终。少数同志倡斯说者，不仅毫无宪法常识，抑且故意歪曲理论，以乱视听，实属荒谬，貽害至深。国事败坏至此，诚非偶然也。“”


这段话是全函的核心，旨在说明蒋介石“復职”一说“违法、违宪”，他不能将“国家权力”私相授受。这既是对台湾岛上“监察院”的回答，也是对蒋介石的反击。



居正转变态度
李宗仁不肯回台湾，国民党的台湾当局方面立即加强火力。
1950年2月14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等9人联名致电李宗仁，要求他在2月24日，台湾当局的“立法院”开会之前返台。
2月15日，“国民大会”代表三百余人签名，提出罢免书。


李宗仁对来自台湾当局的攻击十分恼火，派私人代表甘介侯到华盛顿会见驻美“大使”顾维钧，声称如果蒋停止诽谤，李就回台，商讨如何把权力交给他﹔如果蒋继续和李捣乱，李自有回击的武器。李还声称“个人地位无所留恋，惟必须採取合理合法途径，以免《违宪》之咎。”


李宗仁坚持不回台湾，使部分原来同情他的人失望。2月19日，居正等在于右任宅聚会，居正认为，“事已至此，只有不顾，请奉化(蒋)復职。”
蒋介石发现舆情有利于己，认为李宗仁已经“廉耻道丧”，不必再和他讲什么“礼让之道”，决定“復位”。




2月20日，朱家驊约居正等“非常委员”上草山(台北阳明山)见蒋，居正称：
   “”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现在不能视事的原因消灭，故障解除，即可视事。他以《民法》关于代理人的规定为例说明，“代理人不理，原委任人收回自理，亦是当然之事。”


居正的说明为蒋介石“復职”找到了“法理”依据，得到与会诸人和蒋介石的肯定。

2月21日，国民党中央委举行谈话会，居正主席吁请蒋介石依照国民党中常会1949年11月27日，临时会议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请蒋介石“復职”，同时盼“李副总统”回台“辅政”。

2月24日，在台湾的“立法委员”全体签名，要求蒋介石“復职”。

2月25日，“监察委员”金维系等六十余人签署弹劾李宗仁案，促请于右任开会审查。


在上述形势下，李宗仁拿出最后一招。
1950年2月28日，李宗仁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介石，指责他的《復职》为《非法》。现据英文本节译下：
   “”亲爱的(蒋介石)将军：　　我的健康恢復期已满，正在准备回国，出乎意料地从文件中得知，您宣布将于３月１日恢復总统职位。您应该记得，你于1949年1月21日，引退后，我即根据宪法规定，接管总统职务。所“代”者为总统职权，并非阁下个人。更进一步说，您自引退后，已经成为一个普通公民，和总统职权没有任何关系。不经过国民大会选举，您没有合法的理由再次成为中国的总统。同样，除非国民大会决定，授予我的权力也不能由任何个人或任何政府机构以合法理由废除。
您的高压的、独裁的行为不能被宪法証明为正确，也不会为人民所赞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您的巨大的错误，将极大地影响我国的命运。袁世凯的下场将是您的殷鉴。为了保护历经许多困难而制订的宪法，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严重警告您，不要甘冒海外民主世界之大不韙。     李宗仁“”                                                         


蒋介石的国民党台湾当局“復行视事”，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既成事实
李宗仁的公开信后，无法阻挡蒋介石的“復职”意志。


1950年2月28日，滞留台湾岛部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监察委员、政治委员、非常委员举行联席会议，要求蒋介石“復行总统职权”。



图:国民党台湾当局于1950年，发行印有蒋介石于台湾总督府为背景的“总统复行视事纪念”邮票，价值台币五元面额。




1950年3月1日上午10时，蒋介石与黄少谷到(原日本殖民台湾的总督府)“总统府”举行“视事仪式”，宣布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文告》称：
    “李代总统自去年十一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復，返旆（pèi）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蒋介石)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


下午，蒋介石发电报通知李宗仁，自己已“復行视事”，对李“代主国政”期间的辛劳表示感谢，并望其早日康復，在“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后，从速回台湾。




3月2日，蒋介石揭示“施政重点”，共4条：
第一，在军事上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復大陆。
第二，在国际上先求自力更生，再联合民主国家，共同反共。
第三，在经济上提倡节约，奖励生产，推行民生主义。
第四，在政治上保障民权，厉行法治。


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些“施政重点”除坚持反共立场外，也在企图对大陆时期的作为有所修正。


　　


蒋介石在台北復职的当天下午，李宗仁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原文为英文）：
    “”在中国为成为民主国家而斗争的时刻，传来了一项不幸的、令人震惊的消息──
台湾方面公告，蒋介石将军已经宣布“恢复”中国总统职位。

人们记得，1949年1月，蒋介石将军辞去总统职位，成为普通公民。他在引退后的两个公开声明中宣布，五年中，他将不使自己卷入政治，也许将避开下届总统选举（当时中华民国的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６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刻，他认为适宜于使自己不经过选举就成为总统，这是令人惊奇的。

这是荒谬的，超出想象的，一个普通公民能宣布自己成为国家总统。这样，蒋介石将军就向世界暴露了一个可悲的事实，作为独裁者，他能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产，可以根据兴致拋弃、或者捡起。

蒋介石将军引退时，我依照为人民所接受的中国新宪法的规定，被迫继承这一空缺。在美国，有过非常类似的情况，副总统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空缺，直到下届选举。
在中文裡，“代”的意思是指，我的任职时间为从上届选举到下届选举，它永远不能被解释为，代替即将离职的已不再做任何事情的前任总统。

在民主的历史上，蒋介石的復职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在他的声明裡有意曲解了《中国宪法第49款》。“”



针对李宗仁的指责，蒋介石的国民党当局“司法院长”王宠惠于1950年3月2日，出面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蒋介石当年只是“引退”，并非“辞职”，即“退身一旁，看看将来怎样”，现在“和谈失败，引退之目的未达，不能视事之原因亦已不復存在”，因此，自可发表文告，重行视事，而“李代总统”的“代行”职权，也因此当然解除。



蒋、李之争，美国的态度举足轻重。
1950年3月2日，蒋介石復职第二天，杜鲁门邀请李宗仁到华府白宫便餐，艾奇逊、顾维钧、甘介侯作陪。当时蒋介石当局“外交部”电告顾维钧，指示说：
“李副总统如系以副总统身分赴白宫宴会，自应陪往﹔如竟以代总统身分前往，应不陪往。”

当日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杜鲁门，将按什么身分接待李宗仁？
杜鲁门答：“作为中国的代总统。”
记者又问，他是否知道蒋介石已经復职？
杜鲁门答，他一直没有同蒋直接联系。

在下午的宴会上，杜鲁门称李为“总统”，连“代”字也没有用。宴会结束后，杜鲁门带著李宗仁到小客厅谈话，顾维钧本欲跟进，却被艾奇逊拉住。艾一面表示要和顾在大客厅谈话，一面将甘介侯推进小客厅，让他充当杜、李之间的翻译。这一切，使李宗仁、甘介侯觉得风光之至。


但事实上，蒋介石已在台湾掌握实权，而李宗仁孤身在美，杜鲁门是不会真正支持一个光杆司令的。在和李宗仁单独谈话时，杜鲁门说:”一切都了解，来日方长，务必暂时忍耐，并劝李和他保持接触”。显然，这是杜鲁门在承认蒋介石之前对李宗仁作精神上的安抚。


果然，当天晚些时候，华府白宫新闻官声明说：国务院收到了蒋介石復职的正式通知，美国承认蒋是“中国政府”的首脑。
又称：杜鲁门无意决定“谁是中国总统这一重要的外交问题”云云。

粉碎与事实不符的-蒋介石三拒琉球

1946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或美国占领当局正式提出了“将琉球归还中国”的要求。
鉴于1946年已在琉球设立“中国国民党琉球支部”，并作好了收回琉球的政治准备。
且1947年正是美国全力支持国民党打”国共内战”的密月时期，国民党当局向美方提出“归还琉球”的要求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日本正在遭受战败清算，且已退出琉球，中国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找日本要收“琉球主权”。
中国政府曾经正式提出过“收回琉球”这一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也是符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原则精神的。只是当时的中美关系生死与共，亲如一家，美军占领着，国民党当局也不便去驱赶而已。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1680





备注: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亚洲战列考虑，造成其利益熏心违背同盟国共识不得单独与日本协议，所以美国在其制定对战后日本政策时，
既没有按照国际法则将琉球列岛归还其《宗主国》中国政府接管治理，
也没有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违法主张将“非军事化后的琉球列岛归还日本”，
而是将《琉球列岛、小笠原群岛、日军占领统治的各岛屿、太平洋中部所有岛屿等等》全部置于美国排他性的战略托管之下”。

1946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内更加明确地提出，《北纬31度以南的琉球列岛、九州(大隅海峡中间线以南)至台湾之间的所有岛屿》，全部作为“”战略区域“”实行托管统治。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美苏盟国按《开罗宣言》、《雅尔达密约》、《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协议文件共同规划“”日本战后主权领土范围“”图，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此图日本与琉球列岛界线(红色框线)为《大隅海峡的中间线》。

1946年11月，《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将《琉球、小笠原群岛、原日本托管统治区域》置于美国的”战略托管“之下，并且试图将此方案向联合国提出。

1947年4月2日，在美国独霸把持的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的提案」？
194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1号决议》，决定将日本依据《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受委任统治之太平洋各岛屿为战略防区，并将置至于联合国宪章所制定之托管制度之下，并指定美国为托管领土之管理当局。然而，联合国安理会的《21号决议》中所指的托管领土是:「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但值得注意是当时并「不包括琉球群岛」。

1947年9月23日，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国民参政会(全国人大组织)则是坚决反对联合国把琉球交予美国单独战列托管、或归属予日本，并要求在往后对日本和约中必须规定将琉球交还我国托管治理。
同年10月18日，行政院长”张群”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时，也提出“琉球列岛与我国(宗主权领土)关系特殊，应该归还我国”。
但美国拒绝了中国对琉球统治权的要求。美方表示，琉球应纳入美国战略托管网内，因为美国认为此乃其在西太平洋之一种任务，中国要求获得琉球，并不获得美国首肯同情。


美国独佔琉球列岛1945年之始末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1688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中国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访台湾省。

1949年7月27日，中国前国民政府副总统替补「蒋介石」总统职务已经半年多的 「代总统」李宗仁，自福建省福州飞抵台湾省台北访问4天3夜行程，期间台湾省政府按照民国三十五（1946）年10月25日，来台参加 「台湾光復一週年纪念会」蒋介石总统夫妇巡视台湾省的典礼规格，由台湾各界代表群聚台北中山堂以示欢迎之意，据悉由当时已经辞职总统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还特地到台北松山机场迎接还昔日副总统来访。

由于在访台之前，这位前国民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也多次访台，并要当时台湾省主席「陈诚」把钱还给南京国民政府。

然而，7月28日，则是安排「李宗仁」与「蒋介石」的 闭门「数度会谈」，最终双方以没有达成共识，导致末代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悻悻然提前于7月30日，离开台湾省而飞抵广州。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建政，至此中华民国遭全体中国各族人民推翻后的「李宗仁」总统遂在11月20日，告假自南宁飞往香港 「就医」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