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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大陆跑到台湾之十：腐败、无能
法币的疯狂贬值和金圆券的溃败导致国民政府经济的全面崩溃，当时的教授、教师、小公务员们深受其害。从抗战结束后到1948年，全国许多报纸刊登了货币贬值对这些人的伤害。
1946年4月10日上海《大公报》：上海大学教授协会称“教授的薪酬甚至比不上奶牛场里清除粪便的苦力”。
1946年12月25日昆明《中央日报》：昆明公立中小学的教师发不了联合声明，要求政府增加工资。每月8万法币无法维持两到三口人的基本生活。
1947年4月6日天津《商务日报》：1947年4月，天津基层公务员每月是20万法币，这笔钱仅能支付伙食费和其它生活杂费，但不包括房租。
1948年3月13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3月，上海一个小公务员写信给《大公报》说他每月的薪水是310万法币，这笔钱无法买到他和他父母每月的生活必需品。在过去的十天里，我每天吃到的东西只有稀粥。我每天八小时坐在办公桌边，时常饿得头昏眼花。
一时间腐败和无能成了国民党的代名词。
腐 败
杨人楩先生当时是北大的一名教授，在1947年3月15日《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国民党往何处去》，其中一句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听到这么多关于腐败的事，对此已经麻木，忽略了它是所有无能的源头。”
连美国学者都认真的研究国民党的腐败案例。“本质上，金钱和偏袒润滑了国民党政治统治系统的车轮，令其运行，却也降低了它的运行效率。腐败的代价是使得自由分子疏远。”“腐败使得官僚机构失去信心和希望，并减弱了它的行政效能。腐败也使得士气颓靡。腐败还让国民党将珍贵的政治资本拱手相让给了共产党。”这是1967年6月《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61期刊登J.S耐依先生的文章里的几句话。文章名字是《腐败和政治：一个成本效益分析》。
1947年10月18日刊登了王克浪的文章《从数字看江西》。文章列举了江西自一九二零到抗战结束的所有灾难。有北伐战争、围剿苏区给当地百姓的伤害，还有倭寇侵略的巨大战争灾难，有洪水、干旱的天灾，但是这些灾难并没有造成江西农村的极度赤贫。他认为江西农村的极度赤贫是苛捐杂税和腐败的官员，作者怒骂这些“腐败的官员”是当地的“吸血鬼。”
自此，“吸血鬼”就成了国民政府基层乡、镇、保、甲官员的普遍绰号。
1947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世纪评论》也谈到“每次征收的时候比规定的数额多收的习俗。这导致了从农民处收集的与政府事实上收到的物资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这些“吸血鬼”不光多收苛捐杂税，还放高利贷印子钱，还霸占强奸农村妇女。
看看那些解放战士的血泪控诉吧，这些苦难战士的媳妇、姐姐、妹妹几乎都被这群吸血鬼糟蹋过。这也是这些解放战士一旦认识到什么叫做剥削，结合自身的血泪经历，最终怒火烧向腐败的国民政府原因。
1947年美国前外交官驻苏、驻法大使威廉.蒲立特访问中国时极力建议美国政府援助更多的军事物资给国民党，支持其内战。招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激烈批评。其中以1947年10月25日《观察》刊登的储安平先生文章《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最为著名。文中写到“蒲立特先生的动机既然如此，既然企图利用国民政府为保护美国利益的工具，因之他便大棒其国民政府及其领袖人物，一面倒的敌视中共，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 20年来政治清明，民生康泰，中国何致弄到今日这样民穷财尽的地步，替共产党造机会？假如20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声势？假如20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率直的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
记住“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是‘共产党之母’”这句话！
无 能
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无能是全方位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人事上的等等，可以写出好多书，真正是伐光南山的竹子也写不完。
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无能这里我不再讲了，这类文章书籍太多了，我这里只讲投奔蒋委员长的上万名学生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无能到了什么地步！
西方学者把这些逃向国统区的学生统称为“难民”。我结合一下叫“难民学生”。
1947年7月26日潘子明在《观察》写了一篇《松花江畔的阴阳界》的文章。文章写道“他们向南迁徙，搬到国民党统治的东北城市。这些难民包括了年轻人，大多数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这些人不喜欢共产党的教育系统，想继续他们过去的教育形式。”1947年11月光沈阳就聚集了大约十万难民，其中许多是学生难民。美国使馆人员在1947年11月26日的报告中还提及此事，认为他们是追求“学术自由”的人。但是很不幸，一是他们来到沈阳、长春等地后反而失去上学的机会，无法继续学业；二是与家人失去联系，国民政府又不管他们，吃饭都成问题，成了“自由城市的自由流浪者。”结果许多年轻学生对国民政府“失去了希望”。（《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卷，第378页）
德克.布迪在《北京日记》中描写了1948年6月从太原被空运到北平2000多学生难民的痛苦遭遇。这些十几岁的学生到达北平后，只能露宿在公园、寺庙、废弃的建筑里。缺少书本、没有应季的衣服、也没有卫生设施，每天只有福利局配发的窝头，其它什么也没有。他们偶尔会杀一条流浪狗来大大牙祭，但不会主动作奸犯科。
多好的孩子啊！
1948年9月，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估计北平有两三万的学生难民，首都南京有两万，汉口有一万。由于国民政府的不理不管，在炎热的夏季这些学生难民愤怒了。7月5日陕西的学生难民到还安静，但东北的学生难民开始到国府门前申诉，国府让他们去参加军事训练。学生难民开始示威，结果国军开火了，造成1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7月15日来自东北的周鲸文在《时代批评》上发表《为枪杀东北流亡学生控诉南京政府》一文，来表达学生们的愤怒。
上海《时事新报》、《新闻报》、《文汇报》、《大公报》、《时代日报》，甚至《中央日报》都认为国府应该清楚的看到这些由大中学生、地主、自耕农、小商人组成的难民，他们构成了一股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强大政治力量，是国民党的执政基础，一个精明的政权应该利用它。
很显然，无能的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没有看到这一点。
这里有一封来自首都南京栖霞山难民的控诉信就可以说明一切。许多难民来到南京后，由于国府不管他们，他们只能与当地人争抢资源。南京栖霞山有三个难民上山砍柴，结果被当地村民痛殴，当地村民认为栖霞山是村子的财产。三个难民找当地法院起诉，因为没人出钱支付法庭费用，当地法官拒绝开庭审理。最后这三个人被迫返回了被共产党解放的家乡。他们写了一封信投给了《观察》，《观察》在1948年4月24日刊登了这封信。
信中有这么一句话，道出了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无能。
“（难民）南下希望得到保护，但是相反他们被抛弃，被迫遭受苦楚------两党现在正在角力：一个党努力争取人民，而另一个却在抛弃人民。”
抛弃人民，这就是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正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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