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6年郑舜功使倭岛航海之旅

原题: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郑舜功日本航海之旅
转引:《国家航海》，2014年第2014第9辑期
文:郑永常。二次编辑:猎户人。



内容提要：
郑舜功，新安人(今 徽州)，曾以“大明国客”身份出使日本。他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从海路出发，至嘉靖三十七年又从海路回到中国。郑舜功以一介布衣奉命宣谕日本。他“遴流溯风，延回大小琉球国，凡四十昼夜，万死一生”，回来后却被诬入狱。本文主要关注郑舜功的航海路径和过程，谁委任他出使日本？为何选择他？为什么要从广州出航？明中叶时从广州至日本是一条新航道、新发现，跟以前的中日航道不一样。本文借由《日本一鉴》的海图及说明，重整此次航海历程和所遇到的问题。



元末明初时，倭寇盗匪扰边。
明太祖，与日本因倭寇问题闹得非常不愉快，两国不但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且几乎兵戎相见。
明成祖，登基后，不惜以大军压境之势，要求日本协助捕倭，并将倭寇头目交給予明皇朝庭正法①。于是明皇朝允许九州各地諸侯十年一贡，此后明皇朝初期的倭寇渐息。明皇朝虽然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其实日本每年都擅自缩短贡期前来「宁波(明州)市舶司」进行朝贡勘合，实质是来明贸易②。当时正是日本的战国时代，除日本关白和幕府将军外，沿海各地大名(诸侯)都纷纷派船来中国浙江「宁波(明州)市舶司」对日口岸贸易，日本虽美其名曰对华称臣纳貢的“朝贡”，但日本大名朝贡团很多时候是没有经过“勘合”贸易特许凭证的。但在明皇朝宁波市舶司主管此事的太监因受贿，而默许了此事。从明朝成化到正德年间，这种隐瞒朝廷的权宜做法一直在进行中。当时的内地生产者、沿海商人、地方官员、太监，以及码头劳动群众等形成一种共犯结构。日本朝贡及勘合贸易所带来各方好处，各安其业。



备注:
明皇朝太祖洪武年间，中国与琉球正式建立封贡君臣从属关係，明皇权政府在福建设立「泉州市舶司」，用于管理对藩属「琉球中山国」的朝贡及勘合等贸易，并在晋江口岸设立「来远驛」，最后迁移到福州口岸，专门接待琉球官府前来的贡使。明皇朝借由两者口岸有别，区分于自「宁波(明州)市舶司」的登岸的日本贡使。

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令藩属琉球中山国入贡使向日本国王转交一封信，要求日本将涉及宁波贡使烧杀抢掳事件的罪犯「宗设谦道」逮捕归案，否则以断绝其朝貢及勘合贸易，但最终却杳无音讯。




一、倭寇乱起
明皇朝嘉靖二年，原授中国皇权朝廷所册封日本国王(幕府)垮台后，其下大名(诸侯)对华的朝贡团，因在华宁波(明州)市舶司口岸“争贡(资格)”引起打砸抢烧杀等动乱事件，导致明朝指挥官被杀，引起明皇朝朝廷追究其责任，甚至下令关闭日本对华唯一勘合贸易「宁波(明州)市舶司」口岸，并要求其押解逃回日本的凶手，甚至禁止了日本的朝贡贸易③。日本的朝贡贸易被禁止后，人们为了生计私自下海，铤而走险，为日后的倭寇问题种下祸根。当时虽然中断了对日本勘合贸易，纷纷而私下的对日贸易由沿海的商人、船户、地方士绅和官员等一起承包，海上走私开始风起云涌。早期的徽州商人「王直(汪直)」、徐海、许栋」兄弟，粤人「郭朝卿」，闽南「邓獠、黄四、李光头」等，都是当时海上的走私海商集团④。而海上买家除了日本之外，也有来自葡萄牙等国的商人，因他们都以“银”易货，所以走私者趋之若鹜，下海走私贸易大增，而武装冲突不断。更有甚者从日本招募打手，倭寇的扰边之说乘势而起。其实，明代中叶的“倭寇”十之八九是中国人，而当时的倭寇大多是走私海商的雇佣兵。

虽然实施了海禁，但力度不大。走私贸易者以舟山群岛各岛屿为基地，其中规模最大的走私贸易中心是位于宁波外海的「双屿港」，这里的「李光头、许栋兄弟、王直」等海商团伙组成联盟，经营对外贸易。周边居民以此为生者不少，而陆地商人和地方军官亦参与其中，以谋取厚利。由于宁波走私贸易没有管理及规范，海商与陆地供货商常因价格或交货日期、商品质量等问题而矛盾日增，冲突日大，甚至引发走私海商上岸抢货杀人烧屋等，一般称其为倭寇之乱。初期「浙江-双屿港」是一国际贸易中心，不单中国走私商人，葡萄牙人、日本人，以致各色人等都聚集于此贸易。而中国海商也违禁出海贸易，如，「王直」就负责与日本、东南亚的贸易。

其实在嘉靖二十六年之前，发生的冲突都是小规模的。然而这一年，参与陆上走私贸易的退休前大学士「谢迁」家族被走私海商洗劫一空，且有官府「卫所指挥总旗」被俘走赎回⑤。

至此，明世宗才下决心铲除倭寇。他命令「朱纨」为浙闽巡抚，提督军务，“许以军法从事”⑥。一年后，虽然浙闽地方官军或不听指令，但浙闽巡抚「朱纨」仍然组织了一次有规模的军事行动，直捣双屿走私中心。可是走漏了风声，停泊在双屿的1290艘船仓皇驶离⑦，留下空港一个。朱纨下令捣毁堵塞港口，防止倭寇匪徒再次聚集。这1290艘双桅帆船，由于都是具有漂洋过海的大型船。一般双桅帆船可载客百人。浙江「双屿港」，当时住了多少参与走私的商人和家眷呢？一般说法为“万众”⑧，大概有一两万人。在贸易季节(季风)，葡萄牙人、日本人、南洋诸色人等都来贸易，人数则更可观。

朱纨的这次行动把走私海商推向绝路，船队在舟山群岛一带出没，寻找新的基地。当时另一个贸易中心在闽粤海域交界之处的「走马溪」附近。明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再次强力执行海禁，将躲藏在走马溪海面上进行“船船贸易”⑨的走私海商一网打尽，其中包括葡萄牙人、黑人、中国人沿海海商。这次行动引起部分地方上反弹，漳州家家户户到沙滩上抗议。「李光头」等96名中国人被朱纨斩于军前，罪名是积年为盗⑩。这件事引起私人海商集团背后金主的极大反弹，甚至许多参奏弹劾朱纨折子送京，朝廷也议论纷纷，明世宗最终不得不下令将功臣「朱纨」“逮京鞠问”，朱纨自知形势对己不利，服毒自杀，留下千古一句：
浙闽巡抚「朱纨」:
「去海中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
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11)

「朱纨」大力扫荡「走马溪」事件后，海商盗匪集团们「李光头」被杀、「许栋」兄弟不知所踪，八年后，据传被流放至湖广从戍终身(12)。原先在「双屿港」坐第三把交椅的走私海商「王直」，接收了逃出船队，并重整队伍，成为最强大的华商海商集团首领，因其与日本有长期走私越货合作的渊源，「汪直」便以九州岛平户 为基地，对中国沿海进行攻击、抢掠以满足贸易所需。从嘉靖三十一年起，东南沿海不断遭受倭寇袭击，史载：「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塞，杀虏居民无数」(13)。至此才正是“倭寇之祸”的正式开始。

自1552-1560年，倭寇流窜犯案扰边不断，至嘉靖四十年后才渐次被「戚继光」平息。在这一段倭寇之祸的时期，先后有平倭大吏派员至日本从事侦察或诱敌活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安人布衣「郑舜功」于1555年，受命从「广州(市舶司)」出发东渡日本“治事侦风”(14)，即从事侦察日本情势的任务。郑舜功1557年回国后被拘禁，其后写成《日本一鉴》一书，内容包括《桴海图经》三卷、《穷河话海》九卷和《绝岛新编》四卷。这套书是他东渡及逗留日本时“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说，得览其书”的成果，是当时中国人对日本最详细的记录，很有史料价值。



二、郑舜功出使缘起与东渡航海路线
明朝自倭寇祸起，一发不可收拾，朝廷所遣的高级平倭大吏走马轮替。
初朝廷任命-都御使「王忬」巡视浙江，但其却无所作为。

后改以-副都御史「李天宠」巡抚浙江，并命 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张经」虽有「汪江泾大捷」，却因「赵文华」的谗害而死，而「李天宠」亦被逮捕问斩。

其后又以-巡抚应天-都御史「周珫」和-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平倭(15)。一个月后，「周珫」被罢免。

嘉靖三十四年，朝廷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杨宜」总督南直隶浙福军务(16)。一年后以杨宜“调兵万余不能平贼，屡失机宜，今又多所亡失，大负委任，姑革任回籍间住。

”继之以-巡抚侍郎「胡宗宪」总督军务，负责抗倭重任。于是「胡宗宪」乃请遣使 谕 日本国王，禁戢岛寇，招还通番奸商，许立功免罪”。 (17)这一请求得朝廷允准，「胡宗宪」便派遣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前往日本诱降走私头领，许以贸易等。

其实较「蒋洲」更早出使日本的是新安人「郑舜功」，他奉命“采访夷情，随机开谕，归报施行等”(18)。

当时倭寇四起，明朝中国完全处于被动之中，朝廷为了了解日本的情况，因而派使者出访。「蒋洲」是以《市舶使提举》的身份出使日本的，主要的责任是劝 谕 日本国王约束倭寇，招抚「王直」来降。然而，「郑舜功」却没有官衔，而是以《大明国客》之名随 谕日本，两者任务则各有不同。

「郑舜功」出使日本是在明皇朝嘉靖三十四年，“于岁乙卯(嘉靖三十四年)赴阙陈言，荷蒙圣明，不以愚昧罪功，特下《兵部》咨送《总督军门》，转咨《浙福军门》文移《浙江司道》议功，使往日本”(19)。当时任《总督南直隶浙福军务》的是 南京-兵部右侍郎「杨宜」，因此一般都认为「郑舜功」是「杨宜」派遣的(20)。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杨宜」却因抗倭不利与「赵文华」的从中作梗而被罢官。(21)


那么，郑舜功真的是杨宜派遣的吗？
郑舜功曾自己提及：「国客之名，盖因奉使之际，遵蒙本部尚书 杨 令言：但以中国百年来未尝遣使日本，是故不敢承领文移取辱」(22)。
本部尚书，即上文提及他赴阙陈言的“兵部-尚书”。而当时的兵部尚书是「杨博」，他于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升任兵部尚书(23)，五月上《御倭方略》(24)，此期间应是郑舜功赴阙陈言之际，因而才有了此次非正式的出使任命。过了一年，即嘉靖三十五年五月，「杨博」因父丧回家守制。(25)
那么，「兵部-尚书 杨博」为何有信心委任「郑舜功」出使日本呢？郑舜功必定提出了一些见解，证明自己有出使之能力。他曾提及：「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以来，奸宄交作，边腹生民之被惨毒，忍不可言，一念生民，又念先世忠义书史旌。常不自料量，广询博采，辄奋狂愚，奏奉宣谕」(26)。
由此可见，郑舜功虽然不是由官府科举出身，但其对倭寇乱事特别关心，希望有一天能够报效国家，事功之心极强，竟自称已到“狂愚”境地。郑舜功确实是一“狂愚”之人，竟想以布衣的身份出使日本。这可能是在日本诸侯们在华争贡事件后，郑舜功提出的建议，似不被当局接受，但他没有放弃出使日本的请求，只是我们没有更多资料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值得留意的是，有一则在日本流传的史料称，郑舜功于1529年，曾去日本处理药材。
「释东初」的《中日佛教交通史》曾提及：「昌山义宣，曾遣 南禅寺-僧「昌虎首座」入明求药方。一五二九年，偕「郑舜功」归国。「舜功」乃授明医妙方于日本，日人分办汉和之品名，命绘工「士佐光信」画药种之形态，译其词为和(日)语，令「九条植通」之书，于是中国药方遂传入日本矣」(27)。
据悉郑舜功的身份是一位药材商。当时日本的朝贡贸易已经被中断了六年，走私海商都躲在舟山群岛、宁波双屿进行贸易。郑舜功因为有日本经验，所以才在嘉靖三十四年赴阙陈言，之后被兵部尚书允准以“国客之名”出使日本。

当「郑舜功」奉命往日本侦察情事时，才发现没有海道图经，以前明朝「所遣使，皆由宁波郡(宁州)往来(日本)，之役虽劳，俱未见其方程也」。(28)

明嘉靖十一年，朝廷命「给事中「陈侃」出使藩属「琉球中山国」，取道福建(泉州、福州)以往，其从人有识(藩属)日本路程者」(29)。由此可知，闽粵海人早就知道去往日本的航路。

广东人「郭朝卿」，曾经因为台风漂流至日本国，此后广海人也知道了去日本的航路。至于浙海人，则因日本对华朝贡的官员都设馆于宁波市舶司，虽闻日本之岛名，却并不清楚它的位置方位。虽然中国私商多次去往日本，“但抵其域，市诸货财而已，谁究彼都之域之详耶？”(30)因而没有航海图经可供参考。

为什么选择广州出海呢？这并不是由官府许可的往藩属琉球中山国航线。郑舜功 说：“钦奉宣谕日本国，驱驰「岭海」乘槎出。当时倭寇之乱，淮、扬、吴、越、闽 海生涂炭，取道岭海而往焉。「岭海」者「广东」 别号”(31)。
当时倭寇乱起，浙闽沿海经常受倭寇侵扰，郑舜功唯有南下岭南雇船前往。他找到了“「司方」之人以供其事”。
所谓「司方」者，即指掌罗盘的人。郑舜功还广求指南蹈海之书，得《针谱》、《渡海方程》、《海道经书》等，可惜皆对于「日本路经，言之未详」(32)。
只有一本《四海指南》有相关记载如下(33)。「取道-太昌，田韭山，放洋，而往取-野顾(寄音次)、抱里(寄音)沿入其都，夫彼路经如斯而已。近考前代日本之役，魏、晋、隋、唐各亦遣使，皆缘「朝鲜」往焉」(34)。也就是说，无论是私商、还是各朝赴日的使者，都没有从广州航海至日本的海道图经资料留下来。

郑舜功从广州东渡日本时，也算是非法出海，因为海禁并没有解除。他是第一位从广州至日本的使者，因而顺道记录了所见所闻。郑舜功说：「我方津发，自广至倭，山水物色，见无不询，询无不志」(35)。由此刻意沿路写下了海道针经《万里长歌》(36)。并记录了多条去日本京都的路线。郑舜功所走的航海路线，本文以(郑舜功航海路线)标示，以有别文中提及的其他航道，其航线可参见图一至图四。





上图一 郑舜功航海路线图之一


(一)从-广州 沿海北上-福建(37)(郑舜功航海路线)

      五羊-歌鼓渡-三州，先取-虎头 出-幞头：
      「五羊」，即「广州」省城，经「三州」，入「虎门」，出「幞头山」。

      大鹏 飞鸣-平海 札，看看-碣石 定-铁甲：
      经「大鹏所」，至「平海所」，从「碣石卫」之右上，经「铁甲山」，入「惠州海」，从右过。

      靖海 东头-马耳还，大家井 里傍-牛田：
      过「靖海所」，经「马耳澳」，因风沮，泊「牛田澳」之「石牌村-大家井」，傍为「潮海(潮阳县)」，往右航行。

      天道 南阳 王莽 灭，诏安 走马 心旌节：
      经「南阳」，过「王莽」，皆潮海地方，入「诏安县」境，至「走马溪」，从其右往「福建」。

      镇海 先须定-六鳌，下门 平静-金门 高：
      经「镇海卫」，往「六鳌所」，至「下门寨」，在「月港东」，皆「漳海(漳州)」地方，经「金门所」，在「泉海(泉州)」地方，从右北上。(38)




      

上图二:郑舜功航海路线图之二




      
上图三:郑舜功航海路线图之三



      


上图四:郑舜功航海路线图之四(以上四图均以清朝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沿海全图》为底图)




(二)从 乌邱 东渡 日本

      永宁 东觅-乌邱 侧，有马 行之是准则：
      往「永宁卫」，经「乌邱岛」东渡。舟师海航秘诀乃于「乌邱」取道「日本-挨里马(有焉岛)」。若西南风，用艮寅缝针；东南风，用甲卯缝针；西北风，用正丑针；西风，用正艮针，径取有马。论更次：一更针(顺风)约行六十里，凡一昼夜，烧香为度，约十更程。验迟疾法：取小薪掷船头波上，疾行船尾，按薪先后，则知迟疾，约计更数。(39)




(三)从-金门 经-鸡笼 往-屋久岛(郑舜功航海路线)

      一自-回头 定-小东，前望-七岛 白云峰：
      从「金门」东北的「回头岛」，岛在「泉海」去「金门」四十里，去「永宁」八十里(笔者以为是「北椗」)自「回头岛」取「小东岛(北台湾)」，亦称「小琉球、大惠国」。「小东」有「鸡笼山」，我取道「鸡笼」等山，径取「七岛」，「七岛」向来为琉球与日本之界。再从「七岛」，用正寅针，约五更，取「野顾」(屋久岛)，(耀固世迈)因有白气浮现又称「白云岛」，此昔我之使程也。(40)按，郑舜功还要穿越「琉球列岛」，才能抵达琉球列岛最北境之「屋久岛」。




(四)附带提及的航道

      一自-回头 用艮寅针，径取-日本，凡七八日。

      一自-泉 永宁衙，渡海-澎湖等岛，再渡诸海结-小东岛，自岛西南结-门雷 等岛，东北结-大琉球、日本等岛。

      一或自-梅花 东山麓，鸡笼-上开 钓鱼台：
      从「梅花所」，经「东山」外 用乙辰针、或辰巽针，约十更，取「小东岛-鸡笼山」。自「鸡笼山」南风，用卯乙针；西南风，用正卯针、或正乙针，约至十更取「钓鱼屿」(按郑舜功说：「钓鱼屿」，「小东」小屿也”)(41)尽「钓鱼屿」，南风，用正卯针；东南风，卯乙针，约四更取「黄麻屿」。

      一某自「梅花所」，渡「彭湖」之「小东」，自琉球至日本，为昔-陈(侃)-给事 出使「琉球」时，从其从人得此方程也。

      一自「回头」去「彭湖岛」，百六十里，再经「高华、鼋鼊」，过「大琉球」，亦使程也。「彭湖岛」相去回头百六十里，「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尽「钓鱼屿」，南风，用正卯针；东南风，用卯乙针，约四更取「黄麻屿」。(42)




(五)穿踰琉球至最北境大隅群岛的屋久岛：(郑舜功航海路线，图五)

      黄麻赤坎吉米巅，马齿琉球里迤先：

      尽黄麻屿，南风，用甲卯针；西南风，用正甲针；东南风，用正卯针，约十更，取赤坎屿。尽赤坎屿，南风，用正卯针或寅甲针，约五更，取大琉球用正卯针或寅甲针，入哪霸港？否，自港外用正子针，约四更，取里迤屿。尽里迤屿外，南风，用正癸针，约三更，取热壁山。

      热壁行行梦家剌，大罗前渡七岛峡：

      尽热壁山，南风，用正癸针，约四更，取硫黄岛，该岛日则障烟迷目，夜如野烧。尽硫黄岛，南风，用癸丑针，约五更，取田嘉山。自田嘉山，南风，用癸丑针，约三更半取梦家剌。尽梦家剌，南风，用正癸针或癸丑针，约三更取大罗山。尽大罗山，用正癸针，约二更半取七岛。此七岛者，在日本南为琉球、日本之界。南七岛用正寅针，约至五更取屋久岛。(43)






上图五 郑舜功航海路线图之五

      (以郑舜功绘《日本一鉴：桴海图经》之“沧海津镜”为底图，博士生范棋威协助绘制)



(六)从屋久岛往棒津：(郑舜功航海路线)

      从屋久往棒津也有一段海程：棒津其古筑紫岛地方，岛列九国，而棒津属大隅国。棒津岛间，为本岛之首，悬对屋久之北，而我取道其中。本夷云：自津至种岛程计三百六十里，棒津至琉球程计三千七百里。(44)


(七)从棒津往山城(京都)：(郑舜功航海路线)

      屋久棒津我道中，槎浮影动击飞翀：

      本夷云：自本岛(屋久岛)上(北上)，若乘西南风，开洋而行，去东北约六十五更，至堺江。先经椿泊、奴岛，再越过五小山或称大门岛(寄音大幕佳世迈)，便望见淡路岛或称一曰大门山。我自山右过来岛，抵堺江，用平底舟，遴进山城国都矣。(45)

      或取种岛定延厯，或渡棒津沿山入：

      本夷云：若于种岛得西南风，用艮寅针约六十一更，半径取椿泊、奴岛之上，过来岛到堺江，用平底舟乃进山城国都。(46)

      另一条海道是从兵库入山城的海道路线：

      一自「屋久岛」用艮寅针，约四更，取亚甫山([寄音]郎押付腮)，夷曰大岛，一曰乞岛(寄音课射气行)。平本岛港口，水东流急，岛西六十里有礁四五，人指马蹄。我自礁上开行，用艮寅针，约至五十更，取敦里宫(寄音押兹利密耀)。若不见此，则用正艮针二更，艮寅针五更，取「江轮野」(寄音那杯懦)一名江门野岳观(寄音耶懦阿佳密)。次用正子针一更，正癸针二更，取野岛礒(寄音儒世迈易梭)、射气岛，南沉礁。我道岛上，次用正丑针一更，正子午针四更，取淡路岛(寄音押法致世迈)一名大门山(寄音大目佳耀迈)。我道山上，次用正丑针三更抵兵库港，用平底舟遴进山城国都。(47)

      这条海道路线从马蹄至野岛礒，船航行了六十更，文中提及的敦里宫、江轮野、江门野、岳观等名，在附图中找不到对应位置。但是在同一航道上，从棒津至兵库港，入山城之海道，有详细的停泊地点，但也缺乏上述江轮野等地名，不知何解？其海道途次如下：

      或种岛乘南风，用艮寅针约至六更，渡棒津，从棒津上海而入山城。王都挨棒津之上，沿山而行，可堪歇泊处：自棒津、次京泊津、次阿久根、次天草、次江坂浦、次河岛、次濑户、次平户、次博多津、次足屋、次赤坎关、次挂坐、次上关路、次宫岛、次釜雁、次竹原、次户摩、次志波久、次牛窗、次室、次兵库港，用平底舟次西宫、次杉田、次山崎、次下鸟羽，用小舟次日本王居。(48)

      笔者按：上述这条兵库海道是从左边北上山城的，郑舜功称其为“夷海上道”。(49)但郑舜功是从右边北上堺江入山城的，即随“夷海右道”而行。他说：“我之使程，先取屋久，次种岛而行，若或道彼右海，沿诸海山而入山城国者，则挨棒津之右，次山河矣。”(50)也就是说，他从屋久入京都是从“夷海右道”而行的。他的“万里长歌”有诗云：

      棒津山河大泊开，千凑户浦耳之隈。

      细岛赤水远海楼，竹岛釜江记周折。(道经此处，台风飊作，延荡釜江，漂入澳滨。)

      拍岛驹妻清水湄，津龙州崎浦户垂。

      东津上浦又摏泊，奴岛堺江山城郭。(51)

      这是“夷海右道”的海道歌，郑舜功经过的地方有：棒津、山河、千凑、户浦、细岛、赤水、竹岛、釜江、拍岛、清水、津龙、州崎、东津、上浦、摏泊，奴岛、堺江、山城郭。

      “夷海右道”是郑舜功从屋久至堺江航海路线：(郑舜功航海路线，图六至图八)

      硫磺岛、屋久岛、种岛、棒津、山川津(山河)、内曲袖臼(植宿)、种山、鹿岛(萨摩)、宫内、喝饮、内曲、高洲、下津(岛津)、茂户岛、根岛、大泊(大门泊)、浦津(胆月)、志布志、小岛、千凑(血野凑)、门浦(户浦)、目井、油不郎、内海、日向、[若或自此入其都：室部、阿苏、杇纲、田北、丰后、六里、田原、玖珠(球珠)、小仓(小郡)、赤坎关、府中(府国)、挂坐、阿嫂、舟木、山甲、小郡、山口]、赤井、伯、德潭、耳、土持、细岛、左伯、垢水(赤水)、东海(远海)、竹岛、彦岳山、板关、高岛、臼杵、釜江、四浦[遇风，郑舜功入澳滨，再入丰后停留，而沈孟纲和胡福宁继续航程，赍书往谕日本]、小路岛、蒙岛、柏岛、土佐[若或陆路往中村，中村陆路入其都……至兵库港或堺江入其都]、清水、足津、津龙、四崎、东津留(户路)、室三崎、江浦(上浦)、桩泊、来岛、堺江[用平底之舟]、小坂、守口、八幡[用小舟]、淀、下鸟羽、上鸟羽、山城(京都，日本王居)。(52)




上图六 郑舜功的“夷海右道”海道图之一：1555-1557年华人流逋聚落(带▲)






上图七 郑舜功的“夷海右道”海道图之二：1555-1557年华人流逋聚落(带▲)






上图八 从堺江入山城航道图(博士生范棋威协助绘制)

      

(八)回航广东遇狂风天后显灵
郑舜功在「丰后停留了半年左右，于1557年回航广东。他们从九州岛亚甫山马蹄礁出发回航，在屋久岛之西被礁石冲破船只，漂至大琉球的一小岛(夷音耶剌付岛)。在船快要覆沉之际，郑舜功等祈祷于神，而神迹竟然显灵：

      有光类火，其大如升，降于船。又异香袭人，风稍恬，乃以备舵易之而行。于时，雪浪滔天，惟舵着水，夜甚昏黑，吾所见众又祈祷于神，复有火光，如缆拽船迤至广。篙师云：斯神者，乃宋灵惠夫人林氏也。三月廿三日为其诞辰，边腹之民，多祀之。航海之舟，多奉之。按永乐己丑，使海外国，乃以斯神在海着灵，遂于京师仪凤门营造神宫，诏封斯神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庙”，额日：“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岁以正月十五日及三月廿三日遣官致祭，着以为令。(53)

      郑舜功看到天后显灵，解救危难，不禁感慨起来：“我羹藜含糗之人，又岂不爱国家乎。”诉说千辛万苦出使日本，“凡四十昼夜，万死一生，乃克至广”，(54)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就是为了“爱国家”而已。最后，郑舜功的船在澳门与中山间的珠海登岸(图九)。







上图九 郑舜功归国航海路线图

      [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时期全图(一)》为底图，博士生范棋威协助绘制]

      

三、郑舜功作客丰后及侦得华人流寓情势
郑舜功于明嘉靖三十五年五月从广州出发前往日本，于嘉靖三十六月回到广州，前后约七个月。他以“国客之名”，向丰后君“布忠信以宣文德，陈仁义以定奸偷”，使日本丰后君臣，豁然开悟，先后归化。当是时，因勤于侦察事，“经历数旬，凡得诸履涉，及诹咨者，若岛屿都域之统属，水陆途次之程期，住泊经由之处所，莫不各究其指归，又非特记其地名，倭音之仿佛，且考诸翻译，寄我文字之精详矣！”(55)因此郑舜功留下的《日本一鉴》一书，其价值尚待有心之人发掘。虽然同时代有关日本的著作不少，但作者大都没有亲履其地，只是辑录他书而成的。郑舜功作客丰后，也有一段故事。他的船在从“夷海右道”北上山城途经九州岛之釜江时遇上了台风，船漂入澳滨。这里属于丰后大名封邑。于是他与丰后大名源义镇(藤原义镇)有了一段交往。他说“道广飘飘入澳滨，策马往见丰后君”。(56)郑舜功说：
我取道于广往谕日本王，行彼域中，飓风乃作，漂入澳滨。澳滨者乃彼丰后之地，在釜江之西。而丰后为日本分封之国，其若姓名源义镇为日本国王宗族。其辖丰后、筑后、肥后、肥前、筑前等国，又日向、国大牙属之。彼谓：六国津港尚多奸宄且众，偷偷而来者，彼之国君不知也。(57)

因郑舜功的海舟坏了，他被丰后大名源义镇安置于丰后暂住，郑舜功不得以，便吩咐从事沈孟纲、胡福宁等“斋书往谕日本王”。(58)也就是说，下一段入山城的海程，郑舜功没有随行，而沈孟纲、胡福宁等也是随日本内地海舶抵达山城的，他们随即“晓谕日本国王源知仁，与其文武陪臣近卫三条、西柳飞、井滕长庆等”讨论明朝禁止日本入贡之事的由来，而日本希望继续通过朝贡贸易维持双方的关系。因此“遂与回书，并付信旗，与孟纲等”作为信物。(59)日本国王源知仁是指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辉，幕府将军显然不愿与中国为敌，欲恢复朝贡贸易。

当「沈孟纲」北上山城时，郑舜功留在丰后。他以“大明国客”之名，随谕“西海修理大夫源义镇，禁戢所部六国地方”(60)，不要让他辖下之民侵扰中国沿海。其他地方只能移书责问，禁与不禁，也无从知之。郑舜功的船因风不能泛海，滞留丰后，而丰后大名的左右部曲“藏奸慝”及“颠倒其间”使丰后大名不明所以。当时，蒋洲也抵达了丰后，并会见了王直和丰后大名源义镇。但他被丰后大名留置，只遣回副使陈可愿，带回被掳人口。丰后大名“遣僧德阳等，具方物奉表谢罪，请颁勘合”，并谓下次修贡时再“护送洲还”。(61)由此可见，丰后大名有点要挟味道。此时，郑舜功和蒋洲都在日本丰后，但史料中没有谈及两位中国使者是否曾会过面。经过郑舜功对丰后大名的说服，他才有机会研究华人流寓日本沿海的情状。所谓“我居丰后究夷俗，得其要领思归复”(62)，即掌握当时的状况后再回航中国。当时丰后大名也不清楚这些华人流寓者的状况，但他希望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因而对郑舜功说：“六国津港尚多奸宄，偷偷而来。”丰后大名利用郑舜功的访查，了解了华人流寓者的状况。当时在日本九州岛的华人大都寓居在港口，有利于回中国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但是华人流寓的地区不只在九州岛，也包括四国和本州岛。

笔者根据郑舜功的史料，分区整理有关华人流寓日本各地的情况如下：(按：在本节所录为华人流寓地区。)

      1.本州岛
和泉：人民积货为生，昔有奸慝……驾小舟，浪流土佐、丰后海洋间，隐泊野岛，窥伺商船，劫掠之。嘉靖丙辰土夷细屋胁从徐海，入寇矣。(徐海地盘)

周防山口：自司牧多多良义隆死后，为流逋之渊薮也。

土佐：原不犯中国，间被流逋诱引为患者。


      3.九州岛
高洲：二十年来，流逋潜处于其间，本洲居民约百家，我民之被驱虏，为夷奴者曰二三百人，多是福兴泉漳边氓也。

      博德津：尝以商为业，多蓄货财，基金有至百万者。向水流逋潜处其间(指逃亡潜伏的中国人)，勾引本夷，为犯中国。此岛津间，为通中国朝鲜之要道。

      肥前有马：古之入唐，而有马岛，向泊商船，中国流逋，久潜部曲，勾引岛夷，为中国患。

      日向：向为流逋渊薮，嘉靖丙辰彼之彦大郎，胁从徐海，劫掠直浙，乘船七十余艘以归。(徐海地盘)

      萨摩鹿岛：居商者多，今为寇者众。土夷扫部嘉靖丙辰胁从徐海入寇矣。(徐海地盘)

      平户：昔鲜人居，今居商众。二十年以来，为番舶之渊薮，中国流逋，移家受廛，错综盘固，而今屡众王直，向潜住此岛，岛去朝鲜半日程。(王直地盘)

      五岛：在日本西，近延中国东海隅，昔为盗区，流劫琉球等海夷国，今为中国流逋渊薮，勾引岛夷，为中国患。良未已也。

      种岛：尝寓山城，知文学僧，向为琉球之师。寻通番舶，嘉靖壬子徐海诱夷私市，列表比寇，海航而去，逮岁甲寅徐海复诱岛夷，入寇而去，岁丙辰徐海亦复诱夷，三犯中国。诱来之夷，漂没者众，余来授死，部落俄空，漏网之贼，惟助才门(日本海商)等辈尔。(徐海地盘)

      屋久岛野顾山：一名曰白云岛。多古木，麋鹿成群，不通商贾。若他国流航或泊此岛，多被岛夷谋杀之。向来流逋勾引岛夷，为患于中国，若侠之夷，以商为生，富家颇有。(63)

从以上华人流寓分布的情况来说，可谓十分广泛。(64)这些中国移民大概是在「朱纨」捣毁双屿、走马溪后流亡到九州岛沿海港津的。他们在等待机会回中国贸易或劫掠。其中「徐海」的影响力似乎很大，值得讨论。他的势力范围包括本州岛的和泉、九州岛的日向、萨摩、种岛等港津地区，而「王直」只在九州岛外的平户一港，而其他各处华人流寓者各有所属，似不一定受某一走私海商领导。这是1556年的情况，虽然数据有限，但提供了倭寇早期的情状。及至1571年长崎建港，华人开始集中于长崎港作贸易(参考图六、七)。

郑舜功这次出使日本，其身份为何？可谓暧昧不清。他不是朝廷正式派出的使者，而是在1555年杨博出任兵部尚书时，为了解日本情况而派出的“侦察谍情”的人。郑舜功能够被任命，显然与他对日本的认识有密切关系。郑舜功被任命后，随即前往广州准备，如物色船家及航海针经等。大概在1556年仲夏(五月)准备就绪，随即出航，当时杨博已丁忧回家。郑舜功知道自己并非朝廷委派的正式使者，故以“国客”自称，因为奉使之际，杨博曾对他说：

但以中国百有年来，未尝遣使日本国，是故不敢承领文移取辱使命，但以国客之名，先之以忠信之言，晓之以仁义之道。要之以文德之教，使蛮貊之民，乐生于化日之下，自谓用夏变夷一端尔。(65)

郑舜功最终完成了使命：从属沈孟纲、胡福宁走访幕府商讨禁贸之事，晓谕日本得幕府将军足利义辉友善的回应，愿“回书并付信旗”与使者(66)；而丰后大名亦以“差僧附舟，报使之意，亦与信旗”。(67)然而，当郑舜功回国后，因为没有正式的委任文凭，随即面对官僚把弄，赴巡检照验，竟被弓兵毁灭批文，诬执下狱。后得言军门，又不之信，身陷幽禁之中。(68)虽然三次上书奏闻朝廷，然而国家政策正处于犹豫之间，因而“痛遭弥缝”之害。郑舜功因此“下狱七载方申，复何言耶”。(69)而同来的日本使者僧清授则被安插于四川。

与此同时，「胡宗宪」于两年前派出的副使陈可愿已回到宁波，而正使蒋洲仍被滞留在丰后，日本显然留了一手。《明实录》载：“日本山口都督源义长，且咨送回被掳人口，咨乃用国王印；丰后太守源义镇遣僧德阳等，具方物、奉表谢罪，请颁勘合、修贡，护送洲还。”(70)胡宗宪上疏谓：“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并指责蒋洲有失国体。(71)于是朝廷传令日本使僧德阳“令其传谕义镇、义长，转谕日本国王，将倡乱各倭立法钤制，勾引内寇，一并缚献，始见忠欵，方许请贡疏”。(72)这样有点强人所难，当时日本仍在战国之际，天皇或幕府将军未能号令天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至嘉靖四十三年郑舜功才被释放，前后七年。一年后朝廷正式宣布“罢浙江宁波市舶议”，也就是拒绝了日本入贡的希望。再过两年(1567年)月港开放出海贸易，但禁止前往日本。东亚的贸易格局，由此为之大变(73)，这又岂是郑舜功所能想及的！












注释:

      ①郑永常：《海禁的转折：明初东亚沿海国际形势与郑和下西洋》，(台北)稻乡出版社，2011年，第76～92页。

      ②郑梁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第53页。

      ③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138～141页。

      ④同上书，第144～149页。

      ⑤同上书，第162～167页。

      ⑥同上书，第169页。

      ⑦同上书，第172页。

      ⑧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第151页。

      ⑨“船船贸易”是指船只与船只靠泊在一起，进行贸易，主要是指走私贸易，不能上岸交易。

      ⑩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第180页。

      (11)同上书，第182页。

      (12)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郑舜功路经汀赣，发现许栋兄弟正载货回日本。参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下册)卷六，(台北)“中研院”台史所藏，第11页。

      (13)(明)张溶监修：《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四，“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第6789页。

      (14)(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1页。

      (1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二，“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第8353、8354页。

      (16)(明)张溶监修，《明世宗实录》卷四三二，第7453页。

      (17)(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二，第8354页。

      (18)(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九，第7页。

      (19)同上。

      (20)(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二载：“前杨宜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丰后岛。”

      (21)(明)张溶监修：《明世宗实录》卷四三二，第7452～7454页。

      (22)(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9页。

      (23)(明)张溶监修：《明世宗实录》，卷四二○，页7281。

      (24)同上书卷四二二，第7327页。

      (25)同上书卷四三一，第7441页。

      (26)(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绝岛新编》卷一，第1页。

      (27)释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台北)东初出版社，1985年，第619页。

      (28)(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1页。

      (29)同上。

      (30)同上。

      (31)同上。

      (32)同上。

      (33)(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第2063页。“永乐九年，三宝太监王进使日本，收买奇货。王进领命，至宁渡造舟，选壮士顾通等，号大汉将军诣彼。”

      (34)(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1页。

      (35)(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2页。

      (36)原文庞杂，不易阅读。笔者只针对路线，略去其他记录，以明其海道针路，并分段明示及附以海道图。

      (37)按：本节(一)至(七)标题为笔者设定，以使脉络清晰。节中仿宋体字是《万里长歌》原句，句后楷体字来自原句夹注，本文取其路径简而录之，若想细看，请参原文。

      (38)(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3页。

      (39)(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3页。

      (40)同上。

      (41)按郑舜功说：“钓鱼屿小东小屿也。”该条史料最早、最明确地说钓鱼台属于中国。参见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3、4页。

      (42)(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3、4页。

      (43)(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4页。

      (44)同上。

      (45)(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4页。

      (46)同上书同卷，第5页。

      (47)同上书同卷，第4页。

      (48)同上书同卷，第1～5页。

      (49)同上书同卷，第6～9页。

      (50)(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5页。

      (51)同上书同卷，第5页。

      (52)同上书卷三，第6页。

      (53)(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8页。

      (54)(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九，第7页。

      (55)(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2页。

      (56)(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8页。

      (57)同上。

      (58)同上书同卷，第9页。

      (59)(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九，第7页。

      (60)同上。

      (61)(明)张溶监修：《明世宗实录》卷四五○，第7650页。

      (62)(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8页

      (63)(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四，第20～22页。

      (64)华人流寓日本沿海分布，参看图二有▲之处。

      (65)(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第9页

      (66)(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九，第7页。

      (67)同上。

      (68)(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9，页7。

      (69)(明)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1，页7。

      (70)(明)张溶监修：《明世宗实录》卷四五○，页7650。

      (71)同上书，第7650～7651页。

      (72)同上。

      (73)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第218～222页。






备注:

明皇朝太祖洪武年间，中国与琉球正式建立封贡君臣从属关係，明皇权政府在福建泉州设立「市舶司」，用于管理对藩属「琉球中山国」的朝贡及勘合等贸易，并在晋江口岸设立「来远驛」，最后迁移到福州口岸，专门接待琉球官府前来的贡使。明皇朝借由两者口岸有别，区分于自「宁波市舶司」的登岸的日本贡使。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皇朝，遣使节诏谕日本怀良亲王「改元为明、围捕倭寇（前期倭寇）、对中国明皇朝称臣纳貢的朝贡」。怀良亲王随即向中国明皇朝称臣纳貢，被册封为「日本国王」。
明皇朝惠帝建文三年（1401）到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的朝贡使团共计在136年内有多达18批（田中健夫，撰《倭寇与勘合贸易》），「宁波市舶司」至此成为绝响。
日本室町幕府将军受中国明朝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并对明皇朝称臣纳貢的朝贡贸易。由1404年之后，明皇朝向日本室町幕府将军颁发定额贸易许可证「勘合符」以区别于日本倭寇，贸易仅限于以此确认的正式「贡船:日遣明使船、或称 勘合船」。1432年，明皇朝宣德年规定了交易次数。博多与堺等地官员与得到明朝官方特许的商人一同搭乘贡船到由宁波市舶司口岸登陆，一批赴北京「会同馆」朝贡、一批留在宁波的进行商品交易。。


明皇朝初期藩属日本国王对华称臣纳貢期间。
依日本幕府遣使对华称臣纳貢的入貢年份、派遣者（正使）的顺序列出。
1401年（建文三年）幕府（祖阿）
1403年（永乐元年）幕府（坚中圭密）
1404年（永乐二年）幕府（明室梵亮）
1405年（永乐三年）幕府（源通贤）
1407年（永乐五年）幕府
1408年（永乐六年）幕府
1408年（永乐六年）幕府
1410年（永乐八年）幕府
1433年（宣德八年）幕府
1435年（宣德十年）幕府
1453年（景泰四年）幕府
1468年（成化四年）幕府、细川氏、大内氏
1477年（成化十三年）幕府
1484年（成化二十年）幕府
1495年（弘治八年）幕府、细川氏
1509年（正德四年）细川氏（宋素卿）
1512年（正德七年）细川氏、大内氏（了庵桂悟）
1523年（嘉靖二年）大内氏，（谦道宗设）
1523年（嘉靖二年）细川氏，（鸞冈瑞佐）
1540年（嘉靖十九年）大内氏，（湖心砚鼎）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大内氏，（策彦周良）

以往中日往来宁波市舶司商船的勘合符，是由明皇权朝廷预先交给来华入貢的室町幕府使臣带回，而后日本幕府再编列造冊向下发给其商船，并报备给予明皇朝宁波市舶司官署，但日本幕府倒台，不同的勘合符就落到不同的大名(诸侯)手上(主要是细川家与大内家)。



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令藩属琉球中山国入贡使向日本国王转交一封信，要求日本将涉及宁波贡使烧杀抢掳事件的罪犯「宗设谦道」逮捕归案，否则以断绝其朝貢及勘合贸易，但最终却杳无音讯。

明皇朝嘉靖六年（1527），巡按御史「杨彝」上奏说：“旧例日本入贡，以十年为期，徒众不得过百人，贡船不得过三只，亦不许以兵仗自随。至正德六年以后，(日本)使臣「桂悟、宗设」等各从众五六百人，又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诘真伪、争端滋起。请令「布政司」移咨本国，今后遣使入贡，务遵定例，倘违定行阻回。仍行巡海备倭诸臣，修战具，谨烽堠，选锋蓄铳，以戒不虞。”（《明实录》）
上述归纳起来，「杨彝」要求对日本朝貢及勘合贸易重申四项限制，即「十年一贡、人百、船三、禁止带用兵器，都一并援照旧例」。朝廷随即批准，明确提出日本的朝贡「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大明会典》“礼部·朝贡·日本国”条），作为一项定规。

后来，官居首辅大臣的给事中「夏言」上奏建议裁撤「市舶司」，「宁波市舶司」被迫关闭。

宁波市舶司的撤除，实际上将中日贸易逐渐逼入地下状态，「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明史·食货五·市舶》）。
期间，日本大内氏派遣的两次朝贡，都因不符合规定「十年一贡、人百、船三、禁止带用兵器，都一并援照旧例」，而被阻挡。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更是无法靠近中国港口，他们转而求助于浙闽粵三省沿海的华商官府等集团台面下勾结走私渠道。

「王直」下海经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间走私贸易最为红火的年份，「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县志》）。

1551年，日本大内氏的大内义隆因内乱（大宁寺之变）被杀，继位的大内义长于1556－1557年，再次遣使朝贡，但明皇权朝廷又将其视为篡位者而拒绝。6年后（1557），大内义长又被毛利元就所灭，大内氏政权彻底灭亡，日本本土则陷入群龙无首混乱局势，至此中日朝貢及勘合贸易完全断绝。





备注:
明朝《捐纳》。
自明英宗正统年间(1435年)，开始举办《捐纳》。
捐纳，「监捐」取得监生身份的，称为「例监」。
捐纳，「贡捐」取得贡生身份的，称为「例贡」。
明成化年(1464年)始定规则，规定
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
军民，纳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
捐的是「监生」与「文散官」(武散官无从六品以下等级)，七品散官是无法实补官职的，且为军民纳捐。
这与清代捐候补正职以及现任官员也捐昇官，有本质上的不同。
明初发布《贱商令》，不许商人及家属参加科举，服饰住宅也较一般农民限制多，透过此种方式能恢復商人一些公平的对待，算是不平等的年代稍微正面的事项了。


。

中国政府享有对琉球国的“”宗主领土权“”的权益。琉球国王（人民）享有琉球列岛的“”治理管辖权“”的权益。

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从未签署任何放弃、或割让等协议书文件给予它国。虽然日本殖民政府于1879年后单方面废中国藩属琉球国，从而改设置日本冲绳县给予窃占殖民。
但中国历届的政权从未、也未曾正式签署放弃对琉球宗主权领土。
故此，美日两国必须将其窃占的琉球列岛，以和平协商谈判归还与中国，并且必须遵循港澳地区回归模式。
琉球五百年来视中国中央皇权为其宗主国，不与二心于日寇诱惑所动摇而侵蚀。

清朝时期藩属琉球国，为福建省闽浙总督 统、福州布政使司、福州知府 辖。琉球国文书向来先申 府，府申 道，道送 司，司再呈 督、抚。

中国五百年来的"属国"琉球国,凡其王嗣位，须先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并赐以"驼钮镀金银印"，乃称"国王"。
未经皇权朝廷册封以前称琉球《世子》权国事。在未经中央皇权朝廷承认其政治治理地位受封前，《世子》绝对不敢僭越自称为 琉球国 「王」。

过去在中国宗藩制度的区域行政管理框架内，虽有"蕃属国"的「国」名称及其「国王」的爵位，但“”它“”不是个完全独立自主国家，“”它“”的外交、军事、领土、世子袭爵王位等政治权益的变更，则是必须受到中央皇权朝廷的监督而有所节制，事故“”它“”与中国中央皇权的政治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简而言之，“”它“”藩属国与中国中央皇权是地方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治从属关系。




备注:
1879年,中国官府"照译"横滨西字报论琉球事

清季 《申报》 台湾纪事 辑录  一十七
光绪五年八月二十日（公历十月初五日——礼拜日）/1879年,
照译 《横滨西字报》 论 琉球 事


日前,有人自北京寄书来，证明琉球所以属日本之故；作者"巴洛佛尔"受日本"宍户"公使之托，自不得不如是云尔。
察 作者之意，不外言公历一千六百十年,日本征服琉球以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国认琉球为日本管辖两端已耳。
一千六百十年，"萨摩"征球，人所共晓——即「华人(海商盗匪集团)」，亦无异词；
而谓,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国认琉球为日本管辖，则未免过当也。



公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日本兴兵至台代球民复仇；中国过问，几动干戈。
日兵至台时，统领"西乡从道"照会"闽浙总督"李内称：『日前台湾生番劫杀备后民四人，后又惨害琉球难民五十二人；特此兴兵复仇』云云。

闽浙总督覆文内称：『琉球，中山故国也；臣事中国巳数百年，极其恭顺。而中国待之，不分畛域。是以本大臣札饬台湾地方官严拿凶犯，秉公办理』云云。

闽浙总督二次照会，更属了然；内称：『球人是我属民，其被生番惨害一事，自应由本大臣饬令地方官查办，不必贵国费心。况贵国之备后四人未遭惨戮，不过被劫』云云。

吾读此文吾，已知"巴君"之谬，然尚未知成立之约何如；
及取阅之，乃知"太久保"与"总理衙门"所定者,曾无一「琉」字、一「球」字，第言「有国当保护己民」而已。
此一役也，中国自始至终皆不直日本所为，谓其"藉端滋扰"。

1879年中国官府照译横滨西字报论琉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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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皇朝因日本室町幕府开始了对华称臣纳貢，并接受了明朝廷遣使册封为日本国王的袭爵后，至此明皇朝才与日本建立正式君臣朝貢体制，同时期中日开展进行有限度《勘合贸易》，据日本史料记载自1401至1549年间，共实行十九次。

中日两国于明皇朝与室町幕府间朝貢体制下的贸易，是基于日本的室町将军幕府受明朝皇帝正式遣使册封为“日本国王”并对华称臣纳貢按期的朝贡。

由于贸易是以进贡为主体的形式进行，故又叫做《进贡贸易》。日本来华船只在登岸前，需要提示出由明皇朝官府预先核发「勘合符」的许可证，所以中日当时的贸易又被称为《勘合贸易》，而日本国王对明皇朝贸易所用之船，则称「遣明(唐)船」。

明皇朝借由册封室町幕府将军为日本国王的仪试后，中国始与日本建立所谓君臣政治关係后，再由明朝廷向日本室町幕府颁发贸易许可证“勘合符”借以区别于倭寇，贸易仅限于以此确认的正式遣明使船。当日本国王的贡船航行进入中国「宁波(明州)市舶司」的口岸前，必需要持有明朝官府预先发给的「勘合符」作为通关入境的文件，而这船则叫做勘合贸易船。日本国王所属的勘合贸易船到达浙江「定海」海域时，则先由「定海巡检司」遣臣登船检验其船主所持证件。如，无日本(幕府核准)国书，则不也准许入港。明初倭寇严重，据史料「九州海滨以贼为业者五船十船，号日本使而入大明，剽掠沿海郡县。是以不持日本书（指日本国王的国书）及(明朝廷核发)勘合者，则坚防不入。此彼方（明皇朝）防贼，此方（日本国王）禁贼之计也」。
故明皇朝永乐年间，凡建立勘合贸易关係后，大致均成这种进港手续。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朝廷为鼓励和扩大对外贸易，特别于「明州(宁波)、泉州、广州」设置《市舶司》，其中「浙江明州(宁波)市舶司」是专属为管理藩属日本国对华进贡贸易而设的机构，但这机构曾一度撤消。明永乐初年，重新恢復，命名为「市舶司提举司」，隶属「布政司」。司置
「提举」一员，从五品、
「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其属，
「吏目」一员，从九品，主持进贡贸易事宜。
「浙江-市舶提举司」设在宁波，接待安置藩属日本国进贡使者的驛馆「安远驛」在其附近。日本贸易使团进出港口，都在这裡食宿。

明代单就与对华称臣纳貢建立起君臣政治关系后，各藩属国才能与明皇朝进行的朝贡贸易，也称「贡舶贸易」。明初实行海禁后，只允许藩属国与朝廷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朝贡贸易。「会同馆」，则是明皇权政府接待各藩属国按期来华进贡使臣、与贸易使进京朝见皇帝的留宿地方。会同馆内设有市医和交易规定，藩属国随贡使来华的商人必须按规定在会同馆内交易，不得任意出入和去其他市集贸易。藩属国贡船承载纳贡商品及各方物土产来华，明皇朝廷接受藩属国的贡品、并收购方物后，以“宗主国皇帝钦赐”形式回酬各藩属国当地所需中国物品，而各藩属国贡期不一、或三年、或五年。

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建立明朝后，遣使令日本取缔倭寇（前期倭寇）和对中国称臣纳貢的朝贡。
当时日本南北两朝对立，分裂成
「足利氏」支持的位于京都-北朝、「吉野」位于奈良-南朝。

在九州北部-南朝方面的「怀良亲王」，首先向明皇朝称臣纳貢的朝贡，授册封为“日本国王”。后来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満」遣「今川贞世」（了俊）领兵前往九州，消灭南朝后试图取代「怀良亲王」成为与明皇朝朝貢贸易受益者。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足利义満」虽以武力强行结束日本南北对峙后，且试图以「日本国王-臣-源义满」的名义与明皇朝恢复君臣政治与朝貢贸易等往来。然而在明皇朝的「册封袭爵」体制框架「世袭罔替」之中，唯一认可的日本国交往来对象是南朝的怀良亲王（名义为“日本国王-良怀”），故义满的计划未被接受。随著怀良亲王势力衰落，為满足日商恢復对明贸易的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的嗜爱；同时也為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和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足利义满决心恢復对明邦交，於是下令九州探题取缔倭寇。

建文三年（1401年），足利义满接受博多商人肥富的献策，以“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的名义再度试图与明朝建立关係，并派遣肥富和僧人祖阿為使节前往明朝。次年，明惠帝派遣使节前往日本，发送封义满為“日本国王臣源”的国书。但明使滞留日本期间，发生靖难之变。明成祖即位后，再次发送国书封為“日本国王”，明朝与日本正式建立国交。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允许日本以朝贡形式与明贸易，并且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的《永乐勘合贸易条约》。

明政府对此种贸易不只减免关税，且承担“日本国王”使节及其眾多随员（实际是商人）在明期间全部食宿费用，发给衣服，免费供应他们归途一个月的海上旅程用粮。部分贸易品是以足利将军贡献方物、明朝皇帝回赠“颁赐物”的方式进行交易的。一般而言，回赠品的价值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但绝大部分贸易品交易採取明政府给价和自由交易的方式。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带来的利润，令足利义满对明日贸易很觉满意。凡明使到日，他总是去兵库迎接。

永乐六年（1408年）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继任将军，与前任管领（幕府中央行政官）斯波义将等不满於朝贡的形式，改变对明朝的外交贸易政策。永乐九年（1411年）起，中断明日关係、暂时停止贸易，倭寇劫掠明朝沿海的活动又继猖獗。直到宣德四年（1428年），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时才重开贸易。宣德八年（1432年），足利义教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為正使，携带国书赴明。次年五月，龙室道渊到北京，向宣宗献方物和国书，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

《宣德贸易条约》规定十年一贡，贡船不超过三艘，人员不超过三百，刀剑不超过三千。同时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至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日本共派出贸易团十一次，时间持续百年以上。日本由博多与堺等地有势力并掌控对明贸易权的商人一同搭乘遣明船，与得到明朝官方许可的商人作私人贸易。勘合贸易实行之后，倭寇受到日本幕府约束，活动趋於平静。

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寧波之乱，明日贸易关係中断。嘉靖十五年（1536年），取得对明贸易权的大内义隆重啟明日关係，再次开始派出遣明船。嘉靖三十年（1551年），大内义隆被家臣陶晴贤起兵叛变消灭。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继位的大内义长与兄大友义镇向明朝派遣使者要求重开贸易，然而明朝方面将义长视為篡夺者而拒絶对方要求。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义长又為毛利元就所灭，大内氏完全灭亡。随著贸易重开的希望断绝，东亚以倭寇（后期倭寇）為主的走私贸易开始盛行。

勘合贸易所载的货物大致為两类：一、以幕府将军亦即日本国王的名义，向明政府的进贡物，这是两国官方贸易商品。 二、附载物如将军、各大武士、守护大名、大寺院等的商品，以及大商人中的一部分商品和进贡商品一道运到北京贸易。其餘部分商品在寧波市场或杭州市场出售，有时也在去北京的途中进行贸易。

日本由明朝输入明钱（永乐通宝）、书籍、丝绸、唐伞、瓷器、砂糖、更纱、中药、字画、铜器、漆器、金缕、府香、陶器和其它织品等。大明由日本朝贡硫黄、金、银、铜等矿物、苏方木、扇子、刀剑、漆器、屏风工艺品和砚等。寧波作為接待日本贡船的唯一港口，其贡品经由浙东运河再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由明朝输入日本的织品与书画等，对室町时代的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等產生了影响。而大量汉籍的输入，為当时日本汉文学摆脱日语行文习惯起了较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