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美国中年白人的自杀率不断攀升，但同期，其他族裔的自杀率不但未见升高，反而有下降趋势。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内在根源，尤其是经济根源。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美国经济多年的低迷，工作机会的大量流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美国梦”的日益虚幻。人们不再相信努力就可以成功，“平等”日益成为一种口号。而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大量支持者，他的“特朗普主义”迎合了大批低学历、低收入的白人选民的内心需要。但正如本文在结尾的分析，美国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想要回到昔日的美国已经没有可能了。一个人可能因某种经历而有所反思和转变，但一个拥有三亿人口的国家却很难。本文原载于《华盛顿邮报》，青年观察者张成全文翻译。】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中年人自杀？这个现象本身或许就是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了，而且这一现象已经开始重塑美国的政治。《华盛顿邮报》的杰夫注意到，唐纳德·特朗普在共和党总统提名中获得很高的支持率也与这一现象密切相关。关键是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答案是美国政治越来越被白人的“愤怒”所支配。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获得大量低收入、低学历白人选民的支持 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的人们越来越长寿，但是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和安妮·凯斯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揭示了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趋势：在过去的15年中，美国的中年白人自杀率越来越高，尤其是那些学历是高中及以下的群体。无论对他们论文中数据的要求如何严苛，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怎样计算，美国中年白人死亡率的增幅远高于其他群体。 引人注目的是，大部分增幅被归咎于自杀、酒精中毒和滥用毒品。迪顿告诉我“似乎他们在或快或慢地自杀”。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通常是压力、沮丧和绝望。可比的高死亡率在过去仅出现过一次，那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男性的酗酒率与死亡率同步激增。 人们通常认为，科技进步与全球化使工业化国家的普通劳动者背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亦来源于此。但是在其他的西方国家，死亡率激增这一趋势并不常见——这个情况只出现在美国，而美国恰恰又是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相对小的国家，因为它有一个巨大而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德国71%的GDP和法国45%的GDP依赖于对外贸易，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23%。 迪顿推测认为，可能是因为欧洲“福利国家”更加慷慨的福利政策，缓解了剧变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他同时认为美国的医生更愿意用药物来治疗患者生理和心理的不适，甚至开出易成瘾药物的处方。而这些药物，如“奥施康定”（观察者网注：即盐酸羟考酮控释片剂，一种海洛因类的处方止痛药）的广泛使用，则与死亡率的升高表现出密切的正相关性。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美国其他种族的死亡率变化趋势。当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居于高位乃至上升的时候，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死亡率仍然在显著下降。他们也生活在美国，而且要承受比白人更大的经济压力，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感受到白人那样的绝望呢？ 这或许是因为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不同。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家卡洛琳·劳斯教授在一次与我的邮件交流中说，其他种族的人们并不认为他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注定不断提高。他们并没有和白人一样的自信，认为自己的努力终有回报。事实上，数百年的被奴役历史和种族隔离政策让他们学会了淡然地看待生活中的不公和沮丧——通过家庭、艺术、抗议演说，包括最重要的宗教等手段，他们可以消化内心的种种压力和负面情绪。 马丁·路德·金1963年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对非洲裔美国人说：“你们是人为痛苦的长期受难者。坚持下去吧，要坚决相信，忍受本不该经受的痛苦是一种赎罪。”其实早在1960年，他就曾这样理解道：“随着我遭受的苦难越来越多，我开始认识到，我的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向苦难低头，要么化压力为动力。所以就像使徒保罗那样，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当然，西班牙裔和其他族裔的移民在美国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确信，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少数族群总是被边缘化的，他们不认为这个社会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竭尽全力追求成功，但从不认为“努力即可成功”是理所应当的。 今天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权力转移。工人阶级的白人不再是精英集团的一员，尽管与非洲裔、西班牙裔、美国土著印第安人和许多移民相比，他们曾是精英，曾是美国经济、社会的中流砥柱和“美国精神”的承担者，但他们现在不是了。唐纳德·特朗普保证他会改变这种状况，让美国白人重新取得优势地位，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没有人能够扭转现在的局面，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网摘
我说过资本家戕害他族的同时也在戕害本族，最终以本族消失为代价，因为要想获取利润赢得竞争就必须控制成本，只有他族才能不断提供低成本的劳力，资本家从长远来说是祸国殃民的。长此下去，欧洲终究被移民淹没，美国也终将被移民淹没，其他地方也正在步其后尘，中国要汲取教训。
|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