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大陆跑到台湾之九：失去知识分子和学生（下）
说完学生、教授，再简单说说其它行业的知识分子。
我只举两个民国时期著名刊《观察》发表过的文章，大家仔细阅读一下，就会明白蒋委员长为什么被知识分子抛弃了。
首先看1946年9月1日发表于《观察》第一卷第一期的发刊词。发刊词其中开头的一段写到：“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优惧之境。”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民心境的写照！
接下来又说，这段是关于民主的：“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
这段是关于自由的：“自由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助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
这段是关于国家的：“进步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人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发动内战后，有良知的中国人抛弃了他们！因为中国人民渴望成立联合政府，渴望和平建设祖国！
无党派人士周绶章先生在1947年6月14日《观察》上发表《疯狂了的中国》一文。文章写道“国民政府当局对于学潮的处理办法：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连宪法规定的请愿，游行的基本权利都给剥夺了。而要公布一个根本反宪法的什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发表一个连三十岁以后的人也看不下去的文告。学生在街头呼呼口号，唱唱歌的自由都不给他们。而要用并不比北洋政府高明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打杀了学生还不算，还要把红帽子满天飞，遍地都变成[奸匪，到处抓人，到处打人。对于一向侈谈的新闻自由，尤其摧残无遗，一下子封闭三家报馆，到处抓记者，还要逼着承认是共产党。天津甚至还要恢复新闻检查制度。”随后周绶章先生提出了几个反问“我们冷静的想一想：究竟是谁没有理性？究竟是谁无法无天？用‘理性’‘法律’做幌子，而大做反理性违宪法的事情，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啊，一个“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道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愤、悲凉和对国民政府失望的心里。
蒋委员长下手了，这次是黑手！
随着几声枪响，闻一多先生倒下去了，李公朴先生倒下去了。恐惧的气氛笼罩在昆明城的学者教授们的身上。有十二名教授坐不住了，跑进了美国领事馆，随后在军队的护送下逃离了昆明城。
1948年4月，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发出对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名教授的公开警告。
等等等等，类似这样事情太多了！
知识界震惊了。
储安平先生在1948年5月1日出版的《观察》 发表了《 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文章写道“作者对于国民党20年来的执政有一个一贯的看法，用一句话来点穿：即政府什么都不管，只管他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他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条铁路或筑一条公路，那就因为这条铁路公路可以给他运兵；假如政府要兴建一个广泛的电话网，那就因为这个电话网可以加强他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财政制度上有什么更张，那就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多征一点税，多弄一点钱；假如政府颁布一个新的法律，那就因为这个法律可以防止人民若干活动，或作为政府某种行动的一种法律根据。总之，一切都为政府自身设想；凡是和这个政权没有直接利益的事，他都没有兴趣，或者装聋作哑，或者敷衍了事，或者干脆不管。人民没有饭吃，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衣穿，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房子住，他管吗？他不管。政府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政府只管束穷人，不管束富人。”
储安平先生接着说“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没有一件事使人看了顺眼，没有一件事使人听了高兴。”“不仅一般青年学生越来越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据我们所了解的，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一天的在转向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绝望的，终于对于政府“不望”（不再存什么希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的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得厉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也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这一种变化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变化，然而却是一种重大的变化。”
是啊，一种重大的变化。
1946年6月15日《时代批评》发出了怒吼“给中国新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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