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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大陆跑到台湾之四：失去国统区的民心
在抗战开始时，由于中国军队装备的劣势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全面落后，虽然国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是江浙沪粤闽一带还是落入日寇手中。由于这些地方集中着太多的工厂，所以中国政府和一大批爱国实业家陆续将沿海沿江地区的许多工矿企业迁往西南。晏阳初先生将中国工矿企业的大举内迁比喻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其实这次内迁的伟大意义岂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所能比的。正是这些内迁的、原本就虚弱的民族工业支持着持久的抗战，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有力地推动了内地工业现代化的进程。
同仇敌忾，全民抗战，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然而在1940年前后，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官僚资本四处扩张，从1942年起民族工业开始走下坡路。新设立工厂数减少，而且规模越来越小；同时许多旧厂出顶、合并、减产，并出现了“以商养工”、“以商代工”等现象。据史料载，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的390家会员厂中仅存100家，而开工者只20家。胜利了，太平了，却出现了“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的景象，和平的降临还不如在战争中苟活！
以西北为立足地，经营了几百年的山陕商帮竟然全面破产。政府经营的重庆钢铁厂在1945年9月底停产。四川纱厂也在此时被迫停产，原因是缺少棉花，而湖北、陕西的棉花在当年获得丰收，还有仅光复地区的日伪仓库就封存着10万担棉花，因为一项愚蠢的政策（后面还要讲到），最后全部坏掉；战争时期棉花还能运进来，和平了棉花居然运不进来了，这不是拙拙怪事吗？其它如烟草、桐油、羊毛等相关企业接连倒闭。1945年9月22日的重庆《新民报》报导了这些事情。
民族实业家刘鸿生在战后感慨地说，“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重庆却成了伙计。”永利公司经理李烛尘无奈地称：“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
1946年2月16日的《中国每周评论》说，据中华工业联合会云南分会1945年11月的统计，昆明市77个工业企业中的37个已经倒闭，其它企业缩小了规模，到1946年2月昆明市90%的工业企业完全停产。
战争结束后，原本这些在江浙沪的企业要迁回原来的地方，这些企业联合发表了声明，要求把敌伪的工厂和原地方交给那些跟随政府来西南后方、为抗战做出贡献的企业。国民政府很快相应了这一号召。1945年10月9日国府的官方报纸重庆《中央日报》刊登了国民政府的决定：在处理日伪资产时，确定被日本人强占的私人企业在核实所有权后归还原来的所有者。处理私有的日伪资产时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第一是在战争期间随政府迁移到内地并为抗战做出了真正贡献的工厂和企业家；第二是没有迁到内地，但工厂被日伪侵占后没有和敌人合作的企业家；第三是拥有必要的资金和经验的新的工厂主或企业家。《中央日报》把这些政策一登出来立刻博得了好评。经是好经，但是谁去念呢？都忙着五子登科去了，国民政府纵容这些接收大员大肆侵占日伪资产，然后卖给一些不相干的人或据为己有，哪还想得起中央政府的决定，早把原先拼命支持自己的民族资本家忘了。
最后国民政府撕毁了原来的决议，决定把所有接收的日伪工厂卖给出价最高的当地的投机分子，而跟随国府迁往西南、耗尽家财支持国府抗战的民族实业家们、这些中国当时真正的工业者，此时已经没有能力去抢购这些被拍卖掉的工厂。1946年4月22日的上海《文汇报》详细报导了此事。
工厂相继倒闭，工人必然失业，这一连串的、糟糕的反应，使国统区的天空阴暗下来。
国统区农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
1945年8月31日西安《西京评报》的记者报导在陕南，当地官员每个月去农户家里20--30次，以种种借口让农户助捐，随后这些款项大部分落入了当地官员的私囊。
在晋南农村，情况也好不到哪去。1947年1月11日《观察》杂志的晋南通讯员在第20、21页刊文说，在1946年，这些村土地税征收了三次、征收稻谷一次、征收棉花一次、征收棉布一次、村贷款三次，除此之外，农民还要给这些征收人员小费。这些保长、甲长个个富得流油。
1945年11月29日南京《世纪评论》称，乡、镇、保（村）、甲（户）这些最基层的官员负责征收苛捐杂税。这些基层官员额外加收的部分成立农民的真正的、沉重的负担，而且成为整个中国农村的习俗。这导致了从农民收集的与政府事实上收到的物资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电影和电视剧《王保长的故事》就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当时的情况比电视剧演的还要严重。
1946年4月30日上海《大公报》刊文指出，不合理的强制捐献以及贪得无厌的地主和士绅对老百姓的敲诈激化了那里的农村危机。
更要命的是这些基层官员都打着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像李保田先生演的王保长干脆打起了蒋委员长的旗号。就这样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声望在国统区也变的臭不可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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