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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大陆跑到台湾之三：失去沦陷区的民心（下）
国府？! 汪府？！
沦陷区的人民盼望国民政府把他们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没想盼来的“接收”变成“劫搜”。而“劫搜”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
日本已经在8月15日投降了，汪伪政权也应该在这一天消亡。可是当第一批全国各报社的记者们抵达首都南京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重庆《大公报》8月30日报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解放了......日酋冈村宁次仍在外交部大楼办公。日本宪兵还驻留在前司法院的楼房里。到处都有日本哨兵站岗。”最可气的是“南京的报纸在9月4日还要接受日本特务部门检查，否则就不能登报。”
重庆《大公报》在9月9日尖锐的指出：国民政府应该认识到在光复地区重塑自身威信的政治重要性，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把本应该是国民政府的权利和自己的事情，还要交给臭名昭著、人见人恨的‘汉奸政权’。
重庆我党的《新华日报》在8月25日更是连问几个为什么：在光复地区，为什么仍由汪伪的汉奸伪政权官员，而不是国民政府官员发布公告？为什么像伪上海市长周佛海这样的大汉奸以及南京的伪总司令到今天还可以发布本来应该由重庆发布的命令？
这些事情直到日本投降两年后还被提起。沈阳的《东北前锋日报》在1947年9月20日登报质问国民政府为什么还让伪满洲国的官员担任东北国民政府里的重要职务。
北平的《世界日报》在1947年1月29的社论指出这些是对国家纪律和道德的巨大打击。
逃 脱 惩 罚
日本侵华从七七事变算起到抗战结束整整八个年头；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有十四年了；再从甲午战争算起那就是五十一年啊！这五十一年，日本除了在经济上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外，还制造了多少惨案。庚子事件，济南惨案，平顶山惨案，潘家峪惨案------，旅顺大屠杀，两万多人就没了；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就没了；琉球大屠杀，二十七万人也没了!
中国胜利了，该清算这些刽子手了，可是蒋委员长一句以德报怨，只有实际145人执行死刑，许多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酋不但没判死刑，还成了蒋委员长的座上宾，如冈村宁次等。而当时英国占领区军事法庭：执行死刑者240人；澳大利亚就达尔文港遭受过日本的空袭，其军事法庭处决120人；即使是菲律宾这个小国家，其执行死刑也有80人。
据说蒋委员长手里有以冈村宁次大将为首的计十万日军参加到内战当中。《潜伏》里余则成搞到的关于冈村宁次的情报就是那个历史的定格。以至于在1947年2月冈村宁次帮着国民政府制定完剿共计划将要回国的前夕，南京《新民报》在21号发表社论时还说“我们不知道，政府是否会为冈村宁次大将的离去举行一次盛大的欢送会。”
除了日本的刽子手，最可恨的是汉奸，是这大大小小依仗日本人作威作福、残害同胞的汉奸们。
蒋委员长来了，我们该从这汉奸的手里光复了！可是光复完了睡一觉醒来，发现又沦陷了，身边的政府人员还是原先伪政权的汉奸们！1945年9月2日的重庆《大公报》全面报道了光复区普通民众的想法：“当普通民众看到以前欺负和压迫他们的人还和从前一样，任然执掌大权时，他们只会感到愤怒！”别说他们，就是你我亲身经历的话，也会感到愤怒。
最后，国民政府只抓了大城市一些名声最坏的汉奸枪毙，99%以上的汉奸没有审判，甚至绝大多数脱下了原来伪政权的制服换上国民政府的制服继续在政府机关工作。而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在做了八年日寇的代言人，奴役同胞八年的汉奸们有的还变成爱国者，成了抗战英雄，这一下不但老百姓生气，许多浴血抗战的国军将士也感到愤怒。
看看当时的报纸是怎么说的吧。重庆《新民报》在1945年11月5日的评论：“让更多的人感到失望的是惩处汉奸的问题。的确，到目前为止，已经逮捕了一些汉奸，但平津地区的全部汉奸和叛国者几乎都没有得到惩处。大部分伪军都在改编后恢复正常，伪政府中的大部分人员仍然担任原来的职位。要知道，这些叛徒一直受到人们强烈的憎恨。现在胜利终于到来了，政府却没有马上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人们怎么能相信这个社会有公正可言呢？”
9月19日重庆的《时事新报》、10月3日的《大公报》、9月29日上海的《文汇报》均发表评论指出，如果这些汉奸可以免于惩罚，一旦国家发生了另一次危机，人们为什么还要忠诚于现在的政府呢？
对这些汉奸的彻底清算恰恰是新中国成立后，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二 等 公 民
国民政府不惩治汉奸，却惩治起沦陷区的老百姓。
当时的台湾社会有“五天五地”之说，即“惊天动地(盟军轰炸)、欢天喜地(台湾光复)、花天酒地(接收官员)、黑天暗地(暴政统治)、呼天唤地(物价飞涨)。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来到台湾后，不是去抚平台湾同胞的心，而是对自己的同胞怀有敌意，进而去压榨他们。最终导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形成台湾省人和外省人的对峙，水火不相容。当时的裂痕一直影响到现在。
在东北，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视东北老百姓为满洲余孽，可真正的满洲余孽却在国府里做官，和接收大员合体了。这些接收大员高高在上，从不正视东北民众，毫不理会这十四年的压迫东北老百姓是怎么挺过来的。1947年7月29日沈阳的《东北前锋报》评论说“（接收大员）是短视的人，错误的把东北看做是一个特殊地区。”最后说“这些人并不比当地人高贵，他们只是一群自私的政治投机者。”
天津的《益世报》在1945年12月26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叫做“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只关心金子、车子、房子、服饰。瞧不起留在日占区的居民。”该报还说“最开始，天津民众感到问心有愧，后悔没有随中央政府一起撤到内地。但是看到接收官员造成的混乱后，人们不再有任何内疚感了。”
最可气的是，伪官员可以留在国民政府里，伪军可以变成国军，而老师不可以，需要严加审查，最后连学生也不放过。他们的毕业证不予承认，还要进行再教育。还把他们称作“伪政权学生”。国民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引起学生、家长和光复区市民的不满，他们感到莫大的屈辱。在日寇的铁蹄下屈辱的活着，现在还要忍受更大的耻辱。甚至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先生也表现出愤慨。1945年11月24日，司徒雷登先生在《中国每周评论》公开表示：如果说伪政府学校对学生有什么影响的话，唯一的影响就是在那里上学的学生变的更加抗日。他很有预见的说到：政府这么做是自绝于年轻人，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推到共产党那一边。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等许多地方的学生举行集会游行。游行时遭到镇压。1946年1月3日上海《大公报》报道了1945年12月下旬，青岛一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正在张贴告示，反对国府的甄别活动，结果遭到青岛警察局的射杀，引发更广泛的抗议。天津的《青年日报》在1945年12月28日评论道“鉴于青岛事件的教训以及光复地区人民的心里，我们希望政府不要只想着审查教师和学生，而要多考虑考虑官员的腐败和其它更重要的事情。”
就这样，在盼望抗战胜利到来的时刻，光复区的人们感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
重庆的《民主报》在1946年4月2日刊文疾呼“国民政府在民众中声誉下降，令人悲叹。何至如此？------缘何扰乱民生之政府官员者未受审判？何以物价扶摇直上而无任何平抑举措？为何公民自由屡遭践踏？恕吾辈坦直言之，毁政府之社会威望者乃政府之官员也。”
可惜的是，蒋委员长没有采取任何举措来挽回国民政府的形象。就这样蒋委员长为他手下的接收大员的出色表现付出了重大代价，从日本投降、沦陷区光复、国府官员接收的那一天起，中国国民党逐渐失去了光复区人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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