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思想是指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主流。受其父影响,程顺则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甚为推崇。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他以进贡正议大夫身份入京朝贡。使事结束后,次年九月,他特至山东曲阜参拜孔子故居及孔林圣墓,行三跪九叩大礼。回国后,程顺则深感琉球孔庙虽建,但缺少一处传播儒学的地方,遂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奏请琉球尚敬王,要求设立“明伦堂”,以孔庙东西两庑为校舍,招收王府及久米村子弟施教,聘请对儒家学说研究有造诣的专家及留学中国国子监归来之官生担任讲解师及训诂师。明伦堂由此成为琉球最早的国立学校及传播儒学思想的教育中心。程顺则“以紫金大夫一员司教,每旬三、六、九日诣讲堂稽察诸生勤惰,兼理中国往来贡典并参赞大礼”;又“于久米村内无论大夫、都通事及通用等中择文理精通者一人为讲解师”,“又择句读详明者一人为训诂师”[10]。前来明伦堂求学者除王府及久米村子弟外,还有来自琉球其他地区的诸多学子,从而大大推动了儒家文化在琉球的传播。
程顺则首开遵儒重教之风对琉球教育影响深远。嘉庆三年(1798年),琉球国王尚温下令设立“国学”及“乡学”。国学设在首里王城之北的龙潭,入学对象主要是首里缙绅子弟及布衣子弟之俊秀者,乡学则是为一般琉球人的子弟而建立,从而大大普及了琉球的教育。尚温国王还训饬学子,制定学规,“董劝诸生务期风教修明,贤才蔚起”,要求学生以儒学的“正名”、“仁”、“孝”、“礼”为要旨,“先立品行,次及诸艺”,“躬修实践,砥砺廉隅,郭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穷经考业,匆杂荒诞之谈”。同时,尚温王还明确规定,无论出身,学生成绩将作为其奖惩晋升的依据,“自兹以往,无论名门与寒陋,如有积行勤学,为国宣猷者,则虽布衣子弟,我将举而用之。如或败检踰闲,不遵明训者,则虽贵族子孙,我将退而去焉。”[11]此后,琉球崇儒重教之风日盛,许多乡村纷纷捐资兴办学校,“以兴教化”[12]。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琉球尚育国王下谕:“朕思继先志建文庙,永仰尼山之仪容”,再建孔庙。新孔庙“将至圣先师神主奉于正中,将颜子、曾子、思子、孟子神主配于左右,每年春秋上丁,贤王亲诣文庙”,行祭祀大礼[13],遵孔重儒的风气一直持续不衰。
在向琉球王室传播儒家思想与学说方面,程顺则也贡献卓著。他曾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任世子尚纯、世孙尚益之侍讲,朝讲《四书》、夕授《唐诗》,历时二十个月。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尚益王即位后,他再任侍讲,为尚益王讲解《春秋》及《贞观政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华期间,他在天津书市上以重金购得一卷朱熹墨宝——“香飞翰院图川野,春报南桥叠翠新”,回国后献给国王,“王复归之程氏,命其子孙世藏守之”。[14]
由于琉球国王自幼便由儒书启蒙,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即位后起用对儒术造诣深厚之士辅佐国政,力求实施儒家的德政。如琉球尚敬国王(1731—1751年在位)执政期间对程顺则、蔡温等留华儒生非常重用,尤其蔡温还提升至国相以辅政。雍正三年(尚敬王十四年,1726年),琉球国王还仿效中国帝王出巡之例,亲率三百余贵族官员巡视琉球北部,“观风整俗,赈助抚绥”,并且国王所经之处,“民不劳一力,财不费一毛,百姓欣欣然,拨云雾见青天”[15]。这是琉球历史上首次国王率员巡察民情,且未增加民众任何负担,儒家的德政赢得了百姓的衷心拥戴。
二、刊印《六谕衍义》,传播儒家思想
] 明清时期琉球的典章制度及礼仪习俗深受中国影响。清光绪二年(1876年),日本派人持文强迫琉球归附日本,琉球尚泰王在答复日本的文书中写道:“夫国体国政之大者,莫如膺爵、赐国号、受姓奉朔、律令体制诸钜典。敝国自洪武五年入贡,册封中山王,改流求国号曰琉球,永乐年间赐国王尚姓,应奉中朝正朔,遵中国典礼,用中朝律例,至今无异。”由此可见中国典章制度已深深渗入琉球的政治生活。
程顺则在华期间,尤其注重考察中国典章制度、礼仪与习俗。回国后,他积极致力于引进中国的典章制度。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奉尚贞王之命重修琉球官制。他参照中国官制,历时三年完成“中山王府官制”的修订。程顺则还参照中国礼仪,修改琉球冬至、元旦百官朝贺国王之礼仪,提出“殿下中道设香案”、“百官分左右翼各照品级排立”、“于墀下左右设五方之旗,设彩盖于殿下左右”、“陈设仪仗、鸣金鼓、奏汉乐”、“王上先拜北天后升殿受朝贺”等,“维兹之举,悉遵天朝之制,以为考定”。后经历朝逐渐改进,至乾隆年间程顺则有关朝廷礼仪的各项建议已全部被采纳实行。[18]
程顺则推崇孔子,严格遵从中国礼仪行春秋二祭,“考中国释奠之例,启请祭孔子用大牢,祭启圣公用少牢,其帛爵粢盛八笾八豆之宝皆如中国,惟祭品本国所无者以土产代之,祭期前三日与祭者皆斋戒,前一日演礼省牲,春秋二丁国王遣紫金大夫丑时祭启圣祠,遣法司官寅时祭圣庙,皆行三跪九叩头礼,又于圣庙行饮福受胙礼。自此以前,以紫金大夫或长史官为主祭行八拜礼,不行饮福受胙礼”,由于程顺则“考中国之礼启请”,于是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始,琉球完全照中国之典制祭孔。[19]
此外,程顺则还对琉球斗量制进行改革,由于琉球斗量用“乡判”,容量大于中国斗量,导致中琉间贸易流通时计量不便,程顺则按中国斗量制实行改革,以此减少了两国贸易及交往中的诸多不便。
四、出版诗集,推动汉诗创作
] 值得一提的是,一代儒学大师程顺则除对中国儒家思想与文化传播琉球贡献卓著外,对中国航海技术传入琉球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个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宋、元时期,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福建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已有“海舟以福建为上”的说法[23],且形成泉州、福州两个造船中心。据史籍记载,此时福建的“福船”已著称于世,“其制皆以全木巨坊搀垒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之”[24]。明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继续推进福建造船业的发展,福州地区及漳州月港成为造船业中心。郑和七下西洋,数经福州府属修、造船只。此外,福州还是明代修造册封舟的重要基地。这些无疑都促进了福州海上交通的发展。随着福州地区造船技术的日臻成熟,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造船技术队伍,尤其是漳、泉、福等地拥有一批各具特色的优秀造船工匠。“漳匠善制造,凡船之坚致赖之;福匠善守成,凡船之格式赖之。”[25]上述诸多优势为福建造船航海技术向外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相形之下,古代琉球国虽为岛国,海道险阻,“浪大如山,波迅如矢,风涛汹涌,极目连天”[26],然而造船航海业却十分落后,“缚竹为筏,不驾舟楫”[27],严重阻碍了琉球与外界的往来。琉球迫切需要大力发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界经济往来,“贸迁有无,以供国有”[28],而海上交通工具的滞后就成为其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鉴于琉球造船航海业十分落后,难以与明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除赐海舟给琉球外,另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29]。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成为福建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向琉球传播的重要使者,因为他们来自精通此技的福建东南沿海。据史籍记载,福建沿海“素通番舶”,其人“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30]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汪楫、林麟?NFDA2?册封琉球时,册封舟上的中国舵工曾将一本流传的航海针法送给琉球舵工,该针法经书后辗转到程顺则之手。在此基础上,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程顺则依据闽人三十六姓后裔所留传的航海指南针使用方法,结合历届册封舟、进贡船舵手的实际操作经验,再广泛参考各种天文、气象、地理、典籍记载等诸多文献资料,整理编撰《指南广义》,在福州刊印后带回琉球。该书不仅详细校明中琉间往返针路,并且详尽记载了有关航海的地理、天文、气象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成为中国与琉球间交通航海的必备指南。无怪当时琉球人普遍认为,只要熟读《指南广义》,便可确保航海安全。册封使臣徐葆光亦赞叹道:“琉球针路,其大夫所主者,皆本于《指南广义》。”[31]
综上所述,琉球一代巨儒程顺则不仅对中国儒家思想与文化向琉球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促进了中琉间政治、经济、文化和航海方面的往来。此外,他的人品也广受世人称道。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册封使臣周煌曾高度评价程顺则:“劝学励志,言行交修,任紫金大夫,爱民洁己,不营宠利。年七十余,卒之日,书籍外,无余赀,国人至今犹争道之”。[32]
[注释]
[1]陈仁锡:《皇明世法录》,明刻本,卷80,第12页。
[2]《明太祖实录》卷7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影印本,洪武五年一月甲子。
[3]张廷玉:《明史》卷323,外国4,中华书局,1974年,第8361页。
[4][7][9][10][14][19][21][22]《久米村系家谱》下册,第541、544、545—559、552—553、558、548、555—556、549页。见《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集卷6,那霸市计划部市史编集室,昭和五十五年。
[5]《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四月癸已条,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
[6]《历代宝案》校订本,第2册,卷34,冲绳县书馆史料编集室,1992年,第380页。
[8]杨仲揆:《琉球古今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1页。
[11][12][13][15][17]球阳研究会编:《球阳》,角川书店,昭和五十七年,第397—398、454、456、280—281、323—324页。
[16]范?NFDA4?:《六谕衍义》,“自序”,冲绳县立图书馆资料丛书,第1卷。
[18]郑章观:《总理唐荣司程公传》,转引自张希哲:《程顺则对于中琉文化交流的贡献》,台湾中琉文化经济协会:《第二届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中琉文化经济协会出版,1989年。
[20]陈元辅:《枕山楼拾玉诗话》,“程顺则跋”,1818年京都莫华堂刊版。
[2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76,光绪三十二年开雕,宣统二年刻竟,第15页。
[24]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别集类本。
[25]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0年,第274页。
[26]徐孚远:《明经世文编》卷460,李文忠公文集,中华书局影印本。
[27]萧崇业:《使琉球录》,第112页,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1970年。
[28][32]周煌:《琉球国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1年,第196、225页。
[29]龙文彬:《明会要》卷77,外藩1,“琉球”,中华书局,1956年。
[30]茅元仪:《武备志》卷214,海防6,明天启元年刻,清修本。
[31]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1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