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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锡进特色的中国现实主义
　　　　　　　　　　2015年11月30日


　胡锡进的社交媒体微博个人账号下，经常会出现“排队骂胡锡进”的奇特景象。（刘怡摄）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专访

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胡锡进都是中国当前一个最具争议的媒体人。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这份报纸的绝大部分社评皆出自于他，该报的忠实读者、包括一些中国官员以《环球》社评为精神粮食；自由派知识份子与另外一些媒体同行，则猛烈攻击他是“政治投机”，极端民族主义者，为体制“叼飞盘的”。

这些年来，胡锡进与《环球》多次站在社会争议点的前沿，在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时，它率先以大标题直批“法国警方保护火炬无能”，它也曾警告自由派媒体《南方周末》，公开与政府对抗“一定更是输家”。去年香港占领中环运动前，《环球》的社评引起香港特首梁振英发声“任何人不应将香港市民与內地人民对立起來”。

但也是在这些争议中，《环球》与胡锡进本人的传播能量不断上涨。他自认自己是“复杂中国”、多元时代的平衡者之一。过去两个月，他推出自己的个人脱口秀，立即大受欢迎。本报与他进行了一次专访，从胡锡进身上解读“复杂中国的现实主义”。

刘怡　本报特约撰稿人

胡锡进说他是中国现当下写文章最多的人，“没有之一”。他说，“一年五六百篇文章，谁能做到？胡锡进做到了。”

这个“文章”是指当下中国的舆论纷争当中，往往会引发争议的《环球时报》的社评。從2005年起到现在，胡锡进当了十年《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这个报纸的立场很自然被视作是他本人的立场，胡锡进也很容易就成了《环球时报》的批评者们最直接的批评对象。尤其，当他以个人名义出现在社交媒体微博上时，他的个人账号下经常还会出现“排队骂胡锡进”的奇特景象。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批评并不完全都是理性的。

“这很正常，”胡锡进坦然地说，“我把它看透了，网上那些，是人吗，好多号都不知道是谁。”他非常确信支持他和《环球时报》的人更多，“否则，报纸不会有那么大的发行量，网站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看。”

他介绍说，第三方给出的数字是，环球网每天的独立访客有1000多万，远远高于除了商业网站之外的同类型媒体网站。

两个月前，胡锡进和视频网站合作推出个人脱口秀节目，网站的浏览纪录显示，第一期有20多万人看了这个节目，第三期有50多万人观看，这还不包括其他网站的转载数字。胡锡进显然是更加有意识的要把时评和影像结合起来，在怎么用好互联网这个传媒的必争之地上，他表现出了更大的企图心。北京媒体报道称：“他可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报纸总编辑”。

采访胡锡进的上午，北京的最高气温只有3摄氏度，胡锡进从外面进来的时候，穿了一件白衬衫，外搭一件蓝色的略为宽大的春秋夹克，他的体态虽有些中年发福，但看得出很健康。正式访问前，胡显得有些疲倦，他说，因为写社评搞到很晚，在切入话题后，他开始渐渐亢奋起来。他试图让自己显得更亲和，配合他抑扬顿挫的说话节奏，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但是他也时刻注意自己的措辞，十分的谨慎。在有关他个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上，他在回答中很少用“我”如何如何，而是用更宽泛的“我们”。

作为一家发行量和影响力在中国都位居领先地位的媒体总编辑，很多视胡锡进为竞争对手的人说，他更像一个行销天才，他似乎总是能够掌握到在内容贩卖上的大数法则，他知道市场的多数群众在哪里。

曾任职《人民日报》的现任《财经》杂志的执行主编何刚在受访时说过，《环球时报》在每一个时期都“踩对了点”：在市场需要原创的时候，它及时提供原创；在民族主义受欢迎时，它贩卖了民族主义；而当社会需要观点时，它又贩卖了言论。

“爱国主义”成为最鲜明特色

从1993年创刊到现在，《环球时报》经历的二十多年，也正是中国媒体在市场化的实践中，各自尝试寻找最能够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的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中间，奉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环球时报》最为鲜明的特色。在胡锡进接管《环球时报》开始，他做了很多事后被认为是“有所突破”的尝试，胡自己则认为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脱敏”上，《环球时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结果就是读者可以从《环球时报》开始的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上，看到那些一度被列为“敏感”的不能曝光的人和事的报道，包括中国新闻媒体的最大禁区，“六四天安门事件”。

胡的批评者认为这是他在“政治投机”。但是，为胡辩护的人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在管控非常严厉的媒体行业里，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尝试，都有风险，都是以个人前途为代价的，没有人总能押对宝。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在这个领域里，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不能说的，但是，没有人知道说什么一定是对的。

对于网络上任何加诸于自身的标签，他都有一种不以为意的态度，他认为“左右”这种划分并不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他觉得西方意义上的“左派”是代表激进力量的，而自己是保守的，是维护目前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是“稳健的改革道路的坚决的支持者”。对于自己的“保守立场”，他以乌克兰为例，认为一个社会进行变革的时候，“一定要有能力把控变革的过程。”

至于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媒体对他强烈挞伐，指责《环球时报》迎合政府，胡锡进对这种说法很是不屑，“这种说法很浅，很表面。”他说，作为负责任的媒体，首先要维护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力量，他还特别用手指轻轻敲打桌面说，违宪就要承担违宪的后果。

胡锡进的同事说，老胡是单位里工作时间最长的人，《环球时报》的社评，胡锡进一定亲力亲为，无论多晚或者身在何处，或许因为，“只有他清楚底线在哪里”。

至于底线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以外的人最难理解之处，那些看起来有清楚规则的地方，一定存在模糊空间或者可以绕开的路径。而那些看起来模糊的地带，往往不是雷区就是禁区。

胡锡进应该是深谙这样的游戏规则的其中一人，他把这一切用一个笼统的词来概括，叫“复杂中国”。

（本报与胡锡进访问完整实录，见早报网）

年轻时是“不安分”的人

1960年出生的胡锡进，1978年考入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俄语系，那是文革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那一年，中国有610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录取的只有40.2万人。

胡锡进在读军校期间，曾经因为擅自外出游玩，被学校处分，用他自己的话说，年轻时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毕业后，他短暂的当过职业军人，也因为“不安分”，努力争取通过考研改变人生轨迹，并且在1986年如愿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他读研的最后时间，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他回忆说，“当时听美国之音说，这次运动有可能导致中国社会成为民主社会，听了非常激动。”但是，“六四”最终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胡锡进说，“经过这么多年，大家产生了一个理性，懂得了一点，这个世界的变化，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宣布一个宪法，修改一个纸面上的东西，就能够实现的，社会的前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1989年，胡锡进迎来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他面临一个抉择：做记者或者一家外贸公司的销售经理，他选择了做记者，“我好冲动，性格中充满不安，想想看，在机关或公司大楼里对着上司冲动一回是多么后患无穷”。1993年至1996年间，胡锡进出任《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参与了对波黑战争的报导，并写下了《波黑战地采访手记》。

三年的欧洲生活和战地记者的经历，对胡锡进影响至深，他说，他非常欣赏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也能表现出的优雅，让他记忆深刻。他说，喜欢泡咖啡馆的习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现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去咖啡馆了。他甚至也想不起自己最近一次去看电影是什么时候，不过，他说，他喜欢汤姆克鲁斯，尤其是《谍中谍》（《不可能的任务》）系列，如果有新片推出，还是会去看。

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爱国的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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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的老布是霉国圈养的一只哈巴狗

长江黄河 发表于 2015-11-30 10:07
环球网的老布是霉国圈养的一只哈巴狗

环球网言论有些突破，看来与胡锡进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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