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对台湾、澎湖的管理及设置郡县的计划

论晚明对台湾、澎湖的管理及设置郡县的计划

发布日期：2013-05-30   

作者：徐晓望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摘要：

从（明）万历后期开始，闽粤海盗以台湾为根据地，频频袭击台湾海峡的过往船只，日本、荷兰等国都有窥视台湾的计划。为了驱散台湾海盗及防御日本、荷兰的侵略，晚明福建官府有在台湾、澎湖驻军屯垦及设置郡县的计划。郑成功在台湾设置一府二县，使这一计划最终实现。本文详细考证了明朝在澎湖、台湾驻军与屯垦的计划及其实施过程。

在历史上，宋朝与元朝都曾经积极经营澎湖。明初为了贯彻海禁政策，将居住于澎湖的民众内迁泉州，从而中断了宋元以来向澎湖与台湾发展行政管理的进程。明末形势的变化迫使‘许孚远、金学曾、黄承铉’等福建巡抚考虑在彭湖、台湾屯垦及设置郡县的计划，虽说这一计划因受到经费的制约，直到郑成功时代才正式完成，但它反映了明政府对台湾的统治权利。

一、晚明对澎湖、台湾加强管理的背景

第一，在台湾海峡活动的海寇问题。

晚明嘉靖与隆庆年间，倭寇活动于闽浙沿海，不过，据日本及中国学者的考证，这些倭寇多为中国人，他们雇用一些日本人作打手冲锋陷阵，因而被误称为倭寇，其实，他们的主要成分是活动于闽粤浙三省的海盗。（注）[1]活动于台湾、澎湖的主要是闽粤海盗。其中著名人物有‘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人。

福建巡抚‘涂泽民’曾说到‘曾一本’北上动向：

“贼北来图遁之地有三，一彭湖，一小琉球（即台湾），一倭国。

彭湖死地，水米难继，此策之下者也，为官兵数月之忧；

小琉球队可济水米，夷人不从，彼惟自去自来，此策之中者也，为两省数年之忧；

若入倭国勾引，则既通水米，又得附从，为国家无穷之忧矣。此杞人之过计也”。[2]

按，曾一本的海盗船队有大船也有小船，可以赴日本的只是一些大船，若曾一本远赴日本，他必然抛弃构成船队中多数的中小船队，因此，曾一本不大可能直航日本，这也是涂泽民自称为“杞人之过计”的原因。

事实上，曾一本船队一直活动于台湾海峡与南海。不过，从涂泽民的话中可知，当时的澎湖与台湾都在曾一本的活动范围内，而且台湾的地位日益重要，因为曾一本等占据台湾之后，必然给闽粤沿海带来“数年之忧”。除了曾一本之外，‘林凤’也在台澎活动。

《明史》记载：万历元年（1573），‘凌云翼’任广东提督，

“时寇盗略尽，惟‘林凤’遁去。’凤‘初屯钱澳求抚，正茂不许，遂自彭湖奔东番魍港，为福建总兵官‘胡守仁’所败。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复犯福建。‘守仁’追击至淡水洋，沉其舟二十。贼失利，复入潮州”。[3]

据此，当年海盗林凤从澎湖航抵台湾的‘魍港’，但受到福建官军的沉重打击；第二年，他又来潮州沿海侵犯，并进入福建沿海，在福建水师追逐下，林凤退到台北附近的淡水洋，在这里再一次被击败。此后，林凤脱离闽粤沿海，向南洋遁去。台湾海峡的海盗一度消踪匿迹。

迄至万历后期，福建水师因经费问题大为削减，海寇活动重又猖獗起来。

“崇祯八年，给事中‘何楷’陈靖海之策，言：

‘自‘袁进、李忠、杨禄、杨策、郑芝龙、李魁奇、钟斌、刘香’相继为乱，海上岁无宁息。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其窟维何？台湾是也。台湾在彭湖岛外，距漳、泉止两日夜程，地广而腴。初，贫民时至其地，规鱼盐之利，后见兵威不及，往往聚而为盗。’”[4]

袁进等人自万历末年即在台湾活动，郑芝龙等人继之，对台湾海峡的航行安全构成了威胁。

第二，晚明闽潮移民进入台湾，也使朝廷感到有必要加强对台湾的管理。

张燮《东西洋考》论及台湾的土著：

“厥初朋聚滨海，嘉靖末，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后。忽中国渔舟从‘魍港’飘至，遂往以为常。”[5]

其中所谓“遭倭焚掠”，其实是受到‘闽粤海盗’的搔扰，而这些闽粤海盗，即为‘林道乾、林凤’诸人。

可见，自从闽粤海盗袭击台湾后，台湾日益被人们了解，而漳州、泉州、潮州民众到台湾成为常见的现象。

泉州晋江《安平颜氏族谱》记载：

“龙源，字 日盘，正璧长子。生嘉靖甲午，卒失考，葬台湾。配郑氏，子一”。

嘉靖甲午年是为嘉靖十三年（1534），如果‘颜龙源’在20岁左右去台湾冒险，那应是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左右，其时，“倭寇”林凤尚未进入台湾。

漳州诏安县《秀篆游氏族谱》记载，该族第2世的56公在明朝嘉靖年间迁徙到台湾，

“现子孙在台湾诸罗县荷包莲者尚有数百丁”；

《惠安东园庄氏族谱》记载：

“庄诗公，生嘉靖壬寅（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崇祯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少遭兵变，与兄赴台湾谋生”。

他若也是20岁左右赴台湾，应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上下，此时正为倭寇在闽潮活动的高潮。[6]

其后，尚有一些福建人于万历、天启年间进入台湾，

晋江《安海金墩黄氏族谱》记载：

“微熺，生万历三十年，葬台湾”。

他若在青年时代进入台湾，应为崇祯年间。

晋江《永宁霁霞高氏族谱》记载的高公题，

“生万历丁亥（万历十五年，1587），卒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葬台湾演武场”。[7]

据‘施琅’所说：“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8]

这种情况迫使明朝廷考虑对台湾的管理。

第三，日本与荷兰对台湾的窥视，都使明朝感到必须加强对台湾的统治。

日本的对外扩张始于万历年间吞并朝鲜的战争，其时，丰臣秀吉派人到台湾及南洋各地，威胁这些地方进贡，否则出兵征讨。日本人曾经掳掠台湾土著到日本，企图迫使当地人接受日本统治，未获成功。

万历三十七年（1609），日本’控制‘了琉球。

万历四十四年（1616），日本派出13艘战舰组成的船队攻略台湾。

福建巡抚‘黄承玄’分析：

“今‘鸡笼’（即台湾北部）实逼我东鄙，距汛地仅数更水程。

倭若得此而益旁收东番诸山，以固其巢穴，然后蹈暇伺间，惟所欲为。

指台、馣以犯福宁，则闽之上游危；

越‘东涌’（即东引岛）以趋五虎，则闽之门户危；

薄彭湖以銬泉、漳，则闽之右臂危。

即吾幸有备，无可乘也，彼且挟互市以要我，或介吾濒海奸民以耳目我。

彼为主而我为客，彼反逸而我反劳。

彼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我无处非受敌之地，无日非防汛之时，此

岂惟八闽患之，两浙之间，恐未得安枕而卧也”。[9]

可见，黄承玄认识到：台湾对大陆的安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决不能坐视日本侵略台湾。

后来，日本人在台湾遭到失败，但其吞并台湾的野心一直未能消除，福建方面为了加强沿海防御，不能不加强对台湾、澎湖的管理。

荷兰人于17世纪初抵达东亚。

万历三十二年（1604）七月，荷兰殖民主义者有大船二艘航抵澎湖，欲在中国租地贸易，仿澳门葡萄牙之例，从而引发了第一次澎湖危机。

天启二年（1622）六月，荷兰舰队再次进入澎湖，并以澎湖为据点，多次入侵厦门。此外，西班牙侵略者也一直谋算入侵台湾。这种形势迫使朝廷考虑在台澎驻军与设治，以保护民众的安全。

二、福建官府在澎湖的驻兵与屯垦计划

随着台湾问题的日益突出，福建官府对台湾海峡的管理问题日益重视，从恢复澎湖游兵开始，最终推出了在台湾设置郡县的计划。

澎湖在宋元时期即有官兵驻守，明初因其不易防守而将岛民迁于内地，

曹学佺《石仓全集》记载：

“彭湖游为诸澳中最险……在宋时编户甚蕃，因海中绝岛易与寇通，难驭以法，国朝移其民于泉之南关，而虚其地。”[10]

然而，由于晚明形势的变化，迫使明朝不得不考虑重设澎湖游兵，

《闽书》记载：

“彭湖游，名色把总一员。南路、泉南俱辖之。游，晋江海外绝岛也，语在晋江‘方域志’。洪武间，居民内徙。嘉靖季，贼曾一本、林凤据为巢穴。

万历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告变，倭且南侵，议者谓不宜坐弃彭湖，因设兵往戍之。”[11]据此，在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侵略朝鲜事件发生后，东南沿海加强了对日本入侵的戒备，明朝因此开始讨论在澎湖设置“彭湖游”的问题。但是，设置“彭湖游”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曹学佺‘：“今按，署（指澎湖游兵把总设置地）去郡治水洋将及千里，自烈屿解缆，风潮若顺，二昼夜可到。地之周围，仅百余里。四山不甚高大，澳内堪泊兵船六七十只，且以避四面风。但澳口甚狭，潮退，船方得出。遇警，遽难追逐，惟泊天妃宫前外澳，兵船出入为便。或?飓时发，始泊入内澳，顾山多礁砾，农不可耕，地甚洼湿，人不堪处，以是先年往往议弃”。[12]

可见，从开始讨论设置澎湖游兵到最终定案，经历了颇多的波折。明朝最早考虑在澎湖设置游兵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

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月，福建巡抚‘许孚远’说：

“至澎湖遥峙海中，为诸夷必经之地，若于此处筑城置营，且耕且守，断诸夷之往来，据海洋之要害，尤为胜算。但此地去内地稍远，未易轻议。”[13]

可见，许孚远的计划是派兵直接在澎湖屯垦，以利于长期驻守。他曾设想将这一计划推广于闽浙海岛多处地方，

《明史.许孚远传》记载：

“又募民垦海坛地八万三千有奇，筑城建营舍，聚兵以守，因请推行于南日、澎湖及浙中陈钱、金塘、玉环、南麂诸岛，皆报可。”[14]

可见，当时明政府是同意许孚远的计划的。关于这一计划的整体方案可见

许孚远《议处海坛疏》一文：

“及查澎湖属晋江地面，遥峙海中，为东西二洋、暹罗、吕宋、琉球、日本必经之地。其山周遭五六百里，中多平原旷野，膏腴之田，度可十万。若于此设将屯兵，筑城置营，且耕且守，据海洋之要害，断诸夷之往来，则尤为长驾远驭之策。但澎湖去内地稍远，见无民居，未易轻议，须待海坛经理已有成效，然后次第查议而行之。”[15]

然而，许孚远这一计划在澎湖并未马上实行，

《明史》：“先是，万历中，许孚远 抚，奏筑福州海坛山，因及澎湖诸屿，且言’浙东沿海陈钱、金塘、玉环、南麂‘诸山俱宜经理，遂设‘南麂’副总兵，而澎湖不暇及。”[16]

万历二十五年（1597），福建巡按‘金学曾’再次提出驻兵澎湖的计划：

“惟澎湖去泉州程仅一日，绵亘延袤，恐为倭据。议以南路游击汛期往守”。[17]

金学曾为了实现计划，专门设置了澎湖游兵，

《泉州府志》记载：

“旧制水寨统以指挥一员，谓之把总。

嘉靖四十二年，军门‘谭纶’题奉钦依，比照浙江定海等关把总，以都指挥体统行事，于是浯屿寨为钦总，其浯铜游兵把总。

及万历二十五年，新设澎湖游兵把总，俱军门札给名色者。”[18]

曹学佺《石仓全集》记载：

“澎湖游为诸澳中最险，设色总一员、哨官二员。大小兵船二十只，官兵九十（百？）员名……

万历戊戌（万历二十六年，1598），当事者始坚议守，盖谓附海勾倭之徒多合舟宗于此避风、汲水，觇我虚实。设色总、游兵汛，时哨逻。贼到随击，似为胜算”。[19]

续前文（2）：


比较《泉州府志》与《石仓全集》的记载，二者有一些小差异。
《泉州府志》说澎湖游兵设置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
《石仓全集》则说当事者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才下决心守澎湖，
综合二者的观点，应是福建巡抚’金学曾‘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提出设置澎湖游兵，而万历二十六年（1598）才获得朝廷正式批准，并于同年派出军队巡守澎湖。

’曹学佺‘：
“盖本澳远离内地，或自‘料罗’开驾，取乾巽针而往，计时可至。
若遇风波倏变，洋中无岛栖泊，是高戈戗之难也。
孤军悬绝，声息不闻，卒有缓急，旁无应援，是撑持之难也。
惟戊戌春防，设左右二总合兵船四十只，益以各寨游远哨兵船一十八只，共计兵士三千余名，又督以偏裨屯扎一汛，庶并力以守，可固吾铜圉耳。
嗣是兼并一游，船兵止二十只，及’浯屿、浯铜、铜山‘贴驾远哨六船，而澎湖港屿五十余处，逻守岂能遍乎？
说者不过以一哨合屯’西屿、顾北、上口‘防贼，西行以一哨合屯莳上澳蒹顾龙门港防贼，东至其余，东碇”八罩、姑婆、沙仔、马芝、香炉诸屿，大城、小城、员?、镇海、瓦筒、锁管、竹篙“诸港，仅仅轮遣远哨轻舟探逻而止，于策已疏，况兵船非遇?飓，不宜深入内澳，恐受敌人围困。
故猝或遇贼，决殊死战，胜勿穷追，此守彭之大略也。”[20]

从以上史料中获知：万历二十六年（1598），福建方面曾派出3000名士兵防守澎湖岛，不过，由于经费困难及其他原因，以后派出的士兵减半。　　　　　　　　　　　

关于澎湖游兵的具体情况，
《泉州府志》又说：
“浯屿寨管福哨冬鸟等船四十八只，浯屿游管冬鸟等船二十二只，澎湖游管哨船二十只。”[21]
“惟澎湖游兵专过澎湖防守，凡汛，春以清明前十日出，三个月收；冬以霜降前十日出，二个月收。收汛毕日，军兵放班，其看船兵拨信地小防。”[22]
“近来军伍缺乏，寨卒悉系募兵，而卫所军止贴驾船。
浯屿兵一千七十名，粮每月九钱，布政司发给。
贴驾军五百八十名，浯铜游兵五百三十六名，粮俱布政司发给。
贴驾军三百名；澎湖游兵八百五十名，春汛粮支给于泉，冬汛粮支给于漳。”[23]

以上这些史料表明，泉州派驻澎湖的游兵达850名，分乘20艘船，他们于春秋二季分别在澎湖驻守3个月与2个月。其粮饷供应分别来自于泉州与漳州。不过，泉州所辖的澎湖游兵为何在秋季支粮于漳州？

我在漳州的《海澄县志》找到相关记载：
“澎湖屿，在巨浸中，属晋江界，其合兵往戍，则漳与泉共之者也。”[24]
可见，当时漳州府也派兵与泉州水兵共同驻守澎湖，为了供应粮食方便，他们的粮食春天由泉州府负责，秋天由漳州府负责。澎湖岛的驻军无疑加强了台湾海峡的安全，
《泉州府志》说：
“澎湖绝岛，旧为盗贼渊薮，今设有游兵防守，则贼至无所巢穴。又泉“郡藩篱’之固也”。[25]

然而，当时在澎湖驻兵也有很多困难，万历后期的福建巡抚‘黄承铉’说：
“往年平酋作难，有谋犯‘鸡笼、淡水’之耗，当事者始建议戍守之。
镇以二游，列以四十艘，屯以千六百余兵，而今裁其大半矣。一旅偏师，穷荒远戍，居常则内外辽绝，声息不得相通，遇敌则众寡莫支，应援不得相及。以故守其地者，往往畏途视之。
后汛而往，先汛而归，至有以风潮不顺为辞，而偷泊别澳者。则有守之名，无守之实矣。”[26]

所以，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苦，及通讯条件落后，许多官兵都不愿在澎湖坚守，乃至将驻守时间打了折扣。
明军每年按计划只在澎湖驻守5个月，若打了折扣，明军实际在澎湖时间并不多。
因此，海盗与外国入侵者往往乘明军撤防之时入占澎湖，有时还有倭寇在这里活动。[27]

万历二十九年（1601），
’沈有容‘率福建水师在春节期间提前返回澎湖岛屿，并一举歼灭窃占澎湖岛屿的倭寇，，而后又巡视登上台湾岛，而参加过这次活动的‘陈第’写下了著名的《东番记》一书。
其后又有荷兰人二次入侵澎湖事件，都是乘明军撤防期间入侵的。
海盗、倭寇与荷兰殖民者的多次入侵，更使福建官府对澎湖群岛的重要性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

天启年间，‘沈鈇’《上南抚台监巡海公祖请建澎湖城堡置将屯兵永为重镇书》说：
“若澎湖一岛，虽僻居海外，实泉漳门户也。
莫道红夷湾泊，即日本、东西洋、吕宋诸夷所必经焉。地最险要，山尤平坦，
南有港门，直通西洋，红夷筑城据之。
北有港门，名镇海港，官兵渡澎居之。
中间一澳，从南港门而入，名曰暗澳，可泊舟数百只，四围山地，人云可开作园，栽种黍稷瓜菜等物。牧养牛羊牲畜。未可遽垦为田，以山多顽土，无泉可灌溉故耳。”[28]
’沈鈇‘认为，只有在澎湖设置重镇长期驻兵，才能确保对澎湖的控制。
这与万历年间逢春秋二汛才派兵去澎湖驻守是不同的。

《明史》记载：
“天启中，筑城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筑炮台以守。”[29]
可见，在荷兰人侵略台澎以后，明军始在澎湖筑城驻守。可惜的是明末因经费困难，福建水师遭到裁减，余部也因没有经费而战斗力大减。

崇祯年间，海盗‘郑芝龙’及‘刘香’等人崛起，他们控制台湾海峡多年，明朝在澎湖的驻军名存实亡。直到降明的郑芝龙于崇祯八年（1635）平定‘刘香’，明朝对澎湖才有了控制权。

续前文（3）：


三、福建官府对台湾的管理与设置郡县的计划
晚明的闽人十分关注台湾。
张X燮X《东X西X洋X考》X记载：
“其X地X去X漳X最X近，故X倭X每X委X涎，闽X中X侦X探X之X使，亦X岁X一X再X往。”[30]
可见，为了防倭，福建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派两批人去台湾岛上观察。
在万历后期，福建方面已经有在台湾X驻X兵X屯垦的想法，

福建巡抚‘黄承铉’在其”奏疏‘中说到：
“夫浯铜系‘漳、泉’门户，澎湖为列郡飗篱，今一设重镇，而有虎豹在山之形，一得内援，而无蛇豚荐食之患，其便一也。
顷者，越贩奸民，往往托引东番，输货日本，今增防设备，扼要诘奸，重门之柝既严，一苇之航可察，其便二也。
兹岛故称沃野，向者委弃之，不无遗利之惜。今若令该总率舟师屯种其间，且耕且守，将数年以后，胥原有积仓之富，而三单无糇粮之虞，其便三也”。[31]

黄承玄的这段话从‘浯州、铜山’一直说到‘澎湖、东番’，让人不知其所说的“兹岛”是何地。
不过，从其原文意思来看，全文是在说要派’浯州岛（金门）‘与‘铜山岛’的驻军兼管澎湖，
因此，浯州与铜山都可排除在“兹岛”之外，必须考虑的是澎湖与东番二地。
澎湖群岛历来被称为贫瘠之地，如‘沈鈇’说：
“若澎湖一岛……四围山地，人云可开作园，栽种黍稷瓜菜等物。牧养牛羊牲畜。未可遽垦为田，以山多顽土，无泉可灌溉故耳。”[32]
可见，澎湖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沃野，那么，黄承玄计划屯垦的地方只能是名为东番的台湾了。

天启年间出版的姚旅《露书》记载：
“北港……其人散居无君长，惟甲长之类为头目。
中国十人以下至其地，则彼杀之。五十人以上，则彼闭户而避。我捕鱼、逐鹿者入其境，必分赠甲长土宜。
闽抚院以其地为东洋（此处应指‘菲律宾’）、日本门户，常欲遣数百人屯田其间，以备守御。”[33]
按照，姚旅透露的福建巡抚的计划，当时福建巡抚想出兵数百人，在北港屯田。北港为台湾中部的一个港口，闽潮人常到此地贸易，由于它位于澎湖之北，因此有北港之称。从姚旅对北港民俗的描写来看，在当地生活的肯定是台湾土著，可见，当时福建巡抚计划屯田之处，应当就是台湾。
不过，福建巡抚在台湾屯田的计划也有其问题，因为在黄承铉任巡抚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左右，台湾的北港尚处于海盗‘袁进、李忠’的势力范围内，想在台湾屯田，首先必须处置好海盗问题。

‘曹学佺’的《石仓全集》一书记载：
“（万历）四十六年，巡抚‘王士昌’提孽寇’赵秉鉴‘毙诸狱。
’秉鉴‘即若思也。往犯常刑，幸免，复谋海总。初焉招贼充兵，后竟连兵作贼，外结东番逆酋为援，内纠漳泉叛民为党，建议袭取东番，实启兵端。以图叵测。至是诛灭，漳人德之，见于缙绅公揭。”[34]
可见，赵秉鉴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曾经犯过法，后来又成为福建方面的海军军官，然而，他有点兵匪不分，既招海盗为兵，又纵兵为匪，他的历史有点类似后来的郑芝龙，不过赵秉鉴以悲剧收场而已。从以上史料来看，赵秉鉴曾与盘踞台湾的“逆酋”有关系，从而招致福建官府的镇压。这里的逆酋指何人？

从其年代来看，海盗‘袁进、李忠’被招安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此前他们已经在台湾活动多年，而赵秉鉴是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被镇压，可见，赵秉鉴应与袁进等人有联系。不过，从其罪名来看，他并非忠于台湾的海盗，而曾向福建官府建议“袭取”台湾，这是一个不坏的主意。
从曹学佺的记载用语来看，所谓“袭取东番”，不同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沈有容袭击台湾海盗，一击而退；而是袭而占之，有永久驻兵的打算。
从以上史料推测，赵秉鉴应是在黄承铉任福建巡抚时受招安的，而黄承铉招安赵秉鉴，显然与他在台湾屯垦并驻兵的计划有关。但赵秉鉴被招安后，仍与台湾海盗私下往来，并因军费无着落而有抢劫沿海居民的行为，因此，受到继任福建巡抚王士昌的镇压。
人事更改，在台湾屯田的计划受挫。若然当时的福建官府实行这一计划，切实屯垦驻军台湾，以后也就不会有荷兰人入侵台湾一事了。


荷据时期明朝在台湾的主权。
荷兰人于天启二年（1622）入侵澎湖，而后又在福建官府默许之下侵占台湾的‘大员’，并在当地设置税关。必须注意的是：荷兰人窃据大员的早期，其管辖范围仅在大员周边区域，其范围不会超过20平方公里，对整个台湾岛，荷兰人并没有管理权。
其时日本商人也常到大员贸易，荷兰人向他们收税，遭到日本人的抗拒。日本人责问：往年在大员与中国商人贸易，从来没有人向其收税。
而荷兰人答以：“台湾（大员？）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是属于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作为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35]
荷兰人的这一回答表明他们了解台湾属于中国皇帝。不过，他们所谓中国皇帝赐地于荷兰人，则不是事实，其实，福建官府不过是默许他们在大员定居而已。当时荷兰人在大员的地位，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他们只是借用中国的一块地经商，而不是获得了主权。实际上，一直到崇祯皇帝的末年，荷兰人都未声称他们对台湾拥有主权。
荷兰人进入澎湖与台湾，更引起了福建官府对台湾的重视。

明人‘周婴’在其名为《远游篇-东番记》的一文中提到了当时有人提倡在台湾建立郡县的计划，他说：
“泉漳间民渔其海者什七，薪其岭者什三。言语渐同，嗜欲渐一，唯以雕伪之物，欺诱其情，异海翁之狎鸥，等狙公之赋芋，疆场喜事之徒，爰有郡县彼土之议矣。”[36]
这是说，当时闽人在台湾经商，颇有欺骗行为，引起了双方的矛盾，因此最好的方式是在当地设立郡县，以加强管理。
周婴的《东番记》载于他的《远游篇》一书，而《远游篇》一书的诗文表明：周婴出游厦门一带是在天启五年（1625）左右，他的《东番记》应写于天启、崇祯年间，[37]
其时，荷兰人据有大员已有一二年，但在这一时期，福建官府倘然自若地计划在台湾设置郡县，由此可知台湾在福建官府眼里，其实为下属的一块土地。
只是在天启、崇祯年间，朝廷的财政非常紧张，福建地方财政的收入大都被搜刮到户部，以支付对抗金国及平定流寇的战费。因此，福建官府方面无所做为，设置郡县制的计划被束之高阁。
不过，在崇祯初年，’郑芝龙‘与’熊文灿‘尚有在台湾屯垦的计划，并付之实行。

黄宗羲《赐姓始末》记载：
“台湾者，海中荒岛也。崇祯间，熊文灿抚闽，值大旱，民饥，上下无策；文灿向芝龙谋之。
芝龙曰：‘公第听某所为。’
文灿曰：‘诺’。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厥田惟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
如方豪先生所指出：’熊文灿‘任福建巡抚为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四年间（1628—1631）。[38]
其时，荷兰人已经窃据台湾的大员港，在这一形势下郑芝龙能将饥民送至台湾屯垦，其实反映了明朝对台湾的主权。


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出兵台湾，他招降赤嵌城内的荷兰人，并进围热兰遮城。
此时，郑成功见收复台湾的大局已定，便在台湾设置了郡县：
“改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
以府为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杨戎政（朝栋）为府尹，
以庄文烈知天兴县事，祝敬知万年县事。行府尹查报田园册籍，征纳囗银。
改台湾（指热兰遮城及其市区）为安平镇。”[39]
这是明末福建人在台湾设置郡县理想的最终实现。

注释：
[1]参见戴裔煊：《明代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涂泽民：《与俞李总兵书——捕剿机宜》，《明经世文编》卷353，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03页。
[3]《明史》卷222《凌云翼传》。
[4]《明史》卷323《鸡笼传》。
[5]张燮：《东西洋考》卷5《东番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6页。
[6]参见庄为玑、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376、386页。
[7]庄为玑、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第383、384页。
[8]《清史稿》卷260《施琅传》。
[9]黄承玄：《题琉球咨报倭情疏》，《明经世文编》卷479，第5268页。
[10][12]曹学佺：《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湘西纪行》卷下《海防》，第28—30页。
[11]何乔远：《闽书》卷40《磖圉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9页。
[13]《明神宗实录》卷284，万历二十三年四月丁卯。
[14]《明史》卷283《许孚远传》。
[15]许孚远：《议处海坛疏》，《明经世文编》卷400《敬和堂集》，第4342页。
[16]《明史》卷91《兵志三》，第2247页。
[17]《明神宗实录》卷312，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乙巳。
[18]阳思谦等：万历《泉州府志》卷11《水寨官》，泉州市编纂委员会1985年影印明刊本，第9页。
[19][20]曹学佺：《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湘西纪行》卷下《海防》，第28、30页。
[21]阳思谦等：万历《泉州府志》卷11《兵船》，第10页。
[22][25]阳思谦等：万历《泉州府志》卷11《信地》，第11页。
[23]阳思谦等：万历《泉州府志》卷11《水寨军兵》，第10页。
[24]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1《形胜》，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1990年影印本，第22页。
[26]黄承玄：《条议海防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479，第5271页。
[27]这一时期的倭寇多为广东潮州人，如林凤、曾一本等人，他们多在其队伍中雇用一些日本打手，所以被称为倭寇，其实，他们的主要成员与头目多为广东潮州人。
[28]沈钅夫：《上南抚台监巡海公祖请建澎湖城堡置将屯兵永为重镇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6册，第29页。
[29]《明史》卷91《兵志三》。
[30]张燮：《东西洋考》卷5《东番考》，第106页。
[31]黄承玄：《条议海防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479，第5271—5272页。
[32]沈钅夫：《上南抚台监巡海公祖请建澎湖城堡置将屯兵永为重镇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6册，第29页。
[33]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1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703页。
[34]曹学佺：《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湘西纪行》卷下《海防》，第45页。
[35]陈孔立编：《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36]周婴：《远游篇》，福建师范大学藏手抄本，第37页。
[37]参见张崇根：《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周婴东番记考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38]参见方豪：《崇祯初郑芝龙移民入台事》，《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5页。
[39]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