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走向
马勇:中日直接结仇,在1937年之前是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其实有很多背景我们不太清楚,中日结仇和共产国际有一定关系,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中国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没办法去理解1920年中期之后的“反赤化运动”,也没有办法理解中日战争进行到最紧张时汪精卫的投降理论,我们今天完全站在不讨论的立场。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1920年代的“赤化运动”和“反赤化运动”,不知道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目标是什么?因此也没有办法理解日本的行动。只有放在这种大背景中,放在远东战略格局中。才能慢慢体会中日之间问题的症结在哪儿。从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大格局来看,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在长征这样困难的状态下,共产党立马能够发布“八一宣言”,发布一个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宣言。共产党为什么会提出提出“保卫苏联”、“保卫共产国际”的口号,这些都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走过的路。我们今天如果探讨历史,就应该实事求是的去探讨整个历史,没必要站在一个层面上讲。我不会认为共产党不对,也不会认为共产国际不对,它这里面有时代局限性,当时共产国际的目标是要用共产主义的东西把人类都给赤化掉,都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就像今天美国想全力推广它的民主,也许若干年之后,你会觉得它很可笑,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想法,但要放到具体背景中去处理,才能知道1920年到1930年中日之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1931年很多人未意识到东北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从这里可以看到,民间对政府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应该维护。妥协应该有底线,不能没有底线。在满洲,东三省被占领后,中国做了最大程度的妥协,当时中国军队也没有力量去解放东三省。另外当时中国的国民情绪也不认为东三省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1931年时的中国没有这么样的想法。20年之前,1911年时许多人的目标是驱“驱逐鞑虏”,即把满洲人赶到满洲。1931年刚过去20年,没有人会觉得满洲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历史学家才去研究满洲这块土地和中国的历史关联。在研究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去唤醒民众,我们作为一个大中国家,一个大中国民族,民族共和这么走过来,东三省是不可分割的,由此慢慢的构建民族、国家的叙述。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叙述出来的。1931年之后的,马相伯、傅斯年,都去探讨历史,探讨民主精神,还有顾颉刚,这个过程对国家、民族最大的贡献,是做出了一个大的中华民族的概念。
西安事变初步确立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凤凰网历史:七七事变和西安事变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马勇:不能说有直接关系,七七事变不能讲是西安事变导致的。七七事变,我看了材料和历史文献,应该这么讲,七七事变打了很长时间后,中国方面、日本方面,都还是期望把七七事变当做局部冲突事件来处理,当时的人并没有敏感地意识到七七事变是一次中日之间的全面冲突,要彻底见分晓,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认为能够把冲突控制在局部。
1931年7月7日之前,中日之间的局部冲突不是一起、两起,很多,当时双方认为能够控制就控制。当然这时候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经过从1931年开始的战争准备,中国也具有了打的条件,故宫的重要宝藏基本上都南迁完了,清华大学已经把重要设备转移到长沙去了。北京大学没转移,北京大学认为它是以基础性学科为主,它的设备没有必要转移,另外北京大学的领导人,像蒋梦麟判断,中日之间还是会友好相处的,战争并不一定爆发。当时在华北的很多人都不认为战争会真打起来,可能是局部冲突,中日之间互相退一步,妥协一下,也就拉倒了。七七事变带给中国后来的变化,不是人为主导的结果,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我个人认为七七事变和西安事变没有必然的关联,并不是西安事变导致了它。但西安事变导致了很重要的,它使国民党、共产党在后来的战争中走到一起,西安事变使国内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其实并不单是国共合作问题,而是初步确立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蒋介石的这种领袖地位在西安事变之后,逐渐变得不可动摇,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其他的地方势力,原来都觉我应该能当英雄,应该当中国的领袖。西安事变发生导致的结果和发动者的愿望根本相反。后来张学良发现,何应钦很不是东西。他们认为发动西安事变让蒋介石下来,能在国民党内再推出一个真正有力量的领导人,结果何应钦玩点小手段,马上就被别人发现了,这反而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的威望,蒋介石的领袖形象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构建起来。
历史事件之间会有某种关联,不能说绝对没有关联,如果说两者之间有关联,就是蒋介石的抵抗信心在西安事变后越来越强烈,多年来的忍辱负重,觉得终于能够做一个最高领袖了,终于有这种爆发的可能性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慢慢去体会庐山讲话,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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