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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教育的发达与丰产，如今的读书人遍地都是。甚至很难说谁还不是知识分子。
当今的知识分子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官僚型的，二是学术（包括技术、艺术）型的。“知识分子”是外来的说法，结合中国古代的称谓，前者可简称之“士知”，后者则为“术知”。“术知”阶层属于劳动者，即他们是直接参加生产、科研的社会实践，且是置身于社会的基础之中，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改造”已经成为常态。而“士知”则不然。
“士知”是已经“砌筑”在上层建筑中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仍然脱离不开“改造”这个老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新问题，如贪腐即是。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士知”即官僚们，之所以如此严重地贪腐，就是因为忽视了“改造”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应归咎于党的工作的忽视。而之所以忽视，显然是吸取了“文革”改造知识分子的反面教训，是怕“左”，是心有余悸造成。其实“文革”改造知识分子的本意是不错的，只是被人借势或篡改后，才演变成了权力之争，从而导致了一伙知识分子遭到另一伙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的历史闹剧。也因此，这“改造”二字才被曲解，即成了打击、迫害的代名词，以致没人再敢说，没人再敢提，更没人再敢做。甚至与之相关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类更柔性的说教式的改造，也都随之放弃。这类忽视，从立场上说就是倾“右”。要之，“左”是毛病，“右”更是毛病；而从后果上看，没有了改造，放弃了教育，这也就等于是坑害了一大批干部。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改造干部的两条宗旨，“惩前”、“治病”是改造；“毖后”、“救人”则是改造的目的。不能“惩前”，没有了顾忌，则恣意妄为；而放弃了“治病”，就只好是等着死人了。
外在的约束力没有了，一切就只能依靠自觉或自律。可是让不能受屈的知识分子自律，尤其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是在醉粉迷金的西方思想、观念大肆入侵的情况下，这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高。而当这最后的屏障，也就是自我改造的能动也被撒弃，那贪腐问题的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怪的是：人们都把这贪腐看做是制度的问题，是政权的问题，却很少把它们与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德行联系在一起，而这显然的，是传统的中国史观在作怪。即：政总是污的，而读书人都是好的。其实这政污本是因为人污。
其实贪腐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执政的方向的变化，也就是路线的改变。
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还是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路，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问题。这问题在党内、政内没什么太大的异议，而在党外、政外或是其边缘地带，却争论的很凶。内部“没有异议”，多半是因为漠视或没能引起重视所致，这也就是前面说的，是忽视了“改造”的问题所至。而外部“争论的很凶”，则多半是一些边缘人物的情绪性发泄。
所谓的“边缘人物”，也就是在干部任用的各种考试、晋级或选拔过程淘汰下来，或是在权力、利益的各种搅动中败下阵来的一群“士知”们。这些人总认为自己的遭遇是不公（肯定也有不公），因此他们便借题发挥，整天介拿“民主”、“专制”说事，甚至公然叫嚣，要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选举之路。
中国的政治制度更多体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与愿望，而不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诉求。因此它没有像西方那样，为这些渴望权力，渴望进入上层，渴望成名就利的知识分子们开辟正面的即所谓“选举”的通道。因此，若能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至少是让这些边缘人物看见了一些光亮。至于这资本主义是个啥，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否有利于广大中国老百姓，这对他们来说本不重要。
当然，以上都是针对改造的问题方面而言，而可喜是：共产党及其执政的基本框架仍然是牢不可破。这则说明，“士知”们虽然不是都好，但也绝不是都坏，而那些注重自我改造，即自身修养良好的广大“士知”们，则仍然是当今中国上层建筑中最稳固，最有力的支撑。尤其是新一届中央、政府的作为，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因此相信，毛主席改造知识分子的目的与愿望也一定会实现。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组织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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