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皇朝赴琉官员的情趣

清代出使琉球官员的情趣
文:原载《第七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  中琉历史关系论文集》，中琉文化协会出版1999年。）





清朝中国与琉球的交往，继承明朝的传统，维持封贡的关系，先后八次派遣使臣去琉球册封国王。本文所叙的客体，主要是正、副册封使，但是他们有众多的随员，即官派的钦天监天文生，使臣自选的医生，聘请的幕客，兼或还有僧侣同行。
如:清康熙三年（1663年），正使张学礼带有天文生李光宏、太医吴燕时及从客陈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副使徐葆光有从客翁长祚，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使全魁聘从客王梦楼（禹卿），嘉庆四年（1799年）正使赵文楷有从客王文诰、秦元钧、缪颂余等三人，副使李鼎元不仅有从客杨华才，还邀请僧衲寄尘及其门徒李香崖同往。册封使及其从客是本文叙述的对象。
    册封使的使命比较单纯，只是代表皇帝祭祀去世的国王，册封王世子为新国王，谕祭文和册封诏书、敕谕都由内阁事先预备好，赍奉至琉球，通过举行庄严的仪式，宣读诏谕即可毕事。琉球王之对于中国，素以恭顺闻名，极望与册封使配合好。所以前往琉球的使节政治使命甚好完成，不像没有定式，要靠谈判协商的差使，斗智斗勇，“折冲于樽俎之间”，否则不合人主之意，于前途大为不利，而出使琉球，惟担心海洋航行的安全，不会有政治上的风险。诚如方苞为徐葆光送行文中所说：“自秦汉以后，中国有事于四夷，其为将，则效命力于锋镝，其为使，则折冲口舌之间，以求得其要领，故承命者多以为难。今天子德威遐畅，方外乡风，小夷喁喁，企瞻使节。承命者有将事之荣，而无失得之恤。故人争羡之”.使命诚然简单，而离开琉球的归期，则要视航行季节风的来临才能决定，往往需要停留百余日或数百日，那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在区域狭小、人烟稀少、文化不发达的琉球，册封使寄情何在呢，所关切的、感到兴趣的是哪些事情呢，究竟能做什么、实际又做了何事呢，而所做的与他们出使初衷又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本文所要叙述的使者“情趣”。
为行文方便，将从朝臣对使命的看法、使节的关注事项、情趣辨析三方面作出说明。由于资料的关系，本文所讲述的实际是清初至嘉庆朝的五次使臣活动。

众人寄予使者的厚望

    清朝第一次所派遣的使臣，依照明朝的习惯，正使、副使分别派的是六科、行人司官员，自第二次起，康熙帝尤加注意人选，特令朝臣于“学识宏博、仪观俊伟”者中推选，并确定翰林院检讨汪楫为正使，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焻为副使，此后即以翰林和内阁中书为正副使臣。比如嘉庆四年（1799年）的正副使，系由内阁中书四人、翰林院编修三人、都察院给事中四人、礼部主事三人，计十四人中，选定翰林院修撰赵文楷、中书舍人李鼎元。翰林作为清贵官的出使，表示朝廷重视之外，还在于他们有学问，懂得六艺。他们所带的从行者，也在学艺上各具专长，如陈翼，字友石，“多才艺”，在琉球被人尊称为“友石先生”；吴燕时精岐黄之术；释寄尘“好吟咏，工书善画，有奇术，人莫测也”；其徒李香崖“亦善画”。使节与其从人都是文化人，他们的友人所寄注的希望，于此大有关系。盖使臣受命，其友朋多有送行诗以寄言，如赵文楷、李鼎元之行，“一时廷臣及四方士大夫赠诗，凡古近体二千余首”主要内容为：
    希望使者以其博学通识和善于辞令，对琉球君臣传播儒家思想和诗词歌赋礼乐的艺能，取得他们的敬重，以增强对清朝的臣属信念。同时亦是为文士增光。如同理学名臣汤斌就汪楫的出使所说：“以江君之学，兹行也，必能使其国君敬信而悦服，上以增天朝之重，而益坚其服事之心”。毛际可认为，汪楫在册封余暇，“化之以道德，率之以礼乐文章，诲其所不知，而匡其所不逮，容之也如父兄，迪之也如师保，斯称圣天子事小之义，而传所称乐天者保天下，其气象故如是也”。文士常常被视作浮华不实，缺少行政能力的人，潘耒说汪楫的出使，说他必能不辱使命，为词林增色，改变人们的看法。
    希望使者以海外阅历，丰富知识，进一步写好国史。朱彝尊说，琉球中山三国的分合历史，我们并不清晰，而同事汪楫任职于史馆，正可藉出使考察明白，归来上诸史馆，“是则吾党私心属望于君者”。汤斌也说，司马迁周游天下归而作《史记》，可是他没有到过海外，相信汪楫涉海万里，经历非前人所能比，故“笔挟风云，上下千古，当有过于子长者，余与同人执笔以俟之”。
    希望使者利用丰富的经历，写出上好文章。徐葆光原来就文名很盛，方苞说他的出使，必然见闻广阔，感受良多，从而创造新作品，所谓“亮直夙以文学知名，兹其行也，其耳目震骇乎乾坤之广大，而精神澡雪于海山之苍茫，吾知其文章，必有载之而出者矣”。
    希望使者砥砺廉洁，赢得琉球的赞誉。明代万历间副使谢杰，因其舅父携网巾前往，一时卖不出去，强迫琉球官员购买，否则不举行册封典礼，如此贪财，有辱使命。而明朝嘉靖间使臣陈侃谢却赠金，琉球用以建造却金亭，以兹纪念。嘉庆四年（1799年）福建巡抚汪志伊为李鼎元作送行诗，有句“拊循早识辞金事，酬唱难忘陟屺时”。告诫李氏，以却金为榜样，留心于清操，李氏认为汪氏的话“得古人赠言之旨”，自信会做得到。廉洁不仅是使臣自身的事，还应能够约束从行人员，如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侍讲全魁、编修周煌之行，随行兵丁在琉球滋事，而他们失于检束，返京后差点受到处分。
    册封使原来官位不过六、七品，但系賷奉诏书出使，赐穿正一品莽服，虎节龙旌，驰驿前往，兵丁护航，琉球则以天使接待，真是荣耀非常，令人羡慕。琉球贫穷，贪墨者亦索取不到什么，使臣本身的清廉不难做到，他人对此注意的不多。人们的焦点是希望他们发挥文学特长，通过诗赋文章，将海外奇异风情描绘出来，以为颂圣和风雅的谈助。文士的赠言反映社会对使臣的看法和希望。
使节们是怎样考虑友人的愿望？想的和做的又如何呢？

使节关心的事情

使者所关注和进行的事情，依据他们的记录，笔者以为是在传播声教、了解琉球王室历史、调查琉球各项制度和民俗、留意于清廉名声、寄情于诗文创作五样事情上。


（一）传播“声教”。
    诚如当时人的见解，出使琉球没有政治风险，但是册封本身就是代表着中央对地方的政治事务君臣关系的体现，总要把皇帝赋予的使命完成好，这关乎着朝廷在各藩属威严的形象，特别关涉到皇帝的威严，因此如何使册封袭爵顺利进行，并在这个过程中突出皇帝的神圣恩德惠及四裔，是重大的事情，乃是使者的中心关注点。
    诏书、使者以及涉及到琉球封贡事务的人物和文书，无不讲到《“声教”远被》的话。

据史载「汪楫」等出使，所賷奉的给琉球国王的清康熙皇帝诏书云：
“朕躬膺天眷，统御万邦，声教诞敷遐迩…”。

康熙年充册封琉球副使「林麟焻」《玉岩诗集·自序》中说，琉球贫穷而文化不发达，可是自从“被我皇上声教，后亦骎骎乎盛矣”。

康熙末从客「翁长祚」为协助其幕主「徐葆光」作《中山传信录》，于《后序》开笔即言：“自古声教四讫，未有如我国朝之盛”。

「张潮」在「王士祯」撰《纪琉球入太学始末》的《题辞》中写道：「国家声教覃敷，无远弗届，而琉球声慕文教，尤为最笃」。

皇帝讲“声教”，使者讲，人人讲，然而何谓《声教》？词出于《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意思是说大禹的声威文教，远达于境外，东渐入于海，西及于流沙，北方与南方的境外，在在闻听到了，因此都来朝见。
《声教》，就是皇帝因圣德而声威文教传播于境外，造成万邦来朝的盛世。显然，这是颂圣观念的体现，也是册封之所以产生的基本因素。使臣怀着传播皇帝声教的使命感，出使前的准备，在琉球的活动，均着力于营造皇帝圣明的形象，而于「册封、谕祭典礼」的进行与反映，以及「御赐宸翰」二事上最为留心。

「张学礼」《使琉球记》说册封礼时，“倾国聚观，不啻数万，欢声若雷”。
「汪楫」更说册封典礼后出现祯祥：“先是国久不雨，册封后大雨如注”。并在《册封礼成即事》诗中咏及此事：“夜雨廉纤快晓晴，相看搓手贺升平；海风不动秋风劲，吹作嵩呼万岁声”。
「李鼎元」说谕祭之时，“球人观者，弥山匝地，男子跪于道左，女子聚立远观”，真是“通国臣民欢跃”。

「汪楫」出使赴琉前，特请向琉球颁赐御笔，康熙皇帝因书“中山世土”四字，赐予琉球国王。
雍正二年（1724年），因琉球贡使的到来，皇帝书写“辑瑞球阳”四字，赐给国王。乾隆四年（1739年），皇帝因琉球国王遗使朝贺，赐予御书“永祚瀛堧”。琉球为这些御书制成匾额，悬挂于王宫正殿，使臣对此，多留心记录。林麟焻的《中山竹枝词》歌咏王宫，有句“奉神门内列鹓行，乞把天书镇大荒”。即为御书而作的歌颂。册封与谕祭，琉球国王的恭谨感激和臣民的欢呼雀跃，标志着清朝皇帝声教远播于化外，是天朝的盛事，亦是使臣的荣耀，当然成为他们最受关注的事情，这正是徐葆光《册封礼成恭纪四章》最后两句所说的：“使臣将命无余事，载笔归来献至尊”。关切声教，中心即在于讴歌君王。
    中华思想文化向琉球的传播，琉球人对此的反映，是册封使所关注的声教的另一项内容。具体地说，他们了解儒家思想在琉球的影响和表现，同时他们本身也进行儒学的宣传，促使琉球留学生进入太学。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的孔庙，于康熙间设立在华人居住的久米村。明代大量华人移居琉球，保持中华文明，成为中琉交往的使者和翻译，琉球国王和这些被称作“唐人”的华人后裔需要学习中华文化，万历间紫金大夫蔡坚绘制孔子像，率领缙绅祭祀于家中，康熙十三年（1674年）建成圣庙，春秋祭祀。五十七年（1718年）建设明伦堂，聘请讲解师和训诂师，教授汉文和儒学。明伦堂两廡收藏儒家经书、史籍，国王还让紫金大夫程顺则刊刻解释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演义》，在民间讲解。册封使对圣庙与儒学均相当留意，实地考察，予以记载，并为之题写匾额。就中，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载笔甚详，在卷五特立《圣庙》、《学》专条，记叙它们的建置沿革，甚至绘出《圣庙祭品图》、《启圣祠祭品图》，著录有关圣学的碑刻文字。林麟焻在《中山竹枝词》中为圣庙作了描绘：“庙门斜映虹桥路，海鸟高巢古柏枝。自是岛夷知向学，三间瓦屋祀宣尼”。使节对琉球人接受中华文化，感到欣喜，并通过友情交往，希望中华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扬。如林麟焻见万松院僧人不羁作诗云“黄叶落三径，白云归数峰”，即作诗予以赞扬：“淫屠亦有不羁人，只树萧萧绝世尘，唐体诗书风格好，白云黄叶争清新”。
    与圣学相联系的是使臣促成琉球人的进入中国大学。汪楫离开琉球的前夕，国王尚贞表示要世守忠诚，为此请求派人到太学读书，汪楫回京转奏尚贞的请求，得到康熙帝的批准，二十七年（1688年）琉球三名官生到北京，进入国子监读书，清朝配备专门教师，琉球学生得到优厚的待遇。从此成了惯例，使节回国，多应琉球国王请求，代为奏请派遣留学生，因而不时有琉球学生的到来。太学里教员精心指导，学生用心钻研，相处甚为和洽。乾隆中教席潘相在《送郑绍衣、蔡汝显归国》七律云：“客程此日辞天北，吾道从今渡海南”。他感兴趣的还是儒教传播到琉球去。使臣的致力招徕留学生，亦达到声教远被的实效。
    册封使及其随员做了许多传播儒学的事情。张学礼应国王尚质的邀请，为王宫正殿书写“东南屏藩”匾额，为国王家庙写“河带山砺”匾，又给三清殿写“苍生司命”，天妃庙写“中外慈母”等匾额。“东南屏藩”云者，以琉球为中国东南屏障也；“河带山砺”，祝愿琉球王室长存；三清殿、天妃庙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和体现，并成为一部分琉球人的信仰，张学礼自然乐于为它们题写匾额。其他使臣给王府、寺宇以及官员住宅书写匾额甚多，不必一一说明。徐葆光受国王尚敬之请，书写以《孝经》为内容的屏风，尚敬因而作诗云：“八分墨彩留屏障，展对如亲绛阙仙”。徐氏传扬了孝道观念，还同国王建立友情。他访问僧侣宗实，后者赠诗云：“一天不碍华夷月，万里云中眼共明”。因感情交流，突破了中琉界限。李鼎元所做的事情更多，收王族成员和王妃侄儿四人为徒，讲授经义诗文，撰写中琉语文对照的文字学专著《球雅》，因此国王尚温特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予以赞扬：“副使大人更为小邦广声教，辑《球雅》，国之略晓文字者，皆得就教尊前，执经问业，父师之恩，尤深感戴”.李鼎元临行之时，求他写匾联的琉球人之多，应接不暇，只得让从僧寄尘帮助书写。传播中华文化，从客是幕主的好助手，如陈翼接受国王的邀请，教授王世子、王婿、法司公子琴曲，将中国的名曲“平沙落雁”、“关睢”、“高山”、“流水”传授给他们。因他琴艺高超，请求的人“无虚日”。医术高明的吴燕时，“切脉知生死，国中求治者，无不立愈”，他还接受几个徒弟，传授医道。
    使臣在册封、谕祭、赐字、入学的实行过程中，在自身与琉球国王、官绅的各种交往中，传播了清朝皇帝的“圣德”，儒家典籍的要义，诗文的技能，医药的知识，以及华人的生活方式，促使中华文化远播绝域，正如尚温所说，“推广声教于琉球”。

   
（二）考证琉球王室世系。
使者多出身于翰林院，是些史臣，有职业嗜好，对琉球王室的历史，尤其是王室世系很想弄清楚，因之寻觅琉球典籍，访问官员与士绅，并参以实际观察，进行考订，写出作品。「汪楫」，参与《明史》的修撰，认为明朝人从不怀疑琉球王室世系的变化，因而也不作了解，而他因为“备员史官，常思搜罗放轶，补旧乘之阙”，到达琉球，就询问国王世系的传承。可见「汪楫」将澄清琉球王室史当作一件要事来考察。但是他碰了钉子，因为王室的事情不能告人，人们也不知道，晓得一点的亦不敢讲，所谓“世系沿革，亦秘不告人，盖国有厉禁，一切不得轻泄也”。他没有就此罢休，藉谕祭的机会，令从吏事先备好纸笔，在进入王室宗庙后抄录神主，从而有了第一手资料。他又寻觅到琉球《世缵图》，上面的琉球文字虽不能识，然而同其他文献对照，亦有参考价值。他利用在琉球所得到的材料，会同《明实录》记载，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写出《中山沿革志》一书，叙述琉球历代国王的简史、诸王的传承关系，以及同明清两代的君臣关系属性。此书内容单纯，而书名并未明确表达出琉球世系的实际内涵。及至三十年后，「徐葆光」编写《中山传信录》，其第三卷题名《中山世系》，就明确无误了。这是后人比前人应有的进步。「徐葆光」也是在琉球着力寻找王室资料，见到「尚象贤」撰的《中山世鉴》的一部分，「尚象贤」是国王「尚质」之弟，为人聪明才俊，“穷搜博采，集成此书”。徐氏也访求「汪楫」见到的《世缵图》，然而“不独民间无其书，即国库中亦无其图”，因而怀疑是否真有这种书。看来琉球人对他保密，不予提供。《世缵图》是确有其书，「潘相」在《琉球入学见闻录》里有著录：“国人（指琉球人）所著，有《世缵图》，记中山历传世系，编辑姓名系（失）传”。
《中山世鉴》，在「汪楫」赴琉球时尚未问世，故汪氏不可能得到，徐氏见到了，而《世缵图》又不获睹，他们都有遗憾，盖因他们都虔诚于资料的搜求，均希望将中山王世系写得准确无误。由于徐氏所得到的素材多于汪氏，他的中山世系就比汪氏的精确一些。汪、徐二氏之作，将康熙朝及其以前的琉球诸王世系作了某些说明。他们发现琉球历代国王并非出自一个家族，“所谓姓「欢斯」者无据，皆谓「尚」姓亦非也”。可是他们仍因史料不足难于详考，同时中山王出于一系之说自明皇朝以来似成定论，他们也不愿多事，免得招致朝廷上的麻烦。他们的研究成果，就为后来官修《皇朝文献通考》、「潘相」撰《琉球入学见闻录》，叙述琉球王室世系提供了根据。「汪楫、徐葆光」的关注琉球王室史，既是个人的兴致，也是考虑到琉球历届世子请封袭爵正统性、以及朝廷同僚的要求。

（三）清廉自励
    前面讲到却金亭与戴网巾的事，既关系到使臣自身廉洁，也涉及到能否约束从人，廉洁的使者需要在这两方面下工夫，清朝的使节大多致力于此，不负友人的期望。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琉球王尚敬奏疏称使节“入国以来，扰绥海邦，约束兵役，举国臣民无不感仰”。可知琉球人对约束兵役一事是如何地看重。李鼎元到琉球，询问通事郑煌如何才能将册封的事情办好，郑氏云：“抚夷无他法，惟在积忠信以感之，因其势而利导之，否则有戴网巾之诮”。意在提请使节留心约束从人，避免因小失大，在琉球留下笑话。李氏亦颇有体会，深知“一事拂人情，千秋成话柄”，可不慎欤。
    使臣一行，约三百人，在琉球期间，伙食完全由琉球供应，而谕祭暨册封大期的举行，中秋、重阳等节，辞行等事，国王要设宴招待使者七次，琉球因物质匮乏，不能开盛宴，遂不设席，而将宴会应有的花销，折合成金银赠送给使者。张学礼到达琉球，鉴于其困穷，“一应供应，十减八九”。例有七宴，概免其折席金银。汪楫对琉球按例的馈赠，“概却不受，国人建却金亭志之”。这里讲的文献记载说建立却金亭是不准确的，亭在明朝就建造了，此时应当是重修。与汪楫同行的副使林麟焻，同样“却宴金厅费，琉球人德之”。琉球国王赠送李鼎元和赵文楷各五千两银子，为他们谢绝。
     比起正使自律来，管束随行人员可能更要困难，因为从人是有负担的，他们是“将本求利”，不让他们获利，难于做到，这就要看使臣的驭众本事了。李鼎元是“天才奇伟的人”，在钤束从人方面颇有办法，一是防范于未然，二是临事勤于督察，认真管理。他在福州出发以前，巡抚汪志伊提出准许船户携带货物的要求，原因是使节所乘坐的船，是由船户无偿修理的，只得让他们带货以作补偿。李鼎元知道这是违反规则的，但具体情况不能不顾，于是限制货物数量和品种，他说过去使臣不能按时归来，原因之一是带的货多，琉球又穷，一时卖不出去，或收不到货款，故而延宕不归，所以“货虽准带，贵货宜禁，须令船户造册，具结呈验，庶前弊可杜”。汪志伊赞同他的意见。开船前，审查船户的货单，内有肉桂、黄连、麝香等名贵药材，李鼎元不许带往，批准带大黄、大枫子常用药，以便发卖，结果货价不足四万两银子，只及前次的价值三分之一，因此他“私心窃喜，船货无累，可望克期早归”。到了琉球，令船户及时处理货物，因货少，到东风来临可以开船的日子，船户已结清账目，按时登舟，不误行期。对船户如此，对其他从人同样严加管理，到了琉球，从人都居住在天使馆内，李鼎元规定，各依分工理事，要外出办公，领签出入馆门，无事不得出馆，否则罪罚管门人。这样避免护航兵丁外出滋事。
    使臣具有严于律己和驭下的观念，就容易做到自身和使团的廉洁无瑕。

（四）访察琉球国情。
古人出差、旅行，都要采风，使臣更有观风问俗的心理。张学礼《中山纪略》最后的一句话是：“予留日无多，见闻有限，略存其概，以俟后贤，广为考订，以备采风之助云耳”。以备采风之用，其实他的著作就是采风得来的。
事实上，册封使返国，有不同形式的文字记录，或册封事务报告，或诗词歌咏，或行程日记，或研究性专著，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他们的调查访问，而其方法，不外三种，即咨询于琉球人；实地考察；搜求图籍。比如徐葆光采访之勤，他的从客翁长祚以亲身经历称道其幕主，“披残碑于荒草，问故垒于空山，涉海探奇，停骖吮墨，详慎苦心，实所亲见”。这里说的徐氏勤劬，主要在现场考察，而李鼎元的向琉球人作调查又有独特之处。他要求琉球官方选择文理通畅，熟知掌故的人常来天使馆，“以资采访”，琉球王遂派杨文凤前来，而其人果然颇具琉球古今知识。他要撰《球雅》一书，杨文凤和通中华语文的王室、妃族子弟，一面向李鼎元求教，一面帮助李氏完成其著作。就是经过这样的苦心经营，册封使才有著述的面世。
册封使所作的调查，根据他们的作品的实况，可知他们在了解王室历史之外，着重于考察下述诸事：琉球的地理方位，岛屿及港口，山河，灾害、物产（农产、水产），树木与花卉，贸易集市与货币，行政区划与行政机构，官制和官员来源，司法与刑法，社会治安，食物，宴请习俗，发型，服制，王宫，住宅，姓名，丧葬，娼妓，妇女与婚姻，家族与家庙，僧侣与寺庙，文字，著作，历史传说与人物故事，节令，娱乐，民间交往，唐营（唐荣，华人聚居地）、华裔及其职业，中华文化在琉球的表现，等等。总起来说，对琉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风社俗都要作或多或少的了解，以满足采风的欲望。
（五）创作诗文。
    人们期待于使者对异域见闻写些游记，特别是吟诗作赋，供没有机会领略异国风光的人欣赏。出使的人既然冒着海洋航行的风险，必然在诗词创作上有所冲动，尤其是幕友，并不因随从使节而有政治前途，他们所为何来？大约就在猎奇创作上了。比如王禹卿善为诗文，而为人“负气好奇，欲尽取天下异境，以成其文”，乾隆中全魁出使，邀他入幕，友人因航海安全劝他不要去，他却高兴地随从全魁出海，航行中船翻了，幸好遇救，因而大喜，认为“此天所以成吾诗也”，于是勤力书写，汇成《海天游草》诗集，被桐城古文派大家姚鼐评为奇诗。册封使同样要将海外见闻和感受抒发出来，康熙中副使林麟焻在册封典礼举行后的日子里，游历山川，“登临瞩望，振衣策马于山颠水涯，睹大海之紫澜，想蓬莱绛宫之明灭，一时花院苔龛，流连歌咏，或酒酣耳熟，落笔如风雨”，遂创作《中山竹枝词》五十首，另有一个诗集。
使者及其从客的诗词系身临异域的感情抒发，与无病呻吟者异趣。林麟焻说他的诗作，将琉球“山川人物，飨礼宴游，冠佩之奇，龙鞮鞻之节口，与夫亭台之兀硉，树卉之菁葱，日月云霞之吐吞变幻，悉绘之于诗，一披览而外国风景宛然在目。事属睹记，言非凿空”。他自信能将亲眼所见的琉球风貌描绘出来，可能是好奇者所乐于知道的。康熙末詹事府左中允汪士鋐说徐葆光的创作：“挥笔赋诗，非以是侈其游眺，盖将归而著述，以为得之传闻，不如见者之为真也”。可能说出了徐葆光的心声：出使作诗词，要据见闻所得的真切素材，以便写出像样的著作。他们写作的有颂赋，如汪楫的《谕祭中山王即事》、《册封礼成即事》，徐葆光的《谕祭中山王尚贞、尚益礼成恭记廿四韵》、《册封礼成恭记四章》等，而更多的是《竹枝词》，如刚刚说到的林麟焻作《中山竹枝词》，汪楫、徐葆光等人均有此作。竹枝词这种体裁，所谓歌咏土俗琐事，实能记叙风俗。如林麟焻的一首云：“日斜烫市趁墟多，村妇青筐藉绿莎。莫惜筹花无酒盏，小归买得小红螺”。道出琉球女集的情景，原来琉球人的买和卖皆由妇女进行，故词中云村妇如何如何。徐葆光的一首，为“小船矗起半天中，一尺穑悬五寸蓬。渡海归人当有信，竿头昨夜是南风”。并有注：“渡海之家，例造小木船，桅帆毕具，立庭中，候风以卜归期。自闽归国，皆以南风为候”。所咏的是帆船模型，用以预测风向，决定航行的日期。这对于岛国的人，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本文限于篇幅，仅举二例，即可知册封使所描绘的是琉球风俗民情。寄尘和尚一日得诗四首，有句云“一舟剪径凭风信，五日飞帆驻月楂”。又有句云“相看楼阁云中出，即是蓬莱岛上居”。李鼎元说他写出“真境真情”。而李鼎元的诗，被史家赞誉为“风骨高峻，奉使诸作，尤推豪健”。可惜笔者未克获睹他的《师竹斋集》，不能与读者共赏他的出使诗作。

情趣解析

使臣及其从客所关注的事情已如上述，主导他们行事的动机是什么？与使节的使命是何关系？如何看待他们那些行为？特别是用今人的观点可以作出何种评论？
首先，他们的诗文是猎奇心生的谈助？抑或是反映出使意义及介绍琉球？笔者认为是兼而有之，而以后一方面为主。诗文的作者及其友人颇为担心人们对诗文创作主旨的误解，以为是消闲的无意境之作。明代嘉靖间使臣陈侃在其《使琉球录》的序言中说，他的前辈出使外国，都有记录或诗赋，而他们不是以此“炫词华”，实是为记载人家的风情、人物，“非特探奇好事者所欲知，而使事之周爰咨诹自不可少也”。说明使者作诗文，并非为表现写作的才华，而是使命的需要，希望读者不要误解。前述汪士鋐说徐葆光赋诗不是要表现他远游的机会和才华，也是要求人们不要产生误会。张学礼返京复命，路过杭州，与表弟王言宴饮于西湖，王言好奇地说，听人讲琉球的马齿山、姑米山都是插在洪波中的，是那样的吗？张学礼就把《使琉球记》给他看，王言因而知道使臣，“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栖迟偃仰，或工事鞅掌，信不诬也”。而表兄“乘长风破万里浪，为国怀徕异域，奚啻天上星客”。赞叹张学礼的书是其完成使命的记录，也是为人解惑之作，这是对使臣著述的高度评价。林麟焻关于琉球的诗文，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读后，认为可以“广异闻，且以彰圣朝声教之远”，作者本人亦感到其著作虽不敢与《水经注》比美，然于记风俗的《荆楚岁时记》相仿佛，可供好奇者猎奇和后来的使者参考，因此决定将它印刷传播出去。潘相在《琉球入学见闻录》中选辑了一些使者的诗赋，笔者在前面已经多次予以引用了。潘相所以要选这类作品，乃因它们富有内容，能反映“其地其事其人”，“皆足志盛典，广和声”。
    包括诗词歌赋在内的使者的作品，就笔者所见到的，是有猎奇成份，诸如女集、女子手背上的梅花针瘢痕、女子的衣裳、土妓等女性生活为多人所描写，相反男性生活特征则少见。有些诗是使者闲得无聊，外出游览，访问僧侣，与其唱和，缺少内容。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记录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阔，关于琉球的，从自然地理、生产交换、政治制度、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到王室历史、华人移民史，以及同中国的关系，方方面面，均有所道及：关于中国的，则使臣的选择，随行人员和兵丁，诏书的纂修，舟船与海洋航行，天妃的祭祀，册封的仪式，接受琉球留学生等，不仅内容广博，而且包含许多不好懂的科学知识，如航海技术中的“更”、“针路”、“风信”，是猎奇者所不会注意的。可是使者为顺利册封，就不能不讲究了，并将所得的知识记录在著作中，面对各种类型的作品，我们要说，使者主要是为总结出使经验，歌颂皇帝的圣明，为后来的使节提供参考资料，同时也是显示自家的成功，就中暴露的猎奇因素和炫耀文采，是次要的成份。林麟焻等人所叙述的创作宗旨，是可信的。
    其次，使者对琉球的了解是制度性的、表面的，抑或是深入实际的？前面说使臣在琉球作了多方面的考察，这是事实，有文献为证，然而他们认识的程度，不能不让人提出疑问。笔者读了感到，他们注意制度多而实行状况少，留心现象多而分析认识少，还有许多事情根本没有进入视线范围之内。比如对琉球行政、职官、选举和冠服、仪从制度，使者多有说明，有的还用图表作形象的表达，诚然很好，但是实行得怎样，出使时何人作何官，是何背景，与制度吻合与否，制度是否有变化，吏治究竟如何，全无追究。再如王室变更的事，明知不清晰，不作追查，与此相关的琉球国号与王号不一的问题，徐葆光察觉到了，他说赐给琉球国王的银印印文是“琉球国王之印”六字，可是国王称为“中山王”，两者不统一。当然，这不是使臣所能解决的事情，是朝廷政策问题，盖清朝以不生事为原则，矛盾可以不管。华裔在琉球，出任通事者甚多，使节与他们颇有往还，但是使者并没有对华裔有更多的关怀，对于他们的总体情况并未能够把握。琉球以货易货及少量地使用日本钱，使者发现了，然而中国船员与琉球人交易的情形，只字不提，似乎是使臣不应管的事务。至于琉球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国家间的往来，使者亦绝少涉及到。琉球国小、人少、贫穷，似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不过人口状况是应当留意的，何以毫不道及。明朝陈侃说他的船到达琉球港湾时，琉球方面派出四千人驾驶四十条小船来牵引大船进港，笔者怀疑这四千人的数字有误，然而陈侃又说：“人至四千，力亦众矣”。究竟是否用四千人力牵引，笔者仍有疑问，如果真用了四千人，则琉球人口就不少了。日本人伊地知贞馨于1877年著《冲绳志》附录有《那霸杂咏》，其中一首有着“全岛人家三千户”的话，是否乾隆时期琉球有三千户人口，可以不去管它，但由此获知杂咏作者是注意人口问题的。政治状况、人口、贸易、国际关系、是琉球的大事，使者不宜不加考察。如果说现象的罗列差强人意的话，分析则几乎付诸阙如了。
    复次，对于琉球恭顺的表象，使者是否探讨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因素促使琉球积极依附中国？笔者对此问题弄不清楚态度。使者倾力注意的是琉球国王对清朝皇帝崇敬的表面现象，如前述歌颂皇帝的声教远播，这里不再复述，仅将他们致力促成的琉球王的赞歌绍述于次。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使臣全魁、徐葆光回国，随同前来的琉球使节带来国王尚敬的谢恩表，颂扬皇帝“道隆尧舜，德迈汤文。统六合而垂衣，教仁必先教孝；开九重以典礼，作君又兼作师”。表示自身“世守藩疆，代供贡职，荷龙章之远锡，鲛岛生辉，沐凤诏之追扬，丹楹增色”。将藩属国对宗主国，尤其对皇帝的谦卑态度表露无遗。琉球王每次奏请清朝派遣使节，均系前王故世，世子嗣位，要得到清朝的认可。接待使节要花很大的代价，得准备天使馆及其内部陈设，供应伙食，馈赠礼品，对于贫困的琉球是不小的负担。以此换得一个册封，琉球值得吗？事实表明琉球国王认为是必须的，否则就不必主动奏请了。但是价值在何处？仅仅是向慕大皇帝圣德吗，当然不是。问题是出于哪些内政、外交的需要？这才是关键之所在。使臣对此可以说没有探知的兴趣，全未考察，只是将琉球之奏请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不问其所以然了。不知这是有意的抑或是无意的疏忽？笔者揣测，应系无意的忽视，因为与琉球的封贡关系，自明朝初年即已确立，清朝是沿袭下来，还有什么缘故好问哩！看来，使臣是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了。因此而没有留下有关的材料，让后人的研究遇到资料的困难。
     总起来说，清朝出使琉球的官员，其兴奋点在于传播声教，讴歌天子圣德，同时着意于海外见闻，并形之于诗文，既有益于巩固中琉邦交，亦可供文人雅士的谈助。他们的兴致多在于注意事物的表象，而不肯下功夫去认识它的实质，以便在双方固有关系的基础上，推动邦交的发展，为后来反对日本吞并琉球的斗争提供更多的东西。因此，或者可以说他们的观念过于关注颂圣，情趣只在于对事物求得一知半解，要旨在“儒雅”方面，而少了些“务实”精神和求知韧性。当然，这不是否定他们在中琉交往中所做的贡献，对此，陈捷先教授说得好：“册封团俨如文化宣布团，到琉球散播文化种子，特别是医学、文学、书画、音乐，甚至饮食文化，可谓无所不包”。
最后，我们要设问，为什么使者“进取心”不强？日本人冈千仞在为伊地知贞馨的《冲绳志》所作的序言中说：“……况琉球邻支那，又受其封拜，一岛两属，名号不正，苟使彼有俄罗斯之远略，岂不可寒心乎”！他庆幸清朝中国没有“远略”，不像俄罗斯那样积极向远东扩张，没有在日本之前并吞琉球。以天朝自居的中国王朝，与邻国交往，多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赏赐多于贡物，“做蚀本生意”，维持天朝大国的驾子和面子。与琉球的关系亦是如此。国策是这样，使臣只要做到声教远扬就很好了，就应该满足了，那里还需要深入认识琉球，更无法预知十九世纪世界格局的巨变，“远略”从何而言，换句话说，使臣所做的水准，也就是那个时代中国官员所能达到的，我们看本文第一节所叙述的，各个官员对使节的期望不就是那些嘛，他们所寄予的厚望，使节都做到了，就此而言，使臣及其朋友均无遗憾。由此可知，清代中国皇帝和官员，在对外事务上经常是安于现状，眼光短浅，不思进取。

    （原载《第七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  中琉历史关系论文集》，中琉文化协会出版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