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东阳：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

戴东阳：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戴东阳，女，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1990、199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2000年）。1998～1999年日本新溻大学留学；2001～2003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访学；2009～2010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日关系史、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序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相比较甲午战争史与抗日战争史而言，甲午战争以前的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还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尤其是能够充分利用中日双方的外交档案、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深入、扎实研究的成果更不可见。戴东阳的专著《晚晴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可以称得上是这个研究领域一部高水平的力作，同时它也是作者十余年来潜心钻研、勤奋耕耘、“十年磨一剑”的结晶。

戴东阳1996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我指导下攻读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她勤奋好学，一开始就对近代中日关系史发生兴趣，并试图以晚清驻日使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曾与我探讨过黄遵宪、何如璋等人物的一些课题。读博期间她曾赴日本新潟大学交流留学一年，并利用此机会收集了不少晚清中国驻日外交官与明治日本驻外公使的资料。回国后确定博士论文题目为《晚清驻外使臣与不平等条约体系》，于2000年6月通过答辩，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后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做博士后和工作，仍继续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2001年12月至2003年5月，她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访学，查阅了那里收藏的关于中日关系史的英文论著和史料。2009年4月至2010年3月，她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进一步挖掘近代中日关系史日文资料。在收集、梳理、分析了大量中、日、英文档案、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她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近代中日外交关系的学术论文，曾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这部专著则是她十余年来对晚晴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中日外交关系的系列研究的集大成成果。

我一贯认为学术贵在创新，而史学创新必须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发掘、考订、解读、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正因为戴东阳十多年来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收集、钻研了大量中、日、英文近代中日关系史原始资料，才能使她有可能在这部专著中对甲午战前的中日外交关系作出深入的分析、思考和判断，提出许多新的独到见解。
例如，关于中日「琉球问题」交涉，以往不少研究论著认为在1881年（光绪七年）中日早期琉球交涉中断以后，此事已不了了之，甚至被误认为清政府很早便自动放弃了琉球。作者通过深入考察分析了历届中国驻日使团的琉球交涉活动史料与史实，得出了“中国方面不仅「从未言放弃」，而且在1881年后，仍一直为重议琉球一案作不间断努力”的结论。书中对许多史实作了详细有说服力的考证，并纠正了一些不实之说。如中日琉球交涉中的所谓“何如璋照会事件”。以往日本论著都认为“照会事件”乃中国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给日本的照会过于强硬，用词不当，致使中日琉球交涉限于僵局。而作者通过深入考察、考证“照会事件”的史实以后，指出“照会事件是日本政府为吞并琉球而人为制造的借口”。书中具体论述了第二、四届驻日公使「黎庶昌」近十年间对重议琉球一案所作的努力，认为所谓黎庶昌“放弃琉球论”，实际上是一种误读。书中还揭示了第三届驻日公使徐承祖及第六届驻日公使汪凤藻不同程度对琉球问题交涉的关注和建议。

另如关于中日朝鲜问题的交涉。书中深入探讨了以往学术界关注不够的驻日公使黎庶昌与壬午派兵的关系、徐承祖与签订中日《天津条约》的关系等问题。作者指出中日《天津条约》关键条款的成立，与日方所谓决不侵占朝鲜这样带有欺骗性的许诺有相当关系。书中还对以往涉及甚少的第五届李经方驻日使团和第六届汪凤藻驻日使团作了新的研究探讨。作者对以往论著中“金玉均被刺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一大诱因”的说法提出了商榷，根据各种史料的分析考证，指出“两者并没有事实上的关联”。

该书在史料的发掘与考证上也有不少新的发现和创见。如作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邻交志·泰西》篇，是直接征引了日本人渡边修次郎的《日本外交始末》一书。她还根据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看到的手稿，揭开了徐承祖雇佣的日本间谍真实姓名之谜。该书最后附录的甲午战前历届驻日使团名录及其在日本各地驻扎情况的介绍，也很有参考价值。

总之，该书根据大量中、日、英文外交档案、文献等原始资料，通过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以晚清中国历届驻日使团的外交活动为切入点，对甲午战前中日外交关系，尤其是琉球问题、朝鲜问题、修约问题这三大交涉重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梳理与剖析，力图阐明历史的真相，科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可以说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领域的一大进展。我们希望在中国史学研究中能看到更多这样扎实、严谨、“十年磨一剑”的科学精品，也希望中国史学界能涌现出更多埋头苦干、力戒浮躁、潜心钻研的中青年研究者。同时我们也期待和祝愿作者今后能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王晓秋
2012年2月15日，于蓝旗营公寓遨游史海斋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何如璋使团与早期琉球案
第一节 出使
第二节 “琉球三策”
第三节 东京交涉与“照会事件”的由来
第四节 提请美国调停
第五节 “照会事件”的放大与澄清
第六节 重议球案的努力


第二章 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
第一节 对日本修约交涉的评介
第二节 协定关税与治外法权是不平等条约中的两大主要条款
第三节 中国亟应谋改约
第四节 朝鲜借鉴日本修约模式与各国订立条约之建议
第五节 《朝鲜策略》中的“防俄”与“结日”
第六节 日本对华修约要求之应对


第三章 《日本国志？邻交志？泰西》篇与《日本外交始末》
第一节 《泰西》篇三大部分对《始末》的征引
第二节 有关简单超出部分的解释
第三节 《泰西》篇初刻本与改刻本的差异及其与《始末》的关系
第四节 初刻本《泰西》篇与《始末》关系的分析
第五节 黄遵宪的条约认识及影响


第四章 黎庶昌使团与壬午派兵
第一节 二次出使概论
第二节 壬午兵变与黎庶昌三请派兵
第三节 清政府的响应
第四节 与日方的交涉
第五节 兵变后黎庶昌对朝鲜问题的新关切


第五章 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使团的琉球策略
第一节 甲申事变前“存球祀”之努力
第二节 甲申事变与“琉球？朝鲜交换论”的提出
第三节 “琉球？朝鲜交换论”的发展、放弃及日清同盟说的提出


第六章 徐承祖与中日《天津条约》
第一节 提前赴任
第二节 与井上馨会谈及撤兵建议的提出
第三节 关于伊藤来华之报告及两大新建议
第四节 “谍者”辨析
第五节 天津谈判与撤兵建议的实施
第六节 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的朝鲜问题


第七章 李经方使团与朝鲜问题
第一节 出使
第二节 伊藤来华传闻与丁汝昌军舰访日
第三节 增开平壤口岸问题
第四节 奥朝议约案


第八章 历届使团与金玉均
第一节 黎庶昌与金玉均论修治街道
第二节 黎庶昌、徐承祖建议由朝鲜政府出面引渡金玉均
第三节 徐承祖与井上馨的拘金交涉
第四节 金玉均被刺与李氏父子、中国驻日使馆及陆奥宗光关系之辨析


第九章 甲午开战前夕汪凤藻的撤兵交涉
第一节 署理与正式出使
第二节 东学党起义与清政府依约派兵
第三节 依约知照日本与清政府的“速平韩乱以退日兵”策
第四节 “乱定”之后的“照约撤兵”交涉
第五节 更革韩政与“照约撤兵”交涉的中止
第六节 列强调停与最后的撤兵交涉努力
第七节 日本率先开战与使团撤离


代结语
一 清政府对历届驻日使团的评价
二 历届驻日使团对日本国情政情的考察
三 历届驻日使团人员的去就


附录一 甲午战前历届驻日使团人员名录
附录二 甲午战前历届驻日使团在日本各地驻在情况
征引文献
后记

何如璋、黄遵宪初到日本时的笔谈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11期。
作者：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本刊编委



1878年7月2日，日本修史馆史官宫岛诚一郎到清朝驻日公使馆访问。那时，中日两国刚刚建立邦交不久，中国使团还没有使馆，暂时借住在东京的一座僧院里。参加座谈的除公使何如璋外，还有同是广东人的参赞黄遵宪以及沈文荧二人。主客双方语言不通，但都认识汉字，便以笔代舌，纵谈天下。


黄遵宪

1878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以广东人何如璋为公使的外交使团，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次，因此，迅速受到日本朝野的注意。7月2日，日本修史馆史官宫岛诚一郎到清朝驻日公使馆访问。那时，中日两国刚刚建立邦交不久，中国使团还没有使馆，暂时借住在东京的一座僧院里。参加座谈的除公使何如璋外，还有同是广东人的参赞黄遵宪以及沈文荧二人。主客双方语言不通，但都认识汉字，便以笔代舌，纵谈天下。

谈板垣退助，谈与政府“异议”

何如璋、黄遵宪与宫岛的话题从日本的维新史谈起，渐次谈到西方的“民权”“自由”学说，谈到日本社会正在流行的“欧化运动”，以至欧洲的共产国际。可以看出这几位刚刚走出“黑屋子”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

首先谈到的是日本维新名人、政治家板垣退助。板垣出生于1837年，出身土佐藩，曾率兵勤王倒幕，参加明治政府。1875年创立爱国公党，建议成立民选议院，创办学校教授民权学说，被称为“日本的卢梭”。黄遵宪问道：“有板垣退助者，亦维新功臣，闻已退居，其为人何如？君知其人否？”

板垣是宫岛的好朋友，共同参加维新运动，因此宫岛回答说：“其为人忠实，且有忧世界之慨，尤多军功。今与政府异议。”

黄遵宪当时正在准备编写《日本国志》，听说板垣和日本明治政府意见不一，很关心，便问：“其与政府异议者如何？”

宫岛回答：“板垣认为，维新之初，天子下诏说‘万机决于公论’，因此，现在应该让国民参与政务，但政府不同意。政府方面认为，全国士民知识未开，还不能参与政务，朝廷应该先立国宪而后施行政治。这就是板垣与政府的异议之点。”

“看来板垣为人，忠实果断，大可兼收并用！”黄遵宪很开明，不认为与政府的意见不一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兼收并用何义？”宫岛不太明白黄遵宪的意思。

“虽与政府不合，但必定有可以补偏救弊之处。朝廷用人，不必专以一格也。”黄遵宪进一步阐明他的主张。

“无为权首，必受其咎，此公之谓也。”另一个参赞沈文荧认为板垣当一派领袖，将来一定出事。

“此人现在何处，又何所作为？”黄遵宪对板垣充满兴趣。

“现在土佐国高知县，新结一社，名曰立志社，听说此社主张扩张民权。”

黄遵宪虽然开明，但囿于中国传统，听说板垣在当地结社，就不赞成了，立即表示：“士大夫退居，最好理乱不知，黜陟不闻。自立一社，往往多事。明季士大夫喜欢立社，其弊至于乱国，可以作为殷鉴。”明朝末年，东南文人成立东林党、复社等社团，引发朝野纷争，黄遵宪以此为鉴，表达了对板垣的不满。

“敝人所见大略相同，也替板垣担忧。”宫岛赞成黄遵宪的意见。

“为板垣担忧的岂止先生一人！”黄遵宪附和宫岛说。

“极是！极是！不过，板垣主张废藩为县，解除武士常职，扩大庶民权利，废刀剑以建设新式海陆军，解除各藩之军备以归朝廷，这些事，以板垣之力居多。”宫岛不愿意完全否定自己的老朋友，为板垣评功摆好起来。

“板垣的作为都对，但他现在主张民权，近于美国人的自由之说。这不妥。大邦二千余年，一姓相承，为君主之国，民权说岂可流行！”中国传统学说中有“民本”说，意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劝告统治者认识人民在维护天下、社稷安定中的重大作用。但是，从来没有明确主张“民权”与“民主”者。黄遵宪刚到日本，初次听到“民权”二

字，觉得不能接受。

宫岛同样反对“民权”，他表示：“崇尊帝室，则吾邦固有之习风，乃国民固有之良习，万世不易之国体。”不过，他也对日本“武士”专政七百年，因而“全国士民气风大屈”的情况表示不满。

谈教育，谈“议论纷纭”

黄遵宪主张先从教育入手。他表示：“是事万不可求急效。当先多设学校以教之，复定取士之法以用之，则平民之智识渐开而权亦暂伸矣！”他主张，在“民智”未开之前不可使其骤然有“权”，而只能在“民智渐开”之后，才能让“民权”得到“暂伸”。

宫岛慨叹，当时的日本“议论纷纭”。

黄遵宪不了解议论纷纭有时是好事，可以促进思想解放，而鸦雀无声则肯定是坏事。他担心议论纷纭的状况影响社会稳定，表示说：“若以素日不学无术之人，遽煽自由之说，又大国武风侠气渐染日久，其不为乱者几希！故仆私谓教士、取士为今日莫急之务；如铁道等事，其次焉者也。”“教士”，培养人才；“取士”，选拔人才。黄遵宪认为，这比建设铁路还重要，宫岛表示，愿意听取黄遵宪所称“教士、取士之法”。

黄遵宪答道：“教士之法，须使知忠义大节，则尊君爱上，风俗归厚；若教之以趋利、求利之法而不知大义，则作乱者多矣！”在黄遵宪看来，首先必须使知识分子懂得“尊君爱上”的伦理道德。

沈文荧同意黄遵宪的意见，对当时日本提倡“欧化”的做法不满。他说：“贵国近尚西法，西人言，利与民权，皆致乱之道也。人皆争利，不夺不餍。民苟有权，君于何有？”

何如璋到达日本时，正值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各阶层意见不一。他说：“贵国维新之治已逾十年，上下之际，议论不一，情意不通，是宜亟定取士任官之法，不妨多分科目，以收罗通国之英俊，则彼为平民者，知进身有阶，气愤自平。此制与倡民权自由之说者有其利而无其弊，次第行之，国本始固，否则上下不一心，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卓见以为然否？”何如璋认为“民权自由之说”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也赞成从“取士、任官”入手，慢慢改革。

谈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谈“第一国际”

谈着谈着，何如璋就谈到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他说：“顷闻欧美有所谓贫富贵贱一致之教，入其会者不论何国人皆同志同心，此将来皆各大乱之道也，不出三五十年矣！”

19世纪中叶，欧洲工人运动日渐发展。1847年，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在斗争中，各国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分散的斗争必然失败，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的工人代表在伦敦成立国际工人联合会，简称“国际”，后来通称“第一国际”。何如璋所说“贫富贵贱一致之教，入其会者不论何国人皆同志同心”，可能指的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或“第一国际”。

何如璋，广东大埔人，早年关心时政，常往返天津、上海之间，与中外人士接谈，向各国传教士询问西方国情政务等。进入翰林院后，留心外事，通晓洋务，受到李鸿章的赏识。1877年，何如璋39岁，得到李鸿章推荐，充当出使日本大臣，成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因此，他一星半点地得知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是可能的。

何如璋既然对“民权自由之说”都表示不满，自然反对“贫富贵贱一致之教”，视为“大乱之道”。何如璋虽然比较开明，但他是清朝官吏，自然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是必然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贫富贵贱一致”是早期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却并不一定是共产主义的真谛。

何如璋没有想到的是，“三五十年”之后，即1905年至1925年之际，不仅“民权”自由”之说早已喧腾于中国，连被他认为提倡“大乱之道”的“贫富贵贱一致之教”，也已经搅动了世界。